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解，原名解文阁，诗人，居住在石家庄。在我看来，他还是中国最好的寓言作家。此外，他还是一位雅石发烧友。在一项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作家的译介工程中，编撰者需要一段视频，短短的两分钟，展示这位作家或诗人的面貌。大解也拍了一段。按理说，他应该谈诗，或者写作。可是并没有。珍贵的两分钟里，他一直在谈石头。最后他说：任何东西，都需要灵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这个国家刚刚苏醒的岁月里，一个诗人往往能凭借一首代表诗作一夜成名，奠定他在诗坛的地位，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溜。而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销声匿迹，间或有几个坚持写下来的，笔力也明显消退，创作无法持续，逐渐被人淡忘。 

而大解，从 1982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被淹没，相反，他的诗越写越好，他的寓言越写越好，书越出越多，最终，从时间的沙海中淘出了属于自己的钻石。 

1972 年，大解高中毕业，两年后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副队长。在河北青龙县双山子乡一个叫王杖子的村庄，他每天带领一伙农民出工，干繁重的农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也是在这时，大解爱上了文学。1974 年，他和几个文学青年创办了蜡刻刊物《幼苗》，在同伴间传阅。虽然只出了四期，但是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就开始于此。

命运终于向他露出微笑。后来大解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了青龙县水利局工作。 

1982 年，大解在《承德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李老四的苦恼》，而他的诗歌则晚两年在《秦皇岛日报》上发表。 

再后来，大解先是从青龙调到秦皇岛市，在政府部门工作，然后由于文学创作成绩出色，调到了河北省作家协会，在《诗神》月刊当了一名编辑。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但他在做编辑时，版权页上一直用“陆地”这个名字。他把编辑和作者分得很清，不愿利用编辑的名头去博取发表作品的优势。他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对于大解来说，这是当编辑的大忌。那个时期，他推荐、编发了许多年轻诗人的作品，如今这些人有很多已成为中国诗歌界的中坚力量。 

而大解自己的创作，更是呈现出阶梯式的跨越——出版各类专著十余本，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屈原诗歌奖、天铎诗歌奖、孙犁文学奖及《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十月》等等各种刊物奖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 1996 年开始，大解历时四年创作完成长诗《悲歌》，一万六千行，其中包括了远古史、农耕史、战争史、现代史。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许多诗人，一生除了诗歌或诗歌随笔之外，不再沾染别的文字，这也能解释得通——害怕别的文体侵蚀了诗歌的纯粹，而大解，则以他惊人的创造力在各种文体之间转换，并且每一种都做得游刃有余。他先后写出了 440 篇寓言，结集出版了《傻子寓言》《傻子说》《别笑，我是认真的》，小说《长歌》，诗集《岁月》《个人史》《干草车》《河之北》《山的外面是群山》《诗歌散记》等等。

多年以后，在大解的作品中，关于故乡深处的燕山，早已不是那个下河摸鱼、上山拾柴的儿时故乡了。当他带着这回不去的乡愁辗转于异乡，他的目光越过了华北的山川河流，越过了中国大地上欢乐和忧伤的人群，拥有了俯察广阔事物的能力。

记得早些年诗评家陈超这样形容过大解——瘦得像半个人。翻出那时的黑白照片，果然是，薄片儿似的夹在人们之间，丝毫不起眼。而相形之下，大解的诗歌却极为厚重，宛若一个饱满的气场，释放出强大的辐射力。这真是一个悖论。

人好诗好，是诗歌界对大解公认的评价，能达到这一点的诗人并不多见。提起诗人，大众眼中不是长发披肩、眼神忧郁，就是有这样那样的超常行为，而大解不具备任何上述特征。他的朋友、同样居住在石家庄的诗人李南说，大解不仅性情好，而且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人。如果一桌子人聚餐，最幽默的也是大解，他不说则已，一说就全场欢笑此起彼伏。好像他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位职业段子手。

这些年为了收集奇石，大解可没有少费心。平时闲暇之际，他都会约上朋友，开车到太行山偏远的山涧、河滩捡石头，他家一百多平米的房间，摆满了他千辛万苦淘来的心爱之物。

他曾说，其实把石头从山里带回来，已经冒犯了大自然的完整性，这些石头最好的归处还是在山野。但是我想，大解本来也是一块来自大自然的石头，那些石头来到石家庄与这块石头相伴，是它们的福气。也许一到深夜，各自敞开，听他讲讲在人间的故事，石头们会全场欢笑此起彼伏。

