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5日，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在京开幕。论坛延续了第一届的传统，以“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为主题，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重点探讨诗歌与时代及社会实践的关系、新时代的诗歌意象与美学追求、新时代诗歌的传承与创新与日常生活、现实如何进入新时代诗歌等议题。

车延高、阎安、汤养宗、罗振亚、何言宏、缪克构、胡丘陵、刘笑伟、李云、蒋登科、马知遥、张慧瑜、杨四平、杨庆祥、林琳、李瑾、张德明、李云雷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60余位诗人、诗评家，他们结合诗歌现场，全面阐述了新时代诗歌创作、诗学建设及个体经验，倾情分享了诗歌创作应如何面对新时代处理新题材，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现摘录1月6日上午嘉宾发言，以飨读者。

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发言摘要（1）

第二届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发言摘要（2）

梁尔源

让诗歌更加紧贴新时代

我个人认为，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诗歌与新时代贴的不够紧。但我们不能否认，诗歌发展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需要认识到，时代是诗歌赖以生存的空气和土壤，而诗歌应该成为时代的印记和号角。回顾新诗成长的历史，无不深烙着时代的刻痕。是时代的大发展和大变迁推动了新诗的前进。

要让诗歌贴近新时代，就必须要让诗人更加深入地体验和投入到这个时代的实践。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凡是能创作出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风貌，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的优秀作品，都来自以围绕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主题的创作。

如何让诗人紧贴时代和深入生活，这是一个很老也很新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注重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挖掘诗人，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诗歌创作者的素养，建立一支专业和业余有机结合的诗歌创作队伍。

选准题材，把握题材和深入挖掘题材是诗歌紧贴时代的一个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历史巨变的新时代，是一块涌现崭新题材的沃土，也是广大诗歌创作者发现和获得重大文学题材的天赐良机，这是新时代的诗人的幸运。在这个时代的万花筒中，诗人应该培养敏锐的眼光，主动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重大文学题材，在碰撞中激发灵感。在这种千载难逢的巨大改革浪潮和历史变迁中，诗歌不应该只是写出好作品，也不应只是为了获几个奖，而是应该产生能影响几代人、甚至能在世界文坛唱响的鸿篇巨著。否则，诗歌就有负于这个伟大时代。

马知遥

新时代眼光向下的诗歌情怀

新时代诗歌应有的品质应该是不断地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不丢弃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精神，将眼光向下，为更多的人民服务，为百姓的精神世界服务，而不是一味地玩弄所谓的先锋或进行形式主义的恶搞，让诗歌成为大众不忍卒读或无法理解的文字垃圾。诗歌审美性和诗人的情怀应再次得到强调，违反诗歌伦理和写作操守的行为应该得到进一步抵制。笔者认为作品的创作主体是诗人，有什么样的诗歌情怀就有什么的样的作品，情怀的高下决定了诗歌品质的高下。

不能丢弃悲悯。当我们把高高在上的诗人的优越感从天空落实到大地上，我们才能切实感受到一个变革年代里，普通人的阵痛，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才是国家最该关切的，而对人民普通百姓生活的关切，不仅是物质更有精神。我在一个基层诗写者那里看到了这样的写作典范：张二棍《矿工的葬礼》再次向读者表明，现实主义的诗歌从来没有过时，也不该退席。

不能丢弃感恩。诗人们除了本能眼光向下的悲悯之外，还需要葆有健康的感恩。没有感恩的内心，就没有爱，就会把这个世界的获得想的理所当然。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亲情、爱情、友情、家国之情，如果没有一颗感恩的心，一切都将成为追名逐利者的工具，成为欺世盗名者的武装。我们在一些重要的选本中，总能读到一些对父母对爱情充满咒诅和污名化的作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诗人的才华高超。这几乎成为民间诗歌写作的主流。但诗歌不需要传达这样的恶念。恶念泛滥就会走向诗意的反面。

不能丢弃美好。投合猎奇心理投合地摊文学的情色心理出版的作品也开始被一些诗人群落叫好，那样的诗歌被冠以“杰作”之称——诗人们在向低俗下流缴械投降。诗歌不能没有美感，不能没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我们需要和诗人及评论家同行一起努力。目前一些诗歌没有经过评论家的批判，没有经过理论家的鉴别，却通过各种媒体大量传播，这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倒退。这与评论界的失语和沉默有关。眼光向下，再向下，向民间寻找智慧，体察百姓的内心世界，我们需要写出一个诗人真实的时代体验，打扫诗歌的殿堂，是时候了。

李云

新时代需要有责任感的诗人创作出真诗、新诗来完成“新史诗创作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指出，“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这里我想总书记不仅是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的，更是对每位诗人们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而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需要有责任感的诗人们树立文化自信心、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遵循艺术规律，切实创作出真诗、新诗以及人民喜欢的诗和与时代精神相符的诗。

毋庸置疑，近四十年来，我们的新诗总体发展是好的，但是我们不可回避当下诗歌现场也还存在着一些差强人意的地方，中国新诗肌体上染上了不同程度的疾病，表现为“虚热症”、“盲目症”、“巨肥症”、“千人一面症”、“跛腿症”等，即全国各地诗歌“虚热”高涨，各种诗歌节比农村赶集还多；一些诗人的创作是“盲目”状的，看不到新时代巨大的变化只写琐屑的口水诗、下半身诗；全国伪诗人群繁殖巨大，作品“千人一面”类同化过多；创作精品的“腿短”，泛诗歌一般性非诗“腿长”等病症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国新时代诗歌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新时代需要真正的诗歌，需要能客观和诗意地反映时代特征的真诗。

