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空间与地方”的讨论引起学界热切关注，“空间”已成为当代叙事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元素。而“海洋诗歌”，顾名思义是关于海洋的诗歌书写，所关涉的正是“空间与地方”。自古以来，“海洋”就是诗人抒情表意的重要题材，曹操《观沧海》、王昌龄《望月怀远》、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李商隐《海客》等诗词均为涉海的千古经典。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一带一路”理念提出以来，关于海洋诗歌的呼声及其诗歌写作实践更是成为当代诗坛的一道重要景观。从空间美学视域观之，“海洋”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自然空间，更是一个蕴涵历史、文化、思想的精神空间。所谓“空间美学”，是以“空间”作为美学研究的中介，进而发掘空间元素、空间话语、空间理论等如何生成主体的审美经验。进入诗歌后的“海洋”，不仅指涉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汇聚了各种内涵、精神、文化喻指，建构了一种以海洋为核心的海洋空间美学。因此，从空间美学视域出发探讨当代海洋诗歌，更能发现当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

一、“海洋”的空间属性

“海洋”占据地球面积四分之三，是人类最大的资源宝库，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大部分被海水覆盖，实际上可称为“水球”。而中国虽曾被黑格尔武断而偏激地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海洋文化”，事实上却不失为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沿海岛屿达 6500 多个。由此可见，“海洋”作为地理空间的存在属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海”一直是与“地”相对应的空间存在形态，在人类居住与生活的领域中，“地”曾一直占据主要位置，受到的重视程度远高于“海”。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土地资源的开发已达到极限，人们在陆地上的生活遭遇各种危机、压力，生态环境惨遭破坏，人们不堪承受其各种生态问题，由此关注目光开始由“陆地”转向“海洋”；同时，陆地资源被开发到最大限度面临枯竭，人们开始寻找、开发海洋这片辽阔的地理“空间”，“海洋”日益成为人们的另一生存空间。正如昌耀在《划呀，划呀，父亲们》中所说：“我们发祥于大海。／我们的胚胎史／展示了从鱼虫到真人的演化序列”，将大海视为人类“发祥”的起源地。

“海洋”在自然空间上具有与“地”不一样的自然风光与地理样貌，可以带给人们不一样的体验。所谓“海纳百川”，“海”是宽广、博大的象征。海洋的浩瀚广阔、一望无际构成的是空阔辽远的“空间”，不少诗人在诗中感叹、赞赏甚至歌颂这种广阔壮丽之美。如雷抒雁在《海的向往》中写道：“海啊 / 那是狭窄的心无法容纳的 / 那是懦弱的心无法承受的 / 那是一切传统的、纤细的笔触 / 所无法描绘的 / 壮阔的海啊”，凸显出海洋的宽广壮阔。而构成“海洋”空间的具体空间元素主要有海水、天空、礁石、沙滩、海浪、浪花、帆、椰树、海螺、潮水等具有海洋代表性的空间意象，这些意象构建的是一个与陆地空间完全不同的独特海洋空间。如丁竹的《蓝色海洋》组诗中，椰树、帆、桨、海面、海浪、沙滩等海洋空间的具体意象构成了一个以“蓝色”为主调的海洋空间；雷抒雁在《海的向往》中也对海浪、沙滩、岩石、海风、太阳、白沙等海景进行了细致描画，呈现出与陆地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

