胡少卿先生自选诗评文章之三：

内容提要：北岛在评价里尔克诗歌时，对译诗和原诗之间的距离缺乏警惕，这透露出他根深蒂固的“世界诗”观念，这一观念使得北岛的诗歌写作暗含一个“便于翻译”的维度，并与他后期诗歌写作的困境息息相关；北岛对里尔克缺乏广泛和深入了解，在行文中过度倚重单本里尔克传记，在资料使用方面出现诸多错谬，对里尔克诗歌的理论阐发也含混不清；北岛对里尔克诗歌汉译情况较为陌生，他用以作为批判对象的译本并非现有最佳译本，同时，他在引用他人译本时也不够严谨。

关键词：北岛  里尔克  世界诗  翻译

北岛的《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一文刊登于《收获》杂志2004年第3期，是北岛在《收获》开设的“世纪金链”专栏的9篇文章之一。这一系列专栏文章于2005年结集出版，名为《时间的玫瑰》，全书内容是对洛尔迦、特拉克尔、策兰、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等九个外国诗人的阅读札记。该书2009年出版第二版，一直到近期仍在加印、热销，构成了近年来“北岛随笔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细读《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北岛《时间的玫瑰》初版于200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二版于200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略有改动。本文细读的这篇文章以2009年版本为准，位于该书第69-105页。]一文后，发现其中有不少错漏、粗疏之处，更有观念性的偏差。鉴于北岛声名卓著、此文流传较广，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文的局限性予以辨明。行文中不当之处，亦就教于方家。

一、“世界诗”的幻觉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一文的开头，引用完里尔克诗作《秋日》后，当头一句即是：“正是这首诗，让我犹豫再三，还是把里尔克放进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行列。”接着又说：“里尔克一生写了两千五百首诗，在我看来多是平庸之作，甚至连他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这样的断语，令人愕然。北岛不通德文，仅仅依据一首英译或汉译的《秋日》，就去判断一个德语诗人是否“伟大”，这就好比一个德语诗人依据李白诗歌的英译本或德译本对德语读者说：除了《静夜思》，李白的大多数诗都是平庸之作。

诗歌是一种语言中最为精微的部分，其实是不可翻译的。关于这层意思，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名言流传甚广：“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翻译能传达的，主要是意象、构思、思想，而一种语言的神韵、滋味可能荡然无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好诗也不怕翻译，它可以激发优秀译者的再创造）。有时一首译诗为人称道，主要是因为译者的再创造，和原诗之美已相去甚远。这是我们通过翻译版本讨论一个诗人时必须尊重的前提。在北岛这里，这个前提似乎并不存在。不仅仅是谈论里尔克，在整本《时间的玫瑰》中，北岛对译诗的有限性都缺乏足够的警惕。书中的9位诗人，涉及俄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多个语种，这些语言对于北岛来说是陌生的，但北岛都可以仅仅依据英译或汉译对他们加以评判，还常常依据英译本指责那些从原语言翻译的译者翻译有误，而他自己综合得出的译本总是最好的。他天然信任英译本，对其中也必然存在的误译、变形只字不提。一首伟大诗歌的外文译本，并不一定能继续伟大；北岛列举的九个诗人的诗歌汉译，和这些诗歌原文之间的距离，几乎没有进入他的论述视野。

北岛对待翻译诗的这种深信不疑的态度，可能与他深层次的诗歌观念有关。在《时间的玫瑰》初版出来不久，即有论者在书评中指出：“诗翻译了之后，剩的只有观念、意象而已。……在北岛眼里，诗不在语言，而在观念与形象的设计。”[ 缪哲：《北岛的“世界诗学”》，《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此文最早将《时间的玫瑰》与宇文所安“世界诗”的说法相联系，笔者写作受益于此文，特此说明并致谢。]这意味着，在北岛的想象中，存在有一种可以跨语言自由流通而不会产生损耗的“世界诗”（world poetry）。