新时代的人民需要真正的新诗好诗，需要有个性、有品质、有美感、有思想的新诗好诗。

完成新史诗创作重任，需要诗人们对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内部有真实的认知；需要诗人们有“刮骨疗伤”的决心和勇气，剖析诗歌创作中的流俗病灶和“癌细胞”，认识自己的不足；需要诗人切实深入生活，到人民当中去；需要诗人端正创作方向，超越“小我”；需要诗人写好新诗，写好真诗；需要诗人既心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从小悲哀、小感动、小情绪、小欢喜和沉溺于语言内部炼金术的小伎俩中走出来，有大格局、大抱负。

白涛

新时代呼唤草原诗歌新辉煌

中国草原地域宽范围大，各地区民族众多、文化背景丰富多元，文学作品璀璨夺目，但草原诗歌总体上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有影响的作品也比较少。因此，大力倡导草原新诗的创作，引导诗人们关注草原边疆，繁荣新时代文学，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是大有可为的。

倡导草原新诗是一种概念性引导，并非提倡什么流派，更不是停留于口号赚人眼球。倡导草原新诗走向新辉煌，应引导推动理论建设，用新理论新观念新思维催发创作；同时，理论建设应尽可能与创作融合并进，及时有效跟踪创作，对作品开展有力的批评指导。

繁荣草原诗歌，我们拥有的许多优势无人可以替代。其一，自然天成的优势——中国是草原大国。其二，历史文化的优势——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彼此竞争、融汇，再竞争、再融汇的历史。其三，民族传统的优势——中华民族特别是北方诸民族，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其四，现实发展的优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是对外文化交流史，唯有敞开怀抱接纳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一个民族才会有新的希望和未来。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富民强国，现时代的中华儿女欣逢盛世，文学、诗歌在此时此刻不能缺位失语，草原诗歌新的辉煌前景犹可期待。

如此丰厚绝佳的优势，这样千载难逢的机遇，诗人何为？当然，我们必须要冷静思考，草原诗歌的底色与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深沉、辽远，开阔、大气和生态、绿色，天然、独有；同时，草原诗歌应具备英雄主义情怀和蒙古马精神；此外，草原文明源自绿色归于绿色，草原诗歌起于东方归于中国，因此，草原诗歌必然是有中国特色和东方思维的，在表达方面必须具有本土性。

草原诗歌是一个宏大宽阔的概念，但凡与草原边疆文化有所关联、在外部表现和内心抒发展现出新时代新感觉新气象的作品均在其列。草原诗歌的写作是由各民族作家诗人共同来完成的，呈现出的也是多语种创作。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和外语、汉语翻译成母语和外语都应保持同步。目前草原诗歌的翻译出版工作明显滞后，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吴少东

关于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几点思考

百年中国新诗之路，从模仿、借鉴到继承、融合，一路走来，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困顿与失败的教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出现了一些伟大诗篇这个最大的现实。中国新诗，从新文化，到新时期，到新世纪，到新时代，每次嬗变都以连续的深厚沉淀为基座，以不断的勇敢扬弃为动力。在新诗第二个百年开始之端，在新时代元年的开启之际，摆明当下或先前存在不足与问题，是非常紧迫的不可绕行的首要任务。

当下汉语诗歌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以我偏执的认识认为，最大最要害最共性的问题有四点：一是形之老化，二是质之粗糙，三是情之虚亏，四是思之匮乏。在这个以创新为灵魂的新时代，需要我们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决心，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沉下心来去创新、创新、再创新。

新时代诗歌需要新表达。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我这里所说的表达，更多的是指诗歌的表现形式与创作方法。中国新诗一百年了，我们依然还在为官方写作与民间写作等一些鸡毛蒜皮的概念争论，还在为好诗的标准争论。我们还在为自己的作品像某个欧美大师的风格沾沾自喜，还沉浸在词语欢宴的温水中。我个人认为，寻找展现民族与时代独特光芒的新鲜的表现形式，是新时代诗歌的重大任务之一。怎么写，依然是困惑我们的大难题！要创新鲜美、独特的表达方式，必须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态势作深入剖析与研判，这样才能拨开浮躁与虚空的泡沫，一掬新时代甘美的泉水。

新时代诗歌需要新意韵。很多诗人依然在写情绪，而不是写情怀；依然在写格调，而不是写格局；依然在写文字游戏似的语言滑翔的呓语，而不去写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之美、自然与生态和谐之美、人类与信念的真善之美。我们不必抱着诗“小众”的信条不放而孤芳自赏，我们要努力实现“小众”的最大化——写反映时代特质与“大众”心声的诗和能够引起更多人共鸣的诗。诗人要真正扎根大地、低于尘埃，为时代击鼓，为前行呐喊，写出新时代活生生、鲜滴滴、美滋滋、韵悠悠的诗作来。