仲伟志搜神记：在中国诗歌界，六十岁以后持续创作的诗人越来越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还在继续写作、并且水准持续飙高的，已经所剩无几，而我们知道你生于 1957 年，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创造力，成为诗坛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你是怎样做到的？

大解：写作是一生的事情。每个人的写作出发点和习惯不同，结果也不同。如果你处理的是情感，可能年轻的时候容易激动，写作量就大些；如果你处理的是经验，那么就会完全不同，只要生活在继续，你就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我是在用当下的语言方式处理正在发生的事件，属于贴身的写作，可写的东西太多了，遇到诗歌无法承受的，我就把它释放到其他文体中去，换一种方式体现广义的诗性。因此，年龄对于我只是一个体力问题，关键是看你的心在哪儿。心在当下，在生活现场，我的精神与生活现场重贴在一起了，我已经不必去发现，而是身在其中。人们所说的诗与人合一，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吧。我的写作取决于我的生活宽度和文化背景深度，没有预设的极限。

仲伟志搜神记：作家、诗人常常取一个笔名来发表文章，你的笔名大解是怎么得来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你的本名，以为你就姓“大”，所以许多年轻人直接称呼你为“大老师”。

大解：我姓解，本名解文阁，弟兄中排行老大，我的二弟解文学也曾经写诗，所以当时我就取名大解，我二弟取名二解，三弟从商，不写作，也顺便叫三解。由于解字是多音字，经常被人读错，所以有人就不读这个解字，直接称呼“大老师”，名字嘛，就是一个称呼，知道是叫我就行了，至于戏称，也是非常善意的，我乐于接受。“大老师”，多好的称呼啊，但是老师二字，我不配，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有时做个学生都不配，岂敢为人之师。

仲伟志搜神记：每一个人对故乡的怀恋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一些资料上看到，你从小生活在河北青龙县的一个村庄里，那里是延绵无尽的燕山地脉，你的成长经历中，乃至在你的文学写作中，它们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大解：故乡是一个人的胎记，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我的故乡在河北青龙县，燕山东麓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我在二十岁以前从未走出过故乡，站在山顶上看，周围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的后面还是山。当时我不知道山的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甚至以为这辈子永远也走不出去了。人们在山村里耕种和生死，一代代往复不息，衍生出许多故事，故事太遥远了，就变成了传说，传说再演变成神话，我就是在神话和传说中长大的。现在看来，我童年生活中所遇到的人，仿佛都是半人半神。我甚至觉得，世上的人，就是众神。故乡的这些经历作为最初的记忆，导致了我的写作中具有农耕时代特有的模糊性，也可以说是原始的神性，我从来不厘清这个世界与人的关系，而是任由其弥漫，加深它的浓度，仿佛一场梦幻。

仲伟志搜神记：你会如何描述河北青龙县王杖子这个村庄？

大解：我出生的村庄叫王杖子，是一个背山面水的村庄，一百多户人家，全部务农。我出生于一个三间的茅草屋里，据说怕歪倒，草屋的一面用木叉子支住。那时村子里大多数都是茅草屋，只有少数几家是瓦房。每过几年，屋顶的茅草就会腐烂，需要上山割来新的茅草，重新更换。我记得翻新过的茅草屋是草黄色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非常温暖。那时的人们都穷，没有差距，所以没人觉得自己贫穷，生活的艰难只有大人们知道，那时我是孩子，只顾玩，什么也不想。那时的孩子们都是野生的，漫山遍野疯跑，但没有一个跑丢，都能完好的回到家里，长成大人，成为老人，死后埋在村庄外面的坟地里。坟地是家族的永居之地，那是一个逝者村庄，居住着安静的先民。一个村庄四周没有坟地，说明这个村庄没有历史。如果有人从坟地里回来看望在世的亲人，也不用担心，他们必将在鸡叫以前回去，不会让人看见。可以说，我的故乡生活着两种人，一是活人，生生不息；一是死者，定居于土地。活人和逝者，都有灵魂，灵魂是看不见的，只有敏感的人才能感知。在整个农耕时代的大梦里，我的茅草屋的村庄，鸡鸣犬吠，人神共居，朦胧而又和谐，真的像是一场梦。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在什么时候写下的第一行诗？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大解：现在想起来，我的第一首诗不叫诗，写于 1972 年。也就是四十六年前，我在公社所在地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在同学的影响下写下了一首格律诗。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停止过写作，一直到今天。这么说来，我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执著到拧的地步。一个作家和诗人，可能真是上苍选定的人，不是你想放弃写作就能够放弃的，你必须写下去，否则心里不安。

