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歌变迁
作者:孙根超
一 语言的变迁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人是由古猿变来的,已经是人类的共识了。古猿毕竟是动物,它们语言很简单,可想而知,在人类早期,语言也是极为简单的。
语言的进化过程是漫长的,最初不过是呀呀学语,有笑的声音,哭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忧伤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由早期原始人的语言。
人和动物最早的分离是人学会了劳动,并且能使用自然中现存的物件作工具。人与动物实质的区别是制造和使用工具,并在此劳动过程中产生了人类特有的意识。
原始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有情感交流,这迫使他们把声音多样化,这样才能满足他们之间交流的需要。
根据汉语的特点可知,最初的语音是以单音为主。逐渐发展为双音及多音语句。当人类意识脱离动物简单本能的时期,也正是人类语言飞速发展的时期,大约在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时期。
中华地域博大,原始人种群多样,各地的原始人发出的声音并不相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据王力先生考证,现代的客家人还保留着古中原人的口音。
今天人类已经步入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汉语本身有了极大的发展,并且融合了许多外来语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以北京话为主制定了汉语普通话方案,并在全国推广。时至今日,青年人几乎全部使用普通话。
二 文字的变迁
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这是必然的规律。
文字的起源还是与劳动分不开的,自从人类能劳动之后,就产生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和记录的需求。开始是对数字的记录,渐渐发展成对行为的记录。
原始人用哪些方法来记录他们的数字和行为呢?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1 结绳、2 刻木、3 筹码、4 扎标、5 刻画。不难看出,现代文字是由刻木和刻画发展来的。我国古代以竹简代书,与刻木有必然的联系。最终聪明的原始人选择了刻字,就是把实物简单地画下来。于是岩画文字产生了。中国的半坡人就把各种图画符号刻在陶器上。这些图画符号应该视为象形文字。据考古发现并经专家认定: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所以中国人认为:“书画同源”。
中国古代传说中,说是仓颉造根据鸟迹而发明汉字的,实际上是老百姓创造的,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中国古代甲骨文有可能是他收集整理再创造的。所以在黄帝时期,中国的古汉字应该相当的成熟了。不过这时期的文字目前没有实证, 有实证的古汉字系统,是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甲骨文。目前学界一致认为,古汉字系统最早成熟于商代
感谢先祖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这么好的文字,在世界上绝无仅有,集形,声,意于一体,无论你走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尽管方言不同,如果用笔谈,都能顺畅地交流。外国人说汉字难学,那是他们笨。【曾经有个聪明的外国人说,他看到某一个汉字,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中国是最早使用文字的国家之一。
汉字的发展脉络为 刻画--甲骨文--金文--篆--隶--楷--简【行,草是速写体,不列入】
从这里不难看出,文字的发展方向是由繁到简。文字是什么,我认为文字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当然是以简单,易记为最好。我特别支持简体字,我认为汉字还要再简化一次。【有一个时期,有学者提出用拼音来代替汉字,这种废典忘祖的做法本人极不赞成。】
至于汉字书法,那是书法家的事。中国能有几个书法家。何况简体字同样能艺术地书法。
近年来,诗坛上许多诗友以写繁体字为乐。好象会繁体字就证明他有学问。我不知道那些诗友在手写时是否真写繁体字。我自认为自己认得繁体字很多,但是对那些诗友诗中的繁体字还是认不胜认。从推广诗词的角度考虑,我建议诗友们发诗帖时,都用简体字。
一些重大改革必须由政府部门大力坚持与推广,第一套简体字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也是难以推行的。历来改革都要受到各方面的阻力。所谓“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行跑掉”是也。
再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华国锋政权也搞了汉字第二次简化,但由于推广不力,加上保守派的竭力反对,最终还是流产了。
这里顺便说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臭名昭著。在文化层面上讲,那是倒退。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秦始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的儒家死抱着周礼不放,阻碍社会发展的进程。不采用非常手段是不能推动改革的。书同文,车同轨。这是秦始皇的功绩。我想按照当时的儒家观点,还要使用周的文字呢!而且全国各地还使用不同的文字,就象今天的大陆和台湾。一笑。真的,如果大陆和台湾一百年不统一,两岸的文字和语言的差距肯定还会拉大。
三 声的变迁
声调是伴随语言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学者认为上古没有声调,是完全错误的。只是上古时代由于文化落后,没有人专门研究声调,可以这样说,在上古时代没有声调理论。
客观存在的声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各地方言来总结,尽管现代汉语有标准的理论声调,但各地方言是不遵守这些理论声调的。方言口语中的声调不外乎:轻-重-长-短-缓-急。其实这就是最原始的声调。
声调理论起源于何时,已经难以考究了,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声调理论始于南齐沈约所著的《四声谱》,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已经开始给汉字注音了,例如:材 音才。这是利用简单易认的汉字给复杂难认的字注音。这种注音虽然不注声调,但是采用同声调的字来注音,可见许慎已经研究了古代汉语的声调。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一书中写道:“先秦的声调除了以特定的高音为其特征外,分为舒促两大类,但又各分为长短。舒而长的声调就是平声,短而促的声调就是上声。促声不论长短,我们一律称为入声。促而长的声调就是长入,促而短的声调就是短入。”
沈约在继承和发展了上古声调理论,写出了《四声谱》,至此汉语就有了完整的四声理论,即:平,上,去,入四声。南北朝时,梁武帝曾经问周舍什么是“四声”,周舍回答那就是“天(tiān)子(zǐ)圣(shèng)哲(zhé)”;这四字正好代表“平上去入”四个不同的声调。一直延续到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才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于是有了现代的新四声。
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原始人的声调应该偏向短,重,促。而现代人声调偏于长,轻,缓。
四 韵的变迁
韵一般是指句尾押韵(即韵脚),而句尾压韵有压平声韵和仄声韵。可见这里的“韵”特指字音的尾音,也就是韵母。韵与诗歌和韵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韵也随着语言的变迁而变迁。不要把它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
【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来自民间,基本上押的是当时的口语韵,也没有平仄声之说。因为先秦到两汉,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韵书。据记载,在三国时期,魏人李登曾编著《声类》一书,可能就是最早的韵书,可惜已经亡佚。