新时代诗歌需要新高度。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标高来进行诗歌创作，既做生活海洋的潜水员，又当俯瞰生活的飞行员。这个标高是空前的，因此难度也是空前的，同时意义也是空前的。所以，我们要以空前的热忱，空前的智慧，空前的干劲来呼应这个新时代，创作出不负这个时代与人民的优秀诗歌来！

杨四平

新诗“性命论”与新时代新诗建设

我们谈诗、评诗、读诗，是因为爱诗，但问题是，很多人爱的方式和爱的能力出了问题。我个人认为，要回到常识中去。

新诗之问：为什么我们写不出伟大的新诗？百年新诗产生了一大批代表性诗人和标志性作品，形成了不同于古典“诗话”的现代诗学观念，而且，在经典化、知识化和思想化的过程中，积淀了有别于但又能接续于古典诗歌传统的现代新诗传统。但是，我们又应该认识到，在百年新诗发展进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好诗”，但“大诗”少，“伟大的诗歌”（以下简称“伟诗”）更是少之又少，少得几近于无！在此，我只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写不出大诗和伟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新诗自身而言，肯定与我在这里所说的新诗“性命”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新时代新诗建设，需要我们重新辨识我在下文即将展开讨论的新诗的“三性”和“三命”。

新诗“三性”：抒情性、戏剧性和叙事性。百年来，虽说新诗在“三性”方面表现出色，但新诗抒情性的“情度”无常，新诗戏剧性的“戏份”太过，新诗叙事性的“絮叨”冗杂。如果持新诗抒情性观，持新诗戏剧性观，持新诗叙事性观的诗人们懂得彼此欣赏，互为借镜，相互成就，并且能以反讽贯之，我所说的大诗和伟大的诗就有可能产生。

新诗“三命”：天命、生命和使命。“三命”依次处理的是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命题。百年来，新诗的天命意识常显狭隘，新诗的生命意识匮乏宇宙正义，新诗的使命意识自由涣散。以往的不少新诗写作，因受其视界和观念的束缚，通常偏居一隅，只青睐某一命题而无视或漠视其他命题，而且，有的将天命问题和生命问题窄化，而有的却将使命问题泛化，从而使得自己的写作发育不良、缺胳膊断腿，难以形成大的格局和大的气象。总之，新诗“三命”要在以反叛（连反叛本身还要反叛）为统领的前提下，彼此融会贯通，相互激荡，才能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朽之作。

人间要好诗，更要大诗和伟大的诗！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好诗”的公式：好诗的“性命”=诗的“三性”（抒情性+戏剧性+叙事性）+诗的“三命”（天命+生命+使命）。我们不妨称之为“新诗性命论”。以反讽为中心，融通新诗“三性”；以反叛为纽带，流灌新诗“三命”；与此同时，糅合新诗“三性”与“三命”；并最终通过独一无二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予以呈现，方能创造出兼具“诗歌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伟大诗篇。这才是新时代新诗建设的最高目标。

李鲁平

弥合都市与诗歌之间的隔膜

新时期文学以来，从朦胧诗到当下的诗歌，缺少关于都市的具备广泛性影响的诗作。不是说诗歌中没有都市，而是诗歌把一座大都市作为首脑机关的象征，它并非告诉读者具体的都市生活，而是把风调雨顺、天下平安的牵挂与一个都市的名称联系在一起，本质上是一种与都市生活日常不相关联的宏大叙事。

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了一个关于都市的集中书写时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流动的放开，一些背井离乡的打工青年写了大量以都市、街道、工厂、机器等都市元素为背景的诗歌。这些作品因为深入具体的都市生活以及个人命运，在一段时间成为农民工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活现状的代言。

如早期郑小琼的诗歌创作，郭金牛的诗歌创作，都是这一类诗歌写作的代表。这些诗歌中的都市是谁的都市，是值得思考的。身份确认的困难、精神归宿确立的困惑，是当代诗歌书写都市的重要主旨和意蕴指向。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是紧密相连的，正是身份的尴尬、模糊、不确定，导致在都市世界精神无所归依，而对精神归宿的寻找反过来会扩大人与都市的隔膜。在大多数以都市为背景的诗歌中，我们都可以或明或暗地感觉到，诗人本质上仍然是把都市当做对立的世界来书写，即都市既不是诗人法律上的身份属性，也不是诗人情感上的栖息地，更不是命运的归宿地。他们不断在诗歌中辨别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是不是此座都市的市民；他们也不断确认自己与都市的关系，这座都市究竟是谁的都市。

以都市为题材的诗歌创作显然不能停留于此，因此，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都市书写。在这种意义上，都市不是法律上与自我相对的，谁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样、同等的都市人；街道、路灯、公园、住宅区等与乡村的田埂、池塘、竹林等一样亲切，都市也即是家乡和归宿之地。一句话，都市是属我的都市，我是属都市的我。许多欧美诗人关于都市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尽管他们写的不是中国的都市。

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进程的加速推进，未来将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居住在都市，都市将成为大多数人不可逃离之地，诗歌如何书写都市将成为诗人创作的重大课题。在经历了以都市符号表达启蒙话语，以都市符号表达都市化进程中的身份困惑和精神归宿问题之后，当代诗歌无疑需要自觉地进入都市的日常生活世界，把都市作为身份之地和命运归宿之地来书写，把都市当做精神故乡来书写，如此，更有助于弥合当代诗歌与时代、与人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与隔膜。

