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和我没什么关系。

人家住在东欧的匈牙利，
我住在东亚的中国。
人家活在十九世纪上半叶，
我活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
人家是享誉世界的大诗人，
我是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偶尔耍耍笔杆子的小青年儿。
人家为国捐躯战死沙场，
我只在黑土地上挥锄舞镰洒点儿汗水，
有时候帮助党组织搞搞宣传。 

裴多菲和我又有点儿关系。

有一天，去一个高中同学家里玩儿，
为找什么东西他在橱柜里乱翻，
随手拿出一本书，
扔到我面前。
捡起来一看
书皮上部是一幅椭圆形的人物画，
画着一个瘦削的外国青年。
他卷发宽额高鼻八字胡须，
一双大眼凝视前方，神情威严。
画的下方印着书名：《裴多菲诗选》
封皮后面是他的全身像，
紧身上衣，敞着领扣，
一把战刀斜挎身旁，
英姿飒爽，仿佛即将奔赴炮火连天的前线。
书的边角都已磨损，
看来已被摩挲了无数遍。
我粗略地翻了翻，
几个题目很是抓眼：
《月亮沐浴在空中的海上》《爱情的漂泊》《勇敢的约翰》… …
也没顾上征得主人的同意，
就急火火地装进自己的黄挎包，
从此裴多菲就天天和我作伴。
知道这书是“封资修”一类的“毒草”，
就给它包上牛皮纸皮儿，
藏在《毛泽东选集》、《红旗》杂志、宣传文件中间。
这可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外国诗集啊，
宝贝一般，只在没人处悄悄地拿出来，
一遍又一遍地看。
直到一些篇章能张口成诵，
直到我和裴多菲之间模糊了界限：
他的阿伏德平原一望无际，
我的贡格尔草原广阔无边。
他的小杜尔河扑入蒂萨河宽广的怀抱，
我的木石峡河汇入了西拉沐沦壮阔的波澜。
他的村子里生活着农夫农妇、铁匠、牧人、酒鬼，
我的村子里生活着牛倌羊倌、木匠、酒徒、庄稼汉。
他的“金龟子”“黄黄的金龟子”遍布原野，
我的屎壳郎郎在地头路边随处可见。
他的父亲种着庄稼也养着牛羊，
我的父亲养着牛羊也耕着田。
他的母亲每天端上饭桌的是黑面包，
我的母亲摆上桌来的是粗面馒头。
他曾流浪在平原上挨饿受冻，
我也曾草原上放牧又冷又饿挣扎在风雪中。
他为热恋的情人尤丽亚写下《我愿意是急流》等灼烫的诗篇，
我也偷偷分行写下甜蜜的文字向意中人小芳倾吐心声。
他最后为民族独立死在敌人的枪口下，
我也想象着有朝一日为保卫祖国英勇牺牲。
他的勇士雅诺什终于跨过传说中的奥帕兰加海，
闯入妖怪护卫的仙人岛做了君主，
我也常常以梦为马去寻求新的世界新的人生。
一天，    我正猫在一个角落里独自享受这模模糊糊的幸福，
突然被一声轻喝拉回眼前——
“看什么书呢，一个人躲在旮旯里？，给我看看！”
原来是公社的王书记正站在我身后，虎视眈眈。
这王书记咱可惹不起！
二十几岁的姑娘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背景有背景，
正站在时代的潮头上显露身手，风起云涌，
一颗眼瞅着冉冉升起的政界红星。
我战战兢兢地把书递给她，
等着劈雷闪电降临头顶。
要知道，当时正“反击右倾翻案风”，
那个东山再起的国家领导人又被打翻在地，
罪名是“搞右倾翻案”、“中国的纳吉”。
“中国的纳吉”？，真让人发蒙。
原来红头文件上说，
五十年代匈牙利有个叫纳吉的人，
组织了一个右倾团伙，叫“裴多菲俱乐部”，
疯狂向当时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反扑，
咳！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咱怎么能理得清！
女红星拿过书去，边翻边质问：
“裴多菲？裴多菲俱乐部的裴多菲?那可是个反革命！”
我知道没法和她说明白，
只好眼巴巴地让人家把书拿走。
反革命的证据落在了一个红如炭火的革命领导手里，
我心惊肉跳地等着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严惩。
可是几天过去了，没见红星书记对我采取什么行动，
这更让我担心：莫不是暴风雨即将到来前的平静?
有一天，她突然叫住我，看看周边没人，
竟意外地把书还给了我，还小声地说：
“挺好的诗，快收起来吧，别再让别人看见！”
说话时，气喘得有些急促，
白皙粉嫩却一向绷得紧紧的脸上泛起少有的红晕。
我赶紧接过书，放入挎包，
怔怔地看她走远，心想：
“诗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
裴多菲又回到了我身边！
诗又回到我身边！
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来：
男人，应该有男人的骨气，
不要像傀儡一样软弱无能；
不要按上帝的兴趣和意愿，
听任命运反复无常地玩弄。
•••••• ”
          201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