我国最早以“韵”名书的是晋代音韵学家吕静编的《韵集》,六朝时期开始出现韵书,今见《隋书·经籍志》载有韵书多种,如南朝梁代王该所撰《文章音韵》、夏侯咏《四声韵略》及北齐阳休之《韵略》等,但都已不传。我国现存最早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编撰的《切韵》。之后不断有增补本出现,或增加新字,或补充释义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唐中宗时王仁昫(或作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现在通常简称王韵),和开元天宝时人孙偭的《唐韵》,以及唐末李舟的《切韵》。唐人写诗可能参照这些韵书。
在我国古代韵书史上,宋代的《广韵》(公元1011年)和《集韵》(公元1067年)算得上是两部重要的韵书。南宋原籍山西平水人刘渊,在著《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时将同用的韵合并,成107韵,同期山西平水官员金人王文郁著《平水新刊韵略》为106韵,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平水韵。自平水韵形成之后,诗人写诗基本用平水韵。
其实在平水韵之后,韵书又有发展,元代有《古今韵会》,《古今韵会举要》,《中原音韵》等韵书。
明代有韵书《洪武正韵》,《韵略易通》。
到了清代又有《音韵阐徵》,《词林正韵》。
解放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诗韵新编》,一直到《中华新韵》。
上面提到的韵书,很不全面,但是可以说明一点,韵书是一直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为什么现在还要抱着平水韵不放呢?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新韵必大行于诗词界。可喜的是,现代网络中已经有一大批诗人坚持用新韵创作诗词了。建议诗友们用《中华新韵》来写诗。
赞新韵
行舟平水已临冬,万物长眠待复兴。
谁染诗园芳草绿,试看新韵作东风。
五 诗歌的变迁
在没有文字之前,就有了诗歌。
诗起源于歌,歌源大致有以下三支:
1. 源于劳动号子。例如:
诗经·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
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
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这首就带有劳动号子的痕迹。
2. 源于人的喜怒哀乐。例如:
国风·周南 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这首就带有哭歌的痕迹。
3. 占卜祷告辞。例如:
周颂·臣工之什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首就带有祷告的痕迹。
中国最早的诗歌集是【诗经】,最早的一首诗是哪首呢。谁也搞不清,专家们从诗经里找出一首来。就是【关睢】,我在百度中搜出一首据说是更早的诗叫《弹歌》。
断竹,
续竹;
飞土,
逐宍。
也有人认为最早的诗歌目前发现的是《击壤歌》。 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通过比较《弹歌》应早于《击壤歌》。因为前者语言简单。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诗可应该是殷商甲骨文中的“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这与前面所说的不矛盾,因为前两首诗歌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以上所说的是有文字记载的诗。其实【诗经】里的诗几乎是民歌民谣。是【诗经】未出之前就存在的诗歌。文字是落后于语言的,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就有诗歌了,所以我说最早的诗歌谁也搞不清。当语言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就有诗歌,而这些诗歌只能靠先民们一代代的口授相传,我小时候,我的外婆就教我唱许多儿歌,这些儿歌在书本上是查不到的,这和先民们流传下来的诗歌是一个道理。那么【诗经】是不是最早记录的诗歌呢?这要看人们怎么理解了。我认为有文字史以前的岩画就包涵诗歌的。因为那时没有文字,如果记事只能画一个场面,这幅画就有着许多意思,难道其中就没有诗歌的意思吗?故岩画就是史诗。
在诗歌发展史上,先秦的诗歌除了【诗经】以外,就是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的【离骚】最为重要了。全诗共373句,2490字。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鸿篇巨制,并且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确为我国诗史之骄傲。【诗经】在上面已经讲过了,是来自民间,既然来自民间,那就是以口语写成的了,而【离骚】呢,这是由屈原一人写成的啊,那是文人写的文学作品,好难懂哦。其实不然,【离骚】也是口语写成的。只不过是那时的口语。屈原把自己的作品读给当时的人听,大家都能懂,只是现代人看不懂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的意思现代人还看得懂。所谓不懂,是因为语言的变迁而造成的。
屈原的诗中出现“山鬼”一词,“山鬼”就是野人。在我的诗中经常加进现代人的词汇,就有人不能接受,真是笑话。新社会应该有新意象。现代的物品,现代的词语应该进入诗内。这是诗词发展的必然结果。
屈原写的诗叫楚辞,楚辞体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屈原开创了一派“辞体诗”。另外屈原的《离骚》和《远游》是游仙诗的开山鼻祖。所以说屈原开启了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二个春天。
汉乐府诗歌的诞生,标明文人创作诗歌已经普及了。不过还是以民歌民谣为基础。刘勰在《文心雕龙》写道:“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 这说明在当时,诗官还到民间去收集民歌民谣来加工创作,使其变成文字作品。以至于许多汉乐府诗现在读来还朗朗上口,通俗易懂。
例如:
江南——《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里除了田田一词外,就是现代口语了。《汉乐府》确立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以五言诗为主导地位的诗歌形式。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它与后来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这些诗歌在当时是能流行于民间的。
乐府民歌是在《诗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诗经》有共同之处。可以说《诗经》又向前发展了。两汉时期,推崇赋文,诗人寥寥可数,诗人的作品也少。诗基本上还停留在歌的水平。直到后汉三国时期,出了个著名的诗人,那就是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 ),曹操是歌向诗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推手。
《谣俗词》
年代: 魏晋 作者: 曹操
瓮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
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
曹操的这首诗及《善哉行 其二》《善哉行 其三》就是后来古绝,也是五绝的雏形。他的两个儿子受其影响,都成为这个时期
的重要诗人。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的《七步诗》五言四句,另一版本五言六句,《情诗》《野田黄雀行》五言十句,《杂诗》五言八句。
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的《杂诗》五言十句,《钓竿行》五言六句,《燕歌行》基本上是最早的七言诗且不含兮字。这首《燕歌行》开七古之先河。后来的七律继承了此诗的七言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
受曹操影响的建安七子,他们的贡献是把诗的格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体,徐干(170年-217年),王粲(177--217),阮瑀(约165-212年),应玚(177-217)和刘桢(186年―217年)都写过同样格式的诗,即五言八句,其中刘桢写得最多,现举一例;
《赠从弟》
年代: 魏晋 作者: 刘桢
泛泛东流水。磷磷水中石。苹藻生其涯。华叶纷扰溺。
采之荐宗庙。可以羞嘉客。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
这种格式的诗被称为刘公干【即刘桢】体。有诗为证:
学刘公干体
朝代:南北朝
作者:鲍照(约415年~466年)
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集君瑶台上,飞舞两楹前。
兹晨自为美,当避艳阳天。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
