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诗的实践者们而言，也许每一次阅读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都会产生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情感。一方面，艾略特所表达的观念和境界是令人向往的。但另一方面，艾略特所处的英诗传统（所谓“深厚的，连续的”）是和新诗的历程（相对较短，充满了）中突和变动的）如此不同，几乎完全无法通约。不过，我个人一直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卞之琳翻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对新诗史具有特别的意义。考虑到穆旦等一批诗人在诗歌学徒期阅读此文时的那种兴奋情景，也考虑直到今天这篇文章仍在诗歌界广为阅读和引用，我想，传统与个人才能的问题，已经由这种复杂而特殊的情感，而成为了一个“中国问题”。在从艾略特那里得到启发的同时，我们更多地应是以他为一个参照和借镜，以尝试解答这样的困惑：在新诗传统与诗人个人之间应具有怎样的一种有效而又有益的关系？个人可以以怎样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新诗传统，新诗传统又如何内化为诗人的意识从而得到建构、发展和丰富？ 

　　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无意讨论新诗是否具有传统这样的问题。历史上质疑新诗传统的声音和潮流都是有着具体的文化政治动因的，它们只是给我们提示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内部激变的重要症候。至于我们自己，似乎没有必要陷入这种“有无”之辩。同样，我也不想过多陷入新诗传统和古典传统之间的纠缠。认为新诗远不如古典传统伟大的焦虑的确总是存在，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臧棣的《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一文中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臧棣首先指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植根于现代性”，新诗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审美空间”，它具有自身的自主性，是和古典完全独立的。在这样一个新的空间中，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代人的努力和实践，给新诗带来了多种向度，共同构成了新诗的传统。而且，很有可能，对古典诗歌的体认以及古典诗歌的审美空间，是通过这个新的空间才得到确定的。 

　　艾略特的传统观，实际上是相当现代的。正像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他的传统概念具有“创新意义”。他强调传统的共时性，把传统中的诗歌实践和伟大作品都当作是“同时的存在”，但这样一个秩序又是开放的，不断丰富的。他也强调“真正的新”，要求诗人以自己的创新溶入传统，丰富传统，从而以自己的实践来对以往的诗歌进行重新认识，使得传统获得一个新的秩序。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新”与“旧”的相互适应，相互检测，相互发明。这样一种传统观，也就暗示了诗歌传统自身可以不断展开，容纳丰富的可能性而又具有整体的价值。我想，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对于新诗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也许艾略特所提出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贡献。当年穆旦等深为激动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这是因为，“历史意识”正切合了新诗的问题意识和自我想象。在谈到历史意识时，艾略特所使用的是“必须”一词；“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而对这种“不可缺少”的历史意识的具体表述则是，“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永久的意识，也是对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this histoncal sense，which is a sense of the timeless as well as of the temporal and of the timelss and of the tem- poral together，is what makes a writer tradition- a1. And it is at the same time what makes a writ- ers most conscious of his place in time，of his own contemporanelty），“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缺少与传统的关联的写作往往是无效的，这种历史意识要求诗人对诗歌传统、对历史和语言的自觉。具体到新诗传统，这种历史意识则要更为复杂一些。 