沈健

与古典传统对话共和：作为“元写作”新诗再崛起的必由之路

走向语言的对话共和，这是新诗“元诗写作”内在规定性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新诗在第二个百年实现“新的崛起”的必由之路。而在所有对话交融之中，与古典诗传统的共和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语言共和：从新诗发生学上看。某种意义上说，新诗是一种反类型化写作的诗歌产物，从发生学和终端成果看，新诗今天的成就实际就是现代汉语反类型化写作的诗学成就。“元写作”在这儿只不过是一种难度写作的极致说法，是综合词汇、结构、修辞、技法、音乐性诸方面难度为一体全新的非格式化写作。回到古典诗歌源头，将古技法、古词汇、古音韵引入新生活形态予以新质混凝重铸，把古典汉语的“精气神”提炼出来，迁移到当下日常生活场景并复活其丰沛的感性表现力，使之与口语、演化中的网络语、方言和现代书面语交媾混血，为日趋鄙俗、虚伪、空洞的汉语开辟新源头，也许不失为新诗振兴路径之一。

语言共和：从新诗“元写作”的本体要求看。被新文化放弃的旧诗属于“类型化”写作，新诗之所以称之为自由诗，恰恰在于它是一种非格式化、非通约性的“元写作”。如何满足新诗“元写作”属性充分必要的前提条件，推动新诗生生不息的创新？唯有多元对话，包容偏远开发，鼓励极端探索，承认片面美学，才能抵达语言共和境界。因此，我们要呼吁对话中国古代文史哲传统，汲纳先人典籍中的智慧，吸收地方文献中俚曲、传说、方言中的丰沛营养，呼吸东方哲学的气韵玄妙，既保持“别求新声于异邦”一翼的丰满腾达，又强健“别求新声于古典”一翅的相对孱弱，催生新诗“多元共生体系”不断羽翼丰满，直趋“凤凰涅槃”之新境。

语言共和：从“无标准”的终极标准看。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论辩之后，新诗的标准依然如沙上楼宇或镜花水月一般难以真正建立。何以如此？新诗作为“元写作”诗体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写作，没有统一形式尺度，也没有划一的固化标准，已经沉淀为诗人们心照不宣的潜共识，“无标准”或者说标准泛化，已经上升为新诗的终极标准。我认为，在新一轮百年新诗转基因工程中，论判综合型大诗人、卓越优秀诗人与一般诗人的尺度，也许将在“境界、滋味、性灵、格调、气韵”等古诗话现代转化后概念体系中产生。

毛江凡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新时代呼唤重大题材的诗歌创作。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时代特征，也都有深情的抒写者。我们遇见的今天这个“新时代”，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中国当代诗人理解与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现实语境，由此也呼唤诗人们把笔触指向新时代的前沿，进行重大题材的发掘与创作，为新时代真诚讴歌。2018年3月，我先后十多次来到地处南昌北郊的小平小道陈列馆，收集各方面的素材，采访了仍健在的当年的钳工师傅、车间主任等，不断地还原那一段史实。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我内心很久都无法平静。我想表达的是，在这个时代，不管是何种艺术创作，只要用心去发现，重大题材就永远不会缺乏。

新时代呼唤诗人的深情与担当。在新时代的进程中，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应该挺身而出，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然而，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诗歌的话语平台得以多样化呈现。不少诗歌作品的质地欠佳，有的沉迷于自说自话，有的沉醉在小我的世界里，有的充满没来由的戾气，有的永远色调灰暗。在此，我们不是反对个人性写作与小众化写作，在个人性写作与公共性写作、小众化写作与大众化写作中，思考如何体现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如何将人类命运、家国情怀、社会影像、世道人心等自觉纳入到观照视野和审美价值中，这是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写作良知，也是与新时代同行共进的自觉行动。

新时代呼唤诗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诗歌的创作，既要发掘重大题材，也要有担当精神，更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只有离生活越来越近，与人民越来越近，才能书写好时代新气象，反映人民的心声，呈现真实的中国；才能书写大情、大义、大爱，弘扬时代精神。个人的创作体会告诉我，只有来到老百姓之中，诗歌的灵感才会迸发，创作的激情才会奔涌。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中国作协每年推进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让诗人通过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捕捉到很多新的诗意，对加强并拓展现实题材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小凤

新时代诗歌需要“重新发明”

回望中国新诗所走过的百年历程，肯定者有之，但同时亦存在不少诟病与质疑。在当下新时代背景下，我认为诗歌需要重新发明。何以言此？如何“重新发明”？这是新时代诗歌亟待解决的重要诗学话题。

“新诗”的合法性危机。自“新诗”诞生后，有关“新诗”的质疑便不绝如缕。或许这些论调有些过激、偏颇和绝对，但对中国广大诗人们来说却是一个恰逢其时的警醒。中国新诗已进入新时代，需要重新审视与建构“新诗”的合法性。  

