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下半年我开始试着翻译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那段时间我正疯狂地耽溺于译事：既是为了镇痛，也是为了（在对阿尔多诺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是野蛮的”有了更深切的体悟之后）重新锻炼自己，包括拣回自认为基础尚可的英语。

英译本系加拿大汉学家Michael Day所赠（可惜后来被一位朋友借去，迄未归还）；而我之所以要将它译出，半是因为此前已经读了昆德拉最著名的几部小说并深为其诗性特质着迷，半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本小册子根本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诗论，特别是两篇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又尤其是那篇通过对所谓“卡夫卡式”人类基本境遇的精辟分析而直击“诗意”核心的《某地背后》。

当然也包括《六十三个词》（1986）。昆德拉自承那是他和他的小说追逐的“个人词典”，在我则近于一部直通其写作秘密的袖珍诗学启示录。奇怪的是，在这部由作者反复推敲过的“关键的”、“令人费解的”，至少是他“爱用的”词构成的启示录式的“个人词典”中，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名：Octavio!

我使劲挤了挤眼睛——不错，确实是Octavio! 以下是我的译文：

奥克塔维欧（Octavio） 当我这本小词典写到一半时，那场可怕的地震震撼了墨西哥城。奥克塔维欧·帕斯和他的妻子玛丽·何塞就住在那里。整整九天没有他们的一点音讯。9月7日，一个电话称：有了奥克塔维欧的信息。我开了一瓶酒为他们干杯。我让他亲爱的、亲爱的名字成为这六十三个词中的第四十九个。

直到译完这一词条我的鼻子仍在无可遏止地发酸——为了一个伟大灵魂对另一个同样伟大的灵魂如此深情的牵挂，为了两个男人之间如此深挚的友爱，为了这前所未见的致敬方式，也为了这短短几行文字在我心底掀起的波澜。

其实，我对此前（及此后）昆德拉与帕斯的交谊至今一无所知；这里真正被触动的，应该还是其时我对帕斯尽管非常有限，却极为深刻的阅读感受。

1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或可称为文学和诗歌“地理/ 天文大发现”的年头。随着文化关禁的堤防在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击下迅即崩毁，随着“烈日灼身”的意识形态垂直支配终于堕入其偶像的黄昏，一直封盖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天幕也被译介之手层层撩开，如同暗转后突然绽放的夜空，逐渐呈现出其星光灿烂的瑰丽真相。今天的文学青年已经很难体会当年一本书，甚至一首诗在我们心中激起的那种混合着狂喜和困惑的超级感受了；这种只是在整体的启蒙或再启蒙状态下才会有的感受（连同它所关联的特定历史语境）当然算不得什么荣耀，却和曾经的巨大精神饥渴一起，构成了一代人不可忘却的集体记忆。

源源不断的译介作品既是催化剂，又是培养基，由此迅速壮大着当代诗歌的根系。类似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多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样的选集当然是主要的获取渠道，但如此成规模，且正式出版的读本其时毕竟有限，正像《世界文学》那样可以集中发表译介作品的刊物屈指可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油印（手抄）本、（境外）“过路书”这样源自民间“小传统”的交流方式，就继续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1983年春，我就是在一本标为《外国诗》的小册子上，第一次读到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狄兰·托马斯和塞尔维娅·普拉斯，或许还有泰特·休斯的作品。白卡纸封面。译者孟猛。字迹略有些模糊，其原因可由拆封时那扑鼻而来的油墨香气得到解释。

应该也是那个春天，一次杨炼来找我，刚坐下就从他那似乎永不离身的黄牛皮包里掏出他专用于抄诗的黑皮笔记本，一边打开，一边语无伦次地嚷嚷着：

“他妈 的，太棒了！墨西哥诗人……街……叶维廉译的……你听着！”

叶维廉我是知道的，因其时他那本在台湾出版不久的比较诗学集《饮之太和》作为“过路书”恰好在我手头；但那位墨西歌诗人的名字我此前却从未听说过。当然这一点都不妨碍我静静地听杨炼抑扬有致地朗诵那首题为《街》的诗，并很快有了气血翻涌、头皮发麻，如同突然受了电击的感觉，以致当他以被刻意压进腹腔，且有所延宕的低音再次重复“空无一人”，结束他的表演并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竟用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自己的目瞪口呆：