“海洋”作为自然空间的体验虽是不少诗人书写呈现的对象物，但它作为人文空间在诗歌中的存在亦是其诗意呈现的重要形态。即使其在一些诗中最初以自然空间、地理空间的形式出现，但诗人不会停留于自然、地理层面，而常上升到人文空间层面对海洋进行诗意发掘与历史、文化、精神层面的建构。正如吴思敬曾指出的：“诗歌中的空间属于心理空间，它以现实中的物理空间为基础，与一定时代的人们的空间观念相联系。”“海洋”本身拥有悠久的历史，被誉为人类的“发祥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而且，海洋进入中国诗歌从《诗经·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就开始了，被历代诗人赋予各种内涵与意蕴，成为一个汇聚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空间。具体而言，诗人常将“海洋”作为自由、永恒、和平的象征，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异托邦”。艾青的《面向海洋》便将大海视为自由的化身：“人们歌颂大海／倾倒于她的怀抱／看作自由的化身／无比力量的象征／形容难于报答的恩情／天长地久的爱情”；雷抒雁在《海的向往》中直接宣告：“海啊，是由自由的元素 / 所塑造的强者”，并表示：“我想用鳃呼吸／打开这狭窄的／被囚禁的肺”，凸显出以“海的向往”呈现其对自由的向往；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宣告：“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其中幸福之一是“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什么“面朝大海”就“春暖花开”？窃以为是由于“海洋”所展开的世界本身就是自由的、宽广的，与尘世的压抑、不自由、逼仄和复杂不同，所谓“海阔凭鱼跃”，在宽广的世界里，人，才有充分自由，才能春暖花开。此番体验野曼曾在《出海的感想》中写道：“老是那么多山／把我围困／成了一条涸辙之鱼 / 因而渴望／一次出海”，将城市空间里的生活视为被山“围困”，成为“涸辙之鱼”而渴望出海，其实与海子一样是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这种“被围困感”似乎是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当下的共同感觉，李松涛将陆地生活视为“心铐”：“从固体的世景中蓦然转身／面对一泓液体的循循诱导／脱去后天的长衫长裤／蜕去与生俱来的心铐”（《八月海纪》），而将海视为“一泓液体的循循诱导”，并在此诱导下脱去长衫长裤和心铐，从而放松与释放被围困的身心；雷抒雁在《海的向往》中传达了他希望海解放自己的“迫不及待”：“我迫不及待的投进了海的怀抱／像把铁投进火里／像把被碱锈蚀的器皿／投进酸里／让海水轻轻洗涤我吧／洗涤我为功名／而斑驳的臭汗／洗涤我因得失／而酿制的暴躁／洗涤盈我双耳的／市井的喧嚣／洗涤蒙我面目的／旷野的灰尘”；高鹏程则觉得自己“总是被岛外的生活弄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失踪十年的涛声／重新回到枕边，心才渐渐踏实下来”（《海岛一夜》）。诗人们都传达出自己在陆地与海洋两个不同的自然空间中的心理感受与体验，由自然空间体验上升到精神空间层面。由于“海洋”具有空间距离上的阻碍功能，但同时亦是两岸沟通的渠道，因而常被诗人作为精神喻指用以传达对“和平”的向往与渴望。艾青的《面向海洋》传达出他对和平的向往，在此诗中，“海洋”显然是一个作为历史与文化的空间存在。他先呈现白种人“手持武器在非洲／登陆，闯进森林／把土著赶出家园／带上沉重的铁链”，“‘谁能统治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是他们的侵略宣言”，而后对比中国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不是侵略、掠夺，而是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他满载而去的／青瓷、盘碗、纡丝绫绢／他满载而归的／药材、香料、珠宝、象牙”“不作经济掠夺／不作军事占领／搭起友谊桥梁／我们威震四方”，凸显“和平”主题。魏巍的《海边》亦传达了他对“和平”的向往，在此诗中，他塑造一个等待未婚夫归来的女人形象，为反抗法西斯而战斗的未婚夫被流放在海对面的小岛上，她坚决等待未婚夫回来，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的向往。李肇星在《太平洋悄悄对我说》中借“太平洋”感叹：“多少年又多少年／都不知我的名字‘太平’能否实现”“请吧，／让我们一起谦恭的祈祷：／为象我这样一片水／为象你们那样一个人间／让这二者都不要／离我这‘太平’二字太远”，同样是对“和平”的渴望。同时，由于“陆地”空间的污染严重、众声喧哗，因而人们对“海洋”世界的宁静、纯洁充满向往，“海洋”成为宁静、纯洁的象征。山东诗人东涯长期住在岛上，在她看来，到深海里去“就可以把在陆地上不能流淌的眼泪流出来：为快乐，也为悲伤就可以用海水洗净眼睛——那些沙尘，暗影记忆中一些名字上的不洁……”此外，海的存在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因此还引发了一些诗人对“永恒”的思考。如诗人林莽写道：“我将以最公开的语言／讲述你们永恒的生命”（林莽 《绿色港湾》）；还有些诗人将“海洋”作为“祖国”的象征，如伊丹才让《致海洋》中的“海洋呵／你像我的祖国一样绚烂，雄壮! ”“我将踩着你的波涛为祖国赞美，讴歌 ! ”将海洋作为祖国的象征。