有人说，文学是一种病，永远无法治愈，得了这种病，就得认命，一直写下去。就算是有人中途转行了，终止了写作，他的文学情结还在，他还会关注文学，阅读，抱怨，批评，有的发迹后反哺文学，以求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梦想。我见过许多官员或老板，早期都是文学中人，后来从政从商了，这没什么不好。

我也并不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写诗，我也转身过，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寓言、评论等作品，但主要还是诗，我还写过非诗（不是诗又像诗的作品），我甚至还做过泥塑和雕刻，跨文体，跨界，尝试自己的多种可能性。你不尝试，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其他潜能？写过许多东西之后，我认为，诗是最难写的，诗是顶尖的东西，许多人在冲顶的途中，也有人以为到顶了，却发现还有更高的群峰，耸立在远方。所谓诗无止境，说的就是这些吧。

仲伟志搜神记：你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阴差阳错地从事了写作，说一说你在县水利局当水利工程师的经历？

大解：做水利工作，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和谐，研究如何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我们生活的地表上面，除了山脉和土地，就是河流，石头和草木都是山川的衍生物。河流是初始元素，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元素，可见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工作就是针对河流水系的工作。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型水电站的整体图纸设计，包括建站和输配电，最后因为资金落实不到位而未能施工。我还做过水土保持工作。做水利工作期间，我经常下乡，与山川河流接触，当然主要还是与人接触。那时我知道我的工作性质和重要性，我非常卖力，也很享受那种生活。

那是 1980 年代初，我二十几岁，写作冲动强，求知若渴，到处找书看。那时正是西方各类文艺思潮涌入中国的初期，我有幸接触到许多文学以外的书籍和杂志，比如《美术》《世界美术》《美术译丛》《画苑》《江苏画刊》等美术类杂志，其中的美术理论让我获益良多。

仲伟志搜神记：诗歌界多了一名优秀的诗人，青龙县少了一个水利工程师。两相对照，诗歌是“无用”的事业，对这样的选择，你有没有过遗憾？

大解：水利工作虽然实用，但与文学创作相比，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文学创作可以自由发挥我的创造性。在文学中，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人也可以创造出无数个虚拟的世界。后来我转行到文化馆，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这使我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和写作。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感谢这份工作，让我的工作与爱好达成了统一，也就是说我所做的正是我乐于做的。中国不缺少一个工程师，当然，也不缺少一个虚头巴脑的诗人。

仲伟志搜神记：你离开家乡已经多年，与家乡的伙伴和乡亲还保持联系吗？

大解：1973 年高中毕业后，我曾经有几年务农的经历，幸亏那时没有被累死。当时在生产队里一起干活的伙伴，有五六个已经死了，在世的也都六十多岁了，平时没有联系。我离开故乡已经将近四十年了，我越走越远，好像我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离家更远。离家越远，越有故乡意识。一个从未离开过故乡的人，不可能有故乡意识，因为他一直在原地打转。我平时很少回老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村庄里的老年人死的差不多了，同龄人都已衰老，新娶的媳妇和新出生的孩子不计其数，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就是走在村子里，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如果说到我的名字，人们可能会知道村里有过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外地，其他就不知晓了。人们生活的很实际，知道一个诗人也沾不了什么光，也就没有必要了解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

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故乡，指的是那个村庄，那些房子，那片土地。我认为，这些只是我们童年时期居住过的地方，而从生命的本体意义上说，母亲的身体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故乡。母亲是生命的源头，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永远无法回归的驿站。说远了，打住吧。

仲伟志搜神记：当初一起办油印刊物的文学青年，他们现在的境况怎么样？

大解：说到最初创办油印刊物，那是 1974 年，我们同一个公社的几个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青年，创办了一本杂志《幼苗》，一共出刊四期就停刊了。《幼苗》主要刊发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是比较早的民刊。去年我的故乡青龙县搞县庆，我被邀请回到县里，差不多见到了《幼苗》所有创办人。主创人詹福瑞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是个著名的学者；主创人王进勤也退休了，他官至副厅，在工作之余，主编过青年先锋画家的画册，是个鉴赏家；张霁星是天津某行政学会的会长；张树民、王忠敏也都从各自的岗位上退休了，依然在关注文学。只有任克义没有见到，据说在别处开会。《幼苗》的几个创办人如今生活的都很好，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坚持文学创作，真的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仲伟志搜神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你的诗歌描述乡村生活经验的居多，被称为当代新乡土诗的代表人物之一。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写作跨越了乡土中国，直抵人类生存经验，这是个华丽的转身。这种转身是怎么来的？