到了晋朝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诗人陶渊明(约365年-427年)谢灵运(385年-433年),他们继承了建安诗风并发扬光大。在诗史上的贡献是开创了诗的两个流派,即:田园诗派和山水派。现各举一例:
《归园田居 其三》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登庐山绝顶望诸峤》
年代: 南北朝 作者: 谢灵运
山行非有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圆缺。
积峡忽复启,平途俄已绝。峦垅有合沓,往来无踪辙。
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另外郭璞(pú)(276年—324年)将游仙诗发展成一个流派。游仙诗是道教诗词的一种体式。就其本义而言,这指的是歌咏仙人漫游之情的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化史上又迎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尤其是诗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声律韵已经初具规模。涌现出大量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诗人。除了前面所说的诗人以外,最具影响力的应该就是沈约(441-513年)了。他对诗的声韵作了大量研究,撰《四声谱》一书,另外他在阅读前人创作的诗中,发现了对偶句,例如:
诗经《采薇》中有: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
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两汉乐府《白头吟》 中有
皑如山上雪, 皎若云间月。
今日斗酒会, 明旦沟水头。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这样的对偶句在前面所说的诗人作品中比比皆是。沈约把这些对偶句以及他的声音理论都集中的运用在刘公干体中,写出了最初的
格律诗----五律,现举一例:
《登北固楼诗》
作者:沈约
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
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可以说这是一首五律,当时称为永明体。诗以至此,诗的黄金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个黄金时代就是泱泱大唐,如果说在通向中华民族诗词高峰的历程中,魏晋南北朝诗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那么大唐诗歌就是这座高峰。大唐是诗的国度,文人写诗,官员写诗,皇帝也写诗。就连普通老百姓也能来首打油诗。乐天吟诗,老妪能解是史实。而乐人则以诗谱曲,竞相传唱。从实用角度讲,以诗言情,以诗言志,以诗进谏,以诗记事,以诗自荐,以诗代信。三百年间,诗才辈出,作品繁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这期间出现了,诗仙 李白; 诗圣 杜甫; 诗豪 刘禹锡; 诗魔 白居易; 诗鬼 李贺; 诗佛 王维; 诗囚 孟郊; 七绝圣手 王昌龄。就这些诗冠就足以说明诗峰之高。
如果细心地去读这些人的作品,你会发现,其语言还是易懂的。有的诗句读给现代的老百姓听也还能明白一二。例如: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批诗人继承了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绮丽辞藻,婉约诗歌之花随之而绽。我说这不是诗歌的主流。
唐初诗人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的永明体,确立了格律诗,当时称为近体或格律体。与永明体不同的是,有了绝句、七律和词,【词的变迁另讲】
七言律诗一般认为是产生于初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这时期的诗人宋之问(约656 - 约712),沈佺期(约656 - 约715),杜审言(约645-约708),苏味道(648—705),崔融(653-706),李峤(644年-713年),韦元旦(生卒不详)等都写过七律。到底谁是第一人,不能确定。
从诗作看,韦元旦存诗不多,但七言八句诗所占比例很大。而杜审言的诗,五言八句多。而且韦元旦多写的是应制诗。例如;
奉和圣制春日幸望春宫应制
唐 · 韦元旦
九重楼阁半山霞,四望韶阳春未赊。侍跸妍歌临灞涘,留觞艳舞出京华。
危竿竞捧中街日,戏马争衔上苑花。景色欢娱长若此,承恩不醉不还家。
不过一般认为,七律定型于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之中。如果这种说法是准确的,三人中杜审言年龄最大,也许第一首七律就是杜审言写的。因为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又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可这样说近体诗的确立是他们中间某几个人讨论的结果。
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个基本流派:
1 山水田园诗
以孟浩然(公元689年——公元740年),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为代表,继承陶渊明的思想,以山水风光和闲适
活为题材,充满诗情画意和生活情趣。
2 盛唐边塞诗
以高适(约704年—约765年)、岑参(约715-770年)、王昌龄(698年— 756年)、王之涣(688年—742年)为代表,描写戍边守战部队的艰苦环境以及报国思乡的情绪。有的情绪高昂,有的气势悲壮,有的哀怨动人。【后来的豪放派就由此衍生】
3 新乐府运动
以白居易(772年—846年)、元稹(779年-831年)为代表。学习汉乐府诗的优点,提倡关注社会,“缘事而发”,言辞通俗流畅.
4 韩孟派
以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孟郊(751年—815年)、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等为代表。追求立意奇绝,文字新巧。
以上四派,花间婉约不在其列,但在晚唐悄然兴起,其代表人物有温庭筠)(约812 - 约866)、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和 杜牧(803年-852年)等。
将盛唐诗歌推向巅峰的诗人也不归属于其中的任一流派,他们就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李白(701年-762年)和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这两位伟大诗人的艺术成就非任何一个诗派所能及。
诗在唐后于质量上没有新的突破,但是词却异军突起。
词和诗一样来自民间,在诗经里有句式一致和句式不一致的两种诗体,这些句式不一致的诗就是后来词的鼻祖。
词有四种别称 1.曲子,曲子词。 2.长短句。 3.诗余。 4.乐府。
1.说明词就是歌词。 2.说明词的句式不一致。 3.说明词不是正道的诗【早期的看法】。4.说明词与汉乐府有关,也源于宫庭音乐。
汉代有一首乐府民歌大家都熟悉。叫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 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如果有位音乐家把它谱曲,肯定能唱。如果文人按这里的平仄声韵来填一个歌,不也可以成为词吗?
一般认为,词起于隋,成于唐,盛于宋。
第一个把曲写得象词的人应该是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例:
《上云乐 凤台曲》
年代: 南北朝 作者: 萧衍
小序题解古今乐录曰。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一曰凤台。二曰桐柏。三曰方丈。四曰方诸。五曰玉龟。六曰金丹。七曰金陵。
凤台上。两悠悠。云之际。神光朝天极。华盖遏延州。羽衣昱耀。春吹去复留。
如果说他的【上云乐】句式不固定而视为曲话,那么他写的七首【江南弄】就更接近词了。即:前三句是七言句,后四句是三言句,现录两首为例:
《江南弄 采莲曲》
年代: 南北朝 作者: 萧衍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
《江南弄 龙笛曲》
年代: 南北朝 作者: 萧衍
美人绵眇在云堂。雕金镂竹眠玉床。婉爱寥亮绕红梁。绕红梁。流月台。驻狂风。郁徘徊。
精通声韵学的沈约写了四首六忆诗。现录如下:
《六忆诗》
年代: 南北朝 作者: 沈约
忆来时。灼灼上阶墀。勤勤叙别离。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
忆坐时,点点罗帐前。或歌四五曲,或弄两三弦。笑时应无比,嗔时更可怜。
忆食时,临盘动容色。欲坐复羞坐,欲食复羞食。含哺如不饥,擎瓯似无力。
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傍人见,娇羞在烛前。
按理六忆应该是六首,大概有两首丢失了吧!
