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 题
我时常在《诗刊》杂志上画画。我不懂诗,也不写新诗,所以基本上不怎么看这本杂志。但诗刊印制得很不错,用纸也不错,而且,内文留有大量的空白,正好适合画两笔,便常在上面涂鸦。由于不是正规的画本和画纸,所以不那么拘谨,可以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乐趣便也由此而生,是在别处画画所没有的。所谓游野泳,或荒原驰马,别有一番畅快的心致。
有一次,画了一个戏人,过了好几天,忽然发现戏人的下面有一首诗的题目,叫做《在梨园》。怎么那么巧,和我画的戏人相吻合,好像有意在那里等着我一样,好和我、和我的戏人有一个邂逅。想如果用《在梨园》作为我的画的题目,不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一发现,让我其乐无穷。便回过头来重新看我在《诗刊》上画的画,居然很多画的旁边或画的里面,都有诗的题目或诗的句子,和画剑鞘相配,仿佛前世的默默姻缘,似乎是埋伏在那里的伏兵,等待着出其不意的袭击,和我的画撞个满怀。
特别是有一张画:在公园里父母给自己的小孩子拍照,小孩子扶着他的滑轮车,冲着镜头露出微笑。在画的上面,正好有一行诗句:“惯常浮现的表情”。如果再伸出V字形的手指,那真的是孩子们在照相时惯常的表情。
还有一张画,画的是四个身穿漂亮长裙的老女人,如同年轻人一样,手舞足蹈往前走,画的上方,是一行黑体字的题目《当我回眸无可回眸的青春》。一下子,让我的画立刻如照一面凸透镜,充满反讽。
另外一张画,一位挺着啤酒肚的男人,挽着一位穿着紧腿裤的女人,迎面碰着一位身穿风衣的女人,这女人正用一只手指指着他们。本来,这只是我在公园里偶然见到的一景,被我随手画了下来。不过是熟人意外相见的常见场景。谁想到,在画中穿风衣的女人风衣里,藏着一首诗这样的一个题目:《相逢却不说话》。让我这张画一下子充满戏剧性,三个人之间构成了富有前因后果的戏剧关系,瞬间变得不那么简单起来。这个题目,让我忍不住想笑。
《在梨园》,并非孤例。诗画暗通款曲。所有的艺术都是横竖相通的。
中国文人画本来就讲究题诗和题句,让画与诗互文。好的诗文,会给画添色,以更多的象外之意。《诗刊》上这些诗句和诗题,无风起浪,帮我这些单薄无聊的画点缀出新鲜一些的生趣。这样意外的发现,让我自鸣得意,在《诗刊》上画画的劲头更多更浓。在我家所有的刊物中,《诗刊》是被利用最充分的,也成为我最喜欢随身携带的速写本。
民间有借钱借物之说,戏曲里有《借伞》的传统折子戏。我从《诗刊》这里则是借题。这样的借题,颇有些像农民种植花木时的嫁接,或像蜜蜂借花传媒,不仅可以生出新的生命,还可以酿造出别样的产品蜂蜜。所以,应该感谢被我所借用的那些位诗人美好的诗句和诗题,可以让我借水行船,划得更远。
封 面 画
两年前的五月,我和雪村、赵蘅几个人一起看望画家兼翻译家高莽先生。那时候,我刚发现在《诗刊》上画画的乐趣,热乎气儿正浓,已经随手画了几本《诗刊》,便从中挑了两本带到高莽先生家,请他看看。一是请他指点,二是和他共同一乐,三是请他在上面题个词,留个纪念。一箭三雕。
高莽先生看了之后,连说不错。他的女儿晓岚在旁边对他说:咱家也有好多旧杂志,你也可以在上面画!他连连说是,这样画画,挺有意思!
我翻开杂志的扉页,请他能为之题个词。高莽先生不仅画好,书法尤其是隶书也挺好的。
那天,高莽先生兴致很高,对我说:我给你画个像吧!
