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海报

述川（中）代J青年诗歌奖获得者黎衡领奖，颁奖嘉宾西渡（右）、张光昕（左）

J青年批评奖获得者王辰龙（中），颁奖嘉宾姜涛（右）、李浩（左）

陈迟恩（中）代J青年翻译奖获得者连晗生领奖，颁奖嘉宾老贺（右）、陈庆（左）

2019年1月1日，猜火车电影餐厅，第二届（2018年度）J青年诗歌奖揭晓。黎衡、王辰龙、连晗生分别获颁J青年诗歌奖、J青年批评奖、J青年翻译奖。西渡、姜涛、老贺参加了颁奖仪式并做发言。稍后进行了新年诗歌朗读会。

张爽、王辰龙、李海鹏、马骥文、马克吐舟、苏明、张小榛、述川、周小琳、陈迟恩、王家铭、张朝贝、苏丰雷、野野、小珂、杨碧薇、陈庆、张光昕、李浩等北京青年诗人到场见证，朗读了自己的诗篇。

J青年诗歌奖，以嘉奖优秀青年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为宗旨，由J诗歌俱乐部于2017年创办。

授奖词

第二届J青年诗歌奖获奖者黎衡授奖词：

黎衡的诗歌写作很早就呈现出一定的个人特征：愿意亲近广博的书卷，克制激情、注重文本技艺。在写作中，“叙述者”时时从自我身上分离出来，将那个在街头巷尾得意或彷徨的“黎衡”深深打量、细细描述，对自我作冷峻的反思。他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冷静的叙述自我的方式，他常常客观化、“戏剧化”地叙述场景，以小说家的眼光、诗人的言辞描述个人生活。黎衡的叙述方式也许来自他对现代诗歌写作的较早体悟：诗不是情感、个性的直接表露，而是经验化的呈现，是一种戏剧化的情境展现。

黎衡有着和同时代人不相称的自我反思精神，他心灵中信念的嬗变与确立正是这反思的结果。近年来黎衡的写作，关涉到一种信仰的经验，在这种经验的言说上，你更能看到一种克制、忍耐、极有智慧的技艺。在生命进入更深广的疆域之时，黎衡的诗歌写作在文本叙述上也变得更加细致与丰富，他在处理关乎生命、存在等大命题时，善于利用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他善于将迷途、饥饿和无知的日常生活景象引向某些终极命题的漩涡，这使他的诗歌，极有思想的深度、意趣和意象之间的张力。在新的写作中，黎衡诗歌所透露的生命境界与文本技艺让人惊喜。（荣光启 撰）

第二届J青年批评奖获奖者王辰龙授奖词：

与很多同代的诗歌批评者一样，王辰龙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丰富的写作经验以及对当代诗诸多脉络的谙熟，自然使他的批评能够内在把握当代诗写作的肌理。然而，这还不是最值得称道的，辰龙的特长在于，深入诗歌文本奥秘的同时，又能构架相当开阔的文化史、社会史视野，不断将某种文化研究的拓殖能力、思维活力，注入到细腻绵密的批评文字中。即如他对当代“诗史”与“城史”的关系讨论，就纵横开阖、穿织自如，在城市空间规划、照明系统扩展、现代政治迁变等多重维度中，描摹出昼夜晨昏之间诗歌感性的微妙变化，也让语言内部堆叠的历史褶皱层层显影。这种自觉的“文化—诗学”实践，造就了一种内外兼修的批评能力，也带来一种特殊的批评风格，即：对于所谓“文之悦”的追求，并没有止于文字自身的漂移、滑动，而是具有了一种思辨的弹性、柔韧，在服务于当代诗细部阐释的同时，也并不隔绝于对我们置身的生活世界、现代历史的深切体知。辰龙在这个向度上的努力，非常值得期待！（姜涛 撰）

第二届J青年翻译奖获奖者连晗生授奖词：

连晗生本人是一位安静的诗人，他的诗笔细密、平和，内省的语调探询着生活的奥秘。同时，他也是一位执著而审慎的译者，近年来陆续译出了米沃什、贾雷尔、史蒂文斯、西尔泰什等人的诗作和文论；他孜孜于对这些诗人的语言奥秘的探究，反复揣摩、领悟他们的句法与文化，他的译诗过程成了与两种语言及其意蕴进行商榷、较量直至磨合的过程，因而其译笔显示出经过深入理解后的贴切与圆润。正是经由翻译，他让这些诗人的作品散发了隽永的汉语之光。鉴于连晗生在诗歌翻译方面的突出贡献，特将J青年翻译奖授予他以示敬意。（张桃洲 撰）

