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打工者以诗歌的形式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命感受书写出来。由此从深圳萌芽并成长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打工诗歌”，也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在近40周年的大背景下该如何看待“打工诗歌”？从诗歌本体上看，“打工诗歌”的语言创造有着怎样的美学维度？“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有着怎样的关系？“打工诗歌”在当代诗歌史上如何定位？

12月9日上午，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作品》杂志社承办，广州市增城区作家协会协办的“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系列活动之广州场在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在诗歌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评论家以及“打工诗人”代表就“打工诗歌”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著名评论家杨庆祥：

“打工诗歌”是“改革开放”的美学形式之一种

虽然从严格的概念来看，“打工诗歌”还有待商榷，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打工诗歌”恰好是最能体现“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背景，它是具有典型症候性的诗歌社会学命题。是“改革开放”的美学形式之一种。

从语言的角度看，“打工诗歌”的语言提供了一种现场性和及物性，在1990年代以来的以修辞为主导的诗歌写作美学中，“打工诗歌”的这种直接性的语言显得尤其有活力。

虽然从题材和主题来看，有“打工诗歌”一说。但是就诗人而言，并没有所谓的“打工诗人”，只有好的诗人和不好的诗人。诗人只是从“打工”这个角度表达自己和世界而已。

现在还很难在当代诗歌史中给打工诗歌定位，历史的选择非常残酷，只有最原创最杰出的诗人和诗歌才会留下来，和是否“打工”关系不大。

先锋诗人、文艺理论家周伦佑：

“打工诗歌”是改革开放的词语见证者

“打工诗歌”不是改革开放简单的讴歌者，而是改革开放的词语见证者。我个人接触到的“打工诗歌”作品不多，主要的“打工诗人”中，郑小琼的诗歌作品我读得多一些。就我的阅读经验，“打工诗歌”具有“直接性”、“及物性”，以及“底层性”这几个特点。“直接性”是指语言特点，“及物性”是指诗歌书写的对象。用直接的语言方式通过及物的书写表达个人的打工经验，使“打工诗歌”一般具有劳动美学和底层美学的维度。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独有的诗歌现象，“打工诗歌”无疑已进入当代诗歌史的研究视域，并在当代诗歌史中占有重要的一章。但由于“打工诗歌”本身具有的某种自发性写作的特点，致使其没有在诗歌形式的创新和诗歌艺术的变构方面提供更多的经验，故而在整体的评价上，“打工诗歌”的社会意义大于诗学意义。也因此，“打工诗歌”和“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很容易被符号化，使“打工诗人”这一称谓成为永久的诗人身份。即使其中一些诗人成功突破她（他）们自己参与建构的“打工诗歌”写作范式而拓展到新的写作领域，诗歌界和社会大众仍会始终视她（他）们为“打工诗人”——这是“社会意义”大于“诗学意义”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

“打工诗歌”包含了改革开放最真实、具体的社会经验内涵

“打工诗歌”本身包含了“改革开放”最真实、具体的社会经验内涵，因此我不大同意“工人诗歌”这类对它们的定义。即使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现在的农民工也很不同于以前的“工人阶级”，单纯的“劳资关系”也不足以解释我们这个社会体制下的多重权力关系。而“打工诗歌”所包含的一些苦难经验和血泪经历，也不能被利用来否定改革开放，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我读过一些“打工诗歌”，如郑小琼的早期诗歌、许立志的诗，它们大都有自己的语言特点。这是一种出自真实经验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带有质直、野生味道的语言。“文学性”不应是一把板斧，用来砍向这样的打工写作者。打工诗人也要提高和在艺术上发展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打磨得精致和光滑一些。打工诗人同这个时代其他的写作者一样，要坚持处在“自身存在的倾斜度、自身生物存在的倾斜度”下写作。

一个“打工诗人”在立足于自身真实存在的前提下，当然应该有更全面或更高的追求，不只是限于“打工诗歌”的固定范围，也要警惕自身写作的模式化。学会“感伤的克服”，避免滥情和煽情，不把苦难当作廉价的资本，要培养更成熟的心智、更高超的技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畅：

“打工诗歌”体现了普通人在社会转型中的体验和态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新的方式追求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打工诗歌呈现了普通人在社会转型中的体验和态度。打工诗歌美学风格多元，从粗砺到细腻，从直白到深沉，从豪情万丈到克制内敛，多种多样。较为常见的是感情充沛，自然质朴之中意蕴丰富。

打工诗歌在当代诗歌史中的定位还有点说不好。在当代诗歌史上，打工诗歌意味着现代诗在中国经过百年的发展，已在一般民众中得以普及。

《诗刊》杂志副主编李少君：

“打工诗歌”是当代诗歌史的重要现象

新诗百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新诗终于被广泛接受，打工诗歌的出现就是明证，说明新诗已深入人心。打工诗歌是当代诗歌史的重要现象，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必然产物，我很早为之鼓与呼，也相信打工诗歌会载入史册。

