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时代的诗歌生态观察系列（1）主持　卢山　
前言：时代雾霾和新媒体泥淖正构成一种“新的诗歌环境”

前言：时代雾霾和新媒体泥淖正构成一种“新的诗歌环境”，在此特殊时期，诗歌评论应该及时出现在诗歌现场。而当下诗歌现场时而沉没时而掌声如雷，在种“安静”和“喧闹”中我们亦会纠结：诗歌如何被边缘化，消费诗歌的种种行为该否和如何抵抗？诗人通过语言的秩序和内心的整理来平衡世界的混乱。史蒂文斯说，诗歌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这个时代，充斥着太多情绪垃圾和陈旧审美的无效写作，这些外力正得步进尺。在此，我们邀请当下部分诗人和评论家，就一些话题进行对话，期待我们的谈话能在呈现诗歌现场的同时有一定参照价值。（卢山）

主持人：卢山（青年诗人，评论家）
邀请嘉宾：李郁葱（诗人，媒体人）、李俊杰（青年评论家，浙江传媒学院教师）、马号街（青年诗人，南京大学博士）、吴友财（青年诗人）、李越（青年诗人）、吴小虫（青年诗人）、沙之塔（青年诗人）、袁行安（90后诗人）、陈智博（《我们读诗》主编，媒体人）、宋夜雨（90后诗人）、张晚禾（女，90后诗人）、徐锦尔（女，90后诗人）

主题一：喧哗与躁动——新世纪以来的十位女性诗人 

卢山：这里所指的是指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女诗人。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写作者一直非常活跃（文本的“活跃”与行为的“活跃”），无论是“抄袭”争议、“诗歌嫩模”、“胭脂主义”、“打工诗人”、“颓荡”写作等，都迅速成为诗歌界的一个热闹话题，给并不景气的中国诗歌增添了些许喧哗和躁动。她们有的妖娆多姿，让人心花怒放；有的冷若冰霜，让人退避三舍。她们的特立独行是诗歌界一种特殊的存在。在这里我们试图考察和研究下更加年轻的一代青年女诗人的成长、成名的轨迹，并不是怀着“猎奇”的心态去窥探这些女诗人的隐私，而是通过严肃的文本细读和文化场域的考察，来梳理和解读这些诗歌界特殊存在的文化群体。每个诗人和评论家心中都会有符合自己审美标准的“女性诗人”，正如眼下正在热火朝天进行的“诗歌模特大赛”活动——文本似乎不过是长相和身材的注脚，这就导致了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难度，争议也会在所难免。
因为长期以来男权主导等原因导致的“性别”意识的写作出现，“女性写作”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是一个热点话题。除了个别文本被典型化之外（比如《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大部分似乎沦为某种“陪衬品”，甚至是满足一部分政客和看客需要的“表演者”，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出现了更多的现代化因素，伴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崛起，携裹在时代雾霾和写作泥淖现场的女性诗人是如何消解自身的“身份游离”的？文本突围和“性别突围”是否是她们别无选择的突围方式？我们这里考察研究的十大女诗人，当然可以有争议，更可以有批评，如此才得以还原一个真正的诗歌写作者的本来面目，甚至揪出藏在她们背后的“幕后黑手”。

1、21世纪以来，女诗人在数量上异军突起，在写作质量上也得到广泛认可，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用“新红颜写作”这一称呼指代，是否认可？

张晚禾：这应该是某个特定时期社会进程到某个阶段所必然会出现的吧，不管是某个年龄阶段、某种写作风格的女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的出现是必然的，是时间在孕育她们，所以在我看来这些现象都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发生”，任何的出现和消失都是一种必然。
“新红颜写作”这个词曾多次在我的相对已经十分狭小的生活范围里出现过，可见她们多有名了。这个称呼的指代我应该谈不上认不认可，因为我似乎与这个称呼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也谈不上去参与评论什么，我的想法和上面的问题是一样的，既然它出现了那就有它出现的理由，我们不应该阻止任何东西的生发，因为即使出现“问题”也会有时间有它的对应物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我自身参与到其中，被称为“新红颜”云云，我可能会拒绝，因为这个词听起来有一些男权。