答谢词

黎衡致答谢词：

再过几个小时，2018年就要结束，进入2019年。也就是说，21世纪的一零年代将会来到它的尾声。20世纪的一零年代，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中国的皇朝终结、民国肇始，白话文勃兴、五四运动等等。在遥远的欧洲，一战、俄国革命的悚动自不必说，仅在文学领域，卡夫卡、普鲁斯特、里尔克等人的创作，就为接下来漫长的世纪敲下了重音。这么来看，我们的青春时代，似乎有点窒闷、乏味，甚至平庸。我们丧失了行动力、勇气和实践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想象力和智性穿云过海，为我们精巧的、谨小慎微的诗歌乌托邦画下了国界的虚线。一面是从纸页，到电脑，到智能手机，眼花缭乱的媒介变革，另一面，是盛世下的离散，前进中的倒退。现代远未完成。如果使用“青年”这个词，我看到的是同代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飘泊的身形的剪影，移动在都市的天际线上。生活，是流动的宴席，和不断的散场、转场之间延宕的忧郁。在语言的版图中，诗歌也让我们自由，像人质一样、像哑巴一样自由。语言古老、脆弱，空无一物；语言，又是世界的开端和终结。书写，就意味着更新的契机。

我对诗歌的狂热，开始于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那年我读高一，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每天早自习，在别人背单词和读书的喧哗声中，我奋笔疾书，狂乱地在笔记簿上乱写一通。2008年大学毕业之后，又是十年，我在武汉、深圳、广州之间辗转，租过八个地方，搬了九次家。幸运地，暂时安顿下来，平静的书桌让我感恩。我把三十岁前的诗整理成了两本薄薄的集子，一本《圆环清晨》出版了，另一本《南国指南》还没有。三十岁之后，对短诗兴趣渐薄，写作不再是精神的体操，而是像盖房子一样的工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散步、酝酿蓝图，只用几天时间把建筑的工作完成。但在我的心灵中，这座房子已经存在很久，虽然实际的样子会出乎我的设计。

感谢组委会授予我这个奖。据我所知，J青年诗歌奖的发起人，主要是一些北漂青年。在这个平庸的、资源置换性质的诗歌奖多如牛毛的年头，他们坚持独立的、严格的诗学判断，没有赞助，无所依附，令人肃然起敬。

因为没有任何赞助，组委会没钱给我买去北京领奖的机票，据说奖金是两盒茶叶。所以远在广州的我，很遗憾无法到现场，跟朋友们相聚。在《圆环清晨》这本诗集的后记里，我写过：“我出生和成长在鄂西北的山区，我的家乡是湖北、河南、陕西、四川（后来划为重庆）四省交界与过渡的地带。秦岭、巴山、巫山、武当的绵绵余脉盘错在我十八岁前的视线里。……苍茫纵横的山岳让我们既处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中心，又完全的闭塞和边缘。虽然距长安算不上十分遥远，却成了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罢黜后的流放之地。后来我想，这种兼具中心、边缘、内向、纵深的地域属性，这种跨界的复杂性格、模糊的身份认同，也正是诗歌的秘密所在。”2015年，诗集出版后，我送给过一些同事和朋友，好多人见到我后说，“诗我还没读，后记写得很好”。

现在，对于“贫穷”的J青年诗歌奖，我缺席了颁奖和朗诵会现场，在距离北京四千里外的岭南独自写下这份组委会交代给我的答谢词。有趣的是，贫穷、缺席、距离，也是诗歌的秘密所在。一次贫穷的、缺席的、距离遥远的颁奖，远比满脑肥肠、充塞着过剩的肉身泡沫的文学堂会更有意义。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吃饱穿暖，生活得更好，但永远葆有“饥饿艺术家”一样深入贫乏、展示贫乏的诗歌尊严。

北京的各位朋友们，无论我们是否见过，在写作与阅读的“仪典”中，我们已经相遇，最后，让我用几句诗作为结束，它们节选自我写于2014年的《闪电剧场》：

“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

并不完全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的样子是我们的障碍。

如果毁掉全世界所有的

镜子、画笔、相机，

每个人看到的我就会不同，

我不相信你说的我很高，

笑得和善，比想象中胖，我是个

对自己的眼睛密闭的盒子，

现在，我为你打开它，

请你穿过我静静观看。”