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相比题词,画像比较麻烦,要费好多时间,而且,高莽先生已经九十高龄,眼神大不如以前了。
他说罢,让晓岚拿来一粗一细两支笔,顺手合上那本《诗刊》,就在《诗刊》的封面上画了起来。
他画了一幅我的侧面像。面目的轮廓用的细笔,头发和眼镜用的粗笔,粗细的对比与融合之间,让画面有了层次,也有了灵动感。
画完之后,他问我今年多大了?我告诉他:七十初度。他便在画像的下方写了几行小字:老朽九十,能为七十老弟画像,实人生之幸事也。高莽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于北京。
这是他的自谦,能够得到九十高龄高莽先生为我画像,人生之幸事,应该属于我才是。尤其是看到他题字时,手中的笔在不住地颤抖,心里很是感动,也很感激。在所有为我画像的作品中,坦率地讲,这一幅真的是最为简洁而传神。
谢过他之后,他带我走进他的书房,取出一方盒,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他的印章,然后让我和他一起挑印章,好在画上印钤。一边挑,他一边对我评点这个印章刻得一般,这个是名家所刻……我就对他说,就用这个名家所刻的印章吧!他亲自将印章沾满印泥,有力地盖在了画像的下端。高莽先生是属虎的,我又挑了一方虎的属相印,雪村告我用那个橙黄色的印泥有特点,我便在最后面盖上了这一方印。
没有想到,《诗刊》的封面立刻像变了魔术一般,变成了另一番模样。起码对于我,在所有数期的《诗刊》中,这一本最让我惊艳,是唯一的。
当然,也没有想到,此次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收获。
事后好久,重新翻看高莽先生为我画像的这期《诗刊》封面的时候,忽然有了另一个发现,我也可以学习高莽先生这样,在每一本我所画过的《诗刊》的封面上画一幅画。那样,我所画过的《诗刊》,便成为了有里有面、有瓤有皮,真正意义的一本速写本了。高莽先生的启发,让我开始在《诗刊》封面上作画。
不过,比起在《诗刊》里面随心所欲地画来,我显得有些拘谨。因为《诗刊》封面用的是那种米黄色带皱纹的特种纸,我怕画坏了,糟践了一个好好的封面,暴殄天物。再有,货卖一张皮,也怕画坏了,连带着里面的速写也看不下去了。
我最先画的是学蒙克的《水边之舞》。画的是局部,彩色变成了黑白。因为有样子摆在那里,画得再走样,心底多少托点儿底。当然,也想借大牌给自己壮点儿门面。
以后,陆续又画了几幅封面,打算贼不走空,把所有我染指过的《诗刊》的封面都一一画过。其中自得其乐中的乐子,和在别处画画又不大一样。我画画本来就是野路子,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就是图一个乐儿。马踏青苗,是曹操的乐子。马踏飞燕,是东汉人的乐子。野马飞驰青草地,是不入流的乐子。
有意思的是,前年暑假,我的小孙子从美国来北京度暑假,我拿来高莽先生为我画肖像的那期《诗刊》给他显摆。他看后说,我也能给你画个封面。我找来一本新到的《诗刊》给他,他拿起笔,三笔两笔就画完了,一条鱼,两枝柳叶,倒也简单。那一年,他六岁半。
一眨眼,两年过去了。
孩子长大了。
高莽先生却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藤萝架下
天坛公园里,有一个白色的藤萝架。春末,一架紫藤花盛开,风中像翩翩飞舞的紫蝴蝶,最是漂亮。其他时候,这里也很不错,我常常愿意到这里来,因为这里会常常坐着好多人,大多是北京人退休的,到这里聊天、散心。也有外地人,一般不会久坐,只是穿行而过,到前面的月季园,或倚在藤萝架下拍照后走人。
坐在藤萝架下,以静观动,能看到很多不同人等,想象着他们不同的性情和人生。没事的时候,我会带本《诗刊》到这里写生,这里是我最好的写生课堂。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成为了我写生的模特。迅速地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情景,往往让眼睛和笔都不够使唤,常常是顾此失彼,却是写生最大的乐趣。莫奈最初学画的时候,他的启蒙老师欧仁·布丹就常带着他到户外,让他练写生,告诉他写生是其他绘画方式不可取代的,对他说:“现场直接画下来的任何东西,往往有一种你不可能在画室里能找到的力量和用笔的生动性。”所以,莫奈最愿意在他的吉维尼花园写生他那一池睡莲。