大解：从乡土记忆到生存经验，是从生存背景回到生存现场的过程。在逐渐暗淡的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期，农耕已经逐渐退居为深远的文化背景，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中，代之而来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把人们推入高速运转的流程之中。文学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正在发生的事件，用文字见证这个变化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虚拟的世界与实体的世界正在相互覆盖和叠加，人类既有的经验和认知都在失效，新的规则来了。文学，特别是诗歌，从梦幻般的农耕时代迅速跨入更大的梦幻中，现实也成了虚幻的一部分。在一个并不可靠的生存现场，依然没有本质性改变的人体和人的构成，倒是唯一稳妥的栖身之所。因此，文学的策略性改变，转向对生命本身的回归和沉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身体出现了，精神会在哪里？这是个问题。

我的诗从局部经验进入生命个体，是个缩进的过程，但是这个缩进却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历史在我的身后，人类在我的身边。你说我的市场有多大。一个人，把自己置身于当下，才会构成一个坚实的支点，让语言在天平上滑行，通过加减配重使历史和未来失去平衡。诗歌需要冲顶，也需要精神坍塌的庞大废墟，人，在这其中，既是现实主体，也是历史遗存。因此，向个人回归就是向人类回归，也许向身体的深度沉沦，反而有可能实现垂直上升。

仲伟志搜神记：记得你是从 1996 年开始创作长诗《悲歌》的，总计用了多长时间？这种创作是对身体和心智的双重考验，累不累？这期间有哪些得与失？

大解：《悲歌》写作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共 16000 行。我不想写那么长，我想写短一些。因为我不想创造之最之类的，长度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为了缩短行数，我加宽了句子，最后使整首诗都变胖了。

按理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写一部长诗，一个人很难一直保持饱满的写作状态，但是我做到了。不是我这个人特殊，是长诗的结构和诗中的人物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持久的激情，让我非写不可，不写不行。在一次访谈中有记者也问我累不累，我说在写作的四年里，我的心“像是在高原上接见众神，其旷达和愉悦非常人可以想象”。没有人能够体验到我的那种愉悦，持久，守恒，激动。只要写，内心就充满激情。写完之后我意识到，结构太重要了，诗人很少使用结构，因为写作抒情的片段用不着结构，而长诗没有结构，你就写不下去。结构的意义无穷无尽，甚至大于诗。

仲伟志搜神记：《悲歌》的问世，填补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空白，先后修订几次出版，有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化？

大解：到现在为止，《悲歌》还在变动中，也可以说未完成。2000 年第一版中，有多处格式错误，在 2005 年第二版时做了修订，同时增加了十万字的随笔《悲歌笔记》。2016 年，香港蝠池书院出版了第三版，内容有少量修改。今年，我对《悲歌》再次进行了修改，精简了多处，有些观念性的东西，不恰当的地方，做了修正。

至于说“填补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空白”，我并不以此沾沾自喜。我只是写了一部很长的叙事诗而已，我使用了结构。小说家一直在使用结构，而诗歌很少使用结构，是因为汉语诗歌的传统是抒情，抒情诗即使很长，也不需要结构。我在叙事诗中，尝到了结构的好处，结构本身就蕴藏着无穷的意义。

仲伟志搜神记：关于这部长诗的笔记你就写了十万字？这些随笔是什么情况下完成的？

大解：《悲歌》出版以后，许多评论家写了文章进行讨论，可以说，很少有整体性谈论《悲歌》的文章，多数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抓不住灵魂的论述。为此，我尝试自己写一些文章，试图讨论《悲歌》的意义。当我写下一批文章后，我发现，我的每一个话题都是片面的，局部的，琐碎的，没有一篇文章能够笼罩全局。我写了八十多篇，也都是局部问题。这时我才知道，结构有许多个侧面，每个话题只能谈论局部。是《悲歌》的体量和多侧面使我茫然。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结构一旦大于诗，结构本身就是诗。