“棒极了！”我 干巴巴地应道。想想又加了几句：“棒就棒在它回环互锁的结构，好比古人说的’常山之蛇’。真是妙不可言……此前还真没有见过”。

就这样，我以“听”的方式，完成了与帕斯诗的第一次接触；而这首我认为结构上“妙不可言”的诗，也成了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在不同场合用来举证的现代主义诗歌案例。然而说来惭愧，但凡涉及作者的名字时我都不得不以“一位墨西哥诗人”含糊过去；译文自也免了，只能代之以诗中情境的描述。盖因那次一则作者名杨炼说得太快，我根本没有记住；二则我一听之下，自觉已“吃”进了这首诗，虽有踌蹰，但终究没有好意思索来他那本黑皮的“武林秘籍”端详，更不必说抄录了。

直到1987年夏我和杨炼合作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才算厘清了这笔“糊涂账”。讨论选题时我见有一本英文版的《变之潮流》（The Current of Change）,便指着作者名Octavio Paz问是谁。杨炼奇怪地瞥了我一眼：“奥克塔维奥·帕斯啊，写《街》的那位……怎么？”

我立刻肃然起敬，同时心中哑然失笑。起敬不必说了；失笑是因为不久前路过一位朋友处，见到他桌上有一本叶维廉译的欧洲和拉美现代诗选《众树歌唱》，抓起来快速翻阅，居然就看到了《街》。但那次更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作者的译名，好怪，叫什么什么“百师”。正准备看后面的诗人简介，朋友却在一旁敦促走人了，只好嘟囔了一句放下书。没想到这阴错阳差的六月债，居然还得这么快！

次年秋，我终于在云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中喜不自胜地与一大组帕斯诗作相遇。据我所知，那也是帕斯的诗在国内首次被成规模地推介。这批诗大多出自赵振江先生的译笔，包括早已如雷贯耳的长诗《太阳石》（尽管只是节译），也包括那首结下因缘已长达五年之久的《街》（赵译作《大街》）：

这是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道。/ 我在黑暗中行走、跌跤，/ 爬起来，踏着干枯的落叶和沉默的石头/ 用盲目的双脚，/ 我身后也有人将他们践踏：/ 我停，他也停，我跑，他也跑。/ 当我转过身，一片静悄悄。/ 满目漆黑，没有出路，/ 我在街口转来转去/总是回到原地，/ 那里没人将我等候，也没人将我跟随，/ 我却在那里将一个人紧追，/ 他跌倒了又爬起来/ 一见我便说：没有谁。

又过了一年，我才在王家新、沈睿编选的《当代欧美诗选》中真正平心静气地读到一再错过的叶维廉先生的译本：

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 我在黑暗中走着，跌倒/ 又起来，我盲目地走，双足/ 踏着寂静的石头和干叶/我慢下来，他也慢下来/ 我跑，他也跑。我转身：空无一人。/ 一片黑暗，无门可通。/ 在这些转角处转了又转/ 总是转到那一条没有人等着，没有人跟着我的街/ 那里我追踪一个人，他跌倒/ 又起来而当他看见我时，说：空无一人。

我没有太在意两个译本的差异（包括后来的董继平译本），因为我始终倾心的，是它的结构。最初我曾谓之“回环互锁式”，后来则改称“自我相关式”并为之窃喜，以为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发明”。“自我相关”来自《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一本收入“走向未来丛书”（1984）的编译小册子，本是原作者、美国数学家道·霍夫斯塔德在书中致力阐明的“哥德尔定理”的两个核心思想之一；我对“哥德尔定理”自是一窍不通，却被他用来平行举证的M·C·埃舍尔的画和巴赫的“逆行卡农”曲式，尤其是前者笔下的那些“怪圈”彻底迷倒。《龙》（画面上的龙咬住自己的尾巴，正试图奋力挣脱其栖身的二维平面）和《举着反光球的手》（画面上一个反光球反射出举着它的画家和他的书房，最妙的是我们从反光中看到了球本身）更是让我陷入了长久的晕眩。《街》的结构似乎恰好综合了这两幅画并与之相映成趣。

诗人忆明珠曾就中国古诗七律的结构意味表达过一个观点，大意是说这种结构凝聚着古人的宇宙意识：其首、颔、颈、尾四部分，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动态模型。其中往往取“反对”的颔、颈二联，尤能反映古人对宇宙万物既矛盾对立，又内在统一的辩证认识和空间对称的观点；而通常所谓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只要不拘执，又恰能体现宇宙自身生生不息、流转不定的运动所具有的一般形态及其发展规律。