曲和词的区别是;1 散曲的句子长短更为不齐——是个发展的趋势
2 散曲可加衬字
3 用韵较自由
4 不避子句的重复和重韵
所以说萧衍和沈约写的是带有曲味的词,不能算真正的词,但却为后来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隋朝只有几十年,且处于动荡年代,诗人寥寥无几。但是昏君隋炀帝杨广却留下一首好诗:
《春江花月夜二首》
年代: 隋 作者: 杨广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
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二妃。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可能受到此诗的启示。
隋朝存诗最多的要算诗人江总,他写了九首《释奠诗应令》,这里首次中用了词牌中的“令”字。
《释奠诗应令》
年代: 隋 作者: 江总
敬逊三德。厥修六艺。师圣发蒙。尊儒启滞。
若括资羽。如金待砺。雅道聿兴。教学无替。
九首都是固定句式,但是韵还是不统一。另外有佚名作者一首小诗更接近词。现录于下:
《舞曲歌辞·柘枝词》
年代: 隋 作者:
将军奉命即须行,塞外领强兵。
闻道烽烟动,腰间宝剑匣中鸣。
这题中首次出现了“词”字。故学者们认为:词起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这两首从比较角度看与萧衍的《江南弄》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说词应该起于南北朝。
初唐诗人王勃(649—676)有《相和歌辞 江南弄》、《杂曲歌辞 秋夜长》;
卢照邻(632—695)有《明月引 洞庭波兮鸿雁翔》《横吹曲辞》;
宋之问(656—712)有《相和杂辞 江南曲》;......
这些诗也不是真正的词,但都接近于词。从有文字记载且署名的词作来看,真正的词最早出现在盛唐时期的诗仙的诗集中。
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
朝代:唐代 作者:李白【有人说是后人伪托】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连短亭 一作:更短亭)
忆秦娥
作者:李白 (唐代)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到底是不是李白写了第一首真正的词呢?这已经是个谜了,因为那时还有许多诗人写的诗词没有流传下来,而词是“诗余”,当时专业诗人写得少,那些怀才不遇,无钱出集的底层诗人兴许比李杜更早写出词来。
可喜的是在二十世纪,敦煌石窟被世人发现,这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在诗词方面也收获了宝藏——敦煌曲子词。其中记录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曲子词,里面就有定格的和当今词谱里一模一样的词牌。如:《菩萨蛮》、《西江月》《定风波》《浣溪沙》等,不过有些词体与后来定格的词略有不同。例如: 鱼歌子 【敦煌曲子词】
睹颜多。思梦误。花枝一见恨无路。声哽噎。泪如雨。见便不能移步。
五陵儿。恋娇态女。莫阻两情从过与。畅平生。两风醋。若得丘山不负。
还有敦煌曲子词《浣溪沙》词体,就是后来的《摊破浣溪沙》。
敦煌石窟建于前秦,是为南北朝时期,这里的作品肯定包括那时期民间词人所写的词,故此我认为词起源于魏晋南北朝。
我在浏览魏晋南北朝及初唐诗人大量作品中,发现有一类被称作“辞”的诗,“辞”从楚辞而来,但这些辞与楚辞又有区别,词可能就是由这个时期的词辞演化而来的,“辞”体诗可能是曲和词之间的过渡的诗歌体裁。
词比诗的格律更严。词的格律即是词调,词调和音乐关系密切。古代词调的来源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截取隋唐乐曲或用琴曲;二是据民歌、祀神曲或军乐改编;三是从外国和边地传入的;四是宫廷制作的;五是词人自己制曲,如姜虁的《扬州慢》等;其中有的是因袭旧曲或改编,有的则是新的创作。后来在文人大量的创作过程中,词与音乐渐渐脱离,但固定形成的音调音律格式还是被继承下来,词一定要按照词牌的格式写,叫“填词”或叫“倚声”。起初是依照前人的词作或凭记忆来创作,因词调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要有一种注明句式、平仄、韵脚的范本,于是就产生了词谱,诗人们就可按谱填词。
目前没有发现唐宋时期的词,有人断定唐宋时期没有词谱,这点有待考古发现了。但是唐宋文人填词一定是按谱的,只不过他们是以前人的词作来推敲平仄,从而填自己的词。这样,前人的词作就是他们的词谱。一直到明朝,一个叫张綖的诗人出现,这才有了文字记载的词谱--《诗余图谱》
张綖(1487-1543)字世文,号南湖,扬州高邮人,明代的诗文家,词曲家。正德八年(1513)举人,授武昌通刺,官至光州知州,故又被称为张光州。他学词曲于同乡名家王磐,由此成为名手。著有《南湖诗集》、《杜诗通》、《诗余图谱》等。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他“刻意填词,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宫某调,某调第几声,其声出入第几犯……著《诗余图谱》,词家以为指南”。有如此刻苦近于苛求的作词经历,奠定了他作《诗余图谱》的深厚基础。
到了清代,词谱进一步完善,最著名的是《白香词谱》 系【清】舒梦兰编写的入门级词谱。另外还有《康熙词谱》又名《钦定词谱》 系【清】陈廷敬、王奕清编写的词谱标准,然亦有疏漏和错误;《词律》系 【清】万树 编写。
现代的谢映先先生(1926——2012)编撰的《中华词律》一书集中华词律之大成,上起唐宋,下迄当代,共收词1427调、3663体。较《康熙词谱》多601调、1357体。其与诗、曲混淆,存有争议者,则严加甄别,附录存目。词调均溯其来历,举其别名,并附调名索引及同调异名图示。调谱则标明声韵、平仄,倚声填词,学者称便。
第一个以词而名的人应该是唐代著名词人(诗人)温庭筠(yún)(约812 - 约866),是花间派鼻祖。他写了大量的词作,词牌众多。现举名作一例: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朝代:唐代 作者: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与之齐名的还有韦庄(836年─910年),也是花间派代表词人。
词至五代十国逐渐成熟并开始突破花间派。这时期最有影响的词人有冯延巳(903--960),李璟(916-961年8月12日),李煜(937年-978年)。三人中李煜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词人,被誉为词中之帝,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对词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词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初期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始作慢词),张先(990年-1078年)和晏殊(991年-1055年)把花间词发展成婉约词。此派的重要词人有秦观(1049-1100)、李清照 (1084~约1155),(因她写的词也独具一格,称“易安体”。)、还有后来的吴文英(约1200-约1260)等人。
【婉约是指一种婉转含蓄的表达方式。由于宋代词人多用这种方式写作,故明代文人将其归纳为婉约派。其特点是:一 题材上以男女情事及伤春怨别为主。 二 体格风调上以柔婉低调缠绵往复为极致。 三 结构缜密而绮丽,极具阴柔之美。婉约一词最早出处 《国语·吴语》:“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 这是大臣伍子胥揭穿越国阴谋的一段话中的节录。这里的婉约有委婉动听,曲意奉承的意思。在现实中有许多事是不能直接了当的表达。否则后果适得其反。例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委婉地劝齐王纳谏了。他如果直言,齐王肯定难以接受。弄不好招致杀头之祸。在上古时代,男女之间表达爱情是直接的。后来社会男尊女悲,男女授受不亲。因此男女之间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就变得委婉含蓄了。后来诗人们把婉约用到诗词创作上。】
继柳永、张先和晏殊之后中华诗歌史上又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苏轼(1037-1101),被人誉为“诗神”、“词圣”。