中国新诗之“病”。“诗”本是一种充满神圣性、严肃性的高深仪式与艺术，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躲避崇高”、“反文化”、“反意义”等诗歌理念的鼓动下，诗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严肃性被彻底消解，却形成“崇俗”、“崇私”甚至“下半身写作”等诗歌倾向。新媒体时代“生产”了大批量垃圾诗，这些垃圾诗表明，中国新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首先是“躲避崇高”后内容上的不可承受之轻，其次是诗歌的美学伦理放逐后诗歌艺术上的不堪入目之“平”，此外是诗歌语言“白话化”所带来的不忍卒读之“白”。

“新诗”需要重新发明。新诗所犯的“不良综合症”事实上是因内容、形式、语言与艺术技巧、手法自由过度而毫无节制导致的“自由之病”。所谓“重新发明”，不是要另外创造一种新的诗歌体式，其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于重构“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从而召回诗歌之魂，治好新诗的“不良综合症”。“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大体而言主要在于四个方面，即形式、内容、语言和诗歌表现手法。首先形式上必须有“诗”的内在规定性；其次是内容上需要写“噬心”主题；而在语言上，虽然新诗是以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入诗，但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并非毫无二致，诗既为诗，必然有其诗歌语言的语言特质，如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以及含蓄、凝练、雅致等风貌，诗语是生活语言的淘洗、提炼、升华，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此外，在诗歌创作手法上不应“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应该重拾诗之为诗的传达方式、表现手法。

总之，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名副其实地拥有“新”的“诗”质与“诗”形，真正符合诗之为诗的本质性要求与内在规定性，方能创作出真正的好诗，抵达诗歌的新辉煌。

吴重生

诗人要拥有正确的时代观、创作观、学习观

我想，作为新时代的诗人要拥有正确的三观。

诗人要有正确的时代观。任何人都是时代大潮中的一员，任何诗歌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脱离时代的诗歌只能是自说自话、自怨自哀和自我吟唱。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大进步的时代，诗人要做传递光明和温暖的人，树立正确的时代观。

诗人要有正确的创作观。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诗人不能为写诗而写诗，而是要深入生活、深入实践，要有家国情怀，实现从小我向大我的转变，视诗歌为知己，视时代为亮点，把每一首诗都当做情书来写。这就要求诗人进入时代创作的主战场，通过自己的作品说话。此外，写诗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美德，贵在发人未发，因此诗人必以重复他人为耻，重复自己为悲。

诗人要有正确的学习观。学海无涯，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做学问只有历经磨砺，才能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我们呼唤诗人要有正确的学习观，拜古人为师、拜生活为师、拜百姓为师，秉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

李壮

经验、格局与有效传播：诗歌写作与“新时代”

有一种事实是我们罕有意识或者说羞于承认的：千百年来，人类在器物文明、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层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迎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但在情感结构和内心世界上，现代人同自己的祖先之间似乎没有太多本质性的区别。诗人们是否能意识到、敏锐于、跟随上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的诗歌写作，在观念、技术甚至材料的层面，是否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进入这时代之“新”？这些，都是诗歌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新”本身固然是线性历史观时间观的产物，但对“新”的应对，却又是对诗歌超验生命力的必要考量。

经验之“新”与强大的诗歌之胃。诗歌语言超越于日常经验理性，却又与日常经验理性相反相成。如果今天的诗歌不能以新的方式回应和表达这一切、并由此拓宽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空间，那无疑是一种失职。新的词汇，背后是新的书写对象、新的经验基点，更重要的是，它将提供对时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对身处新时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体认途径——这才是关键所在。当一种经验不曾以诗歌（或广义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得到提纯、并赋予全新的震惊，那么这种经验，恐怕就还难以称为充分地同我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

“个人的神圣之地”与“时代的公共广场”。所谓“公共”，当然不是指向口号和标语，更不是鼓励“分贝至上”或“简单多数”式的浅薄写作。我的意思是，当个体本位的诗歌写作已然经过了充分发展、并且抵达了可敬的高度，那些同代人共同面对的处境和话题，那些在更广大人群间不断回荡的讨论和低语，是否也应当被更有效地纳入到诗歌写作的视域中来？换言之，这是诗歌写作的精神格局问题。能够直接触动我们的依然是文本背后那些深沉而厚重的东西，是那些充盈着个人色彩和强烈内在性、却又无法被个体或内在完全束缚的大关怀——那是诗人灵魂与外部世界、与一个特定时代、甚至与人类命运的剧烈碰撞，关乎尘世的“大现实”与诗人的“大自我”。

新媒体的信息狂潮与真正的诗歌之声。近年来，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片繁盛热闹的局面，诗和诗人成为广大民众的关注热点，诗歌活动人气攀升、诗歌出版局面繁荣、读诗和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切，与新媒体传播平台与诗歌的结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媒体对当下诗歌写作传播的“加成作用”显而易见。新媒体的发展，对诗歌在普及和遮蔽这两方面的效应同样明显。无论如何，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评论应当作出何种反应，或者说诗歌评论如何真正有效地做出反应，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让那些真正代表了当下诗歌水平的作品和观点，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体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鹰之

