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言读书会第三期
讨论对象:《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 著)
主持人:郑焕钊
参与者:邱婧、高旭、姚怡然、褚旭、叶由疆、黄可蒙、唐诗人等。
文字整理:唐诗人
郑焕钊(暨南大学文艺学教研室主任)
邱婧(暨南大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
褚旭(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唐诗人(中山大学博士,暨南大学博士后)
高旭(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叶由疆(诗人,花城出版社实习编辑)
姚怡然(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国王”:开明的,抑或疯狂的?
——关于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的讨论
一、关于“诗人之死”的多重文本
郑焕钊:今天我们讨论李宏伟的小说《国王与抒情诗》。这部小说融科幻、寓言、侦探等多种类型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思想能量和广阔的讨论空间。它应该是2017年以来华语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一部作品,围绕作品的一些关键词,可以形成有意思的讨论话题。
比如“科幻”,作为科幻小说的现实性、虚构性以及在“国王”与“抒情诗”这对关键词的精神源泉所召唤的“传统性”;比如“抒情”,它在国王执掌的商业帝国中的抵抗的可能性的问题,以及抒情与国王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空间;又如“文字”与抒情的关系,如何理解“提纲”与“本事”等。
再如,在小说的结构上,本事、本事中宇文往户的《鞑靼骑士》以及提纲“关于死亡的十二首抒情诗”,都是关于“诗人之死”的多重文本,其内在的结构关系、隐喻性以及写作的可能性的问题,都关涉着一个连接人类、个体的生存处境的现实性与未来性的思想通道。
邱婧:如焕钊所言,《国王与抒情诗》,书名就构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我注意到,里面用史诗的概念作为抒情诗的代表。虽然故事指向了遥远的未来,而关于史诗的描述又指向遥远的过去,比如作家铺陈出了彝族史诗的浩如烟海的典籍,从而指出人类抒情、文学表达、书籍的没落与消亡,而虚幻的精神共同体又成为了未来社会的内核。
另外,我从此书里看到了类似于艾柯式的小说写作模式,从一个死亡案入手,来进行知识考古、符号学式的探析,从而反映出时代转型中所体现的人文面向。
褚旭:《国王与抒情诗》是一部写给现在的未来小说,我以为,它的寓言功能大于科幻。各行业精英不要报酬痛毁纸质成果、社交应用“帝企鹅”的巨大成功与致命隐患、意识共同体与移动灵魂导致的隐私安全威胁、以及诺奖的权威挑战等等,这些都是作家基于当下而做出的带走科幻性质的寓言。
唐诗人:《国王与抒情诗》是我最近读到的最可探讨的小说文本,焕钊老师刚才提及的众多话题,也是我读完小说后想去思考的问题。我们这次可以针对一个话题深入探讨。比如最明显的“抒情诗”与“国王”,我看到小说名的时候,很自然地联系起柏拉图《理想国》以来各种关于政治与诗歌关系的知识,我预期这是一部有写作胆量的作品,不管写得如何,直面这个话题,也是有勇气的写作。
读完小说后,我意识到,这个文本没有那么简单。小说核心虽然是追问“理想国”时代政治与抒情诗关系,但追问它们的关系的过程,还有很多必须思考的、更有意思的东西。比如科技发展与人的主体性变化关系、语言消失与抒情诗死亡的关系、文学的未来等等,都很有意思。
二、“不是消灭诗人,而是抹除抒情语言”
郑焕钊:可以先集中谈谈“国王”与“抒情诗”。作为一对关系词,“国王”与“抒情诗”既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对象,也是一对充满哲学意蕴、老而尤新的隐喻词。
说它老,是因为“国王”所表征的宏大的、理性的、预期的生命规划与“抒情诗”所象喻的人类的丰富的、具体的、差异的、感性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之间的关系,已然是古老之物,是哲学与诗之争、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是两种现代性的张力关系、是酒神与日神、是存在与存在者、如此等等。
“国王”与“抒情诗”不过是在未来的、科幻的视野之中,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再次模拟出人类心中所存在的困惑和纠结,在这一意义上,《国王与抒情诗》其实有着一个非常传统的内核和悠久的精神源流,其关切问题内蕴在人类自有精神意识以来所潜在的对于人类文明的结构性困境之中。