苏轼又一次扩展了词的表现领域,把词推到了巅峰时代,并开创了豪放一派,此派重要词人还有后来的张孝祥(1132年-1170年)和人称词中之龙的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
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1125年—1210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46岁入蜀以前,偏于文字形式;入蜀到64岁罢官东归,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也是诗风大变的时期,由早年专以“藻绘”为工变为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晚年蛰居故乡山阴后,诗风趋向质朴而沉实,表现出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
宋诗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其诗派还有:
1 江西诗派【代表人黄庭坚(1045年-1105年)】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的诗歌流派。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
2 江湖派【代表人戴复古(1167年—?)】
3 花间派(合为花间婉约派)
4 格律派。
宋代重要的诗人还有:王安石(1021年-1086)( 诗成“王荆公体”,并开豪放词之先声。)、梅尧臣(1002年—1060年),苏舜钦(1008—1048),
欧阳修(1007年-1072年)等。
唐朝过后无好诗,宋朝过后无好词,这话是有几分道理的。元朝是蒙古人统治,对于汉文化有很大的压制,诗词创作处于自唐宋以来的最底谷,诗人屈指可数,较有名气的是元好问(1190—1257)、马致远(约1251~1321至1324)和蒙古族诗人萨都剌(约1272-1355)。但是曲却一枝独秀。这与戏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这里所说的曲,不是乐曲,也不是戏曲。是一种可以入乐的韵文文学体裁。曲和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来学者们都认为曲在词之后。例如梁扬教授在【曲的起源】中说道:“曲主要源于词,词是曲的父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持否定态度,现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1 在南朝乐府中就有【采莲曲】此时词还没有定形。
2 我在前文中说;第一个把曲写得象词的人应该是梁武帝萧衍,而他在《上云乐 凤台曲》中写道:“小序题解古今乐录曰。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说明在他之前就有【西曲】
3 词的早期名称就叫曲子,曲子词。后来才定名为词。如果先前没有曲,词名何来?
为什么有“曲在词后”说法呢?一是他们没有系统研究中华诗歌的发展。二是曲的巅峰期在词后。因为元朝戏曲蓬勃兴起,这时的曲就随之而兴起了。因此我认为:曲与词本是兄弟,后来分家了,词在分家后首先登峰,而曲却停留在民间发展缓慢直到元代时才形成高峰。
曲之所以形成高峰,是与戏曲的发展有关。把曲推向高峰的是元曲四大家:
1 关汉卿(约1220年──1300年),代表作是《窦娥冤》、《救风尘》、
2 白朴(1226—约1306)代表作是《墙头马上》
3 马致远(约1250—1321以后)代表作是《汉宫秋》
4 郑光祖(约公元1264年—?)代表作是《倩女离魂》
元曲四大家在历史上有所争论,是因为另一位著名的作家王实甫(生卒不详)未被列入。而他的名剧《西厢记》的艺术成就甚至超过了四大家。王实甫自成一家当之无愧。
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4月16日),宋濂(1310—1381)与高启(1336-1373)在振兴诗文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高启被毛泽东称为明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一生写了848诗词,不为格律而写诗,颇具大唐诗人风范。其代表诗作《青丘子歌》继承李白、李贺诗歌特点,发挥丰富想象和夸张,以清高的节操,表达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
继刘基、高启等人之后,明朝诗文出现了众多派别:
1 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诗文平庸呆板,毫无生气。
2 由“前(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首)后(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七子”倡导并实际参加的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3 归有光、唐顺之等主张为文不光要学习先秦两汉,也要学习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因称“唐宋派”。
4 湖北公安人三袁(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称为“公安派”。
5 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以古人为归,读书学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
总之他们争鸣也好,争吵也罢,明代诗词终不及唐宋。倒是明末爱国诗人使得明代诗词放出一些光芒。
明代的戏曲作家较为出名的有汤显祖(1550—1616)代表作是《牡丹亭》;高濂(生卒不祥) 代表作有《玉簪记》、《节孝记》。
明末清初有遗民诗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杜濬(浚)、吴嘉纪、屈大均等人。贰臣诗人“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他们是从明朝诗歌纷争中走过来的,其中最杰出的两位是顾炎武和吴伟业。
顾炎武(1613-1682):存诗400余首。其长篇歌行写得激昂慷慨、沉雄悲壮,以抒写强烈深沉的民族情感为主题,或直接抒写不忘国仇、力图恢复的怀抱,或写时事、哀悼为反清斗争而呕心沥血、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或借历史人物和事件寓现实情感。
吴伟业(1609-1672):存诗约千首,他不但格律诗写得好,更擅长歌行体,亦有唐人风范,且自具特色。时人称之为“梅村体”。《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
王士祯(1634年—1711年)以神韵诗倡导者的面目出现的。神韵说以佛家的空灵、道家的虚静为底蕴,崇尚清远、淡逸,并以类似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面目出现,符合广大士人的口味,因而大受欢迎。
清词三大家:纳兰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朱彝尊(1629~1709)和陈维崧(1625-1682年)。“纳兰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席之地。其词境凄清哀婉,多幽怨之情。有晚唐《花间集》的风味。
提到曹雪芹(约1715-约1763),自然会想到《红楼梦》,其实曹雪芹也是个诗人,他的诗随《红楼梦》被译成多种文字。他的诗风清新,不受格律束缚。但由于局限于小说情节,在思想上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可惜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留下自己的诗集。
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1716-1797)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