《街》的“自我相关”结构当然不必被提升到类似的高度；但由其组织起来的那种怪诞、荒凉，超现实到近乎魔幻的循环/ 悖谬情境，在我看来确实构成了足以揭示现代世界特性的某种原型图式：那在黑暗无门中寂静延伸的长街；那盲目地踏着沉默的石头和干枯的落叶行进，在街口转来转去，却总是回到原地的步履；那很可能扎根于意识到的自我分裂或惊悚中的身/ 影幻觉，而又被刻意分离并标举为反转镜像的“我”和“他”之间的关系；那令二者在彼此追踪中不吝于跌倒又爬起，但于面面相觑之际又先后堕入的同一种空无……

没有必要深究如此情境的所指到底是一条街道还是一座孤独的迷宫，就像没有必要深究这里发生的到底是一幕悲剧还是喜剧，抑或是混同悲/ 喜的荒诞剧一样。“自我相关”于此既是结构这一高度抽象而又高度形式化的情境的方式，又是这一情境本身。它以悖谬处理悖谬，并依据同构的原理，同时隐喻了被我们称为“现代”的历史、我们在其间的境遇、我们迷失于“现代性”的追求并被一波波淘空了的内心。“我们就是我们的始作俑者。无论迷宫还是地狱，它就在我们心中”——从第一次起，我就听到仿佛有人在诗末“空无一人”处回声般地低语。那是诗人的声音吗？应该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外于“我们”；但又不仅仅是，因为作为读者或听众的我同样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正是“自我相关”作为一种结构的微妙之处：其呈现的方式，正隐含着其必然伴随的批判锋芒所向。

这样说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经突破了埃舍尔的“怪圈”，由此不妨借他笔下的那只反光球再展开两句：那只举着反光球的手，包括反光球中映着的手，也就是制造这只球的手；而只需将这只球稍稍旋转一下，就会在反光中看到更多的球，更多的手。我热爱帕斯以巨制《太阳石》为首的的绝大多数诗作，而《大街》在其中始终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它很快就和《太阳石》等一起，吸收或汇入了我之前之后的阅读和思考，尤其是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困境的思考，并和诸如T·S·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米兰·昆德拉有关“极限悖谬”的探讨等彼此折射，结晶为我构成复杂的个体诗学——假如有的话——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2012年的新年我是在台北度过的。那天逛书店时见到书架上有一排崭新的《众树歌唱》，取下细看，是刚出的修订版；往后翻，没错，叶维廉先生果然是将Octavio Paz译作了奥他维奥·百师。咳，这就三十年了呀！我不胜感慨，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

2

从暮色初笼到旭日重临，差不多整整十个小时，我坐在地毯上，倚着书橱，一直没挪窝。当然，水是要喝的，厕所是要上的，其余的就一概免了。

时间是1995年初秋某日，地点是小西天电影学院宿舍的某间筒子楼。以前也多有读书读迷了放不下熬夜的纪录，但一口气读完一本批评文论，在我似乎还是第一次。由于迄今再没有过第二次，我倾向于认为这也是此生的最后一次和唯一一次。

究竟是只有这样的激情才配得上《批评的激情》，还是只有《批评的激情》才会发动这样的激情？我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腿，奇怪的是居然毫无倦意。

想想也真是有点邪门：毕竟，此前我已经读了帕斯足够多的理论作品，而且不止一次地被其激动过。前面说到的那本《变之潮流》，除了译者郭惠民，我作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特约编辑大概是第一读者。尽管因为要赶着交稿，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案头工作上，来不及细细咀嚼、品味许多观点，但它的宏阔深厚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第三部分尤其给我以高屋建瓴和醍醐灌顶之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从反叛、革命、造反这三个关键词的西班牙文原始语义及其演变入手，而又以“革命”为枢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对理性的崇拜是怎样赋予了它们以现代涵义，从而导致了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及其支配下的社会文化实践，其核心是时间观的改变，它同时带来了“语言的世界图像”的改变。我至今都没有舍得扔掉那个拍纸簿，上面用潦草的笔迹匆匆摘录了当初读到时自认是具有总括性质的一节话：

