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深谙写诗是极其个人化的精神活动，沈苇从未承认过“西部诗歌”流派或潮流的存在，但称他为生活在西部的诗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说到西部的诗歌与诗人，必须首先澄明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诗歌的版图上，杨牧、昌耀、周涛、章德益、马丽华等个体的精湛表演，曾经把众多读者的目光聚焦到长久沉寂的西部高原，他们沉郁又高亢的精神音响，使1980年代的诗坛被撩拨得雄性勃发，风云一时。可是，进入“个人化写作”的1990年代后，由于时代心态的遽变、大众文化与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抒情主体的星消云散，西部诗人们“雄风”不再，整体光芒逐渐暗淡。正是在西部诗人的写作从辉煌向平淡逆转的低谷时节，沈苇借从故乡浙江携来的“芦笛”，在高原接连吹奏出一阙阙饱含智慧的抒情曲调，那种西部诗歌审美的“变音”，包容开阔、苍凉睿智，再度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热情；并且二十多年里他矢志不渝，持续攀高，完全凭靠着文本的坚实品位和清晰辨识度，相继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诗刊》2011年度诗歌奖、第11届十月文学奖、第5届刘丽安诗歌奖、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2015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几乎包揽了国内最重要的诗歌奖项，进而挽住了新疆诗歌在全国诗坛格局中的“面子”和尊严。那么，沈苇诗歌成功的秘诀何在，它和峰巅时期的西部歌者有何内在差异，它为西部地域的诗歌增加了什么新质？这一点理应成为我们进入沈苇诗歌世界的逻辑起点。

“无边的现实主义”：日常诗学的建构

从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的位移，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事物可以入诗的题材规范开始松弛乃至消解，尤其是当诗人置身于真假混乱、瞬息万变的复杂“无边的现实”时，从日常、普通的生活中发现、萃取诗意，自然晋升为测试一个诗人水平高下的重要尺度。多年诗歌创作的实践和参悟，养就了沈苇高于一般人的能力，他能够贴近富有诗意的“圣词”与“大词”，如《希腊悲剧》、《哀歌》就不乏在纯粹优雅文化中高蹈或直面克拉玛依特大火灾抒情的倾向。只是他更多的诗歌已经不再像当年西部“新边塞诗”那样善于进行宏大叙事，“在主客对抗的自然观中展示人的理性精神力量，着重从自然与历史角度传达饱含忧患意识的向上情绪”；而善于观照人间烟火气浓郁的“此在”空间，从日常生活的海洋中去打捞诗意的珠贝，在他人看来毫无诗意的地方寻找、建构诗意，则成了他感知、表现现实的一个明显特质，也从中显示出将实情上升、转化为诗情的能力，只要浏览一下沈苇诗集的目录，《一个老人的早晨》、《达浪坎的一头小毛驴》、《在奥依塔克冰上行走》、《雪后》、《黄昏散步到一株香樟树下》……这一建构日常生活诗学的特质即会更加显豁。如傻子患“花痴”病、在某一天死掉或是脑子里完全没有时间观念，这些在生活中可谓司空见惯，如果按传统诗歌的规范去衡量，它们绝对属于不宜入诗的俗人俗事，事实上以前也很少有人向他们投注诗情；但是诗人的《三个傻子》却将目光聚焦于住在生产队废弃的“谷仓”的五家之人、远近闻名的兔唇的“花痴”，和不辨前后时间的弱势者，他们或自己“吃剩饭剩菜”，却常“提回半篮子烂水果/分送村里的孩子们”，或屡屡“追逐女人”，又嘴里叼支冰棍在大水中游过，“去看望生病的外地来的傻子”，或是“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而能在农忙季节，“抢着替哥哥姐姐们干活”。诗人通过对他们滑稽可笑同时善良勤劳的矛盾事相的捕捉，传递出对底层人类深挚的命运体恤和关怀。他们或许在人们看来不太正常，但是他们灵魂的纯净、善念和韧性，可能会远远超出一般人；即便是他们的“愚笨”、“呆傻”行为里也不乏值得善待的闪光之处，他们的生命同样应该获得尊重。再有“滋泥泉子”这个在地图上恐怕都难以找到的“小地方”，可是在诗人心灵的抚摸之下竟然变得那么生动质感，“我走在落日里/一头饮水的毛驴抬头看了看我/我与收葵花的农民交谈/抽他们的莫合烟/他们高声说着土地和老婆/这时，夕阳转过身来，打量/红辣椒、黄泥小屋和屋内全部的生活/在滋泥泉子，即使阳光再严密些/也缝不好土墙上那么多的裂口”（《滋泥泉子》）。边地的乡村场景，融洽的交谈氛围，破败而温馨的阳光辐照，似一幅西部写意画，但其中烙印着生活在滋泥泉子的农人和从江南移居西部的诗人的灵魂影像，本诗打动人的与其说是孤独诗人精神悲悯的“疼痛”，不如说是西部农民简陋贫困又乐观顽韧的生活乃至生命状态，它令人心里豁亮的同时也不无酸涩。沈苇这种日常化的诗性立场，让读者感到诗歌很“接地气”，再也不像天边云、雾中花那样虚无缥缈，不可企及，它就在你的身边或体内生长。