徐锦尔：作为一个只经历了21世纪女诗人数量的女诗人来说，我认为“女诗人在数量上异军突起”或许需要加几个前提。对于这个话题，我还是想陈词滥调的强调下“全媒体时代”这个时代大前提，信息爆炸时代使得更多的女诗人，和更多的男诗人一样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范围中。再者，从“女权主义”角度来看，21世纪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个人生活的空间上相较过去在不断的提高，这就给女诗人的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创造了又一个前提。
另外，女诗人的增多与作品质量的被认可，这个命题，是站在一个有性的角度上来提出的。或许21世纪的男诗人以及男性和女诗人以及女性对女诗人的关注要比在过去的时代更多些。
对于“新红颜写作”这个称呼指代，站在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角度，我是绝对认可的。“我们把个人博客时代出现的大量年轻知识职业女性写诗的现象，称之为‘新红颜写作’，也有人称之为‘白领新红颜’”，这是诗人李少君对新红颜写作的定义。李对“新红颜写作”更多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新红颜写作”在写作上比前几代女诗人更尖锐更悲壮；在写作风格追求上，她们有回归中国古典美学的迹象，充分展现了诗歌的“真、善、美、爱”，可冲淡当代诗坛的争斗、暴戾、萎靡之气。既然有这么多“正能量”的影响，为何不认可呢？
在我的理解下，“旧红颜写作”与“新红颜写作”无非是前者在努力淡化性别，而后者欣然承认自己是女性，并乐与展现自己女性的视角与形象。标签与分类无时不刻存在，就看当事者是否愿意接受。

袁行安：就我对新世纪以来的青年女性诗人的阅读体量与阅读视野而言，我想我还不够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仅就我阅读过的女性青年诗人来看，海女、甜河、马暮暮、张晚禾、苏蕾、星芽、陈丛、徐锦尔、陈文君等等她们都很优秀。

2、你心目中的新世纪以来的十位青年女性诗人有哪些？简谈一下她们的诗歌。

徐锦尔：余幼幼、玉珍、张晚禾、张雨丝、苏蕾、康雪、李成恩、戴潍娜、夏午、米绿意。余幼幼的诗，像是后青春期或中年老男人写的，或是说应该比较符合这类男人的审美。余幼幼无论是在观察事物、思考人生上，还是在想象世界上都有些“提前中年危机”，当然我这么说，是褒义的。她对口语化语言的收敛、逻辑架构的搭建，我认为在同类风格的女诗人诗中，是可做代表的。
玉珍的诗歌，在语音上和气息上是丰沛饱满的，大多像是一个人的呓语，有时跳跃游离时常高度概括，但却逻辑缜密。她把生活的微小镜头都升华凝练成一句话语一个词组，华丽而不浮夸。
张晚禾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这一刻安静下一刻爆发的日系更年期少女。当然，说得是她的诗，不是她这个人。她的诗歌冷峻、锋利，非常的冷色调，并且青到发紫。她善于用医药、肢体来做为意象，尖锐、嘲讽的语调，但是读得非常顺口。在接近泼辣的口语化诗句的背后却又隐藏着一丝对辨驳、批判对象的无奈或手下留情。
张雨丝的诗，瑰丽、有趣、富有“时代青年”气息。张雨丝善于用故事、诗体小说来写诗，这种思考空间不像叙事口语诗的整体隐喻，总是能在话语、情节中找到些“破绽”，符合这个时代的大众年轻群体的“趣味审美”。
苏蕾，绝对的口语化诗歌写作，有时是叙事有时是自语。在语言上朴实无华，毫无心机，但在内容、逻辑、架构、气息上别出心裁。她的口语诗，是经过大脑和内心的，而不是通过意象堆叠、语言的留空取巧来制造悬念虚空。
康雪的诗歌，非常的女性化，温婉，简洁，宁静。她的诗是自我的，但不是任性的，日记般的唠叨或抱怨，用举重若轻的笔触书写或是展现着柔软的内心。
李成恩的诗，有些乡土气息，但不是“北方的流浪汉”或“南方的骚客”式的感慨万千或附庸风雅。她的诗歌是区别与康雪的另一种女性化，但和康雪一样不矫揉造作。
戴潍娜，典型的知识分子或是说学院派诗歌写作。其诗就是对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的浓缩之物，无处不渗透着美学、艺术气息。
米绿意，像她诗中所说的“我不安于现在的表达，怕它们太过娴熟/礼貌化公式化，我怕内容不够准确/完全，过于唠叨，也像不达目的。”她的诗很有西诗的语感，足够的隐语暗喻提喻转喻，西方的喻体系统应用的得心应手。
夏午，她的诗洋溢着自然的气息。有着草木的隐忍与虫鸟的灵动。她的话语非常的纯净，几近小心翼翼，总是让人不忍心读出口，只能是默念细品。