黎衡，2018年12月31日，广州

黎衡，1986年1月生于湖北，200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广州。曾获刘丽安诗歌奖、中国时报文学奖、未名诗歌奖、DJS-诗东西诗歌奖，出版有诗集《圆环清晨》。

王辰龙致答谢词： 

在 沪 昆 道 旁

——第二届J青年诗歌奖·青年批评奖答谢词

我租的房子有个没封窗的阳台，朝北。到阳台打望，常看到地上散着些羽毛，却不见鸽子来访。后来才知晓楼上邻居安置了鸽舍，但这一确凿的真实却无法驱散阳台上的幻觉：在我离家时鸽子正儿八经地到过，它或它们先被罩起来的洗衣机吸引，搞不清个究竟便用小爪子试探机身与水龙头间的软管，兴味索然就再挺起胸脯、迈起正步，把周遭巡视；它或它们绕过落地晒衣架，羽翼微微振动，像是在驱散衣物间“蓝月亮”的化工气息；最后，它或它们猛地定住，仿佛感应到威胁正从玻璃门后的客厅传来，弹丸鸟目映出静物——书柜，茶几，没来得及收拾的咖啡壶，小帐篷里的白色田园猫（她名叫王小竹），拖鞋，取暖器，沙发上洗旧的蓝运动服，爱人拾来的松塔……有心者常用文字和线条为鸽子赋以意味，而阳台上的它或它们会在意静物上的指纹或光影吗？我开门时，鸽子早回巢，留下的羽毛是残缺的题词或诱人的证据，是某种现实的踪迹，是日常生活中与我共在、但我却无法目击的未知部分。

自阳台望出去，从七月到十二月，所见的南国林木因科目杂混而任意布局着微黄和常绿，其间总有一类生着黑额的飞鸟在狩猎，并挑选暂时的落脚点。鸟鸣却始终不曾入耳，或是由于依坡势铺延的绿化带紧挨沪昆高速路的一段，西来东往，车声遮掩了一切自然的声响，只有夜雨足够壮大时才能与之一较。初来如今的居所，还是夏天，敞开阳台、客厅间的玻璃门，只觉车声嚣张，像十万个积极分子在争相交心。但听得久了，原本愁杀凡人的存在也变得近乎无声，而我也曾在一首小诗中调侃车声“竟也有了潮汐的风味”。终归，日常生活中的闯入者或异质的他者，都有与自我和解的可能：黔语我渐渐听懂了些，虽然我将坚持自己的二人转口音；折耳根我慢慢能尝上一点儿，虽然我将坚持自己对大馅饺子配啤酒的深情。但问题所在，是和解的达成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意味着个体正努力走出一己之私的封闭圈，使日常生活朝向全新的纵深，但有时是否也意味着个体正以最为轻易的方式处置痛苦、挫折与胆怯，未经抵抗而在狭路相逢时便慌张地逃往自我的对立面？由于从小深受机器猫等岛国卡通的荼毒，我时常按捺不住幼稚的想象力，总在阳台上幻想时间骤然静止，眼前沪昆道上奔向沿海的滇红、普洱与赶往内地的潮牌、山寨将于一刹那失去全部的动能，定格为一个有关当代的病理切片，上面满是商品的基因正等待时间重启，以便用所谓的中国速度去更新仓库、货架与百姓的家庭空间，并继续制造陈旧之物的速朽与新鲜之物的过时。于是，在被物流业指称的商品社会，和解与否可能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当世界图景处于加速的消逝与重组，异质性的他者将失去刺目的焦点，而亟待个体对其做艰难的定向、定位与定性。

在租借这已被我过度阐释的开放式阳台之前，十一年来我在北京生活、求学。今年，我三十岁了，七月修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因机缘在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谋了个教职。这原是计划外的事。我是关东北人，一下子从家乡沈阳到了异乡贵阳、从伪满洲到了真贵州，便也遭逢了不少新鲜的风景和人事，其中一些依旧很中国，另一些则确乎本地特色，但并非我能用此前几个月便可消化殆尽。住处距单元大概十二公里，我电动自行车上的小仪表测出了这数字。住处和单位都在花溪，这是贵阳的一个区，有绝非壮阔但挺亲民的山水。上下班的道路折转着风景，也连起成片的工地。一路上的所见不是朴素自在的山水，而是被现代性与城市化割裂、圈化的残山剩水，为古典诗人所凝视的自然事物早已成为都市文明下的残存之物。城市空间将自然驱逐后再进行局部性的弥补，绿化带、人造湖、公园、因改造成本过高而被暂时搁置的山林，以及有助于打造地方名片的景区，它们是自然的局部或对自然的高仿，但无一不是为城市更好运转而遗留或造出的功能组件。对于残存的自然与自然的复制品来说，它们周身之上首先披满的不再是人们缓慢往复的、有情有义的目光，而是规划者的算计、权衡、臆想、误判以及从理性漏网的疏忽。攀岩入海，抑或投奔荒野，似乎已成有闲阶层的新特权。和祖先们相比，大部分当代的城市人正经历着一种愈发深重的现代性状况：自然经验的极度贫乏，人与土地彼此生疏。近代以来，与自然、土地伴生的汉语在失去古典山水之后，将如何重新书写现代风景，这是我所居住的花溪正向我提出的命题。