“世界诗”这一概念由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什么是世界诗？》[本文为北岛英文诗集The August Sleepwalker的书评，发表于1990年11月19日的《The New Republic》杂志，中文版由洪越翻译，刊于《新诗评论》总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文中提出，该文的评论对象正是北岛诗歌英译本。宇文所安认为，第三世界的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所代表的“国际化”（实则是西方化）光环诱惑下，会致力于写作一种易于翻译的诗，“世界诗歌是这样的诗：它们的作者可以是任何人，它们能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后，还具有诗的形态。……世界诗歌也青睐具有普遍性的意象。诗中常镶满具体的事物，尤其是频繁进出口、因而十分可译的事物。地方色彩太浓的词语和具有太多本土文化意义的事物被有意避免。”宇文所安指出，追求“世界诗”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诗人因他的诗被很好地翻译而成为他自己国家最重要的诗人。国际读者赞赏这些诗，想象这些诗还没有在翻译里丢失诗意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本土读者也赞赏这些诗，知道国际读者是多么欣赏这些诗的译本。”宇文所安的文章发表于1990年，他的评论实际上是对北岛诗歌的价值表示怀疑。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北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但他不是最杰出的。”他还提到，北岛诗歌的英译者表示，在北岛的诗里，“语言基本上不依赖于文字的排列、特殊的语汇，或者特别的音调效果”，这使得北岛的诗歌极为适合翻译。北岛的拥护者在宇文所安的文章发表后，认为其指控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时隔十几年，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所透露出来的对待翻译诗的态度，恰恰坐实了宇文所安的判断。

北岛这一“世界诗”的观念还可以从顾城的一段访谈中得到佐证。1992年8月6日顾城在柏林住所接受加拿大太阳报记者采访时提起他和北岛的分歧：

“其实我不是一个爱斗争的人，但我一路就说我们应该造西方的反。北岛就笑。我说这西方你看就是有点儿钱，什么都没有。我这也是故意气他呢，因为他把一些学校的道理很认真地讲给我，好像我们写诗都面对着考试一样。这中国过去就考状元，皇帝就让大家写诗，对不对？这西方并没有这一套，了不得不就是他们有那么点儿奖金吗？咱们现在就凑着研究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诗，怎么写诗能够便于翻译，让西方人好懂，那我不如反了呢；我写诗就是诗自己长出来，你要我这么窝窝它，那么剪剪它，弄个盆景去参加比赛，那我参加打石头比赛去算了，到底痛快得多。[ 顾城：《因为土地才有天空》，《顾城文选》卷三，第89页，该书由顾城姐姐顾乡编辑，民间印行，未公开出版。]

“现在就凑着研究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诗，怎么写诗能够便于翻译，让西方人好懂”，顾城的这一冷眼旁观揭示了那些年漂泊海外的汉语诗人的某一部分真实。与其说北岛是有意去写“易于翻译的诗”，不如说这是由北岛自身的知识积累、现实境况和写作能力决定的。北岛自小的文学营养即来自于内部发行的西方现代主义读物（俗称“灰皮书、黄皮书”），他早期最有代表性的诗《回答》、《宣告》等都是以形象、观念取胜的，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创造”的内部，而他声名鹊起的1980年代又是一个面向西方制造了“世界文学”幻象的年代，他后期漂泊海外的生存机制更是需要获得西方学者的承认，这种种实际情况加固了北岛“世界诗”的观念。而这一诗歌观念使他在后期诗歌写作陷入困境时难以找到出路。北岛早期诗歌还可以因为一种政治对抗的激情获得生命力，而后期诗歌由于明确的政治对抗的消失而变得无所适从。北岛的诗歌写作，与语言创造、与汉语自身的生命、生长性脱离，与中国文化中精微的东西脱离。他很少重视诗歌中汉语自身的呼吸、汉语不可译的那个部分。1980年代中期“PASS北岛”和“诗到语言为止”这两个口号的同时出现颇能说明问题。

这和同为“朦胧诗”代表的顾城形成鲜明对照。在1980年代后期离开中国之后，两人在分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顾城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诗人”，而北岛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诗人”。顾城在后期，热衷于禅宗、老庄、唐诗、《红楼梦》，越来越深地进入汉语的生命，他凭借“回忆”和“古籍”与中国经验建立关联，进行语言创造，他的后期诗几乎是不可译的。与之对应，北岛诗歌的构成、语言一直在“普世”的平面上来回震荡，他的后期诗歌翻译成英文，可能不会有任何诗意的损失，甚至还要更为耀眼。换言之，这些诗也完全可以用英语或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写就，并不一定非要用汉语表达，因为它们不依赖于具体生活情境和母语魅力。