“革命”一词含有循环的时间的意思，因而它也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变化”的意思。但是，这个词的现代涵义并不是指一种永恒的复归、世界和星辰的环形运动，而是指公共事务方面的一种突然和明确的变化。循环的时间走向了一个终结，一种新的直线运动的时间开始了。新的涵义摧毁了旧的涵义：过去将不再复归，事件的原型不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是将会发生的事件。在“革命”一词的最初涵义里，它肯定过去的首要性：任何一件新鲜事物都是一种复归；而它日后的涵义则强调未来的首要性；这个词的引力场从已知的昨天，转到了有待发现的明天。它包含了一组新涵义：未来的卓越性、不断进步和物种日趋完善的信念、理性主义、传统和权势的信誉的丧失、人道主义。所有这些观念都融化在直线运动的时间的涵义里：历史被认为是一种向前的发展。这一组新的涵义，标志着渎神时间的突然出现。基督教的时间曾是有限的：它开始于堕落，终结于永恒，那最后审判之后的日子。现代的时间，无论对于革命者或改良主义者，无论是直线的或螺旋形的，都是无限的。

毫不奇怪，对于自幼就受“革命”思想的辛勤哺育或持续戕害，而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又不断试图反思以“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名义发生的一切的我来说，如此直探其本的揭示同时也是某种昏冥中的启示，启示我基于同构的原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更准确地说，有待认知的问题情境中，对业已进行的反思进行再反思的可能性。数月后不期降临的灾难性历史变故可以延宕《变之潮流》的出版达17年之久，却不但未能延宕，反而因其造成的某种“深刻的中断”（欧阳江河语），促成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固然，呈几何等级增加的痛苦、混乱和迷茫曾一再将我拖入某种休眠状态，必须更多依靠友情、酒精，包括对弈事的变态投入，才能平衡对崩溃的恐惧；但无聊之余的阅读、翻译和发呆，却也使得思维变得空前活跃。

如同普拉斯、昆德拉、哈维尔等一样，帕斯也是那三四年里我的主要精神慰藉。他于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引发了国内翻译、出版他作品的一股小小热潮：《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董继平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太阳石》（朱景冬等译，漓江出版社，1992）、《帕斯作品选》（赵振江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等等。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大的密度，令我一时竟生出奢靡之感。现在终于可以更集中，也更从容地阅读帕斯了；而很快我就发现，我对他文论（包括随笔和访谈）的喜爱一点都不下于，有时甚至更热烈于他的诗作（当然，这样说只是表明了我的个人兴趣），同样也更热烈于我先前读过的绝大多数大师级人物的同类作品（仍然只是表明了个人兴趣）：不只因为他的恢宏博大、恣肆汪 洋更令我心折，还因为他的论述更具体而精微，更能击中我的思考穴位，更会令我夜不成寐。仅就其时国内渐成显学的对“现代性”的探究而言，我从他的受奖演说《对现时的追寻》中获得的，某种意义上就比两卷本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加起来还要多。和那些从理论到理论的高头讲章不同，帕斯有关现代性的观点不仅扎根于他立足诗歌立场对始自童年，而又以相对于中心的“偏离”乃至“分离”为纽结的时空经验的深刻反省和精细辨析之中，而且高翔于世界主义和本土主义之间，或欧洲主义和美洲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之上。在他看来，尽管“现代性曾经是一股世界性的热情”，尽管追随现代性“几乎是本世纪所有诗人的经历”，但“现代性”本身却是“一个含糊的术语，现代性跟社会一样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现代性”；问题不在于“它是一个概念，一种幻景，还是一个历史时期”，而在于“它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含义的字眼”。对一个遇到“大词”习惯于先寻求定义，却又不满于任何既成定义的人来说，没有比这种开放的、不予定义的定义更令他一时茫然，但定神后却备受激励和鞭策的了：那些言之凿凿的定义充其量只是遗他以“鱼”，而帕斯如活火般的不确定性却贻他以“渔”：

现代性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个族系，一个家族。它分散在几个大陆，两个世纪以来，它从我们经受的变迁和不幸——公众的冷漠，宗教、政治、学术和性的正统思想的孤立和审判——中幸存下来。作为一种传统而不是作为学说，它才得以存在和发生变化，并且具有了多样性：每一次诗歌冒险都不同，每一个诗人都在这片奇妙的语言之林里种下了一棵不同的树。