高旭:读完《国王和抒情诗》,有三个情节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是宇文往户去世之后,黎普雷跟随宇文燃去往宇文草原给宇文往户送葬的场景;第二个是宇文往户留给黎普雷的“凡人如何不死”的问题;最后是黎普雷和李伟去的焚烧厂,一群顶尖机构的学者教授亲手将字纸送进焚化炉,就如同给自己的孩子安葬一般。
事实上,这三个情节都带有某种仪式感,不论是给凡人还是字纸送葬,都是对一种逝去的惋惜,都带有浓郁的绝望之情。“凡人如何不死”的重点不在“凡人”,而在“不死”。消弭了个体之间的种种差别,凡人就成为了所有人,所有人当然不死,而消灭差别的重要手段就是消除文字中抒情性的成分。由此,“国王”和“抒情诗”就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对峙。
唐诗人:讲到寓言,我很赞同。这个小说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寓言,它有着《一九八四》等经典寓言小说的影子,当然也有着焕钊老师谈及的那些非常传统的人类困惑,这也说明了作者叙事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不简单。这小说不是当前流行的小而轻的叙事,它关注的话题都非常宏大,而且都特别沉重,里面有很多哲学式的、思辨性很强的论述。
另外,我觉得,“国王”与“抒情诗”的关系,在李宏伟这里有了新的思考路径。在小说里,它们不是简单的对立,也不是理想国式的和谐。它提出一个科幻式的想象,不是消灭诗人,而是抹除抒情语言,进而抹除人类内心中的情感。这明显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维。
郑焕钊:在李宏伟的笔下,“国王”“抒情诗”之间有了新的关系。抒情诗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捍卫自我尊严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与人类的自我意识息息相关。在《国王与抒情诗》所描绘的由“意识晶体”、“移动灵魂”和“意识共同体”三位一体所建构的未来时空中,当“国王”凭借着“帝国”的庞大机制,努力朝向人类的意识融合发展,语言的歧异丰富被不断削减,诗人可以被规划完成诗歌的创造的时候,人类自身的创造性和体验性将面临着内在的解构危机,而这就触及到这部小说内在主题性,抒情诗或者写作的自我解构的危机。
三、何为抒情?如何不死?
唐诗人:抒情诗、文学写作的自我解构,确实如此。小说中宇文往户的遭遇,诺贝尔文学奖都可以规划,诺奖最终宣告终结,这都是语言、意识被操控后,诗人、文学自我解构的最终结果。从你的分析里,我又想到,“国王”抹除抒情语言的行动,是如何作用到人的意识的?很明显,如果用结构主义的思维来看,语言确实决定了我们的表达,甚至决定我们能够思考什么。但是,若从解构主义思路去看,从1968年的世界历史来看,语言真能操控意识吗?
或者换一种问法,小说想象的2050年,这一科技高度发达的“理想国”时代,抒情诗如何就不存在了?抒情诗、诗歌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必须存在?电子化、符号化时代,抒情性词汇被慢慢抹除后,人的情感也就没有了吗?语言控制人类还是人类可以反转语言?小说中表达的是抒情语言被抹除,抒情诗于是消失。小说中的《鞑靼骑士》,不过是人类最后的对抒情诗本身的挽歌。抒情语言消失,似乎可以得出抒情诗也要死亡。但是,人的情感去哪里了?没有了吗?我是怀疑的。
高旭:何为抒情?作家在小说里想要表达的抒情/抒情性到底是什么?按照小说里的说法:“抒情不是情绪的泛滥,不是抒发个人感伤,也不排斥深邃的理性,抒情是对人类处境的深刻感知,并将这种感知传递出来,触动、感染其他人,宽广的抒情更可以在个人身上生发出一种幽暗的处境”,在小说最后,国王说自己的抒情是“帝国的抒情”,那么黎普雷的抒情则可以称之为“个人的抒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里的抒情是泛化的,可能不是指修辞学上的抒情,而更多是一种个体经验面对强大的同质化信息流时的一种抵御的姿态。“帝国的抒情”面对的不再是种种差异的个体,而旨在消灭差异,达到一种巴别塔状态,而有意思的是,这种方式也成为了另一种抒情。
叶由疆:对于大家认为的小说中的国王与抒情诗的对立,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涉及到如何定义抒情的问题。
如果说小说的其中一个主题是缅怀的话,在缅怀之后还有一道追问,即如何不死。诗如何不死来源于人如何不死。但假若人不死,诗是否就不死?诗是否等于抒情?抒情诗是否等于抒情?国王问宇文往户“诗如何不死”,或许本身就诱导向下一个问题,即人如何不死。而他要做的,就是一件让人不死的事。但国王所谓的不死的人是否已被异化为非人?非人究竟是不是人?换句话说,所谓的人文主义是否一定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一类,亦或是人是怎样,人文就是怎样?三体人的人文主义是不是人文主义?