袁行安：她们的诗歌有着各自美妙的面貌，作为诗人，她们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寻找人的存在，建构自我价值。她们机智，她们饶有情趣，她们努力，她们好奇，她们冷静，她们抒情……最终我们发现，除却性别之外，诗人们并无二致。

3、今天我们要么是以“性别”、要么就是以“女性意识”来区别女诗人和男诗人的写作，请谈一下对二者的认识和理解。

张晚禾：只能说“性别”和“女性意识”这两个概念是最显性的区分，聪明的人总会找到最恰当的词语去区别任何同一物种或不同物种二类，所以我赞叹第一位写出“女性意识”这个词的人，但为什么没有“男性意识”呢？“女性意识”的形态不论在文学作品，抑或一些导演的电影作品里都能显现，成濑巳喜男、沟口健二、阿莫多瓦等等，好像捕捉到“女性意识”的崛起容易让人高潮，另一方面我仍然会有男权社会产物的尴尬感。

徐锦尔：如果以“性别”这一简单的分类方法来区分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那么让变性人情何以堪？相较之，我觉得“女性意识”是“有性写作”的性别区分的更客观的区分方式。“女性意识”可以为女性的视角立场、口吻风格、形象塑造，也就是说“女性意识”并不专属于生理上的女性，是心理、思维上的女性意识即男诗人也可以有“女性意识”。就像有的女性体内的雄性激素比较多，就会表现出一些男性的体征：胡须、长汗毛等；同样雌性激素分泌过多的男人也就会比较的“娘”些。
例如中国传统贤妻良母的形象大多是以多愁善感、贤良淑德来树造的。那么多愁善感”便可作为“女性意识”的一个具象表达。那么不管男诗人也好女诗人也好，诗人都是“多愁善感”的。比如对生活中的一花一草，不经意的动作与闪过的念想的思考琢磨或过度解读；对诗歌的字句推敲，意象的选用，喻体的心机等都心思缜密的如一个精打细算的持家女人一样。高度概括的来说，每个诗人都具有“女性意识”。
这是一个很有趣，值得玩味的命题。

袁行安：大概我们仍处在所谓的男权社会里，所以好像以我们的性别，无论怎么用不偏不倚的眼光看，这些问题都具有十分形变的效果。其实本来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诗人，也许只分写得好的诗人和写得不好的诗人。但这好像又是一种视而不见，好像这个问题过后，这个冠冕的回答过后，男权社会仍旧会不尊重女人擅长和感兴趣的话题，也对此毫无兴趣。所以，我想这大概要经历很长久的过程，在生活中经历，在文学作品经历，在男诗人和女诗人的笔下同时经历，经历压抑、自卑与虚荣，经历深夜的谈话和林间的漫步，经历战争的激情与伤痛，经历街道的喧嚣与灯火，经历足球、爱情与毛线活，经历高空的飞行与牢笼，经历血肉分离的痛苦与再记起，经历那些尿布怎么样，这个政客是骗人的吗，脸书会来吗，不吃奶粉不行吗，水污染什么时候能解决，厨房的滤水器究竟需要精细到什么程度，应该要给乞丐钱吗，我们有可能培养出无比自信、快乐、聪明的孩子吗，我们能保护他们吗，官员在禁止抽烟的牌子下点燃烟从容粉饰真的没有问题吗，有什么是真正万万不会存在的事物吗，性侵还有别的办法吗，另一个地球真的存在吗……等等等等，在此之前，我想女性处在男权社会的总总标准下，会一直被压抑着。直到男性终于在被压抑的底层发现自己。

4、历史的看，新世纪女诗人相对20世纪的女诗人，在写作上的变迁或走向？

张晚禾：现在的诗人们写作上应该更加寻求多样化的可能，而不仅仅局限于用抒情来达意，意识也更加立体多维，这个与性别的关系并不认为十分显著。我想“先锋”这个词应该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的诗人们，不论过去还是将来，个性成为更加值得追求的东西。这是我在看到年轻诗人的作品上的一点感受。