在2003年的一篇访谈中，北岛谈到自己的漂泊生涯时说，中文是他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北岛访谈：《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书城》，2003年第2期。]把“中文”比喻为“行李”或许暴露了北岛对待自己所操持的这门手艺的态度。行李是可以携带、可以抽离的，是一种运载工具，它和主人之间不是血肉联系，行李其实也是可以被替换的，旅行者保留它，仅仅是因为怀旧或惯性或还不具备购置新行李的能力。有论者就此发挥说：“母语被视为‘唯一的行李’，可以被诗人从这个国度携带到那个国度。但是行李里的东西可能由于岁月和空间的迢遥越来越古董化，而语言则是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语言的活力根源于它所处的语境（历史的以及现实的）。只要诗人仍旧把它理解为可携带的也可以扔掉的行李，而不是体内之血，那么，行李中的语言迟早会蜕变为僵化的木乃伊。”[ 吴晓东：《北岛论》，《二十世纪的诗心——中国新诗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这段评语对于北岛后期诗歌困境的诊断或可资回味。

二、史料来源狭窄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一文由两类内容构成。十一个小节中，一、四、八是讨论诗歌翻译的，涉及里尔克《秋日》、《预感》、《寂寞》、《豹》这四首名作，其余八个小节关于里尔克的生平及写作史。

里尔克生平与写作史部分的史料主要来自魏育青译的《里尔克》[[联邦德国]霍尔特胡森著：《里尔克》，魏育青译，列入“新知文库”，三联书店，1988年。]（后文简称“魏译”），其中占很大篇幅的书信、日记等引文是原文照搬（这无可厚非），历史事实性内容可以看出是从魏译改造而来，只是稍稍改动了一些词句，颠倒了一下顺序，与魏译大同小异。如第二节倒数第三段，第一句是魏译第108页的原句，接下来来自于魏译第111-112页；第五节最后一段来自于魏译第35-36页；第七节最后四段来自于魏译第54页到第61页；第九节主体内容顺次来自于魏译第159页、第170页、第202页、第228页、第231页、第237-239页、第242页。以上仅列举了一部分。这证明魏译是北岛描绘里尔克生平轨迹的主要资料来源。史料性内容的类同或许尚情有可原，但在涉及到对诗歌的主观评价时，北岛也原封不动地照搬魏译，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如第十节里谈到对《杜伊诺哀歌》第四首的评价时，北岛写道：“里尔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必须扬弃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区别。人应该向自然过渡，消融在自然里，化为实体中的实体。”这和魏译第201页的句子完全雷同（除了“里尔克”三个字。在魏译里是“诗人”）。后面接下来的两段，信和评述，又是照搬魏译中相同位置的段落。——北岛全文引自《里尔克》一书的比例相当高，两相比照，是要为《里尔克》一书的作者和译者抱不平的，他们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北岛笔下。

更有甚者，北岛在参考魏译《里尔克》一书时，由于理解的粗率，还导致了自己文中的几处硬伤。

第一节中，他引用了里尔克给女友的信：“您知道吗？倘若我假装已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了家园和故乡，那就是不忠诚。我不能有小屋，不能安居，我要做的就是漫游和等待。”北岛特意注明这封信的收信人“后来成为妻子”。这是不对的。信依据的是魏译第77页，在这一页，魏译明白写出信是写给“金发女画家”保拉•贝克尔的，而里尔克的妻子克拉拉是黑发，是保拉的密友。

第九节开头，北岛写道：“从长篇小说《马尔特纪事》到《杜伊诺哀歌》的十多年时间，里尔克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玛利亚的一生》。”这句话参考的是魏译第七章的第一句：“从《马尔特》付印到《杜依诺哀歌》问世（1923年）之间的几年中，里尔克只出版了一部完全是自己创作的书：《玛丽亚的一生》（1913年）。”北岛在改造过程中，去掉了关键的定语：“完全是自己创作的”。这使得北岛的判断成为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只要看看魏译书后所附的里尔克出版年表，就会发现，在那个时间段里，里尔克至少出版了10本书，包括译作、早期诗选等。同样是第九节，北岛说里尔克和塔克西斯侯爵夫人相识于1910年，也是不准确的，在魏译和其他资料里，标明的两人相识时间都是1909年12月。第十节里提到里尔克最后一次重访巴黎的时间同样是错误的，不是北岛说的1924年， 而是1925年。