更富启发性，因而也更有说服力的是其“夫子自道”：

在寻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

我特别注意到，帕斯的相关论述没有给历史、社会或政治决定论留下丝毫余地；然而，类似的观点其时在国内学界，尤其是文学批评界却不但仍然根深蒂固，且正在借所谓“后现代主义”（或“南巡之后”）的话语酵母大行其道。正像五四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波以“新”为前缀的大规模重新命名现象一样，当时也开始风行一波以“后”为前缀的重新命名现象，以至几位狂热的鼓吹者很快就荣膺了“后主”的称号。对某些“后主”及其追随者来说，1993年犹如维吉尼亚·伍尔芙笔下的1910年一样具有历史分水岭的意义，因为以此为界，中国进入了一个具有“后现代性”的新时代，一个仿佛一夜间降临的“消费的时代”、“大众传媒居支配地位”的时代。真正奇怪的尚不是这种意在制造一道吓人裂缝的历史划界，而是他们的为之欢呼，是经由其欢呼声所传达的那种欣快症式的喜悦。这样的喜悦与不久前的肃杀叠映于舆论/心灵的屏幕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而当这样的喜悦和介于仲裁者和主持人之间的权力感结合在一起时，就闹出了诸如给“后现代主义”定出六条或八条标准，或以“倒计时”方式敦促人们跑步进入“后新时期”之“新状态”一类的趣事。于是毛骨悚然变成了哭笑不得。

所有这些都具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对“革命”的无意识戏拟色彩，但较之此前的所有戏拟都更构成了某种巨大的历史讽刺，且令人多出一重可能使整个文学界，尤其是先锋诗歌界此前十余年重建主体性的努力归于徒然的隐忧。如此的情势要求着应答，而这种应答理所当然地建立在对历史和自我的双重批判基础上。1994年10月我写了《时间神话的终结》一文；十个月后，即买到《批评的激情》一个多月前，又杀青了作为《新诗现代性的重建》之导言的《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这两篇长文其实致力于同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清理以互为表里的直线时间观和进化论为依据，以占据“前方”即未来所意味的历史、价值和话语权力制高点为特征，足足支配了三代中国诗人的“新纪元意识”及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由正剧而悲-喜剧的演变，完成对“革命”的阶段性反思，并重建与诗歌自身的存在，包括其现代性进一步对话的内在机制。且不管这两篇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以上目标，至少我由此实现了某种告别，而新的寻求即蕴含其中。如果说与此同时我也在以这样的方式向帕斯致敬，那寄寓的可绝不止是一点心意：尽管我的动机和旨归都在中国当代诗歌，思想资源也相当驳杂，但无论是视角、观点还是方法都于他汲取多多，以致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没有帕斯，就没有这两篇文字。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解释那晚我何以会突然爆燃出的近乎野蛮的阅读激情，即便加在一起也不能。我重新拿过那本仿佛一夜间就变旧了的《批评的激情》，试图从被我划了道道或加了着重号的某张页面上发现其中的秘密，但很快就放弃了——太多这样的页面表明，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孤立的“秘密”，而只存在丰富的、太丰富的思想。它们既深致缜密又灵巧飞动，既延绵大块又洞幽烛微，既苍茫遒劲又汁液饱满，呈现出诗性的辩证逻辑和多维想象同时作用于历史和当下，在多个领域彼此碰撞、照亮，光芒和声响相互交织、混而为一所独有的那种沉雄的瑰丽。连续的阅读似乎重塑了一次帕斯的形象，让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他的立体和整体。在整体的帕斯及其魅力面前，我先前那些片断的、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的阅读和汲纳，更像是初入宝窟的阿里巴巴所为；而现在我知道，即便是他那些因直接诉诸悖谬而最打眼、最摄人魂魄的观点，比如“一首诗可以因其题材、语言和形式而成为现代的诗，但是就其深刻本性而言，它应是一种反现代的声音。诗表现与现代格格不入的现实、世界和心理层次，它们不仅比历史变化更古老而且后者无法渗透”这样的观点，或者“当代艺术家如果真的想寻求独创、特异和新的东西，他们就应该漠视独创、个人化和革新的概念，它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陈词滥调”这样的观点，也必须置于其思想的整体中，才能真正绽放出其内在的光辉，并令人回味无穷。