中国现代诗正加速步入“智”时代

如何评价中国现代诗本世纪近一、二十年以来的发展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便是：一直在波澜不惊中发生着台阶式的裂变！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悖论？一方面，虽说随着微博、微信的出现，诗歌的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但诗歌被当代民众边缘化的现状并未有实质转变，因此，即便诗坛内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业外看来依旧是波澜不惊的。另一方面，在这种“波澜不惊”中，现代诗却完成了一次华丽大转身——“言志体”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转化为了“言智体”，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诗歌体裁都由抒情、言志、哲理诗转化为了单一题材的智性诗，而是说，在智性诗日趋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言志、抒情类题材也都因现代化的智性之思而变得更加丰富蕴藉，与以往应激反应式的不平则鸣，歇斯底里式的呐喊与感慨，有了由外向内的显著变化。

为什么把感性诗出现了智性化思考的转变比作是一种跳跃式裂变？“裂变”的含义是针对几千年格律诗而言的。现代诗近 20 年以来最大变化是：中国诗从此由国际诗坛的“局外人”一步步向“家中一份子”靠拢，那种因专注抒情造成的普遍性缺失正在远去，“诗即是思”像一根纽带把天下诗歌都荟萃到一个大家庭了。2018 年的中国当代诗坛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在由感慨诗向智性诗一点点过渡的路上又跨越一个台阶，这从诸多名家和新锐的文本中可见一斑。

“时代性”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先锋诗人都回避不了的命题，因为时代性所彰显的就是诗人的存在，诗人放弃了自己的存在，也就等于成了时代的局外人。当然，时代性有隐形和显性两种，隐性体现在幽微的思想深处，是一首诗的内在骨骼，极易被读者忽略，显性则体现在当代风云变幻的生活质素上，也往往被误当成了时代性的全部。其实，正是这两者构成了一首诗的一体两面，没有了时代性，诗人便没有了先锋与传统之别，没有了各种流派之分。

2018 年的中国诗坛是在健康中蓬勃发展的一年，这其中所彰显出的“大国之思”、“大国之智”、“大国之仁”的大格局，与祖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 的宏伟蓝图也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是晦涩，其次是乖戾，晦涩与乖戾是中国诗被国际指认为缺少普遍性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从白话新诗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了，到现在仍未能有效避免，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龚学明

新时代中国诗歌应强化“中国味道”

新时代的诗歌到底怎么写？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思考。在当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是盲目的，率性的，缺少总结和思考，大多数作品要么是不能为人读懂，追求西方诗歌的“现代”，喜写个人体验，要么是写个人的小感觉，无足轻重。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诗人了解未来中国诗歌的主流写作方向、审美追求。新时代中国诗歌应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即创作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诗歌，创作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创新和传承下的诗歌，创作“有当代生活的底蕴，有文化传统的血脉”的诗歌。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中国味道。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的学习中成长、发展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继续，早期的朦胧诗，直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写作，都充满着“翻译体”的印痕。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出生的年轻诗人，则绝大部分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的对国内外诗歌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向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学习，汲取营养，试图创作出有中国味道的诗歌。中国特色的诗歌文化与西方诗歌文化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文以载道”，“诗以道志”。中国诗歌的“中国味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新时代中国诗歌应有主流审美。如今诗歌在全社会中的边缘化和小众化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究其原因，是大多数诗人放下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大格局，只关注个人情感，甚至写诗只为自我娱乐。我们自然允许各人有自己的写法和艺术追求，但社会应该有主流审美的诗歌。主流审美的诗歌包括具有家国情怀，有筋骨，有痛感，有力度，有时代印记的诗歌，也包括透明向上，有温度，有丰富情感色彩，有浓郁生活气息和让人动心的各类诗歌。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高度的艺术性。简单地将诗歌视为政治的工具而忽视其艺术特性，这是不可取的，而创作的粗制滥造也是不被这个时代的读者所允许的。中国新诗经历一百年的历史，诗歌应该从向外国诗歌的学习逐渐转向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适度对接，进行中外古今的进一步糅合，形成社会能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美学标准和思想要求。

汪再兴

浅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成败得失

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诗歌有过辉煌，也有过潮起潮落。在新世纪，我们不能不问问自己了：诗歌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状况？诗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尽管当前新诗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新诗取代古诗，毕竟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既定的事实被读者所承认和接受了。因为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功：新诗的形式适应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思维方式的多样化的要求，有利于自由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新诗以解放的形式表现时代的内容，是其最成功之处；新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从而使诗歌充满了活力，既有新鲜感，又实用、质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新诗面临的问题及出路。今天，诗歌已面临历史的转折点，要么越过深渊，寻找到未来，要么消沉衰退，沦为无足道的文学品种。我认为新诗自身实践的失败主要表现在：一、没有建立起新诗的普遍形式。二、新诗语言没有主心骨；新诗语言必须在符合现代汉语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用现代性结合古典性，用古典性丰富现代性，积极借鉴外来语言。三、新诗为主义所俘虏；为主义而写诗，为流派而写诗，十分不利于诗人的创作，诗人们应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拿出一点正视现实的勇气来。

总之，中国现代诗歌从上世纪初启蒙大潮的峥嵘岁月中崛起，在一个个诗潮喧闹中走到世纪尽头，并开始新的征程。应该说，新诗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民族给予它的职责，也产生了许多值得探索的命题。它们使许多先行的诗人和无数后来者苦恼，但打败苦恼的过程也是人类艺术创造战胜自己的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开拓，不断的超越，新诗一定会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也一定会再创造与唐诗一般的、属于新诗的辉煌。