在生平部分对一本20多年前的中译资料的过度倚重暴露了北岛写作这篇文章时现学现卖的窘境，即他对里尔克并没有多少积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文章留给读者支离破碎的印象。我们从他的描述里，除了知道一些里尔克的生平轶事，对里尔克诗歌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说难知究竟。在第六节和第十节，他试图给予里尔克学理上的阐释，提到“现代性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反逻各斯”等概念，这些生硬降临、前后逻辑关系不明的判断读来使人一头雾水，北岛并未将之梳理清晰。兹举两例说明。

第六节末尾，北岛说：“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是二元对立的意象，诸如上帝∕撒旦、天堂∕地狱、死亡∕再生、灵魂∕肉体。”“二元对立”用来说明海子的诗歌乃至北岛早期诗歌，都是成立的，但用来说里尔克并不符合实际。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很少出现二元对立的意象（即拿北岛谈到的《秋日》、《寂寞》、《预感》、《豹》来说，哪来的二元对立呢？），他一直强调对二元对立的超越。他在给波兰译者的信中写道：“死是生背向我们、为我们所照不到的那一面：我们必须试图对我们的存在持有最大的意识，这种意识要在这不受局囿的两界中都自如、为这两界所共同滋养……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而是有一个大一体。”[[奥地利]里尔克：《致波兰译者的信》，见刘皓明译《杜伊诺哀歌》附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笔者以为，里尔克的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双层复合的：一层是存在，一层是笼罩万有的“神”。这个“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类似于中国陆王心学中的那个“心”，一个自己发明的专属于个人的上帝。在里尔克的诗中，它一会儿被称为“主”，一会儿被称为“天使”，一会儿被称为“你”。

第十节第四段第一句，初版是：“敏感的里尔克从荷尔德林那儿学到的正是这种反逻各斯的精神。”第二版改为：“敏感的里尔克从荷尔德林那儿学到的是这种怀疑精神。”这一改动显示，北岛也发觉用“反逻各斯”来评价荷尔德林是不恰当的。在随后的行文中，他把里尔克安排到“反逻各斯”的位置。其实，用“反逻各斯”来评价里尔克同样显得大而无当。“逻各斯”与“现代性”一样，有其自身复杂变迁的历史，但却被各路学者滥用，已经变成一个大筐子，往里扔什么东西都能自圆其说。在本节的最后一段，北岛写道：“与逻各斯话语相对应的是形式上的铺张扬厉及雄辩口气，这在《杜伊诺哀歌》中特别明显。”这话更叫人无法理解了，前面明明说里尔克是反叛逻各斯的，怎么这里似乎又说《杜伊诺哀歌》是逻各斯话语呢？真可谓“你不说倒好，你一说我更糊涂了”。

三、对里尔克汉译不甚了解

在讨论诗歌翻译问题的三节里，北岛行文中同样问题不少。在选择里尔克诗汉译本的时候，北岛表现出对里尔克汉译情况的极不熟悉。了解里尔克汉译的人都知道，绿原翻译的《里尔克诗选》[[奥地利]里尔克：《里尔克诗选》，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是极糟糕的，已屡遭诟病，台湾诗人秀陶在读完绿原译本后即撰文惊呼：“中国有人？中国无人！”[秀陶：《中国有人？中国无人！——绿原译〈里尔克诗选〉读后》，该文在网络流传甚广，搜索可知，如http://www.ideobook.com/122/lvyuan-rilke-translation/]而北岛在文中论及的四首里尔克的诗，均以绿原的译本作为批判对象。这就好比以中学生作文为依据去评判一个国家的写作水准。在论及《豹》的翻译时，他列举的是陈敬容的译本和绿原的译本，而忽视了最为著名的冯至译本。要说北岛是因为在海外资料难找，可是在魏育青译的《里尔克》里，也明明白白引着冯至的译本。[ 见魏育青译《里尔克》，和通行的版本有所不同，三联书店，1988年，第135页。]冯至翻译的《豹》几乎已臻化境，是难以超越的，《杜伊诺哀歌》的译者刘皓明甚至认为，《豹》“可能是冯至笔下最出色的文章，翻译的或创作的”[ 刘皓明：《爱的孤独》，见刘皓明译《杜伊诺哀歌》附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但愿北岛不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立论基础，才特意忽略了冯至译的《豹》。如果是这样，就丧失了起码的作文道德。冯至译的《秋日》，也几乎是不可超越的，而北岛非要改动几字，就称为自己的译本——实在“倔”得可以。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讨论诗歌翻译问题，一个出发点是对中国当下诗歌翻译现状的不满。这一不满的确会引起很多共鸣，因为中国当下翻译的整体质量确实令人不敢恭维。具体到诗歌翻译而论，里尔克诗歌的汉译却是一个例外。笔者以为，里尔克诗歌的汉译是为数不多的优秀汉译，即，这些汉译本身用汉语诗歌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优秀诗歌，不像许多别的译诗，佶屈聱牙，支离破碎，使人不忍卒读。诗人臧棣1996年编选的《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里尔克：《里尔克诗选》，臧棣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是一次较好的甄选。它体现了几代诗人传递接力棒般的对里尔克的翻译，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冯至、梁宗岱、卞之琳到20世纪九十年代的张曙光等。若将这本《里尔克诗选》纳入考察范围，作为立论基础，对于里尔克汉译现状当有一个更为公允的评价。