打工诗人是打工诗歌的来源，但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本身不是打工身份，仍会关注打工者的命运，我本人写过一首《天使回故乡》，写的打工群体春节回故乡构成的摩托大军。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培浩：

“打工诗歌”的诗歌史意义重大

打工诗歌是在世界视野中最具中国特色的诗歌经验，这种经验波澜壮阔的改革所催生，打工诗歌是对近四十年中国最底层、粗粝而真实的无名者经验的诗性表达，值得世界的倾听和铭记。

“打工诗歌”天然地包含了“打工经验”和“诗歌本体”的碰撞和遇合。一种现实经验如何转化为美学风格和语言印记，这始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打工诗人已经意识到这种转换的必要性，郑小琼等诗人们努力将一种经验语言转换为美学语言和精神语言。“打工诗歌”的诗歌史意义就在于它使诗歌再次向粗粝的当代经验敞开，经历又一个“语言反刍经验、生成美学”的历程。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霍俊明：

“打工诗歌”的社会学意义在特殊阶段甚至超过了其美学上的认知

打工群体和打工诗歌带有很强烈的社会文化学意味，这一类型诗歌的发生与发展给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和现实经验。其与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直接相关，是对社会转型的有力回应与揭示，它的社会学意义在特殊阶段甚至超过了其美学上的认知。

打工诗歌的语言很难笼统地界定，因为打工诗人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写作群体，诗歌水平良莠不齐，有的语言过于散文化和粗糙。如果从代表性的诗人及其文本来说，这一语言方式体现为普遍的疼痛经验以及对城市化和机器化的复杂经验和想象。这些语言大体带有写作者强烈的生命印记和生存意识，对存在和生命的揭示程度较深。与此同时，打工诗歌的语言阅读效果更为可靠、可感，更为日常和朴素的表达方式无疑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和社会认定。

“打工诗歌”仍处于进行时和未定型化阶段，所以历史化的评价还为时过早，但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特殊类型的诗歌的利弊。在我看来，“打工诗歌”应该进一步去除道德和伦理化的社会学判断的魔咒。诗歌是靠诗性正义而非单向度的社会正义来证明自己的意义的，打工诗歌的语言、修辞、经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生活观念、诗歌观念仍需要更年轻的写作群体们进一步拓展。

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德明：

“打工诗歌”让新诗创作重新获得直面现实、关注当下的历史可能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倾注了无数进城打工者的汗水与心血，“打工诗歌”就是对这群底层生存者的精神审视和美学表述。这些诗歌的出现，作为改革开放历史的亲证，如实记录了四十年历史变革中的某个侧影，生动呈现了都市文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生命群像，让人们更能深入地领会这段特殊的历史。

从诗歌本体上看，“打工诗歌”其实并非只是粗糙的现实主义书写，而是充满着美学素质的。在语言创造上，“打工诗歌”将生命体验与现实境遇有机结合，创造出既有现实宽广度又有心灵纵深度的诗性表达。在城市与乡村的比照和对立中彰显自我情绪，其审美话语体现出城市话语、乡村话语及机器话语等多种话语的缠绕，由此彰显着打工者精神世界的复杂与矛盾。打工诗歌出现了诸多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超越世俗意愿的词汇，将打工者向往远方的理想情怀透露出来。站在低处看世界，那种来自底层视角的诗歌抒情着眼点，暗示着打工诗人谦卑的生命情怀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可贵品格。

在当代诗歌史上，“打工诗歌”具有多重不可低估的价值。在经过了80年代黄金岁月的辉煌灿烂之后，90年代的中国新诗渐渐走入萧条和沉寂之中，一种关于“纯诗”神话的诗学理念萦绕在许多人心头，与此对应，90年代诗歌充满了诸多虚浮的、空泛的不及物写作。“打工诗歌”的出现，将当代新诗的书写方式由不及物拉回到及物上，让新诗创作重新获得了直面现实、关注当下的历史可能性，这对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无疑功莫大焉。其次，“打工诗歌”以关注底层、书写苦难、咏赞理想的主题，使当代新诗重新接续了百年新文学中的左翼传统，赋予当代新诗更为可贵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品质。“打工诗歌”以其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和形式建构，为当代新诗奉献了不少富有艺术质量的文学文本，增强了当代新诗美学谱系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诗人唐欣：

不靠招牌的诗歌才更长久

确实有很好的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一般说来，打工诗歌既不复古，也不求洋，多以直抒胸臆，情真意切，朴素有力见长，她丰富了我们源远流长的劳动者美学。在当前语境下，打工者和打工诗歌差不多是固定的对应关系，但我觉得狭隘和小气了些，其实，放大一点说，谁不是打工者呢？

打工诗歌应该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小分支或小支流吧，有点暂时性和权宜性。但这个标签早晚都会褪色和撕去，所谓打工诗人更不该作茧自缚，毕竟不靠招牌的诗歌才更长久。很多作品也无须这样的旗号来加分，她们本身已足够出色了。