关于抒情是否不死的问题,我是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的。其一是情,其二是抒。帝国以消除抒的方式来消除情,本身是矛盾的。消除对一个事物的命名,并不等于消除事物本身。没有高兴这两个字,依然能够有高兴的体会,高兴应该来自于生物学的神经元的某种反射,而不来自于文学,而表达这种高兴,则也是纯粹的欲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杀死抒情,这倒不是文学讨论的范畴了,而是生物学的,就像你该如何让一只原本一听见主人回来就乱叫的狗变得对主人毫无反应一样。
唐诗人:高旭和由疆都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小说中也提及,国王的帝国规划,其实也是一种抒情。我们可能会将国王的想法描述为志。但抒情言志本就一体,情志在古老时代也是不分彼此的。小说能够点出这个问题,也说明李宏伟对抒情、对语言的思考并不是单向度的,他也考虑到抒情本质上是无法抹除的,或者说,人的感情、情绪、意志等,并不会因为语言的消除而消除,只要还有人,只要人还有欲望,包括国王那种操控一切的欲望,情感、意志就会有它们相应时代的表达方式。
其实,所谓文体的变化,就是人类情感表达方式的变化。到2050年,即使如小说描述的那样,高度的科技化,那也会有高度科技化的情感表达方式,当前所认为的抒情语言,到2050年或许不存在了,但我相信会有新的抒情模式。当然,由疆也讲到,抒情诗消失背后是人的不死,小说也确实是将人可以不死作为抒情诗消亡的理论前提。人若可以不死,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生命的根本意义问题。因为需要面对死亡,人类才有真正的文学、哲学。人不死了,要这些烦人的东西干嘛呢?
四、“国王是一个疯子?”
叶由疆:继续追问的话,会发现其实小说在抒情的主题下指向了另一层更深的主题,即存在,这在“名中注定”中其实也是有体现的。或者退一步说,假定我们,或者小说中,要谈论的抒情确实就是我们当下所认知的人的抒情,其实国王与反抒情之间本身也是暧昧的,不仅因为对国王候选人的选择,更因为消灭抒情这种行为本身。它是一种僭越,而并非归于虚无,也因而是一种更加疯狂的抒情。谁能否认国王是一个疯子?而之所以疯,就是情已抒至极致。杀死它而又寄生于它。
唐诗人:由疆思考得很深刻,极致的抒情,把既有的抒情模式取消,用这种取消来抒发一个理想国国王的疯狂。这一理解可能也是对小说旨意的僭越,但很有意思。这提醒我想起阅读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疑惑。这个国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带有理想性质的国王,可以说是开明帝王了。他有人格魅力,做事又如此理性,借着科技的力量,可谓是带领王国走进了乌托邦、理想国。
这在很多人看起来特别有魅力、充满智慧的国王统治,本应该实现理想的、完美的未来。但是,在小说中,或者说我们读起来,是一种很复杂的感受,我们不会觉得国王是暴君、独裁者,但也不会赞同他的统治策略和王国规划。这是为何?国王是一个理性的疯子?极致的理性当然是疯子。
高旭:谈到开明统治者形象,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与西方传统不同的处理,一定意义上会削弱国王这个人物的深刻性呢?因为这个开明君主的设定,小说中很多对峙的紧张感被消解了,也会让黎普雷和国王之间达成一个看似简单的和解,进而丢失很多继续深挖的机会。
唐诗人:这点我倒是不太认同,在我看来,塑造成开明帝王,小说显得更有思想深度,或者说,作者考虑的东西更为丰富。开明帝王规划的理性化、高度科技化帝国,跟希特勒当年的策略不一样,温和得多,我们也不会将它归为恶魔形象。
但是,这种开明导致的结果,和独裁的结局是一致的。人被同一化,被去人性化,成为不死的“机器”。找不到暴君,帝国的规划是顺应科技发展的人之常情的理想规划,但导致的也是可怕的未来,这是从更深刻的层面思考科技伦理和人类命运问题。
联系起由疆的“存在”观,国王如果是理性至极的疯子,如果是有意识地将这种理性统治当做抒情,那这个国王也是个哲学家,是个哲学王,他用极致的方式考验人类。国王对继承人的选择,也看出他是在考验人。没有情感、没有自我主体性的人不在考虑范围内。由此可猜测,内在于国王心里的,应该是对有情者的珍惜和对被技术完全统治的人类的不屑,他也是在思考人类的命运。
郑焕钊:“开明帝王”问题很有意思。“国王”是这部小说对于未来帝国政治最重要的想象,这一人物有着非常悠久的中国传统,是中国人对于理想政治想象的基础,呈现了这部小说在政治想象层面上的局限,但也正是在“开明国王”这一想象中,涌现出了小说在思想上的创造性:这种具有暧昧性的主体,打开了“国王与抒情诗”两者之间更为复杂的辩证性关系。
五、“它是科幻文学中国书写的又一样板”