杨君尧

景观化进程中的诗歌生态——新世纪诗歌“繁荣”背后的危与机

“诗与远方”作为具有独特象征意味的“话语”在大众文化中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提示了诗歌在当代公众视野中的符号意义。由此所产生的现象是：当代诗歌在表征层面似乎正在走向“繁荣”，但在文体意义上可能仍在持续走向“边缘”。

新世纪初诗歌生态：“繁荣”的表征与“景观化”的进程。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表现出在权力意志支配下的“资本奇观”。表面“繁荣”的景象背后是“景观化”的诗歌现实和“碎片化”的阅读现状。诗人成为了消费时代的文化偶像，诗歌成为表达“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文化符码。这一方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诗歌活动中，但另一方面也让大量的参与者停留在符号消费的表层。诗歌更多以“被观看”而不是以“被阅读”的方式存在。当与“远方”并肩走进当下大众文化视野时，多数公众所关注的“诗”已非文本本身，看重的也并非其内在具有的艺术价值，而是一种可被消费的符号。

诗歌“景观化”时代的诗人存在形式。在诗歌景观化进程中，诗人不经意间成为了景观的一部分。种种现象意味着文本的危机，同时也可能暗示着诗歌的“机会”。因而，如何把握“景观化”和“碎微化”时代的受众需求和新时代的媒介传播方式，为诗歌争取更多优质读者，引导更深入的诗歌创作和接受，促进真正的“诗歌繁荣”，应是当下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碎片化”环境中的诗歌阅读方式。一定程度把握时代的症候，才有可能从纷繁的文化环境中找到突围的可能。除对文化环境和诗人身份的讨论，诗歌景观的“消费者”也在借助阅读构建着自己的身份。普通大众接触诗歌景观或诗人形象的次数也许大于诗歌文本，其关注点越来越聚焦于自身小圈子的体验和精神领域，而不是宏观的外部世界。这种情况又恰恰给了具有短促、凝练特点的诗歌以“机会”，诗歌在平均阅读时间越来越短的环境中反倒更容易“争夺”到普通的读者。“读首诗在睡觉”等公众号所体现的，是一种近似疗愈的功能，暖色调为基调、情感叙事为主线的诗歌也就成为最能够被“微时代”所传达的诗意。而如何克服在微时代的局限性，将诗歌阅读带入深层次，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阎安

诗歌的现实

新时代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时代。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然状态，即使不亲到现场，人与人照样可以通过互联网“见面”。但是现实感，是虚拟的体验所不能替代的，不启动人的身体、感官去交流，人与人“见面”后也不一定能“认识”。这种方便背后的存在问题是，长时间虚拟空间的扩大、真实的缺失，将世界变成一个扩大的机体，造成人们没有故乡，只有远方，没有原点，只有终点。我们无法确定自己在哪里，因为这是一个异乡的境地。

对于诗歌、诗人和诗学来说，现实不是简单的、作为生活意义存在的现实，它不是政治家的现实，也不是企业家的现实和基层打工者的现实，它是诗歌的现实。当下的诗歌写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语境和背景下展开的？这一点必须要明确。我们所面对的，是世界化语境的写作，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和现代汉语的现实。很多人总说现在的诗歌不接地气，我觉得恰恰是接地气接多了，忘了接“天气”。

诗歌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我认为，诗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具语言文化创造力和表现力的。对于诗歌，一些人指责，一些人捍卫。但诗歌的文体属性本身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人跟诗歌发生关系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诗与人的互动是双向的，需要建立在一定特殊天赋之上。你是一个诗歌写作者也罢，是诗歌理解、解读者也罢，都要有特殊的修养和一定的训练之上。现在很多人指责当代诗歌晦涩，我认为其实并不晦涩。

衡量诗歌、批评诗歌，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不能完全同意诗歌大众化的观点，但是可以在大众性方面做努力，在密切现代汉语跟生活的关系方面做努力。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人与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诗歌没有题材限制，任何题材都不会耽误一个优秀诗人创作出伟大的诗歌作品。

在世界化语境写作时代，存在一个文学的“鸡毛”与“凤毛”的问题。好的作品不是鸡，甚至不是一般的鸟，而是凤凰。我是一个编辑，有时候我很不客气对投稿的人说，你把小说写成鸡了，鸟的一面没有写出来，更重要的是凤凰的那一面没有写出来。你没有写出来它飞的一面，也就是“真实”的一面，现实和真实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诗歌文体最根本的属性，和它的最高秘密，离开了真实，写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马慧聪

新时代中国必将迎来文艺复兴

我文章的题目是《新时代中国必将迎来文艺复兴》，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几个问题。诗歌是一门瑰丽的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粹，表达和抒发着历代诗人对家国、民族和时代的歌颂与赞叹。几千年古体诗的辉煌记载了中华文化的绵长渊源，新诗百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程，新时期新背景下的诗歌该怎样创新和发展，我认为有以下四点：

一、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从第一首新诗的发表距今已有百年历史，虽然已经有了一百年的历程，但是新诗目前还是处于探索时期，仍未抵达诗歌圣坛的顶峰，借鉴着唐诗鼎盛的经验，在我国新时期新背景下，在现在这样一个关注创作、重视文艺、礼遇文人的时代中，诗人们更应该遵循时代背景，挖掘新诗创作的特点，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大胆创新和多方面尝试，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创作出真正能表现出当代风貌的诗歌作品。