★柳冬妩：优秀的“打工诗歌”文本都是语言问题的呈现与揭密

“打工诗歌”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一个复杂表述，深入个体中愉悦、交叉、纠缠、反对、怨恨、郁结的部分，为“改革开放”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声音与文字的见证。“打工诗歌”是对无数个个体未名经验的重新编码。

“打工诗人”的“亲历经验”，不是阐释作品好坏的前提。诗人的生活与作品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一个诗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是“打工诗人”身份，而在于他的作品本身。“打工诗歌”既然是诗歌，就不能离开由“审美形式”构成的基本维度。打工诗歌确实具有社会潜能，但诗歌的社会潜能仅仅存在于它的审美之维，“打工诗歌”也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表现出它的异在性和价值。事实上，一些优秀的“打工诗歌”文本都是语言问题的呈现与揭密。

正处在成长期的“打工诗歌”呈现出一种过渡状态，有着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尚需要一个必要的沉淀过程，浮渣飘走了，留下的才是一些值得咀嚼的东西。

★郭金牛：穿透了一切“诗化”的美丽谎言

打工诗歌是以“有诗为证”，看见和感知了时代变迁的真相，表现出客观上的历史深刻性。以诗歌作为一种“正义的力量”，动人而悠远。打工诗歌当属于诗歌的一种胜利。

“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思想比历史更耐久”。“打工诗歌”的语言创造性决定了其诗学的高度，诗歌思想深度决定了其诗歌力量和生命。“打工诗歌”的犀利使“刺痛”成为诗意的核心，她穿透了一切“诗化”的美丽谎言。

个人认为“打工诗歌”同时具有当代中国现实和当代中文诗歌的双重典型意义。诗歌不会给生活带来一砖一瓦，一沙一石，一花一草，但会给恶带来善，给罪带来救赎，给卑污带来良知。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因为诗歌而获得新的高度。这也是我对诗歌保持尊敬的理由。

★唐以洪：鲜活、粗粝、尖锐、疼痛、浓烈的在场感

打工诗歌是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产物，是一种现实主义写作，刻着中国转型时期的时代烙印，揭示着裹挟其中的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具有浓烈的在场感和美学维度，实现了在生存中创作，在创中进行自我精神救赎的文学意义。无论时空如何变化，打工诗歌在现代史上都占有特殊位置。

★李明亮：真实是打工诗歌的生命本源和美学之基

真正的打工人——特别是底层打工作者所写的诗歌作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打工诗歌，他们的作品有着令人震撼的现场感，来自底层生活的白描和真情倾诉有着强大的感染力。

打工诗歌可以说是在当代诗歌史上异军突起的一个现象，有一天，“打工诗歌”这种提法将不复存在，但它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那些真切的社会现实，给读者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它由内而外的朴素光芒必将经久不息。

★郑德宏：打工诗歌将成为历史的“呈堂证供”

远行（谋生）和返乡（回归故乡），是打工诗歌永恒的主题。工业文明与孤独和疾苦迫使他们用最直接的诗歌表达，因此“打工诗歌”最初的语言特质是原始的、质朴的、本真的，它强烈表达的是乡愁。对于打工诗人来说，车间、机器、叉车、扳手、流水线与故乡、爱情、灵魂，都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呐喊与表达的“打工诗歌”。打工诗歌是打工诗人个体命运齿轮的咬合，它将时代与个体咬出血痕而又无缝链接。

打工诗歌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印记。我个人认为，作为打工诗人曾经的灵魂人物郑小琼，她的写作正是渗透口语和意象的写作，已经完全超越了打工诗歌范畴，形成了真正意义的诗歌文本写作，如她的《玫瑰庄园》。

打工诗歌还在路上，它将成为历史的“呈堂证供”。

★张守刚：用粗粝的语言构筑强大的灵魂磁场

打工诗歌是千千万万打工者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号角，它来自工业区、流水线、通宵达旦的厂房、失魂落魄的工友。它用粗粝的语言构筑出强大的灵魂磁场。

★许强：打工诗歌是世界劳工最有力的大合唱

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三亿打工群体创造和改变社会的历史，也是一部大写的中国打工文化史。而中国打工文化史中，最为显著、活跃的无疑就是打工诗歌。这是三亿打工群体诗与歌的大合唱，是一代又一代打工群体悲壮的“诗与远方”的歌唱。打工诗歌的文本记载，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最丰富的田野记录，是其无法绕过的一页。

中国改革开放的土壤催生了打工现象的出现，打工群体像钢筋水泥一样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一部分，打工诗人就是那个扛着水泥深情歌唱的人。打工诗歌来源于打工现场深处，有如砂纸粗砺的真实之美，是打工个体最真实的情感释放，而一种文字，只要是完整的表达或呈现个体的内心世界，它对个体而言就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