书不知怎么被翻回到了扉页，出自高莽先生手笔的作者像正与我面面相觑。应该是步入老年不久的帕斯吧，原本就相貌堂堂，又教高先生抓准了神气。画面上的他微侧着脸，紧闭着嘴唇，浓眉微蹙，双眼犀利地看向左前方，沧桑、多情、睿智、不怒自威。是的，这就是帕斯，但似乎又不止于此。凝视之下的画像逐渐变得生动，并因加入了想象成份而更接近某种原型。那么是哪一种原型呢？精神上的导师和父亲？当然；但似乎还不充分，还应该再加上……情人！

我被自己这荒唐的想法吓了一跳，同时又隐有所悟：或许，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渴望这样一个能兼具精神导师、父亲和情人角色的形象？或许，正是这样的渴望因总能获得呼应（包括此前的积累）而变成了某种迷恋，暗中操控了连续阅读十小时的疯狂行为？导师、父亲不必说了，我也不认为这里的“情人”仅仅是一个隐喻：若无此等的缘份和心力，断不能经得起如此高强度的投入；另一方面，帕斯的诗文照我看很大程度上堪称是从过去和未来写给现时的情书，而所谓“情人”，许多时候难道不正是情书发明出来的吗？

可惜帕斯对所有这些都一无所知，因此我的渴望和迷恋注定只是某种单恋。对，单恋，一种最纯粹、最不具伤害性的情感！我对自己微微一笑，决定接受这一自我判决。就让这点残存的幼稚，成为对私下一直自嘲为“精神孤儿”并强调“精神自治”的我的必要补充吧。

然而，单恋决非单行道；恰恰相反，它很可能是某种更彻底的交流方式。单恋意味着无条件地融入对方以至更高的存在，反之亦然，何其畅达而干净！不管怎么说，自此以后我感觉帕斯真的是活进了我的灵魂和血液里，并和我一起置身我的，也是中国当代诗的问题情境。一个冥冥中的指导者，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商榷对象。有段时间我甚至形成了一条习惯思路：无论是动笔前还是写作过程中，都会不时暗忖，若是帕斯，他会怎么看？当然，这仅仅是个供人一笑忘之的习惯。

3

“文章看了，确实写得不错，不过……”“不过怎样？……您只管说，别顾忌我。”“嗯……我觉得吧，有些问题还是应该交待清楚。”“是吗……那是什么问题呢？”

电话那边是位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在批评界被称“爷”的主，后来去了美国，再后来两头跑。蒙他看得起，前些日子打电话来，说有人向他推荐了我的《时间神话的终结》一文，读了觉得挺好；问最近是否还写了什么自己比较满意的，如有，可寄他看看。我自是满心高兴地应下，立刻找出一份《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复写件，颠颠地下楼去邮局寄出——盖因其时我尚未用上电脑，自然亦无电邮也。此电话便是他的回复。

这位爷在那边又斟酌了几秒钟，终于发话：“你好像是借鉴了人家的观点呢。借鉴了，就该交待清楚，这是咱们这一行的规矩嘛。”

我一时有些发懵，继而惶惑，还有点气恼：作为同行，我当然首先应该感谢他的坦诚；可作为作者，我也非常清楚自己在这方面的自我要求。于是赶紧请他具体说。

“你真没有看过去年X期《今天》上XXX谈现代性的那篇文章吗？”这位爷的口气明显变得不高兴：“你们的好些观点真的很像呢！”

我一下放松下来：XXX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也读过一些他的诗话，但那篇谈现代性的文章是真没有读过；况且，慢说《今天》我只能间或收到，即便能正常收阅，他的文章发表于96年，而我的文章写于95年，如何谈得上我对他有所借鉴？总不能潜入他脑子里或他远在美国的抽屉里借鉴吧？

把这些给他说了，同时强调，拙文中凡涉及他人观点的都有明确交待，不是在正文中，就是在注释中。然而他仍有点意犹未尽：“那么，怎么解释你们的观点那么像呢？”

“那就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啰”，我哈哈大笑。想想不放心，又补充道：“其实我那篇东西的思路主要受帕斯启发，一开头就指明了。也包括那篇《时间神话的终结》。”

“帕斯？哪个帕斯？”

我愕然：“奥克塔维奥·帕斯啊……怎么？”