徐锦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好回答的，在卢山的引导语，前面的几个问题中都已经体现了。新世纪女诗人相对于上世纪的女诗人来说，宏观的概括就是数量增加，百花齐放。上个世纪的女诗人声音太薄弱了，数量也不多，能数点出来的也就舒婷、王小妮、伊蕾、海男、郑敏、翟永明、唐亚平等。她们经历了中西诗探索交融的时代、抒情诗、朦胧诗的时代。而新世纪的女诗人，或许直接跳过了这些非常“女性化”或很容易被男性同化的诗歌环境。因此，我认为，在上个世纪的女诗人写作上，在写作模态上受男诗人的影响或许会更多，毕竟女诗人的声音在过去如此薄弱。在写作风格上至少在语境上会较新世纪女诗人更加的柔和、隐忍。她们诗中的呐喊、尖叫、爱恨情仇也都是包裹着一层透明的时代薄膜的。即使是先锋地下诗人，譬如海南，她用历史、战乱、用妇女、人间烟火,土地、自然事物作为意象，用冷峻的语言、绝望的或炙热的，但这始终是能在字里行间寻到柔情、犹豫等女性化的姿态的。
而新世纪的网络写作、信息科技大时代环境下，女诗人在写作上或更为独立，“离群索居，特立独行”；或更为“团结”，女诗人间联络密切，抱团取暖。因此，女诗人的写作变得更为个性明显，或更女性化，譬如“新红颜主义”；或更女权主义，这或许是受到了更多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新世纪的女诗人们，在写作上的情感，似乎也呈现的更为极端。“先锋”派譬如春树、林侧、余幼幼、张晚禾等字里行间锋芒毕露似叛逆少年，她们无论从意象的选择还是下笔的口吻都带着工业化学钢筋水泥的冷酷无情；“婉约”派譬如夏花、玉珍、郑小琼、苏笑嫣、应诗虔、米绿意等她们的诗歌，或沉着老辣，或“字句里透露着芬芳”，但是这些表征都是非常显性的。
或许是时代特性不再像上世纪那么的单一明显，或许是时代赋予了诗人们更多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女诗人多是抱着“被信息洪流席卷得不知去向也无所谓”的义无反顾的姿态去写作的。

袁行安：可能时代伦理的栅栏确实横在我们面前，但就我们观测的这个范围看，它并不是万仞高山既不可跨越又固定不变，而是在变化中的交错对应的，我们现在看来，十年十年一代这么分，这个视角好像很正常，但其实我们算起来，我们对于每一代对应的时代，其实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的这个时代，90后的女孩儿们面对着，80后和70后女孩儿也同样面对着，而每个人通过个人的选择也可以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法，也有着不同的观测面貌，这当然也都基于不同程度的经历会构成形态各异的视角，这似乎与个人之间的差异更大一些。所以这题很不好省，可能省题本身就是回答。代际间行为上的差异似乎是个社会学问题，尽管她们同样都是诗人，但在我看来这仍然是社会学的问题。而在写作上，在我看来更明显的差异可能是对抒情的厌倦，更为彻底的厌倦。但这仍然可能跟个人更有关一些。

5、最早一批80后女诗人里，春树是非常争议的一个人；这些年她似乎淡出了诗歌的视线。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一些特立独行的女诗人，比如80后的春树，比如90后的林侧？

张晚禾：在我看来不迎合、特立独行是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不论这些群体的作品质量如何，这种行为都应该被冠以品质来形容，因为这需要勇气，而我们很多人缺乏勇气，为了迎合刊物、为了发表作品也许大多数人不那么纯粹，纯粹也很难得。所以我欣赏这些特立独行的人，他们有韧劲，像针尖的麦芒，他们不属于任何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自由的一种。而诗歌的“大”务必要包容这些特立独行。