北岛在引用诗歌译文方面也不够严谨，在讨论《预感》时，他批评陈敬容的译本“有错误有疏漏，比如她把第一段第三四句‘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门轻关，烟囱无声’；合并为‘下面一切都还没动静，烟囱里没有声音’，把门给省略了”。这一指证使读者怀疑起陈敬容的翻译道德，若陈敬容地下有知，一定会冤得爬起来。只要翻看臧棣编选的《里尔克诗选》第11页，就知道陈敬容翻译的《预感》第一段如下：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还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颤动，尘土还很重。

而北岛引用的陈敬容的译本如下：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感到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都还没动静，烟囱里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抖动，尘土还很重。

不知道北岛依据的是哪里的译本，不仅“门依然轻轻关闭”没有了，行数也减少一行，一些字词也不同。他就依据这一译本对陈敬容进行了错误的指责。在接下来第二节的第一句，北岛引用的陈敬容译本如下：

      我认出了风暴而且激动如大海。

而臧棣《里尔克诗选》里陈敬容的原句如下：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北岛自己的翻译中，这一句如下：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也就是说，按照北岛的引用，似乎他在陈敬容的基础上把“而且”变成了“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陈敬容译本的原貌就是“而”。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里涉及到对语言的敏感性，就节奏感而言，这里“而”当然要好过“而且”。至于北岛把“了”字拿掉了，则不一定合理，因为“了”字在这句话中，有利于制造一种舒缓的语气，里尔克的整首《预感》，都是从容的，没有北岛译本的那种急促（急促其实是北岛自己的诗歌风格）。而且，保留“了”，使“而”字前面的“认出了”和后面的“激动如”构成一个对称的关系，在节奏感方面更优。

结 语

北岛2010年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感兴趣。” [ 北岛访谈：《北岛：我依然很愤怒 老愤青一个》，《南都周刊》，2010年第26期。]对照他对里尔克的评述就会发现这话可能不是谦虚。北岛的里尔克论是匆忙、拼凑的产物，它并非产生于长期积累、深思熟虑，因而读者读完往往一头雾水也就不足为奇。

《时间的玫瑰》出版已经七年了，笔者上文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已经存在了七年。在第二版中，这些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面对。要么就是没有人关心北岛到底谈了什么，要么就是大家都盲目信任北岛，总之几乎没有人站出来提意见。其实北岛是在试图完成一件他力所不能及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需要在几大文化体系和语言中熟练穿行。根据北岛自己交代的写作背景，专栏文章因限期交稿而难免匆忙，但在后期成书的过程中，可以有时间有机会处理得更为精细。北岛不仅没有对自己的文字尽职尽责，还高姿态地宣称：“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 北岛：《时间的玫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页。]如同他的早期诗歌《回答》、《宣告》一样，北岛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扮演英雄，占领道德和话语的制高点，延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观念：要肯定自己总是通过否定别人来实现。当下中国翻译界的确存在太多乱象，但从北岛的“里尔克论”来看，其自身也正是乱象之一种。

北岛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获取了重要的名声，他的海外生涯使他的名声增殖。他今天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成功可以视为这么多年他的名声为他积攒的利息。但利息的支取不是无限的，也不能过度消耗本金。笔者诚恳希望如果《时间的玫瑰》再次加印的话，可以参考以上指摘作出一些修正。

刊于《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2年第6期，收入胡少卿著作《驶向开阔的世界——当代文学与文化论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邮编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