　　在以前所作的一篇读书报告中，我曾认为新诗的历史意识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历史意识在新诗中首先包含着对断裂的意识，或者可以说包含着自觉的断裂。这种断裂，就是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断裂。在新诗之初，胡适的表述已经相当明确，他甚至一直对自己的部分诗作有所保留，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还是带有一些古典诗歌的“残余”，他反复删减自己的诗集，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像是“小脚”，在传统诗歌面前“解放不彻底”（《尝试集》四版序）。这就涉及到了中国新诗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特殊性了。中国的古典诗歌成就非凡，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无法更新转化的系统，因此，在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历程中，这种有意识的断裂，可以说是必要的前提——断裂是为了一个新的诗歌世界。艾略特所说的历史意识，意味着诗歌写作必须对自身的诗歌史作出回答。断裂恰恰不是历史意识的缺失，而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写作者们的自觉选择。断裂意味着，古典诗歌的评价标准——这和中国发达的古典诗学密切相关——不再适用。同时，这种断裂也发生在诗歌趣味和语言立场上。新诗，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代汉语的诗歌写作，现代汉语拥有自己的新的质感，拥有自己的有待挖掘的可能性和审美特征；而最终，这种写作也生产着新的趣味和一种现代意义的审美取向，这和古代汉语的种种特征是全然有别的。而古典，只有通过重新解释，使之向现代开放，它才会成为新诗的文学资源。在古典诗歌的强大压力面前，新诗为了形成自己的“场域”，走出新路，确定自身的主体性和正当性，草创之初的那种断裂也就包含有反抗和拒斥。在胡适的诗作《乐观》中，那棵“碍着我的路”的大树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的压迫性象征，而行路人却要“快把他斫倒了”（见《尝试集》），甚至掘了树根。这种隐喻性的立场表达是鲜明、激进的，甚至有粗暴之嫌，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也应该赞赏胡适的历史眼光；在这首的最后，他表达出了他对新诗的历史构想，即，一片新的可以让大家乘凉的树林，也就是说，他希望让新诗在汉语的大地上发达起来，形成新的令人“安心”的传统。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断裂最终意味着的是一种疏离和独立，构成了新诗的基本姿态和形象。在同样是早期新诗名家的沈尹默的诗作中，大树的意象也同样出现了，并且同样富于意味，它的高大，它的根深叶茂和荫及广大，无疑是和古典传统相通的，但诗人却表现出了新诗和新诗人的独立：“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月夜》）这样一种“并排立着”中正含有新诗的历史意识。新诗不再依靠过去的“大树”，“并排”意味着平等，也意味着“保持距离”，而“立着”更强调了自身的主体性，新诗虽然没有古典诗歌的悠长与辉煌，但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有别于古典并和古典对等的新的空间，在这里形成自身的现代传统。第二，新诗的历史意识也包括还表现为一种对诗歌现代性的自觉追寻，对现代汉语的尚未完全展开的种种可能性的自觉探索。而这种探索和追寻，也就是对新诗传统的建设。新诗选择现代汉语，就是要表达现代经验，塑造现代自我，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命运。胡适等早期诗人就强调，新诗要自由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情感和经验，表达现代感受，现代探索。当然，这种探索也包含了现代的诗歌观念，包含了对于现代诗艺的试验与追求。新诗最初所倡导的“诗体解放”，正是为了创造一种现代文体，以容纳“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胡适《谈新诗》），而这些是以前的文学里所没有的。也就是因为胡适要求自由地表达新的见解意境，他主张“自然节奏”和“自然的音节”（胡适《谈新诗》）。基于此，他着力于自由体的实验，它的首倡使得自由体的写作成为了早期新诗的主要潮流之一。后来几代人的不同实践，从不同的向度上共同地丰富了新诗传统，使得这一传统在语言、文体、形式和诗歌观念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当然，这其中还少不了对西方诗歌的自觉引介和学习，这也是新诗的历史意识中应有的一部分。别忘了，最早的新诗中就有一首是译诗：《关不住了》。而说到底，中国的现代性本来就导源于西方，现代汉语也已和西方语言有复杂的关联。新诗的传统不可能割断本就存在的与西方的联系，也不可能缺少这样一个视野。 