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他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乾隆三大家”。(另有学者认为“乾隆三大家”为袁枚、蒋士铨、赵翼)
“桐城诗派” 和“桐城文派”构成了清代桐城文学“餛鹏”的双翼。“桐城诗派”发端于齐之鸾、方以智(1611—1671)和钱澄之(1612~1693)。确立于刘大櫆(1698~1780)、有姚范(1702—1771)和姚鼐(1731~1815)。至方东树(1772年—1851)发扬光大。桐城派多为枞阳人。
“桐城诗派”推崇杜甫、韩愈、黄庭坚,唐宋兼宗。对明七子并不完全拒斥,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其他如龚自珍、赵翼,郑板桥和秋瑾等人也负有诗名。清末梁启超的“史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是其“诗界革命”、“新意境”、“新语句” 理论的具体实践。方使清诗显出些生气。(也有人认为“诗界革命”巨子为黄遵宪,丘逢甲,其诗亦高。)
明朝中晚期直至清朝,文必恪守八股,诗必恪守格律。中国诗歌变成了中国诗词,我作了一般的统计,唐人诗歌非格律诗约占百分之五十,宋人诗歌非格律诗不足百分之三十,到了明代,非格律诗不到百分之十了,而清代呢?非格律诗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了。由于语言的变迁,文言诗语和百姓语言隔绝了。特别是诗人写的诗词一般的识字人都看不懂,只有文人自己自我吟吟,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阻碍了诗歌的普及和发展。到了民国,文学界有识之士终于清醒了,倡导白话运动。诗歌界也赶上这时代潮流。著名学者胡适带头写了第一首白话新诗《蝴蝶》(写于1916年8月23日)。有资料显示:第一首白话新诗应是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的《民呼日报》,诗题《元宝歌》,署名“大风”。说“大风”就是于右任。总之他们开了好头。
两只蝴蝶
【作者】 胡 适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作为新诗,还不够成熟,但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胡先生还主张押韵。这是中国诗的传统。早期的诗人如徐志摩、郭沫若等写诗还继承中国诗歌的韵味,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主张诗要有整齐的节奏,通过大体等时的音尺,有规律的排列成诗行,然后用大体相同数的音尺的诗行排列诗节以成诗篇,从而形成新格律诗节拍式的整齐而和谐的节奏美。提出了“新格律诗”的概念。这些都是中华新诗发展的正确方向。
后来有一批诗人主张解除古体诗歌的一切束缚,单学西方的诗。后来这样泊来品“自由诗”竟成了中国新诗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本人写得一手漂亮的诗词,可他老人家不提倡年轻人写古体诗。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自此媒体便不开辟诗词栏目。一时自由诗占了主导地位。这期间一些老干部坚持写古体诗词,(这些诗词被后来网络界称为“老干体”)。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网络兴起,有一批网络人开辟的诗词论坛,古体诗歌在网上悄悄的流行起来。但是官方媒体始终不屑一顾。看看时下的媒体,歌星们汉语夹着英语,情呀爱的直叫,小青年追捧到狂热的程度。有谁见作曲家拿网上的优秀诗词谱曲。电视台偶尔搞个诗朗诵,也都是自由诗,偶尔点缀几首古体诗词。真是:
杜甫:登楼【七律】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截前四句】
六 诗论的变迁
诗论是文人对诗的看法(即评论)。是随诗歌而生的附属文章。【诗经】是由孔子最后删定而编成的,因此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论诗之人就是孔子。
(一)、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
(二)、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孔子在编《诗经》时,将诗歌分为三类,即《风》、《雅》、《颂》。这应该是诗的分类说吧!
西汉时有鲁诗(申培公所传)、齐诗(辕固生所传)、韩诗(韩婴所传)。此三家又被称为三家诗,皆采用今文,在东汉被立于学馆,研究此一学的被称为今文经学。但是毛诗后起,逐渐取代三家地位,三家诗逐渐失传。毛诗指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而全书第一篇《关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又称《毛诗序》,是古代汉族诗论的第一篇专著。其中作《诗大序》者另有其人,不详。现摘录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段话:
一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诗:诗:志也。从言寺声。就出自于此吧)
二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之后毛诗成了一个学派,可见影响之大。对毛诗进行研究的有:郑玄作《郑笺》、《诗谱》;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及孔颖达主编的《毛诗正义》等......
南朝-梁人钟嵘撰《诗评》三卷,或曰《诗品》。于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唐宋时期还是两个名称并行。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反对用典、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诗品》对后世汉族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但是《诗品》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也就是从那里起,诗歌界产生了内斗的根源。许多诗论者以自己的好恶来论诗。
刘勰的《文心雕龙 》是一部综合性的论著,其中《辨骚》,《明诗》,《乐府》等篇就是对诗的评论。“刘勰对诗歌创作的要求组要是体现在内容与风格方面,内容上他要求诗人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真感情,突出自己的个性,彰显自己独有的风格;风格上他要求质朴、深峻、挺拔,避免浮浅、流靡、纤巧”。[摘自:韩雨恬 胡姝梦论文“试论《文心雕龙·明诗》篇”]
几乎是同时期的沈约撰《四声谱》一书,并提出“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之说。此说为近体诗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后来诗歌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论的百家争鸣时期。对后世的诗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唐不愧为诗的国度,诗论亦与别朝不同。首先诗人们埋头写诗,少评论。即使评论也使用诗句来评。例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韩愈等人也有类似的诗。其次,有些诗人的诗论写在不是诗论的文章里,要么文序中,要么书信中,例如: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提出讽喻诗论,主张遵六义之道。“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此类诗论就不一一类举了。
唐代的诗论专著有:
1 皎然《诗式》 主张“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风流自然” 。 认为“沈休文(沈约)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提倡“复古通变”论诗方法基本承接钟嵘的《诗品》。所选诗句以个见为准。