姚怡然:这种开明形象,也可以拿电影来比较。《国王与抒情诗》这本小说的前半部分,与《黑客帝国》《分歧者》这两部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黑客帝国》的主角在网络“矩阵”中生活,却发现眼前的一切都是虚拟的、是被操纵的。他从“矩阵”中回到现实世界,却被定义为“异类”,遭到追杀。《分歧者》中的芝加哥人,16岁时都被分配到不同派系,从事不同的工作,每个派系都拥有纯粹的美德,可主角因为每种“美德”都拥有,从而遭遇杀身之祸。
《国王与抒情诗》的不同,在于帝国对“异类”的接受,这描绘了一种中国式的开明帝王形象。这样的开明,让其中的对抗性没有那么强,也呼应了李宏伟对帝国的操纵与诗的消亡之间的“暧昧态度”。
另外,小说叙述让我觉得略有遗憾的是,由“鞑靼骑士”这首诗引出的“不定之城”,仅有揭开帝国面纱的作用,却没有更多的展开。本以为可能出现的时空穿越、废弃之城甚至环保主义等议题,则并没有出现。这样宏大的诗篇,这样冰冷的世界,可以构建更为广阔的世界观,弃之可惜。
郑焕钊:这小说确实可联系《黑客帝国》,从科幻角度来看,《国王与抒情诗》的文体是科幻小说而不是纯文学。
首先,从叙事学的角度,该小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模式化:寻找诗人的死因,或更准确地说,寻找商业帝国的合适的继承人。由此,小说以黎普雷作为叙事主体,以它的视角的展开了,讲述了三个候选人的三条线索, 并汇合在最终写作的基础之上。小说中每个细节都具有叙事功能,并服从于大的主题,这一意义上,它具有通俗文学的叙事特征;
其次,尽管作为类型的科幻文学有其基本模式:科技异化及其人类命运,但是从《三体》到《北京折叠》,都呈现了与西方科幻小说的书写有非常不一样的景观:它们不是书写科技异化,而是着力探讨科幻未来世界图景下的社会阶层及其政治。在这一点上,《国王与抒情诗》有着非常类似的情况,它是科幻文学中国书写的又一样板,呈现出从现实性和思想特征的本土特征。
唐诗人:《国王与抒情诗》提供科幻写作的又一样板,的确。一般的科幻作品,对技术的思考,主要是技术对人的异化,以及想象技术发达到不受人类控制,而《国王与抒情诗》,提供的是“理想国”时代的情感命运和政治伦理问题,哲学味更浓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小说主要还是纯文学书写。从叙事结构来判断是不是类型小说,我觉得是不靠谱的。只要不是实验写作,多数小说都要讲故事的,而讲故事就必然会使用一些经典的叙事结构。同样的结构,可以有完全不同性质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含量。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国王与抒情诗》处理的问题,是纯文学写作最应该处理的。比如诗歌的未来、文学的意义问题,这甚至有元小说的味道。还比如科技发展与人性伦理的冲突问题,国家伦理与个人伦理的关系问题。作者虽然用了科幻、悬疑小说的壳,但核心还是在探讨科技伦理、反思文学价值、思索人类命运。而且,类型小说的写作都会考虑市场,很明显《国王与抒情诗》不是个走市场的作品。
郑焕钊:或许到底是什么类型什么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文本能引发我们思考什么。关于“国王”与“抒情诗”,我们谈讨得很深入了。
总结一下,小说既建立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又在对立之中将其推到一个较为暧昧的状况,从而打开文本意义的可能性。除了国王在最后面对黎普雷讨论帝国自身的抒情性之外,在“本事”的其他篇幅,无论是宇文往户自身如何透过《鞑靼骑士》的写作来对抗帝国的人为规划所带来了无生气,还是在《彝族史诗》的序言中两者围绕着帝国与抒情诗之间的决裂性宣言,又或者是黎普雷对帝国计划的不满,都表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对立。
小说的深刻性就在于:它试图讨论,在抒情也被规划的情况下,抒情在这种对立中仍具有的意义;另外,它写出了抒情与帝国规划之间的相生相反的关系,帝国规划背后的抒情,从而打开了思想的可能性空间。
注:
1、见言读书会前身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中轴线读书会”,参加者以谢有顺教授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
2、2017年5月起,读书会扩大规模,改为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广州主要高校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相关方向的青年学人联盟读书会,并改名为“见言读书会”,主力为在校博士、硕士,同时也邀请部分青年教师和广州本土青年作家参加。
3、读书会指导老师: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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