　　但是，我们的思考不能止于此。语言即命运。中国现代文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汉语的潜质和能力。而现代汉语到现在还处在自我生成的变动过程之中。新诗最早选择了现代汉语，用它来表达新的经验和自我，成为了现代文学的开端。从那时起，新诗就承担起了探索现代汉语的精神价值和丰富可能性的使命。因此，虽然新诗表面上看总是受到攻击和批评，其实它在现代文化的结构中占有相当重大的地位。它不止一次充当了探索者和先锋，而文化内部的各种）中突和问题也最激烈和深刻地（有时也是最难以理解地）反映在新诗领域，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诗歌道路”论争和九十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和“民间”论战，还有长期存在于新诗中的种种文化焦虑，都能证明这一点。所以，当艾略特面对伟大的英诗传统而感到“艰难和责任”（great difficul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时，新诗诗人们的“艰难和责任”要来得更大，而且更复杂。这样，除了上面那些自觉的历史意识的讨论之外，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地来探究“个人才能”以及对新诗的意义。 

　　艾略特的高妙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所谓的“个人才能”，简直就是放弃个人才能。诗人的才能似乎只表现在历史意识上，而历史意识则要求诗人放弃个性，“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然后“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进入传统，并再通过这种历史意识来对传统进行创新。这样，诗人的才能就是勇敢地消灭个性，充当诗歌和经验之间的催化剂，成为语言进行精神探索的“特殊工具”。不过，这种状态是艾略特在英语诗歌历史的语境中所做的现代设想，对于新诗诗人来说，是不大可能做到的。新诗的历史充满了各种不稳定、）中突和动荡乃至混乱，诗人们所处的历史文化结构也是复杂多变的，这些又都和中国极为特殊的现代命运与历史道路紧密相关。这样一种历史状态，无疑会影响到诗人们对传统和发展方向的认识，影响到他们对个人才能的设定和使用。 

　　首先，对于新诗和新诗传统的认识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才能的展开。比如，过于执着于某种诗歌理想和诗歌观念，并把它认为是新诗的必然道路，乃至形成焦虑，从而对自己的个性进行削减，限制个人才能。这方面，强调“三美”的闻一多是一个例子。他所“归附”的，很难说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他在格律等方面的努力，对丰富新诗传统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个人才能相当突出的诗人，他对个性与才能的压抑，也是新诗的一个损失。在新诗史上，有不少诗人，都曾或多或少地由于某种对新诗的焦虑，使得个人才能不能自由无碍地发挥，而是被强迫集中在某个特定方面，甚至被浪费掉了。这种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其次，一些诗人没能理解到自己所坚持的美学理想背后的价值标准并不是来自于新诗传统自身，因此将个人才能消耗在了那些值得怀疑的目标上。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一些新诗人向古典学习的失败。正如臧棣所说，“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误区就是，新诗幻想着它可以在诗歌的现代抒写中再现古典诗歌触及的意境。新诗历史上，许多才具卓然的诗人都被这样的幻觉牵扯或是耗损了他们的诗歌生命。”再次，一些不朽的个人才能及其表现，却没有能够及时地成为新诗传统的一部分，得到承认，也没能通过传统来发挥历史作用。比如卞之琳的写作，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其价值曾长时间被低估，不过，即便在“新时期”以来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人们却很少能在语言和感受力等多方面来理解他的意义，认识到他所代表的新诗的一种重要的可能性。诗人自己，也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把自己贬抑得很低。还有，穆旦等一批诗人，虽然在“文学考古”中被重新发现，但是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他们的价值时常只是被泛泛谈论罢了。可以说，艾略特笔下那种果敢和明确的“放弃个性”在新诗这里只能是一种理想，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自我意识的限制，新诗诗人们似乎很难完全听命于现代汉语的召唤来全面而放松地施展个人才能，相反，倒是总有各种声音（类似于水妖的歌声？但其实有些只是“时代的喧嚣”）将诗人们引向种种“迷误”。 