徐锦尔：首先，我并不觉得像春树、林侧这些“非常争议”的女诗人们特立独行。或许她们只是非常的任性自我，不够像个“严肃写作的官方诗人”。她们很少在诗会笔会上露面，也不加入某协会某组织，她们以独立的地下诗人身份在诗坛引起惊艳骚动或被边缘化。诗歌对于她们，或许只是个造就构建自我或自我表达、具象化的过渡载体。这样，似乎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春树这些年淡出了诗歌的视线。
另外，像林侧、春树都是非常的“跨界混搭”的“斜杠青年”：诗人/自由撰稿人/演员/平面模特/独立音乐人/导演/编剧……那么多的事要做，能给诗歌的精力于空间想必也是有限的。
她们还有个共同点：同时具备着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她们有着不同于中文系刻板严谨的才女们的自带的光环——艺术家的优越感。她们与其说是女诗人，不如说是写诗的女艺术家。她们是活在诗中的人，活得像诗人的人。像林侧的行为艺术，我认为或许她是“想做一件事就去做”。我对行为艺术以及所谓的“先锋艺术”的理解就是“让世界接受自我的任性与偏执”。
这类女诗人，或许更偏向巾帼不让须眉的“旧红颜写作”，她们的诗歌不管从意象的选用、情感的表达方式、语感气场上来看都不是温婉的“江南女子”的附庸风雅、伤春悲秋。更接近男性写作，甚至有些近乎“大男子主义”的偏执强权思维。像春树，她曾在“女性主义新浪潮与话语空间”讨论沙龙中对女性艺术传播者李文子展开强烈批驳。春树的说：“我对女权主义一直抱有好感，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女权主义者我会感到自豪。假如我是一个男人，我也一定是热爱女权主义的男人。女人为什么非要有女人特质？女人完全有自由使自己更‘男人’或走中性路线。”林侧也好，春树也好，她们的诗歌，或许更受男性的赞许与喜爱，她们在努力的淡化自己的性别，努力做一个“热爱女权主义的男人”。一个游离在时空与性别之外的人，这是我或许也是她们的理想状态。
“特立独行”的女诗人们在诗坛中像罂粟或昙花，妖艳的、惊艳的，像恣意生长的热带植物一样，不断的解构、重组自己阔叶多汁的躯体。她们也许是诗坛的过客，像露水情人一样，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或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总之，她们来去自如，不要“给予太多的期许”也不能“挽留”。

袁行安：我一般选择不看，如果非要看，我想可以将之独立看待，然后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特立独行很棒，但只是看上去特立独行就没什么意思，总之自己开心就好；第二个原则则是：这些行为与诗歌本质上是无关的。

6、这些女诗人和男诗人之间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如果我们从文化资本占位的角度来考察，似乎有一些成名女诗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著名”的男诗人或者评论家。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张晚禾：“助力”在所难免，毕竟男权资本占了大多面积。但没有足够的底气和质量又如何成名呢？所以退却让其成名的其他要素，作品的质量是占主要的，我相信没有人会舍弃一位好诗人，我也相信有品味惜羽毛的“著名”男诗人们不会单纯因为美色推荐某位女诗人，即使存在那也必将会被历史淘汰。多数人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就是自己的作品不够好呢，而不是责怪自己的身后没有站着一位伯乐。

徐锦尔：这个问题若不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有些像是在谈女诗人们的八卦了。为此，我就不为我以下提出的观点一一举例了，允许我泛谈概括的阐述。女诗人和男诗人之间当然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可以是文友关系、师徒关系也可以是工作利益关系等等就像男诗人和男诗人之间肯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似乎有一些成名女诗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著名’的男诗人或评论家”我不反对这个看法观点，虽然这个命题带有些许暧昧色彩。但像卢山的引导语说的一样“我们并不是怀着“猎奇”的心态去窥探这些女诗人的隐私，而是通过严肃的文本细读和文化场域的考察，来梳理和解读这些诗歌界特殊存在的文化群体”从文本上来看，会发现许多成名的女诗人的诗歌风格、意象选用、框架构造、语言笔触都能够找到与之相似文风的男诗人。我认为在宏观上来看男诗人的写作模态、规模要较女诗人的更早成熟和扩大。女诗人的诗歌写作难免会受到男诗人的影响。
再从文化资本占位的角度来说，就从一个小的诗社、诗歌集群分析，女诗人的数量在全国几乎所有的诗歌集群团体中都是占少数的，除非是一些女诗人集群团体。也就是说目前诗坛中，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男诗人手中的。因此，“背后站着个“著名”男诗人或评论家的一些成名女诗人”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女诗人的无奈、“曲线救国”。当然也有成名女诗人背后站着一个“著名”的女诗人或评论家。也有的背后站着的是大众媒体等。这些女诗人的成名性质不也和背后站着个男诗人著名评论家的性质是一样的么。