《悲歌笔记》一共 83 篇，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长诗的框架和意义，我自己的诗，我也未必能够准确解读，甚至是误读。这些笔记是作者对作品的解剖、探寻和回声，有自省，有反思，也有质问和批判，它不是《悲歌》的尾巴，而是《悲歌》的透视镜，试图查看里面的骨架、内脏、灵魂。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诗中游历了纸上的江山，在现实生活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大解：我去过不少地方，吉林、黑龙江、宁夏还没去过。我最喜欢的城市是珠海，干净，漂亮，舒朗，感觉不那么拥挤。我去过的小城市里，我最喜欢的是云南罗平县，县城干净漂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原因，不仅是春天里遍地的油菜花，全县三千多平方公里面积，苍松翠竹，丘陵起伏，处处都是风景，自然风光极美。还有陕西汉中，风光也非常美。

若论大美，还属新疆。天山山脉，昆仑山山脉，南疆、西疆、北疆，那种高耸的美，辽阔的美，让人震撼。还有西藏和青海，隆起的雪峰，无边的草地，蓝天白云，美的无法言说。

说到这里，我要说一说我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各地的小镇，给我的感觉就是乱、脏，充满了扩张的欲望，却不伦不类，到处都是工地，沙子和石头随地堆放，各类车辆不守规矩，横冲直撞，一看就是毫无法度的地方。

仲伟志搜神记：大自然是你诗中不可缺或的元素，你把人类、自然、神、宇宙、星球这些宏大的话题融入到自己的诗歌中，一种强大的气场出现了——人类的渺小与宇宙的恢宏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我想知道，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你会有幻灭感吗？

大解：我是把天地人放在一起看的。在宇宙中，地球就是众多星星中的一颗，悬浮在太空里。人是地球上的生物，与其他生物共同构成了生命世界。因此，人不是在面对自然，而是自然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元素。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时，我们就会尊重自然，尊重所有生命。在我的眼里，一只蚂蚁也有同等的生存权，也有它的生命尊严。在地球上，万物同权。诗中的所谓气场，是天地带给你的，你融于自然了，你就会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文字呈现出来。我的诗大多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死亡的关系等等，我也关注人与上苍的关系，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颗星星上，与上苍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没有幻灭感。在我的世界观里，时间不是线性的，历史中不存在真正的死者，如果我们有能力回到过去，就会看到，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都是活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非常浅薄，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灵魂的去处。灵魂究竟是什么？除了在诗里寻找和追问，我们还没有给出一个物理上的解释和答案。

仲伟志搜神记：都知道你是一个复合型诗人，除了诗歌写作外，你进行了多种文体的写作，诗歌、散文、小说、寓言等等，在这些文体的转换之间，你是否感觉到有一种阻隔？最得心应手的是哪一种文体？

大解：是的，我写过多种文体的作品，诗歌，散文，随笔，小说，寓言，我都写，我感觉这些文体之间区别不大，至少没有感觉到太大的阻隔。我的诗歌、小说、寓言里都有诗性，也都有寓言的性质。可能是我的写作界限不清，甚至不在意文体的边界，有些随性，因此我的作品都比较放松。最让我开心的是寓言。我的寓言是异想天开的东西，毫无章法，信口胡说，无拘无束。有时我想在诗歌中释放这些东西，但我只是感到了放松，章法和敬畏还是限制了我的张狂，我不敢太造次。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代表作当然很多，但《百年之后》成为更多人喜欢的作品，被各种选本选入，在各种场合被传诵。这首诗写给你的妻子，但又是写给天下所有的夫妻，它由当下的现实推及到百年之后的场景，既有生动的生活，又有哲学意义上的思辩，因此受到了广泛好评。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首诗的？

大解：《百年之后》写于 2001 年，副标题是“致妻”。百年之后的意思是，一百年之后，或者是死后，俗称百年之后。这是一首站在生命的终点往回看的诗。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固定，没有别的变化了，夫妻静静地躺在一起，享受生命的最后安息。

在我的老家燕山地区，夫妻死后要埋在同一个坟堆里，在泥土的覆盖下，过漫长的隐居的生活。与这恒久的永居相比，人的奔波劳碌、聚散离合的一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序曲。想到这里，不尽让人悲欣交集，无可言说。