可见，在诗歌中，“海”不仅是地理空间、自然空间，更是精神层面上汇聚历史、文化的人文空间，是人类另一个存在依托之所，一个理想乌托邦。

二、“海洋”的空间符号

进入诗歌的“海洋”已经凝定为一种空间审美符号，而具体的空间符号有海、船、灯塔、渔民、海鸥、椰树、沙滩、岩石、礁石、海鱼等意象，以不同的意象空间呈现海洋的不同内涵。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指出：“所谓艺术符号，也就是表现性形式……它所包含的真正的东西是一种意味。”诗歌中的“海洋”已成为一种“艺术符号”，本身含有某种“意味”，以各种具体的审美符号呈现其空间美学内涵。

首先，“贝壳”是海洋空间中具体审美符号的经典代表。贝壳本是软体动物的外骨骼，由软体动物的分泌物而形成。但海滩上的贝壳已经不是活体，而是一个空壳，常以“奇异的形状、艳丽的色彩和精美的花纹，跻身于最迷人的造物之列”（丹斯：《贝壳》），由此成为人们青睐与关注的物件。瓦莱里在《人与贝壳》一文中对“贝壳”的美学特质进行探讨后，发现其形式上的完美：“这是形式的一种不可阻挡的甚至完美无瑕的发展，它包括了自己的整个环境，并根据自己的圈纹的规律发展了这一环境，并且好像还创造了自己的时间。” 而加斯东·巴什拉却发现了“贝壳”与“空间”之间的关联，他对“空间诗学”的建构与“贝壳”密切相关，他在《空间的诗学》中专设一章讨论贝壳， 对“一门关于有生物居住的贝壳的现象学”进行关注，他将“贝壳”与“家宅”进行了关联：“软体动物的箴言是：活着是为了建造家宅，但建造家宅不是为了活着。”他认为“贝壳”的第一功用便是“住宅”，敏锐揭示了“贝壳”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贝壳”与“住宅”之间的联想并非巴什拉异想天开或生拉硬拽，贝类学家亦曾指出过：“我们可以将贝壳视作‘房屋’。” 在巴什拉的诗学体系中，“贝壳”占据核心位置，进而他将“贝壳”视为“幸福空间的形象”：“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所拥有的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巴什拉对“贝壳”所提供的“空间”充满赞赏，正符合其对空间诗学建构的审美期待。在巴什拉看来，贝壳所提供的“空间”是需要用想象力体验的，与住宅、鸟巢、墙角、果核、珍珠、箱子等形象一样蕴涵着居住、平稳与幸福等含义，是心灵栖居之所。而且，巴什拉还发现，“贝壳”这个形象蕴涵了大与小的辩证、“进去”与“出来”的辩证、自由与束缚的辩证、静与动的辩证、身体与灵魂、安全与危险、生命的创造、不合常理的悖论等诸多原初含义，可见，这微小狭窄的空间却蕴涵诸多关涉人类自身的重大问题。或许正因为此，“贝壳”成为诗人们的常用意象。郑愁予在《贝壳》中亦将“贝壳”与“家屋”相联系：“那血肉铸筑的城池 像龙宫一样隐闭堂奥于海底 / 于是 满身斑斓的年轮啊 / 惟有水族们相互地数着”“这些原始的家屋啊 /将被历史迁入”。贝壳虽小，却蕴含大乾坤，诗人想象它是“血肉铸筑的城池”“像龙宫一样隐闭堂奥于海底”，“城池”“龙宫”都是居住之所，与后面“原始的家屋”一起呈现了贝壳拥有“居住”的空间功能。而且，贝壳不仅具有居所的保护、庇护功能，还是一个“原始的家屋”，是具有历史感的“原初空间”，是一个代表海洋空间的审美符号。巴什拉认为：“贝壳对应着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如此明白、如此确定、如此严格，诗人无法简单将它描绘出来，却又不能不谈论它……诗人能很自觉地理解这个生命的美学范畴。”确实，贝壳不仅仅是一种海洋生物，更是蕴涵着深厚的生命美学内涵，可以引起人们对于生命的美学思考。福建诗人何刚在《听一枚贝壳》一诗中亦由一枚“北戴河的贝壳”联想到温暖安宁的家，诗意地印证了巴什拉对于“贝壳”的阐释。郑愁予的《采贝》《如雾起时》，余光中的《与海为邻》等诗都对“贝壳”意象进行了诗意的空间美学阐释。