二、在诗歌创作中必须秉承诗歌美学。写作的生活化一定程度的提升了诗歌创作的“量”，却忽略了创作的“质”，这样缺乏“质”的作品造成了诗歌创作环境的摧毁，也影响了新诗创作的良性发展。所以我们的诗歌创作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诗人们更应该积极维护诗歌的声誉，以高标准要求自身创作，坚持创作中的诗歌美学，杜绝文字垃圾的产生。

三、创作题材要贴近生活、歌颂时代。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作品是社会的反映和折射，在当下这个思想解放的阶段，诗人既要在作品中负起弘扬时代精神的责任，也要讲究艺术价值的品味，更要在文字中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为艺术抒写，为时代放歌。

四、诗歌本质要注重内心情感与哲学真理的表达。诗歌不是在教给读者理性的知识，而是带领读者在感性的情感世界中无限延伸，诗歌是诗人在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和精神领域的探索中获得的所触所感，读者阅读诗歌时也会产生一个从心底而来的共鸣。诗人应该是哲学家，要学会思考如何使已有的现实世界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创作者要对文字有敬畏感，要对文体有明确的认识，搞清楚各文体之间的区别，从而创作出一种引导人们情感而不是授予人们知识的作品。

赵目珍

新的时代感及其诗意生成

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中，无法逃脱。我想，每一个对个体生命意识稍有觉醒的人，都一定能够感受到时代在驱使或者引领着我们向前。身处新时代语境中的诗人，无疑应该对新的时代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然后将个人细微的体验以精神型产品的艺术样式将之呈现出来。这种敏锐的洞察首先体现在他对新的时代的关注与理解，尤其是他对新的时代状况的把握上。只有对这种时代状况把握得比较到位，才可能写出反映这一时代的有力度的作品。那么对于新的时代状况的把握该如何着手呢？

如果一个诗人既把握了某一时代状况的特征，又对时代共性和延续性的问题有所涉及，那么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诗人。这就要求当下的诗人既要深入新的时代生存境遇，又要从新的时代境遇中抽象出它所产生的同为时代精神的东西。

面对宏大的时代概念，面对无法进行具象把握的历史性的混沌力量，个体的存在感确实被压抑了。这是一个觉醒者在思考个体与时代关系时非常正常的精神状态。但是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优待感的“礼遇”。诗人深处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愈是感觉到压抑、敏感和严肃，就愈是能对新的时代变化有自足的体验，这样他也就既可以更好地寻找到个体的位置所在，又可以更加明晰地理清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对新的时代感作出敏锐而又有效的反应。

具体到一个诗人的写作与新的时代的关系，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呈现。有时是诗人从个体的生命出发去寻找新的时代的剖面，有时也会是时代的局部性力量或者峻急的内在时间意识主动找上门来。很多优秀作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

当然，一个诗人除了深入时代，还应该超越时代的局限。这不仅是诗歌对个体的要求，同时也是诗人在向这个时代行注目礼、问候礼、叩首礼和道谢礼。只有有意识地超越自己的时代的诗人，才有可能真正地了解了这个时代。一个无心超越个体所处时代的诗人，对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尊重的。

然而，一个诗人无论如何深入这个时代，或者意欲以强烈的雄心超越这个时代，最终都要回归到个体的生命上来。一个对个体生命没有深切感知的人，不可能感知到外在纷繁的世界及其所置身的翻腾的时代，从而也就写不出反映新的时代感的有效诗篇。

张永峰

新时代诗歌何为

诗歌与时代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在诗歌写作及阅读中是否被自觉地意识到。1990年代以来，“个人化”诗歌写作拒绝为时代代言，但即使这样，其依然是时代的产物。这种标榜个人性、宣称远离意识形态的诗歌写作成为新的范式之后，其实也就成为时代流行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完整地说，新时代大致包含以下特点以及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一、新时代的首要特点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涉及相互关联的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这样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其次，如何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于当今成就的意义？再者，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为世界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路？

二、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新时代的特点是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意味着要直面以下重要问题：如何重新表述现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建立现代中国新的身份认同？

三、新时代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我们必须追问，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历史遗留问题、历史债务，还是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因此，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克服和解决，能否提供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的方案？

四、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目标，是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

五、新时代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于人类社会关系，内在于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了克服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大力推行消费主义文化，成为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潜在而得力的帮凶。如何破解以上相互关联的问题，是新时代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题中应有之义。

六、新时代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和封闭视野，反对破坏国际公平正义的恶性竞争，坚持正确义利观，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建构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和世界理想图景。

上述对新时代的理解为新时代诗歌想象自我与世界之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也为诗歌走出“个人化”写作范式提供了可能性。新时代诗歌何为取决于如何回应和呈现新时代的特点及其包含的种种问题。新时代诗歌如何回应和呈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的成就，探索成就背后的原因？如何建构现代中国的身份，表达现代中国身份认同？如何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何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应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消费主义文化的统治？如何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超越资本主义霸权之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既是新时代诗歌面临的任务，也是新时代诗歌取得卓越成就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