“噢，他呀。”那边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啪”地挂断了。

我慢慢放下话筒，心里很不是滋味。误会应该是澄清了，却好像真受了伤害。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95年10月我带着这篇当时热气尚未散尽的文章去荷兰莱顿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宣讲完茶歇时一位汉学家朋友找到我，说了几句真诚的恭维话后问，你文中的观点是否受了谁的什么的影响？因人名和书名用的是英语，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忙请他用中文再重复一遍；这回听清了，是马泰·卡林内斯库（Ｍatei Calinescu）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可我当时不但没读过，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其人其书（事实上直到2002年本书中译才由商务出版），当然只能称“Nｏ”，然后也是自亮“金针”，说帕斯才是真正的影响者；不料他面带笑容听了并不接茬，只说了声“是——吗”便转身离去，让我一时颇为气闷。

问题是，“好像真受了伤害”也罢，“一时颇为气闷”也罢，都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绪；我既无法穿透，就只好让它们继续对等于作为肇因的言辞的暧昧。不过，影影绰绰地，我还是感觉到了其源头处闪烁着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并不否认诗人存在的意义，也未必与世界的等级划分有关，但仍然顽固地持守着自柏拉图以来那种对诗相对于存在的真理性，或诗人思想价值的根本上的不信任——假如不是歧视的话。说得严重点，它其实也属于帕斯所谓（诗的）现代性曾经并仍在经历的“不幸”，即“公众的冷漠，宗教、政治、学术和性的正统思想的孤立和审判”的一部分——或许是其已沉积为集体无意识的那部分。如果我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那么它也反证了帕斯的另一重要思想，在帕斯看来，“现代性，以批判为基础，自然分泌出对自身的批判。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最生动的表现之一。”

我不能说这类琐细的经验对我协助赵振江先生策划并出版上下卷的《帕斯选集》起了多大作用，相比之下，帕斯于1998年去世，而我也恰于同年从诗刊社调作家出版社无疑更具决定性；但可以肯定，若缺少了它们（以及与此相关的思考），我们在翻越那似乎是高不可逾的版权之山时就会失去一股助力，正是这股助力的参与把意欲变成了责任，使出版计划搁置得越久，就越是成为一件必为之事。感谢帕斯的在天之灵在绝望之余给我们以智慧，也感谢墨西哥其时的在任大使，是他的魄力将我们那看起来同样不可能的解决方案最终化为了现实。当沉甸甸的两大卷《帕斯选集》终于在手，我真的是想大醉一场：整整6个年头哪，还有什么比夙愿得偿更大的喜乐！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其实是这一出版计划最大的受益者。经赵先生同意，将当初从出版社索回，在抽屉里已经躺了17年的《变之潮流》（可怜译稿的页面业已发黄变脆）纳入其中，从而了却了另一个心愿尚属趁便之事；更重要的，是过于宽裕的出版时间保证了工作的慢节奏。只有那些资深读者才会明白，以这样的慢节奏细细品读一个他衷心热爱的诗人作家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享受。感谢赵振江先生和他的同仁，他们新译的帕斯作品，包括完整译出的散文诗《鹰还是太阳》、文论《弓与琴》和更多的访谈录，使得这个选集的份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期待，不仅令帕斯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更趋饱满，也让我透过他于众多领域踏勘的足迹，更清晰地听到了他强有力的思想搏动。不错，就对存在的言说而言，诗即是思（海德格尔），但也只有如帕斯这样的诗人思想家才不仅当得起这一论断，而且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活生生且可以辨识的标尺。或许，他发出的始终只是诗的声音，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不同时注意聆听他面对历史（尤其是艺术史和思想史）、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诸领域，甚至面对自己的身份之辨（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发出的更多的声音，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会说：

在革命和宗教之间，诗歌是‘另一个声音’。它的声音是‘另一个’，因为这是激情与幻觉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声音，是没有日期的古代的声音。

同样不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会断言，随着诗的感知之门微启。

另一种时间，真正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寻找的时间出现了。这就是现时。

现在沿着这样的理路，如果说今天帕斯已完全隐身于“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时间”，那就等于在说：他从来，并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单恋者的心里话。

和帕斯在一起并不能改变世界，却有助于我们不致于被这个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的世界所轻易改变。谨以此文纪念帕斯诞辰一百周年。

（2014.07.30 世茂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