不难看出，沈苇“及物”的日常诗学基本拒绝空洞、抽象的抒情，而针对诗歌文体“此在”经验占有性方面的不足，在动用意象和象征等艺术手段同时，有意识地寻找更切近日常诗意的表达方式，借鉴叙事文类处理复杂事体时的长处，格外重视叙述和过程、细节等叙述性文学因素饱含的能量，有时甚至将它们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如“死去的亲人吃橘红糕、糖塌饼、猪头肉/最老的一位颤颤巍巍，拄着桑木拐杖/最小的一个全身沾满油菜花粉/年轻人喝着醇香的米酒/死去的亲人在忙碌，赶着死去的鸡鸭牛羊/进进出出，将一道又一道门槛踏破……他们有火花一闪的念头：渴望从虚无中/夺回被取消的容貌、声音、个性……/无论如何，这是愉快的一天/聚集一堂，酒足饭饱，坟头也修葺一新/墓园的松柏和万年青已望眼欲穿/天黑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返回/带着一些贬值的纸线、几个怯生生的新亡人”（《清明节》）。对于生长于江南的诗人来说，久居西域，必然会引发“地域分裂症”，想念故乡，故乡的风景、事态和人物以及苦乐生死的记忆，这首诗完全靠想象和虚拟，恢复、再造了江南清明时分亡者的种种表现样态：在与生者彼此接近、混同的空间里，他们不论长幼，纷纷跨越了生死的界限，阴郁而又自由欢欣。吃肉、拄拐、喝酒、深一脚浅一脚等动作、细节碎片的准确关注，同质感的叙述语言、叙述长度遇合，将江南清明节的特有氛围渲染得清晰生动，既有过程的推进流转，也因过程、细节自身凸显的稔熟逼真，昭示出诗人对故土的挚爱程度之深，江南亡者精细的漫游细节、场域的敞开，原本蛰伏着的是对活着的故土、亲人的遥想和怀恋。和《清明节》异曲同工的《吐峪沟》，也是靠细节的力量征服读者的。“峡谷中的村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村庄一年年缩小，墓地一天天变大/村庄在低处，在浓荫中/墓地在高处，在烈日下/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忙碌/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生与死比邻而居，昼夜共处，死不过是生者灵魂永久的安歇，悟清生命这一秘密后，生可以达观宁静，死亦能够做到恬淡从容；在这里西部人的生命观念没有直接道出，而是寄居在山坡上的墓地、峡谷中的村庄、葡萄园中的采摘、村民抬头看墓地等诸多细节、场面以及相互的对比转换中，在诗人平和愉悦的叙述中氤氲着边地具体别致的烟火味儿，细节、场面背后人的情思态度又耐人琢磨，诗性葱茏。