《百年之后》不是一首单纯的爱情诗，而是涉及到生命、生活、亲情、子女、缘分、苦难、离别、温馨、凄凉、死亡、永生等等，情感复杂而沧桑，但是并不紊乱和消极。这样一首诗，在写法上，线条简单清晰，毫不滞塞和曲折。这首诗触动了人们普遍的情感，容易进入心灵，软化你，让你疼痛。《百年之后》发表后，收入的选集不下几十种，许多人朗诵，好多人在朗诵时默默流泪，说明朗诵者和听众都走心了。我真诚感谢每一个听众和读者，谢谢你们的理解和共鸣。

仲伟志搜神记：这些年来，你的诗歌大都短小精悍，但又能在短短的几行中陈设波澜壮阔的布景，呈现内在的大格局，你自己最满意的都有哪些？

大解：我近期的诗确实是越写越短了，有时只有五六行，或十来行。短不是一种节制，短诗中也可以放松语言和情感，甚至充溢汪洋恣肆的水分，体现出鲜活性和冲击力。短不是小，短诗中也可以呈现大格局，吞吐八荒，收纳无极。短不是精巧，也可以体现鸿篇巨制的气场，坚硬的内核，深远的呼吸。短诗是最难写的。这几年我写了近百首短诗，有满意的，也有不满意的，这里不举例了，我的“大解的博客”里都有存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

仲伟志搜神记：说说你的石头吧。你是一个有名的雅石收藏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个爱好？这些年的寻找与收藏，对你的生活、写作有什么影响？

大解：我从 1996 年开始收藏石头，经常在节假日里进山下河捡石头。石家庄喜欢收藏石头的人很多，慢慢地发展出一个买卖石头的市场，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型石展，来自全国的上千家商家带着他们的集装箱来参加展销，每次我都有收获。

我认为，在自然艺术中，最能体现减法雕塑的东西莫过于石头。尤其是河滩里的那些卵石，经过上亿年的冲刷、摩擦和风化，表面上多余的东西都被淘汰掉了，剩下的部分仍然处在不断的减缩之中。一块石头的生成和死亡过程可能需要几亿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自然作为塑造者对它们进行了不懈的削减，每一块石头都获得了自己的形体。

在石头中寻找艺术品，确实是一种审美行为。有些石头的质地和造型符合了我们的审美需求，给人以美的享受。当我们遇到那些简单到最佳状态的石头，你就无法不佩服自然的创造力。比之于人类的作品，更朴素、简捷、大胆，也更浑然天成，不可重复，你所见到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孤品。

石头给我的写作带来的启示是：朴素，自然，简练，神性。有人说，玩物丧志，这对我来说恰恰相反，我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收藏石头以后写出来的，收藏对我构成了互补，滋养了我的心性，大自然教育了我，不再浮躁和轻狂。

除了收藏原始的石头，我还做过一些泥塑、玉雕，有时也雕刻石头。有些石头具备了某种雏形，只需一刀就可以勾勒出它的轮廓，每次遇到这样的石头，我就把它视为材料，以最少的雕刻，唤醒其内在的潜质，让它呈现出隐藏的部分。泥塑是加法，而雕刻是减法，去掉那些多余的东西，生命才得以彰显。我雕刻的功夫不行，非常粗粝，但粗粝也有粗粝的好处，多保留下一些原始的韵味，看上去更有质感。有时候，雕多了就是伤害。对于非常满意的石头，我从不雕刻，只是擦洗和养护，保持它原有的味道。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生命与文字的互换，而收藏和雕刻是我的外来营养，也是一堂自然课，使我更加充实和健康，这两样，我觉得都有意思。

仲伟志搜神记：你最喜欢的石头是哪一块？给我们讲讲它的来历吧。

大解：我最喜欢的石头好几块，如果非要说其中的一块，那就是貔貅。这块石头长 70 厘米，宽 30 厘米，高 22 厘米，估计 130 斤左右。它的绝妙之处是图案加造型，完美统一，趴在地上，像是一个貔貅。2010 年 8 月 29 日，在太行山区的邢台县西北部山区里，一个经营石头的农户，在路边摆放了一堆石头，都比较大，我发现了这块石头，100 元买下来。现在这个数字的后面加上一个万字，我都不会松手。

我们全家人都爱石头。这块貔貅到我家后，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它过生日，纪念它来到家里的那一天。如果忙忘了，一定要补上。它已经成为我家里的一个成员，一个特殊宠物，我们全家外出的时候，我都要拍拍它的屁股说：“老实在家待着啊，别到处乱跑。”我们把它当做了活物，生怕它走丢了。在我家，得到这种关爱的石头不止一块。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玩石头，据说你还懂得鉴赏玉石，收藏吗？你有多少时间花在这方面？ 