“灯塔”亦是海洋中具有标志性的海洋意象，既是标识地理空间的坐标，同时亦是标识精神空间、文化空间的坐标。塔本是佛教建筑的一种，又称为浮屠或浮图，由于其高耸、直立而具有醒目的空间标识作用。在海洋中，灯塔成为渔民辨识方向的标志性建筑物，当代诗歌中有不少关于“灯塔”的书写。如余光中的《高楼对海》中写道：“晚霞去时，把海峡交给灯塔 /我的桌灯也同时亮起 / 于是礼成，夜，便算开始了/灯塔是海上的一盏桌灯/桌灯，是桌上的一座灯塔 / 照着白发的心事在灯下 / 起伏如满满一海峡风浪 / 一波接一波来撼晚年 / 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此诗中的“灯塔”既指涉海洋中的现实灯塔，亦隐喻人生途中的灯塔，尤其是将海上的“灯塔”与“桌灯”形成映照互喻时，其精神隐喻、文化指涉意义更为明显。余光中的《望海》、郑愁予《厝骨塔》、徐嘉和的《船》等诗，都通过书写海中的“塔”而诗意地建构其诗性空间。

“海水”是海洋系列意象中一种流动的空间符号，常以波浪、潮水、海面等意象呈现，如“当你看到了美丽的浪花／其实只是看到了表面”，而且大海里的水，“她似乎能够洞穿／我们的心肺和未来。”（颜平《大海》）显然，诗人对海水、浪花与人类精神空间的互相指涉意义进行了发掘；孙海义《我的波浪家园》则将“波浪”视为“家园”：“这是我的波浪家园／世上最活跃的土壤／她甜美的内涵／让我饮尽星子美酒。”何刚《品味浪花》、朱学恕《饮浪的人》、辛龙《冲浪》等诗，都通过写海浪呈现海水的各种空间形态所隐喻的美学蕴涵。

在“海水”空间的阻隔之下，海洋两岸的陆地形成此岸与彼岸，舟船则成为往来于此岸与彼岸的移动空间。福柯将“船”作为一种“异质空间”，是一种既开放又封闭并且可以移动的独特空间。“船”是“陆地”与“海洋”空间之间的整合与沟通，船舶上的空间与“房间”“家宅”之间形成关联。而“船”空间的可移动性，与命运飘零、人生漂泊等意涵形成对应互喻。李国平的《静船》、徐嘉和的《船》等诗都对“船”这一海洋空间中的常见意象进行了书写与呈现。

此外，岛、岸、沙滩、礁石等亦是海洋空间的代表性空间符号，是海洋空间的再现空间。“空间作为一种价值”“空间性的传递从内心深处到无限广延，两者集中在同一扩张过程中”。（巴什拉：《空间的诗学》）。这些空间符号所具有的美学价值与喻指蕴涵，都通过外在感知而抵达内心深处扩展到“无限广延”，组成一串串海洋文化符码，海洋空间的美学意义值得进一步发掘。

三、“海洋”空间的美学特质

“海洋”与“陆地”分属完全不一样的空间，无论从空间结构、空间元素、空间性质、空间特征等方面都不同，因而海洋具有其独特的空间美学特质。在当代诗歌中，海洋作为空间已不仅仅是诗歌抒发的背景与环境，而成为一种象征系统和指涉系统，参与诗歌意蕴的生成和海洋空间美学的建构。与“陆地”空间相比，“海洋”空间拥有独特的美学特质。陆地以“土地”为主要版图和核心要素，而“海洋”作为与“陆地”完全不一样的空间形态，主要以“水”为核心要素；陆地相对稳定、平和，而海洋则充满力量和气势；陆地是有限的生存空间，而海洋是无限的空间。同时，“水”具有变动性，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具有柔美、平和的一面，又有野性、暴虐、残忍的一面，因此海洋的美学特质便拥有至刚至柔，刚柔兼济的特点。大卫·哈维曾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时间（和历史） 是阳刚领域，而空间（地理）是阴柔领域。”（《环宇主义与自由地理》）事实上，空间既有阳刚亦有阴柔的一面，海洋空间便是如此。诗人们在其诗中通过再现、意指、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海洋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揭示海洋的美学特质。