2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其继承了道家、玄学家的美学思想,以道家哲学为主要思想,以自然淡远为审美基础,囊括了诸多汉族诗歌艺术风格和美学意境。将汉族诗歌所创造的风格、境界分类。二十四诗品也是道所生发的二十四种美学境界。它是探讨诗歌创作,特别是诗歌美学风格问题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而且从创作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这就使它既为当时的诗坛所重视,也对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十四诗品》应为诗论之正道。可惜后来诗论偏离此道。
3 其他还有:齐己 《风骚指格》、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李峤、王昌龄、白居易、李洪宣、王叡等人都作过《诗格》。
唐代的诗选集有:
1 殷璠《河岳英灵集》此诗选标举"风骨"、"兴象",提出了"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等重要文学理论观点。该书选篇精到,评论中肯,是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中最重要的一种。 此集未选杜诗,说明杜甫生前诗名隐抑。
2 芮挺章《国秀集》选诗标准为"风流婉丽"。所选多为音韵和谐的近体,其内容也以应制奉和,送往迎来的应酬之作为多,反映社会矛盾,风格豪放的作品很少。如李白、岑参这些诗人则一首不选。王维入选七首,除"中岁颇好道"外均非其代表作。八十八个入选者中多是不入流的诗人。芮氏集中还选了自己两首诗,并选楼颖五首,楼氏则在《序》中对此选则大加吹捧,开后世互相标榜之风。
北宋初期,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发起诗文革新运动,目的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所以北宋始终存在诗文路线的斗争。和唐代一样,一些诗人的诗论观点散见于诗(文)中,难以枚举。苏轼论诗之语,散见于他的各种著述中。后人有集其论诗之语者,编为《东坡诗话》。苏轼明确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并推崇杜甫诗"诗外别有事立"。这些都强调了诗的思想性、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还提出"境与意会","最有妙处"。苏轼还反对沈约的“八病”之说。【见附录】 陆游主张“工夫在诗外”、“文贵自得”。 下面介绍宋代诗论:宋代的诗论基本上都是诗话,诗话体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是禅宗语录体的流行。
1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原名就是《诗话》)是中华诗歌理论史上以"诗话"为名的第一部著作。主张艺术真实应与生活真实相一致,欧阳修因此而认为诗歌可以具有史传著作的作用,可以使那些史传不载的人物“得所依托”,而名垂后世。
2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强调"吟咏情性"、"自然高妙"、"以文 而工,不以文而妙"等观点。
3 严羽《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册。主张以禅喻诗,以悟论
诗,推尊盛唐,以为师法。在《诗辨》是,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4 李清照也写过一篇短文叫《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主张词应协音,协声,协律。她批评许多名人之词。例:
不满柳永“词语尘下”;
苏轼的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
王安石作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对清照《词论》笔者有议:吟诗赋词,堪为大家风范,词论却是小家之气。是未知文人按谱填词已经和音乐无大关系之缘故吧。】
至宋起诗论始终脱不开“摘句论诗”的套子。较之大唐,宋代诗论(《诗话》)数量剧增,流派剧增,批评泛滥。宋代诗论有“扬杜抑李”之风。
元代存诗少,诗论更少。最著名的诗论应该是《论诗三十首》。为金-元好问所著。是继杜甫之后运用绝句形式比较系统地阐发诗歌理论的著名组诗。他评论
了自汉魏至宋代的许多著名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学观点,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元代的诗话有:《吴礼部诗话》 作者:吴师道; 《梅磵诗话》 作者:韦居安。
诗格有:《诗法家数》 作者:楊載 ;《诗学禁脔》《木天禁语》 作者:范德機。
诗集有:《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故名"律髓"。方回编选。赞扬杜甫夔州以后的诗达到了"剥落浮华"的境界。方回选诗,并不只凭一己偏爱,而是注意到不同流派。如入选宋诗,有江西派、四灵体、江湖派,也选西体。
《麓堂诗话》是明初诗话的代表作,诗论涉及诗歌的本体性、诗歌的创作、诗歌的鉴赏与评论、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诗歌理论系统。集中体现了李东阳的诗学观点。例如:“《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东野集》无一首,皆足以名天下传後世。诗奚必以律为哉?”就主张诗不必为格律所困。 此外杨慎的《升庵诗话》又名《乐府诗话》主张向历代诗歌学习,特别是向六朝、三唐优秀诗歌学习,批评盲目尊唐,对宋诗亦予以肯定。论诗主张“天然”、“清新”,推崇王维、韦应物,看重诗歌之“言外之意”与“含蓄蕴藉”,不满“直陈时事”,强调诗必有出处。
明代作诗论的还有:王世贞、王世懋、谢榛、瞿佑、徐禎卿等诗人。其影响远不及李、杨二人。
清代及近现代的《诗话》比前朝各代都多,且大都拾前人牙慧,说有不同,即语言比前人的好懂一些。其中较为出名的《诗话》有:
王夫之所著的《姜斋诗话》、袁枚所著的《随园诗话》和《续诗品》(是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续)、沈德潜的《说诗晬语》。
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西洋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
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对后来及当今诗词界的影响很是深远。
结束语:
历代诗论从根本上来说,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推动作用,这是最大的缺憾。另外大多数诗论都有明显的负作用,束缚了诗人的创作思维。并且诗论所选的诗句以婉约派居多。许多大诗人代表作中的名句往往被忽略。明清以来犹为突出,对格律过分推崇,以致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偏离了正统的“六义”之道。正如钱良择《唐音审体》中论及晚唐七律时说:“昔人谓七言律诗莫工于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诗道愈坏。大抵组织工巧,风韵流丽,滑熟轻艳,千手雷同;若以义求之,其中竟无所有。”
纵观当今网上诗潮,“复古”之声高涨,追求“古色、古香、古味。古韵”。能用今字的偏选用古字代替,用偏典僻字的大有人在,用现代语作诗者常被扣上“俗、直白,打油”等帽子。评诗者常用语有“出律,三平尾,不粘,犯某韵”等词语。以知道诗有“八病”为荣。这些人有的是在卖弄学问,有些竟不知“古”字的含义,韩愈的“复古”的“古”是指先秦汉魏晋;宋代的“复古”多指盛唐及以前各代;可现代人之“复古”则以古之格律、繁体字及平水韵为楷模,荒谬至极。许多诗友都想振兴中华传统诗歌,前几年提出口号,让诗词走进中学校园,谈何容易!首先得不到国家、文化部及宣传部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能得到
上述部门的支持就好办了,中学开设诗词教学课,高考考作古体诗词,宣传部发行传统诗歌刊物,歌星们必须唱传统诗歌谱成的歌曲。只有这样大力推广,中国传统诗歌才能普及,才能深入国人之心。再者,诗人也要与时俱进,写出普通知识分子能看得懂的诗歌来。试想一下,如果中学语文老师都看不懂你写的诗,这个国家能称得上“诗的国度”吗?