一般说来，日常诗歌的创作主体不再居高临下地让读者膜拜，而是能够和世界上的万物不分贵贱，将它们都视为有情感、有思想的生命，主动地放下身段，与之平起平坐，说话、交流，这在更多的时候就无形中规避、阻塞了“大词”、“圣词”进入抒情空间的可能。沈苇能够观照大题材，抒发大情感，但同在琐屑、平淡、日常的事物中发掘诗意的感知方式相呼应，他更愿意、擅长写“小”，并因之使诗歌获得了一种平等的视角和拙朴的谐趣。如诗人尽管工作与生活十分繁忙，但却能在《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这只小小的蚂蚁，有一个浑圆的肚子/扛着食物匆匆走在回家路上/它有健康的黑色，灵活而纤细的脚/与别处的蚂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谁会注意一只蚂蚁的辛劳/当它活着，不会令任何人愉快/当它死去，没有最简单的葬礼/更不会影响整个宇宙的进程//我俯下身，与蚂蚁交谈/并且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这是开都河畔我与蚂蚁共度的一个下午/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佛家讲究“众生平等”，那是对弱小、卑微生命的尊重，诗人俯身仔细观察蚂蚁的形态、习性，想象蚂蚁的处境、命运，与蚂蚁推心置腹地交谈、诉说，出自童心的视角、眼光和思维，一点也不矫情，自然生动，蚂蚁平凡，每天劳作，静静地活着，默默地死去，丝毫引不起世人的注意。诗人对动物的情感赋予，敦促着文本对蚂蚁喜悦与艰辛的生命和命运形态的观照，在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局限的同时已有言外之旨，那分明是对普通生命的尊重和生命关怀，人不论对他人还是自然界弱小的动植物，都应该充满耐心和爱。再有可以和《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对读的《蚂蚱协奏曲》，字里行间跃动的也完全是借自然界微弱生命的书写，播放出来的一阙貌似短促实则绵长的安魂曲。当一只垂死的蚂蚱醒来振翅，“仿佛受了感染，蝈蝈和蟋蟀 /在枯草丛中齐声低鸣 /更多垂死的蚂蚱，爬上了 /世上数不胜数的石头中的一块 /‘哦，最后的暖，最后的光 /最后的舞台，最后的悲苦……’//‘嚓嚓，嚓嚓嚓……’/蚂蚱协奏曲，世上最小的音乐会 /此刻是对荒野、枯草、寒风 /以及紧接着来到的严冬的 /一点微弱的抗衡 //微弱的……仅此而已/‘嚓嚓，嚓嚓嚓……’”那面临严寒秋风的生命绝唱，那一声一声接续的音响节奏，以及那微弱抵抗的凄凉和悲壮，令人肃然起敬，弱小精灵的态度、尊严与命运，是蚂蚱的，更是人的。

在“无边的现实”构筑的多种世界空间维度中，沈苇以相对活跃的主体心灵的“在场”，令许多以往难以入诗的事物诗性勃发，意趣盎然，使若干年前重建诗和现实关系的困惑被悄然消解了。可见，事物并无诗性非诗性之分，如何表现事物却有高下强弱之别。

摆脱“囚笼”：去地域化的地域性写作

从严格意义上说，沈苇是一位“移民诗人”。大学毕业之后不久，由于青春心理戏剧的驱动，从和草长莺飞、杏花春雨连在一起的江南福地湖州，毅然奔赴以草原雪山、漠天瀚海为骨架的西北边陲新疆，完全分属于地理两极的生命经验的碰撞与纠结，自然在诗人的创作中烙印上或浓或淡的地域性痕迹，这是人们讨论沈苇诗歌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和背景。只是以往的言说在有意无意之间，过度夸大了地域性因素在沈苇创作中的作用。

必须承认，在沈苇创作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地域性资源”乃重要的推助力，不说《庄家村》、《南浔》等文本充满渗透骨髓的灵动、细腻、睿智的江南文化底蕴，单是他大量的新疆书写就有着十分显豁的边地风格。诗人曾经坦言，他踏到新疆后当了十二年记者，天南海北的采访调研也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地域探险，他甚至还写过一本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成为当时背包进疆族的旅行指南，加上对中亚西亚地区历史与文化有意识的了解、研究，他一时间成了地道的“新疆通”。这些沈苇自称“身边的传统”的融入，无形中将他改造成了“地域的孩子”，变动了他诗歌视域、情调、意象、语汇以至风格的结构形态，于是乎罗布泊、楼兰美女、江布拉克、天山、和田、麻扎塔格、吐峪沟、喀什噶尔、柔巴依、喀纳斯颂、夏特尕特牧场、雅玛里克山等有关西部历史、地理、风俗、文化的语象，渐次大面积、高频率地进入了诗人的抒情空间。如《论新疆》题目好似近于抽象的叙说，殊不知它强劲的异域风防不胜防，“鲜”味扑鼻。在诗人笔下，新疆可以触及感知，它是“在一锅羊肉汤里沉浮”的鹰嘴豆，是被运走的一车车“葡萄红枣”、“异域歌舞”、“煤炭燃气”，是一张明信片“像‘楼兰美女’一样四处展览”……诗打开了一扇辽阔的文明的历史窗口，使西域的风俗风情、喜怒哀乐和精神走向尽收眼底。与《论新疆》类似的地理雕刻，在沈苇的诗歌中不胜枚举，很多时候西部地域的外部空间已经内化为沈苇一片辽阔的心理场域和视角。