　　以上这些问题，除了是缺乏我已经讨论到的新诗的历史意识之外，更主要地是表现在对新诗的传统和历史缺乏理解能力（当然，有时中国现代历史的急迫也没有给这种理解以足够的时机）。其实，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命运中，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力的日益缺失是一个普遍而重大的现象，只是新诗可能更为突出。在尼采的《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中，他认为，历史的意义有三种：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这三者都对我们有“用途”，纪念的历史提供“榜样”，怀古的历史则让人们和历史具有丰富的联系和归属感，批判的历史则给予现实实践以特殊的力量。然而，新诗的参与者们似乎很少能从新诗传统中获得这样的“用途”，相反，却是充满了对新诗传统的“滥用”。比如，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诗歌观念当作绝对的诗歌标准，或者将某种特殊的历史；中动当作新诗的发展方向，等等。一方面，新诗的充满断裂和变动的历史似乎还无法提供“纪念碑”意义上的典范（不过这也是值得再讨论的），另一方面，对新诗的批判与反思也往往是简单化的，很容易起到危险的作用。在我看来』蒙胧诗以来的新诗，无疑是对这一审美空间的又一次开创，不过却很少体现出对整个新诗传统的整合，甚至回避了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回应。我并不是认为这样就不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实践本身已经成为了新诗传统的重要部分。然而，如何理解新诗历史，和新诗传统建立怎样的历史联系并从何种角度来拓展这一传统，这些问题对当今的诗歌实践仍然关系重大。因为，对历史的理解力，既是对个人才能的考验，又是个人才能发挥作用的前提。 

　　我还想提到的另外一种现象是，当新诗承担了探索现代汉语的丰富可能性和推进现代汉语的成熟的使命时，有时，有些诗人将直接以个人才能来迎接语言的成熟，而没有任何“依傍”，他们的结局有时是悲剧性的。海子和戈麦或许可以作为例子。臧棣在纪念戈麦时说，汉语的迅速成熟构成了对个人的无可思议的巨大压力，而戈麦这样的诗人则是直接以自己的个人才性和“天赋之债”来回应这种压力和“巨大的语言的机遇”。他们最后的不幸，无疑也就是个体直接面对这种语言的成熟时所付出的代价。“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年轻诗人，他的语言的悲剧在于他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个性来应对砸向他的压力，他没有伟大的典范可供依循。”典范来自于传统，而新诗的传统却总被视为是一个缺少典范的传统。这也促使我思考，作为一个整体的新诗传统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依傍”呢，一种传统和与之相关的传统感是否可以减轻现代汉语这样一种正在成熟和展开其可能性的语言对个体的压力呢？我一时没有答案，但认为这些问题是需要探讨的。 

　　最后，我想通过上面的分析也达到对新诗的历史和语言命运的一种认识。如果从布鲁姆的角度来看艾略特所谓的诗歌传统的理想秩序，英诗的传统确实体现出某种稳健和成熟，一代代诗人面对着传统所构成的“影响的焦虑”和父辈压力，只有其中的强力诗人才能通过“修正比”来改写前人，续写传统，最后达到对诗歌传统的重新发明。相比而言，新诗则是现代汉语最早和最坚决的承担者，选择现代汉语，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展开了其可能性，也不是因为它已经初步咸形，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契机下人们预期到了丰富的可能性而走向一种尚未生成的语言。这也就是所谓“尝试”。也就是在人们走向它并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这样一门语言随着动荡的历史不断展开，散发出它的精神魅力。因此，如果说在布鲁姆那里英诗传统中的强力诗人印证了克尔凯郭尔的名言，“劳作者将生下他的父亲”，那么，新诗的宿命则在于，新诗诗人必须通过不可思议的劳作“生下自己的母亲”——即创造出自己的母语，达成现代汉语的成熟。这一几乎是“不可完成” （而且不符合弗洛伊德的原理）的使命也许揭示了新诗的根本困境之一。不过，虽然一代代诗人的各自努力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败，但新诗作为一个整体则构成了一种“生下自己的母亲”的伟大实践和“尝试”。我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指称新诗为一种传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种传统的新诗，向个人才能发出虽然有时微弱但始终包含丰富可能的持久呼唤。在这里，我也愿意大胆地认为，新诗传统和诗人的个体才能之间建立一种怎样的联系，这关系到汉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