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那就是自由体诗,【这里的自由体诗不是那种不讲押韵的“泊来体诗”】,可喜的是网上许多诗友在探索,例如:新韵诗词,新格律体诗,再别康桥体诗及歌体新诗。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诗歌终将回归到沿中国传统诗歌发展的正轨上来。
赋得新韵新中华词贺新郎一首【读者切莫以贺新郎词谱来对照】
贺新郎
上下诗歌路。猛回眸,几多坎坷,几番烟雾。秦汉风骚传魏晋,铸得宋唐大柱。升太白,炼成工部。吟到离离原上草,野火烧,涅槃群英谱。星灿烂,月相妒。 待到金元遭劫数。看明清,残花弱柳,暮春难护。踏遍青山人未老,银汉迢迢怎渡。把秃笔,龙飞心语。欲使华车开正轨,恳儿曹争作新凤翥。同立志,天不负。
附录:前人对格律及用韵的论述。
锺嵘《诗品序》: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尝欲造《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皎然在《诗式》中说:“沈休文(沈约字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
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说:“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二(拈缀),未为深缺。”
李白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体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
苏轼嘲弄声律,云:“蜂腰鹤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云。醉里自书醒自笑,如今二绝更逢君。”
黄庭坚:“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字不工,而不使语俗”。
明末清初李渔《诗韵序》:“以古韵读古诗,稍有不协,即叶而就之者,以其诗之既成,不能起古人而请易,不得不肖古人之吻以读之,非得已也。使古人至今而在,则其为声也,亦必同于今人之口。吾知所为之诗,必尽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数韵合一之诗;必不复做'絺兮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之诗,使人叶'风’为'孚金反’之音,以就'心’矣;必不复做'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之诗,使人叶'兄’为'虚王反’之音,以就'强’矣。我即生于今时而为今人,何不学《关雎》悦耳之诗,而必强效《绿衣》、《鹑奔》之为韵,以聱天下乏牙而并逆其耳乎?”
《一瓢诗话》第75条:排比声韵,较量属对以为工,夸繁斗缛,缀锦铺花以为丽,惊哄喝喊,叫嚣怒骂以为豪,枯淡无神,索寞无味以为幽,坐此恶疾,终身不愈,永不能立李、杜之门,安望其见李杜以前哉?
《随园诗话》: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清朝的袁牧再谈王士祯的平仄谱时这么说:“近又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者,戒蜂腰、鹤膝、迭韵、双声以为严者,栩栩然矜独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须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傎乎!唐齐已有《**旨格》,宋范温有《诗眼》,皆非大家真知诗者。”
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说道“律诗止论平仄,终身不得入门。既讲律调,同一仄声须细分上、去、入;应用上声者不得用去、入,反此亦然。。。”
清朝王夫之《姜斋诗话》说:《乐记》云:“凡音之起,从人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不可恃为典要。“昔闻洞庭水”,“闻”、“庭”二字俱平,正尔振起。若“今上岳阳楼”易第三字为平声,云“今上巴陵楼”,则语蹇而戾于听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虚混太清”易作“混虚涵太清”,为泥声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云“太清初上日”,以求合于粘,则情文索然,不复能成佳句。又如杨用修警句云:“谁起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烽烟?”若谓“安”字失粘,更云“谁起东山谢太传”,拖沓便不成响。足见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释氏有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艺文知此,思过半矣。
沈德潜《说诗萃语》:“诗贵性情,亦须论法。……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 他论诗和选诗“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声调”《唐音审体》中论及晚唐七律时说:“昔人谓七言律诗莫工于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诗道愈坏。大抵组织工巧,风韵流丽,滑熟轻艳,千手雷同;若以义求之,其中竟无所有。”《瓯北诗话》“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其弊。”
刘克庄云:“牧于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后村诗话》)杨慎也说:“(杜牧)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
《履园诗话》:余尝谓诗无格律,视古人诗即为格,诗之中节者即为律。。。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有对的极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节选自《红楼梦》)
朱光潜《诗论》关于用韵的部分论述:
“中国旧诗用韵法的最大毛病在拘泥韵书,不顾到各字的发音随时代与区域而变化。现在流行的韵书大半是清朝的佩文韵,佩文韵根据宋平水刘渊所做、元人阴时夫所考定的平水韵,而平水韵的一百零六韵则是合并隋(陆法言切韵)唐(孙愐唐韵)北宋(广韵)以来的二百零六韵而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韵至少还有一大部分是隋唐时代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用韵,仍假定大半部分字的发音还和一千多年前一样,稍知语音史的人都知道这种假定是很荒谬的。许多在古代为同韵的字在现在已不同韵了,做诗者不理会这个简单的道理,仍旧盲目地(或则说聋耳地)把'温、存、门、吞’诸音和'元、烦、言、番’诸音押韵;'才、来、台、垓’诸音和'灰、魁、能、玫’诸音押韵,读来毫不顺口,与不押韵无异。这种办法实在是失去用韵的原意。”
钱玄同(1887-1939,现代)亦有论:
“那一派因为自己通了一点小学,于是做起古诗来,故意把押'同、逢、松’这些字中间,嵌进'江、窗、双’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诗'东、江’同韵;故意把押'阳、康、堂’之些字中间,嵌进'京、庆、更’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音'阳、庚’同韵。全不想你自己是古人吗?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要是不能,难道别的字都读今音,就单单把这'江、京’几个字读古音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诗如果用韵必用现代语音,读的韵,才能产生韵所应有的效果。”
顾随(1897—1960)《驼庵诗话》:
“格律之'律’,不是不随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律’是人为的。'律’不能为人服务时,人应当打破它。'律’是形式,一切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当形式不能为内容服务时,人应当改造它。”
姜书阁(1907—2000,此人为当代学者)《诗学广论》里引用古人的话道---------夫诗也,岂曰平而平仄而仄已焉哉?即平之声,有轻有重,有清有浊;而仄之声亦有轻、有重、有清、有浊。此天地自然之声也,而唐以后鲜有知之者。不知轻重清浊之声,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尽诗之变体耶?今以律之变体言之,如曰:“昔人已乘黄鹤去”,又曰“北城未柝复欲罢”,又曰“七月六月苦炎热”等若干章,此专在于轻重清浊之间尔,平仄云乎哉?由是观之,唐人之所谓变体者,乃以变其平仄之声音也,而轻重清浊之间,盖有不可得而变之矣。
民国诗话:
八一、天下事,能者其法简,不能者其法必多。乱世多刑法,俗吏多仪节,假道学多规矩,不善书者多考校执笔磨墨,不能文者多考校反正曲折,不能诗者多考校格调体制。
八三、礼从宜,诗亦从宜。每见诗人用古韵法押入句尾,如“下”字押入七尘,“林”字押入十三覃之类。句虽佳,其音不谐,颇为扫兴。每见诗人将惯用作仄声者作平声,惯用作平声者作仄声,如“中兴”之“中”、“离群”之“离”作去声,“料想”之“料”、“忧患”之“患”作平声,将一副考据面孔随处摆布,最为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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