诗人的地域性书写无疑使诗歌饱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民俗学和文化学价值；但是如果因此就将沈苇框套为地域性诗人，那就大错特错，就是对他的严重误读和糟蹋。或者说，地域性的标签根本罩不住他艺术追求的全部个性。不错，沈苇也自觉地将新疆、西部视为自己挖掘不尽的精神资源，这一点与当年的周涛、杨牧、章德益包括昌耀是同声相应的，只是迥异于后者在西部的自然、历史语象中凝聚主体渴望诉求的外张型的审美形态，他的诗歌总体上呈现着内倾的状态，不仅为西部画像，更突显出了西部的灵魂底色和深层脉动。他的《混血的城》一诗里，有这样两句，“我的双脚长出了一点根，而且光/时常高过鹰的翅膀”，“根”与“翅”两个意象可视为他诗歌的自画像：他的诗和地域的关系既贴近又超离，虽常常落笔于西部的地理文化，却没有被地域性所规约和拘囿，而指向着灵魂尤其是人性、爱、死亡、时间等精神命题的演绎和揭示，诗人的目标即是“借助地域性的表达而抵达普遍的人性”。如《麻扎塔格》原是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坟山”为观照对象，地方色彩不可谓不突出，然而其艺术效果却远远超出了地域，虽然生发于个人的偶然感悟，却又暗合着人类情感和经验的深层律动，是典型的去地域性的地域性写作。“红山是红山，白山是白山/山的婚礼和山的葬礼/同时举行/游离于地理学之外的/一红一白，生死一体……你说，幽灵们/被我们带走了/附在一截唐代的胡杨枯木上/你说，死去的胡杨更美/像一门挺拔的美学……死亡有它的铺张：/无垠沙海/死亡有它的好意：/隆起一座不灭的山/——麻扎塔格”。面对“坟山”，诗人神游万里，展开了对生命、死亡、美等问题的冥思，生与死正如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历史证明生命对某些人来说仅仅意味着虚空，有时凛然之死比苟且之生更美，更令人敬仰，埋葬死者的“坟山”带给生者的可能是无限的启迪。再如《登雅玛里克山》，“什么样的时节？什么样的光？/树、塔，升起；人，匍匐又攀登/有时步履高过了头顶/有时，踉跄掉进了深渊/凭借怎样的无言祈求/天空终于展露明媚的一角？/凭借怎样的内心挣扎/博格达升起一朵胖乎乎的云？”雅玛里克山是乌鲁木齐市西侧的风景区，既叫“福寿山”，也称“妖魔山”，随着诗人登攀过程中对土地、城、时节、光的诘问的展开，读者将会发现诗对山的描写隐喻着人生，人生峰回路转或阴晴莫辨的变幻无常，对景观的跳脱思考因为扩大了诗境，适应读者的阅读宽度也就随之被拓展了。

或许是沈苇发现过度强调地域因素造成的“‘西部诗歌’遮蔽了“‘诗’”的惨淡现实，所以越到后来越“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沙漠，一个感悟》），自觉地设法摆脱地域性的“囚笼”。他的成功也昭示出一点：在诗歌与地域性的关系处理上，诗人既要做能够匍匐于土地之上行走的“兽”，更要做既能够贴近地面活动又能够翱翔于天空的“鹰”，走近地域的同时，再努力超越地域，贴近地面是为了更高远的“飞翔”，地域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

个人风格的几种“面相”

在如今这样一个严重同质化的诗歌时代，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并被他人有效的接收，是对所有诗人的考验和拷问。沈苇凭着精湛的艺术功力、自觉的诗歌观念和对地域性理论弊端的高度警惕，展现出了个人化的风采，让读者再也不会将他混同为西部诗群中的任何一人，更不会认为西部诗歌就是一味的豪迈雄放之风，西部诗歌麾下的每员大将都有自己独门的看家本领和绝活儿，也正是个体间姚黄魏紫的竞争互补，才保证了它肌体的绚烂和绵延不断的传承力。或者说，一个群体或流派的成熟绝不是诸多个体求同的过程，沈苇是一位生活在西部的诗人，但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从西部诗歌群落中剥离出来，在艺术风格的追求上，他原本就属于他自己，有着他人不可替代、复制的审美轨迹。

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访谈时，沈苇说自己的早期作品有种地域“闯入者”的姿态，只是为新疆的干旱注入了一点江南的湿润，还有粗粝中的考究、细微、柔情等；大约从1990年代末开始，已经有心灵与地域的融合，要在“杂色羊群”中寻找“综合的上帝”；2009年的“7·5”事件，新疆又给了自己闷头一击，使他为人类在和平年代发生的骇人惨剧感到极度震惊和羞耻，反省以前的写作，“地域巡礼”变成了“西域哀歌”和“旷野呼告”，后来地域色彩明显减弱了，对现实、人和命运的关注多了。应该说，诗人这段夫子自道基本上从纵向勾勒出了他诗歌创作的嬗变过程和个性趣尚，对此无需再做饶舌的赘述。我倒是觉得沈苇不仅在不同时段体现了不同的鲜明的特质，而且即便在同一时段也常常能够抵达多元化的审美境地，这就实属不易了。因为一个诗人一生能够拥有一副成熟的笔墨已是难得的福分，若同时拥有几副成熟的笔墨、风格的变体，无疑就接近了大家的气象。沈苇诗歌在包容开阔、苍凉睿智的整体风格统摄下，又呈现着几种殊异的艺术“面相”。