一方面，诗人们在其作品中对海的野性、力量、壮丽进行了呈现。艾青的《礁石》、流沙河的《暗礁及其他》刻画了不畏风吹浪打、昂然挺立坚毅的礁石，《浪》中一览无余地将海洋浪花拍击海岸的气势进行描绘。西渡的《为大海而写的一支探戈》乍看标题似乎是柔美之诗，但事实上诗中却用了“狂暴的海水”“狂野的海”“被大海侵犯”“被大海驱赶”“大海却从未把你放过，青铜铠甲的武士 / 海浪将你锻打，你头顶上绿火焰焚烧”等诗句，塑造出一个充满野性的刚强大海。其他诗人亦用大量诗句塑造出一个野性、强大的海洋形象，如“野性的，开阔的，饱满的／不安静的，光彩多变的／海呵”（雷抒雁《海的向往》），“漆黑的涛声”“吹得我上衣都快胀裂开来”（徐江《咱也曾面朝大海》），“黄昏的海边，我看见大海／大海有多少秘密／都被波涛撕开来给我看”（张守城《黄昏的海》）。面对海的刚性一面，人类以同样的刚性予以面对和抗争，在人与海的战斗中呈现出人的刚毅、坚强，如苏历铭《沉船》：“我们祖祖辈辈／绝没有因为沉船／而不出海／海就在我们的东面／由远及近的潮声／逼迫我们总在冒险”。

另一方面，海还有至柔的一面。它宁静、温暖、柔和，巴什拉认为海洋是母性的，水是一种神奇的乳汁；大地在其子宫里准备着温暖而丰富的事物；乳房在岸边鼓起，它给予各种造物以油性的原子。台湾诗人汪启疆在《海滩》中刻画了海洋的母性一面：“我曾经走过最柔软／区域，那是／美丽、姣好的／年轻孕妇初胎的腹线。／大海的胎音不断／传来，心跳和啜泣。//什么也未带，身体任一切来塑造／时间不停。年轻、衰老变幻轮廓／海滩即是胎衣，脐带；是到达我在等落日。”诗人西渡在《为大海而写的一支探戈》中亦以“海风吹拂窗帘的静脉，天空的玫瑰”“在一个人的头脑中 / 留下大海的芭蕾之舞”等诗句呈现了海的柔美、浪漫、静谧一面。钱叶在《倾听鲸歌》中建构一个温柔美丽的海洋世界：“在细柔的海浪上／我听到一条鲸在歌唱”“有一头聪明的鲸／这时在海浪深处／像我听歌一样／也在打量着我。”李钢在《舰长的传说》中将海洋中一切惊险的事情都化为人与海的和谐相处，勾画了海洋柔性的一面，如“传说他喜欢骑在鲸鱼背上做游戏／在动物喷泉沐浴下堆垒礁石积木／他随意翻阅海浪书页／学会了各种海风的语言／常常跟许多爬上膝盖的小海兽攀谈”。靳亚利在海边“常常幻想长出了鳃变成了鱼／跟随他走来走去”（《海之恋》）；野曼则是“我赤裸裸的／顿时成了一条飞鱼”“浪涛把我的渴望浸透了／还把我的笑声高高扬起”（我浮游于海》）；雷抒雁的“那白白的水纹线上 / 记载着浪涛的拍打 / 记载着潮汐——/ 月亮和海的游戏”（《海的向往》）等诗句，都描画了一幅海洋的柔美之境。