袁行安：这事我不太清楚，文化资本也没怎么接触过，但可能和趣味与认可带来的能量有关。诚然，这种能量在某些人手中是很大的，但这事儿本身对诗歌来说并无什么太多的意义。

7、如果从生理结构和情感体验上来说，女诗人在写作上是不是天生具备一种优势呢？（女性似乎天生更敏感更细腻）女诗人应该如何发挥这种“优势”？

张晚禾：生理结构和情感体验没有要求女性必须和必然更加敏感细腻，我一直相信男性的敏感细腻和女性程度相当甚至超过她们。否则不会有那么多更加有格局、有张力、戏剧化的优秀的男诗人。部分的女性诗人不应再纠结于生活小情绪，让格局变得更大也许是当务之急。

徐锦尔：首先，我觉得女性在诗歌写作上，并没有比男性有优势。虽然说，与生俱来的多愁善感女性拥有的可能性会大些，这在抒情散文的写作上优势可能会大些。但若这多愁善感用的不恰当，容易变成无病呻吟或是怨妇泼妇。
从生理结构上来说部分女诗人要比男诗人经历的生理上的痛苦会多些，比如痛经、生产怀孕。如果说疼痛和苦难造就诗歌，那前提是要有个善于反思总结的大脑，能够“痛定思痛”。但“一孕傻三年”怀孕期间的女人会容易成为怨妇，大姨妈期间的女人容易成为泼妇，女诗人也不例外。
乳房和子宫像生和死一样是诗歌中永恒的意象，但似乎大多数女诗人并不怎么喜欢将女性的生理结构做为意象创作。这或许是自身对自己的构造太熟悉或不屑一顾，所以女诗人较之男诗人，对女性的生理构造没有多大的兴趣与好奇。这在意象上，女诗人若把女性器官作为意象，那么也许比男诗人笔下的要少了份神秘色彩。
若觉得生理构造、情感体验女女诗人会有优势，要如何发挥这些优势呢？那么就给自己分门别类贴标签吧“女权主义”“新红颜写作”“婉约派”……当然，也可以缩小作品的受众群体，比如读者定位为女性、女性研究者等。

袁行安：我猜可能远远不止于这样，比如她们的身体结构导致了她们天然对时间规律的认知，对月亮的感受，对冷热，对生命的传递之间的信息，对成长的体验……但这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性别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8、你最看好哪几个青年女诗人的写作？为什么？

张晚禾：因为我的涉猎面较为狭窄，觉得多数的诗歌体现的异质性不明显，诗人与众不同的本领没有发挥到极致。年轻的诗人我会比较欣赏余幼幼的诗歌，因为在我看来她是最会用恰当方式处理自己的思考的女诗人，她很聪明，我欣赏聪明的人。许多人说诗人应该笨拙，但这种内心的笨拙和保有写作形式技巧的巧妙聪明并不冲突。如果一个诗人不“聪明”，那他必然不会成为伟大的诗人。

徐锦尔：谢云霓、姜静、胡游

谢云霓，我觉得她可划分为直觉写作。她的诗很生动、鲜活、青春，虽然有些的学生气，我说的学生气当然不是中规中矩的那种，“顽劣”艺术生的气质。她的诗歌和她本人都很年轻，并且展现出了很多的可能性。她的诗中有叛逆也有自洽，矛盾的综合体。
姜静的诗，像深夜里漂游的魅影，很轻，一闪而过，却又迷人、耐人寻味。像她常用的简介“有轻度幻想症，脑洞漏风 ”，是的，她的诗透露出的就是个“脑洞青年，无理诗人”。当然，诗歌写作有趣是不够的，她的语言、逻辑、构架同样有着独特之处。
胡游，她的诗里有着流浪与安定的感觉。我总觉得她可以写出惊艳的诗，但是她在压抑着这种冲动，在形成她自己的风格、语感。她的诗歌，有着诗歌独有的音韵，那种想唱却又无法给出旋律但是却又像是有其内在的旋律的感觉。她关心自我，也关心着身边之物，不用担心她会没有可以持续写作的题材与动力。

袁行安：青年女诗人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她们的写作我都看好。


（原载《端午》诗歌读本第一卷，主编赵卫峰，四川民族出版社，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