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诗歌的现状和出路。透视诗歌现状，分析诗歌出路，让我们在迷乱的诗坛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
中国当代诗歌发展：1917年上溯至鸦片战争称“近代文学”；1917----1949年称“现代文学”；1949年建国以来称“当代文学”。譬如：一是以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二是以闻捷、李季、张志民、傅仇、严阵等诗人为代表的“生活抒情诗”；三是以李瑛、公刘、顾工、韩笑、张永枚等诗人为代表的“军旅诗”。这三种写作向度盛行其道，建构了此一时期的当代诗歌秩序，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进入“新时期”(以1978年为开端)。新时期的诗坛初步体现出诗歌的多样化特征，但真正给20世纪80年代诗坛带来诗学观念与美学趣味巨大冲击和“革命”性变化的，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潮流，它们就是当代诗歌批评界所指认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
一是以艾青、牛汉、黄永玉等“归来诗人”，有效地恢复了诗歌与诗人的真诚品质，摆脱了此前诗坛流行的“假、大、空”的恶劣诗风。二是以雷抒雁、骆耕野、叶文福、张学梦等“现实诗人”，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与对未来的“呼唤”，体现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普遍持有强烈的诗性诉求。三是以叶延滨、梅绍静、刘犁、刘益善等青年诗人以“知青视角”表现对昔日生活的追忆与思考、着力表现其熟悉的乡土生活，在审美性的乡土情结中试图揭示广大乡村在中国社会的改革潮流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四是少数民族中青年诗人吉狄马加、查干、晓雪等致力于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及其文化心理情感的展示与表现，刻画出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本民族的精神境况。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先锋诗的写作一度呈现出某种耐人寻味的“断裂”与转向。随着中国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生成定型及环境的日益宽松，诗歌写作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新时期以来罕见的丰富性与驳杂性。一是从语言角度来看。“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并行不悖，且持各种语言写作向度的诗人人数众多，蔚为大观。
三是从诗的结构来看。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进行着长诗的创作，意图通过营造在结构上较具规模与难度的诗歌文本来实现自己某种宏大的艺术追求。从诗的展示平台空间来看。由于网络的出现，诗的展示平台更多元化、个人化和自由化。诗坛的激烈论战以及网络诗歌的崛起，把世纪末的诗坛搅得沸反盈天。然而，诗歌的面目和未来，却越来越混沌了。诗是最早的文学样式。远古时候，诗歌来自民众，源于生活，出自心灵；其文字浑厚纯朴，纯乎天籁，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诗意。《诗经》便是流传至今的不朽经典。诗歌脱离了大众，时人讥曰：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饿死诗人”也成了无可奈何的喟叹。我们埋怨大众不读诗，民众诉说如今的诗不是难懂，而是根本看不懂。是的，连大学中文系教授都看不懂的诗，试问世上还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懂呢。那些读时头晕，读完头痛，之后便让人得了恐惧症的诗，试问还有谁去读呢！ 
　　　　  诗歌为何沦落到这个地步？我想，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学者之误解，二是刊物之误导，三是传统之断裂，四是诗人之浮躁。 
　　　　 源于“五四” 的中国新文学，是在反传统，法欧美的背景下产生的。那时的一些留学欧美的学者，热衷于介绍外国文学，而恰在那时，艾略特发表了被认为是划时代的《荒原》，在欧美享有盛誉。于是，那时的学者便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后来艾略特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声望在欧美达到了顶峰。时至今日，我们的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史，仍把艾略特当作二十世纪欧美最重要的诗人，设有专门的章节。而实际上，艾略特即使在他的祖国，也很少有人能读得懂他的诗。与艾略特同时代的大诗人，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弗罗斯特，对艾略特更是不以为然。 大家知道，早在新文学之初，中国文坛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胡适之提倡白话诗，很多人又把白话诗理解为没有规则的随便说话，并名之曰摆脱封建束缚。艾略特的影响加上胡适之的倡导，结果便杂交出一种晦涩而浅薄的诗体，  
　　　　　　　　 
　　　　 好诗都有其共通之处。真正的好诗，是发自心灵的律动，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心房里跳出来的；好诗都带着独特的个人气息，它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从作者的毛孔里蒸发出来的；好诗都是平易而意韵悠长，一句感人的话语，就如一缕无形的电波，能够透入你的机体，令你震动，让你深思，使你的精神得到提升。 让诗歌美起来并被读者接受，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人肩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