大解：在石家庄，与我同时玩石头的还有诗人刘小放和刘向东。多年里，我们经常去山里捡石头，太行山沿线都走遍了。后来没有地方可去了，我就去旧货市场淘宝，找石头。在旧货市场，我喜欢上了玉器。玉也是石头。在玉器上，我交了不少学费，吃过药，也捡过漏。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玉石的产地了，但对古玉的断代还不敢说大话，玉的行道里，水太深。

我在玉器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比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多几倍。从文化期到商周，从战汉到唐宋，从明清到当代，一个通神之物演变成王权的象征，后来又走向了民间，变成寓意吉祥的玩物，玉器走的是一个精神下沉的过程。玉器的精神走向与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有些相似，让我从中体悟到一些东西。

玉养人，我深有体会。由于我对玉器的痴迷，可以说非常喜欢，整天处于审美的状态。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美玉，那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无法言说。你说，高兴多少钱一斤？还有什么能比好心情更值钱？收藏石头，欣赏美玉，不能说与写作有直接关联，但是有个好心情是重要的。我觉得我很快乐。

仲伟志搜神记：所谓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提起河北，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诗风应该是硬朗的、雄健的、悲壮的。近四十年来，你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怎样评判河北这片地域的诗风？

大解：北方人的性格，体现在诗歌上，确实有些直爽，但凡事都不是绝对的，也是因人而异。有硬朗、雄健、悲壮的，也有细皮嫩肉、精微油腻的，林子大了，什么树都有。新诗以来，河北这个地方一直是政治化比较明显的区域，无论是顺从、质疑还是抵抗，凡是依附于政治的写作我都持怀疑态度。另外从写法上说，燕赵诗风的慷慨悲壮，不是直来直去、大喊大叫的理由，不是大而无当、空洞浮泛的表面化口号。悲壮是烈士之风，不是哀怨和冤大泡，更不是抱怨和喋喋不休。如果说存在燕赵诗风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骨子里的硬气和精神力度的刚健，是古风犹存，新风浩荡，而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直白、平庸和伪豪爽，更不是嗲声嗲气的呻吟。

近些年，河北出现了一大批新人，他们诗风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树。我更看好这些新人，他们注重体现个人的生命经历，有血有肉，质地坚实而鲜活，整体上有一定的北方特点。

仲伟志搜神记：就是说，没有什么流派，大家各写各的。

大解：我觉得越分散越好，越个性越好，千万别划定一个圈子，然后站在圈子里，把自己困死。我生活在河北，但我很少关注河北，我的心眼很小，大多时候我只关注我那个巴掌大的故土村庄，还有一些是我去过的具体的地方，我的精神资源大多来自那里，还有一些来自我的身体和生命。我的地域意识只跟我的生存有关，跟国家地理和行政区划没有关系。

仲伟志搜神记：多年前你曾经在《诗神》做编辑，一本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诗刊，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些诗作就是由你发表在《诗神》上，应该向你致以最大的敬意。

大解：我从 1988 年 8 月进入《诗神》当编辑，到 1999 年底《诗神》改刊为《诗选刊》为止，当了 11 年编辑。我认为当诗歌编辑除了敏锐的眼力、良好的学养，剩下的就是责任心。那时《诗神》来稿量很大，几天就是一柜子，我记得编辑们每一篇来稿都要认真看，有的还要写回信。我在来稿中发现好诗，比自己写出来都高兴。当编辑就有一点好处，强迫自己阅读，而且必须敏感，不能漏掉一篇好作品。许多人是从《诗神》起步的，可以说培养了不少新人，看到一个个诗歌新人活跃起来，成长起来，我就为这份工作感到荣耀。

仲伟志搜神记：分享一下你的新书《别笑，我是认真的》吧，看书名就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大解：《别笑，我是认真的》是刚刚出版的寓言随笔集，上市三天就脱销了。这是一本有意思的书，选了我的寓言一百多篇，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选本。这些寓言都很简短，三五百字，我用新闻语言一本正经地给你讲述一些离谱的故事，荒诞不经，纯属胡扯。多年前同类作品《傻子说》出版时，出版商打出的口号是：“超越荒诞，走向扯淡”的开先河之作。这些短文具有新闻、评论、小说、散文、随笔、故事、传说、童话、寓言等等所有元素，总之是一本跨文体的无法定义的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当下现实、科学幻想、文化批判等等，有胡扯，也有深度质疑和追问。我在这里不便多说，说多了有老王卖瓜的嫌疑，还是让读者去评说吧。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采访过另一位居住在石家庄的诗人李南，她说，你应该先写大解。李南说你的诗歌天赋极高。天赋在你的写作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吗？