花溪提出的另一个命题关乎我的职业。我讨生活的主要方式是讲授现代中国的汉语文学，大部分时间里，我自信或故作自信地认为能将惊心动魄的往事与其间出现的好文学说给学生听。但我难免陷入空虚：中学历史课似乎无法将二十世纪完整而鲜活地带入当下，那些渺茫的人名、打折的记录、抽象的数据与空转的结论或许汇编成的是一部失忆之书，实际上已将二十世纪隔离或活埋，可做出如此判断（也可能是臆断吧）的我是否能够持续地推进有关历史的自我教育？倘若不能，又有什么资格对往事滔滔不绝，又有什么条件可以阐明我们的现在与历史之间盘根错节的相关性？我设想的文学课，是把写作还原为具体事境下个体的判断与抉择，将文学解读为人的行动，这常使我焦虑，怕自己的讲述终归不过是“某某原名某某”式的伪知识。旧日子上的蒙尘令人窒息、屈辱，但旧日子一旦被意识到，它便永远存在，伴随着此刻想要将它稀释或扭曲的种种外力。重访过去的文学也好，展开个体的写作也罢，想必都难以无视历史的诚与真。

上述日常生活中的未知、异质、风景与历史，构成我写作时的现实感。与之相应，我愿相信合格的批评文章除了清晰、精确与见识，或也应尽力以悲悯的心性去保留时代的来龙去脉。在构成我现实感的日常生活中，我不求上进，只求做普通的教师，好好备课好好上课，下了课便躲回山间的房子喂喂猫、喝喝酒，喝多了就思念一下北中国的父母亲朋师友爱人，酒醒了就读想读的书写想写的文字，能让我消极抵抗的可能就是某种想破坏我不入世的力量与人吧，但愿没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不是颓丧，身为作者的责任仍让我一次次从阳台望出去，看沪昆道旁的中国。

最后，请许我将诚挚的谢意献给J诗歌俱乐部。

                             2018年12月24日 贵阳 花溪

王辰龙，1988年4月生于辽宁沈阳，2018年6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居贵阳花溪，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曾主编《北岳中国文学年选·2016年诗歌选粹》（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北岳中国文学年选·2017年诗歌选粹》（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曾获第九届“未名诗歌奖”（2015年）与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诗歌奖（2016年）。诗人，猫奴，学者。

连晗生致答谢词：

在一种“爱”和好奇心的驱动下，几年间全力地投入诗歌(及诗论)翻译，就此在这泥潭苦苦挣扎,忍受着遭遇障碍时那种坚壁清野式的无情，承受着呼喊确切之词的折磨和煎熬，也经受着搁置自身诗歌写作带来的愧疚的鞭打——但除此之外，译事本身的欣喜也时时地袭来，或是循步进入原作那曲径通幽的妙趣，或是遭遇高妙之处的抚掌击节，或是连译多首过关斩将的酣畅快意,或是山穷水尽之后的柳暗花明。在这种与先行者的偶遇中，在“交融”中，我无 耻地享有翻译本身的“确定性收获”,即在某一时刻，某首异域之诗，在自己的手中显形于中文语境,并且，在另一些时候，有幸得到若干读者的首肯。 

谢谢J青年诗歌奖评委！

2018年12月26日

连晗生，生于1972年，诗人，文学博士。诗作发表于《诗林》、《今天》和《中国诗歌评论》等刊物，诗歌批评和文论翻译发表于《上海文化》《鲁迅研究月刊》和《新诗评论》等刊物，自印有诗集《暮色》和《露台》，译有米沃什、乔治﹒西尔泰什、贾雷尔、奥登和洛厄尔等诗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