比如同属于21世纪之后的作品，《阳台上的女人》、《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墙是不存在的》这三首诗就具有三种艺术走向。《阳台上的女人》现实观察与心理想象交错，其梦幻情调近于浪漫一隅，“在干旱的阳台上，她种了几盆沙漠植物/她的美可能是有毒的，如同一株罂粟/但没有长出刺，更不会伤害一个路人/有几秒钟，我爱上了她/她脸上的倦容，她身后可能的男人和孩子/并不比一个浪子或酒鬼爱得热烈、持久/这个无名无姓的女人，被阳台虚构着/因为抽象，她属于看到她的任何一个人……然而她的孤寂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她的身体密闭着万种柔情/她的呼吸应和着远方、地平线、日落日升/莫非她仅仅是我胡思乱想中的一个闪念？/但我分明看见了她，这个阳台上的女人……”你说不清楚这个白日梦似的坚忍的女人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诗人臆想的产物，抑或是诗人潜意识的透射，但无需深思其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她都确实能够带给人无限的美妙的沉醉和遐想，这本身恐怕就使诗实现了存在的价值，南方温润细腻的笔调和细节更强化了这一妩媚的艺术倾向。和具有浪漫之美的《阳台上的女人》相比，《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似乎更多现实的“及物”之真，平实直白，“池塘干涸/河道里鱼虾死绝/公路像一条巨蟒穿过稻田/印染厂、电瓶厂、化工厂/纷纷搬到了家门口……婶婶死于车祸/姑爹死于肺癌/儿时好友死于白血病/最小的表妹得了红斑狼疮……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但我总得赞美一点什么吧/那就赞美一下/家里仅剩的三棵树：/一棵苦楝/一棵冬青/一棵香樟/三个披头散发的幸存者/三个与我抱头痛哭的病人！”诗之深层运行着的愤怒之火，是诗人社会良知和生态焦虑的集聚，现代的工业文明带来了速度、效率和便捷，但它的负面价值更令人类不堪忍受，乡镇企业发展的代价是土地、水和环境的大面积污染，疾病、死亡的相继打击，面对此情此景，如果“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诗人的不满抗议已经力透纸背，诗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具备了直接行动的力量。至于《墙是不存在的》展开的则是智慧之思，对人类间隔膜、障碍等问题的叩问，诗意自身的深隐和表达的间接，造成了诗一定的理解难度。“‘墙是不存在的。’他说/它既不是透明，也不是潜在的障碍/它只是一种不存在——在时间中，他与不存在的事物搏斗过//现在，他的心灵有了一点辽阔/却感到自己的无知在放大……现在，他心房一侧又长出了一颗心/仿佛为了成就一种对称，一个法则：/道德，对道德的嘲讽/自我，对自我的质疑/现实，对现实的背叛/‘你左边的心只为一个人珍藏，右边的心要献给更广大的世界……’”诗中不乏诗人写作此诗时的少年气盛，对新疆的热爱和眷恋驱使，让他感到教义、文化、种族等有形无形的差异障碍乃至隔膜均可消除，这种理意的敞开在接近结尾处的悖论推助下愈发坚实，长期在“雨水”湖州和“沙漠里”的乌鲁木齐两个故乡间的分裂和游走，形成了诗人那种思想漫游者内省式的心理结构状态，使之时时觉得“生活在别处”，沉于理想、人生、价值等问题的诘问和冥思中，该诗给人提供的就是理趣的启迪。

沈苇的诗歌诗歌是一种复杂性存在，诸多文本间的差异性互补使其每一首都自有可以圈点之处，合起来又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效果，而这一切都是以个人化的创造作为前提的。如果每个诗人都能像沈苇那样，按自己的方式说话，自己的视点切入世界，自己的向度进行创造；同质化的倾向即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诗坛就真正蒙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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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沈苇：《当诗歌面对“无边的现实”》，《文艺报》2014年2月10日。

罗振亚：《北大荒诗与西部诗的美学差异》，《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1期。

方岩：《沈苇：尴尬的地域性》，《文学报》2016年7月15日。

沈苇：《地域性碎语》，《名作欣赏》2013年第9期。

沈苇：《文学是真力量，是一种无用的有用——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南方都市报》2015年4月28日。

               （原载《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