大解：我不敢说自己有写诗的天赋，我只是比较随性，不刻意限制自己，内心比较自由。写诗是一种释放的过程，如果诗歌这个文体装不下了，我就把诗意转移到小说、随笔、寓言当中去。在我的笔下，没有规矩。我喜欢鲜活的语言，自由的言说方式。

仲伟志搜神记：你平时读哪方面的书多一些？

大解：近些年来，我读文学作品很少，读杂书稍微多一点。我比较关心时事，关心最贴身的当下生活，但我的诗往往与当下生活拉开很远的距离，因为我不仅关心当下，我还关心已经消逝的时光，关心那些去往历史的古人，和他们后面的推手，我不仅生活在这里，我还生活在那里，我身在此处，心可能在别处，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将写下什么。这就是我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不确定性，使我处于文学青年的状态，与我六十多岁的年龄不相符。

仲伟志搜神记：写作三十多年，你获得的各种荣誉也有几十项了，你最看重的是哪个奖项？鲁迅文学奖吗？

大解：我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但是给我的奖项，我会接受，因为我需要养家糊口，需要补贴家用，我不跟钱有仇。但是有些非我所愿的奖项，我会拒绝。在我获得的几个奖项中，我比较重视的是“天铎”诗歌奖，是北京一家民间机构奖给我的长诗《悲歌》的。还有首届苏曼殊诗歌奖，首届中国屈原诗歌奖等，我在意那些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收到的奖项。

当代中国的评奖，比较复杂，因素很多，不是获奖的就是最好的，也不是好作品就一定能够获奖。请原谅我的品位低下，对于我来说，我把获奖只是看做是获得奖金，仅此而已。我从不会把获奖与一个人的作品质量等同相看，不，绝不。我尊敬一个作家和诗人，只看他的文本，别的都是扯淡。任何证书在我眼里都一钱不值。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除了文本，没有值得尊敬的东西。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石家庄生活了这么多年，喜欢这个城市吗？

大解：说起石家庄，情感非常复杂。如果这里不是省会，我不会选择在这里生活。石家庄这个城市，离太行山太近，是个窝风的地方，空气疏散条件不好，因此冬天雾霾非常严重，令人无奈。另外，早期的石家庄原住民，主要是由种植小麦、土豆、棉花（包括纺织棉花）的人构成，朴实善良，但不适合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你不能指望一些头上围着毛巾的人，规划并建设出一座现代化城市。因此石家庄早期的建设缺少整体规划，街道经常是刚刚铺好就开肠破肚，有些街道每过几年就挖开一次，市民戏称拉链路。这些年好些了，移民的比例增大，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在提高，城市建设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让人感觉这里不是一个庄，而是一座城市了。

我在石家庄这些年，感觉的好处是，这里的人比较踏实，不浮躁，能够沉下心来干些事情。这一点倒是适合我。

仲伟志搜神记：河北是个诗歌大省，石家庄也有不少知名诗人，你与他们的交流多吗？你觉得写诗是完全的封闭独立创作，还是应该通过交流受到一些启发？

大解：从诗人的数量和质量来说，河北确实是个是个大省，许多诗人活跃在诗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些年河北的诗歌活动多了，诗人们相互交流的机会在增多。就说省会石家庄吧，诗人们经常见面，尽管并不是每次都谈诗，但诗人们在一起，肯定免不了交流，不定哪句话就是一个刺激点，激发人的创作灵感。我认为交流是必要的，但是最终还是需要人们沉下心创作，写作是很实际的事情，不能浮躁。

仲伟志搜神记：未来几年有什么写作计划？

大解：近些年我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应该说各种活动让我变得浮躁了，我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我决定减少外出的活动量，干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除了诗歌写作，我还想寻求一些突破，写一些非诗，甚至把寓言的元素引入到诗里，看看会是什么样。我一直想写一部歌剧，但总是下不了手，不知还能不能写出来。没有什么其他计划了，随遇而安吧，能把小诗写好，就是我的最大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