海具有至柔至刚的两面，这是其审美特质，亦是海洋作为一个独特的空间存在所拥有的空间美学特征。

三、海洋作为“幸福空间”的存在

诗人们对“实际的”海洋空间进行感知、体验后所构想的精神层面的海洋空间是一个富有审美意蕴的独特空间，正符合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关于“幸福空间”的设想，他指出：“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这个“幸福空间”是在实际的、感知的空间基础上“构想”的，是符合空间美学特质的审美空间。“海洋”亦是诗人们发掘和想象的一个“幸福空间”，这个“幸福空间”来源于人们对海洋的向往与渴望，更确切地说，是来源于“恋海情结”。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从现象学出发研究人的地理经验，探究空间与地方、地方认同、地方感等人与地方空间的情感联系。他将巴什拉的场所分析运用到地理经验中，以“恋地情结 ”来阐述人对地方的依恋，揭示了人与物理

环境之间的情感维系。段义孚指出人们这种对地理环境的感知主要是在美学意义上的：这种感知可能更多是触觉的，是对空气、水、泥土的感受而产生的一种内心喜悦。它或许不同于从景色中所获得的转瞬即逝的愉悦，因为这个地方是家，是记忆的地点，以及生活的方式。”在他看来，地理空间或许不是促成“恋地情结”的直接因素，却提供了感官的刺激源，由此形成感官所感知的形象和体验。他所指出的是人们对陆地空间的“依恋”。而相应的，在“海洋”空间中，其实人们亦存在“恋海情结”，人们通过经验、记忆和意向对海洋独特的特性或地理意象发出情感依恋和向往、渴望，这种“恋海情结”是对“海洋”文化认同的体现。正是由于这种“恋海情结”，不少诗人将“海洋”作为自己生存的另一空间与归宿。如东涯表达的：“如果万物最终都有归宿 / 我的归宿必是这片海洋 /必是海水中最深处的寂静”（《归宿》）；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其在卧轨自杀前两个多月所写，在精神喻指上其实亦是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

由于海洋能提供给人们另一种生存空间的独特体验，他们对海洋充满希望和向往，如沈苇的《海滨浴场》中，写到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人对海洋的向往：“他一辈子从未见过大海，见了大海／孩子似的呜呜哭，执意要驶向防鲨网／他相信那里的海水会更美、更蓝”。西川在《梦中的财富》中亦传达了他对海的向往：“梦中的财富是一块靠近大海的土地”“波光潋滟的大海宜于远眺／这周而复始的土地宜于沉思”，晚上“去海上星星的庄园作客／带去我的马驴和一把麦粒”，而“在回家的路上，我将要求黑夜结束／好让沉睡的土地把阳光沐浴。”苏历铭则在《航海去》中写道：“神秘而遥远的海／汹涌而壮阔的海／诱惑我们永远地打开向海的窗户”。何刚在其诗集《海的背影》中宣告：“海给了我生命和生活的经历”，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身处何境，“一遍遍地我在家乡地图上 / 寻找大海的位置 / 丈量海与我的老屋的距离”，都传达出海洋对于人们的吸引力。

在海的吸引力和诗人内心向往的促使下，诗人们在诗中想象与构筑的是人海和谐的“幸福空间”，这种人海和谐是“幸福空间”的核心内涵。余光中《舟子的悲歌》中描画了一幅人海和谐的图景：“我唱起歌来大海你来和，/男低音是浪和波，/男高音是我。/ 昨夜，/ 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 渡我的梦回到大陆”，这种体验所传达的是诗人对梦回大陆的渴望，在想象中构建了一个人海和谐的梦幻场景。余光中的《与海为邻》同样如此，他描绘了“与海为邻”的种种幸福场景与美景后，直陈其渴望：“只求做他的一个 / 小小邻居 /只求他深沉的鼾息 / 能轻轻摇我入梦”，显然是诗人畅想的一幅人海和谐相处的幸福图景。

“海洋”在诗人笔下成为具有美学意蕴的“幸福空间”，其实反映了人们对海洋文化的一种内在认同。在诗人们笔下，海洋已成为人与自然、生命家园和谐统一的“乌托邦”式理想世界。当代诗歌中对海洋空间的诗意发掘与美学建构，重组了人们关于世界“空间”的想象，其实是对海洋文化的建构与文化认同。它对人类海洋文明史的建构和人类生存空间的开发与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诗刊》2018年11月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