我不是莫奈。《诗刊》,便给了我这样跛腿老马偏要奔驰的一方草地,容忍我的笨拙,让我可以在上面随意涂抹,画不好,可以毫不吝惜地在下一页接着肆意挥洒。每月两期的《诗刊》,足够我奢侈地挥霍。
去年秋末,藤萝架的叶子发黄,开始飘落了,但阳光明澈,透过稀疏的叶子,如水流淌。我已经坐在这里画了老半天了,正要起身走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位老太太,步履蹒跚地推着一辆婴儿车走过来,在我的斜对面坐了下来。老太太个子很高,体量很壮,头戴着一顶棒球帽,还是歪戴着,很俏皮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男士的西装,不大合身,有点儿肥大。
这让我很好奇,猜想那帽子肯定是孩子淘汰下来的,西装不是孩子的,就是她家老头儿穿剩下的。老人一般都会这样节省,将就。婴儿车在她身前放着,车里面没有孩子,车的样式,得是几十年前的了,现在的孩子是绝对不会坐这样土得掉渣儿的车了。或许是她初当奶奶或姥姥时候推过的婴儿车呢。如今的车上,放着一个水杯,垫着一块厚厚的棉垫,想大概是她在天坛里遛弯儿,如果冷了,就作为自己的坐垫吧。而那婴儿车已经废物利用,变为了她行走的拐杖,和那种助力车的功能相似。
老太太别看老,长得很精神,眉眼俊朗,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我们相对藤萝架之间几步的距离,彼此看得很清楚,我注意观察她,她时不时地也瞄上我两眼。我不懂那目光里包含着什么意思,是好奇,是不屑,还是不以为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很暖,透过藤萝残存的叶子,斑斑点点地洒落在老太太的身上,老太太垂下了脑袋,不知在想什么,也没准儿是打瞌睡呢。
我画完了老太太的一幅速写像,站起来走,路过她身边的时候,老太太抬起头,问了我一句:刚才是不是在画我呢?
我像小孩爬上了树偷摘人家树上的枣吃,刚下得树来要走,看见树的主人站在树底下正等着我呢,有些束手就擒的感觉,让我很尴尬,赶紧缴械投降,坦白道:是画您呢。然后打开旧杂志,递给她看,等待着她的评判。
她扫了一眼画,便把《诗刊》递还我,没有说一句我画的她到底像还是不像,只说了句:我也会画画。这话说得有点儿孩子气,有点儿不服气,特别像小时候体育课上跳高或跳远,我跳过去了或跳出来的那个高度或远度,另一个同学歪着脑袋说我也能跳。老太太真可爱。
我赶紧把《诗刊》又递给她,对她说:您给我画一个。
她接过杂志,又接过笔,说:我没文化,也没人教过我,我也不画你画的人,我就爱画花。
我指着杂志对她说:您就给我画个花,就在这上面,随便画。
她拧开笔帽,对我说:我不会使这种毛笔,我都是拿铅笔画。
我说:没事的,您随便画就好!
架不住我一再的请求和鼓励,老太太开始画了。她很快就画出了一朵牡丹花,还有两片叶子。每一个花瓣都画得很仔细,竟然手一点儿不抖,眼一点儿不花。我连连夸她:您画得真好!
她把杂志和笔递还我,说:好什么呀!不成样子了。以前,我和你一样,也爱到这里来画花。我家就住在金鱼池,天天都到天坛里来。
我说,您就够棒的了,都多大岁数了呀!然后我问她有多大岁数了,她反问我:你猜。我说,我看您没到八十。她笑了,伸出手指冲我比画:八十八啦!
八十八了,还能画这么漂亮的花,真的让人羡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老太太这样的岁数,能够活到这样岁数的人,身体是一方面原因,心情和心理更是一方面的原因。这样一把年纪了,心中未与年俱老,笔下犹能有花开,并不是所有这么大年纪的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心态。
那天整个一下午,阳光都特别的暖。回家的路上,总想起老太太和她画的那朵牡丹花,忍不住好几次打开那本《诗刊》,翻开来看,心里想,如果我活到老太太这样的岁数,能够也画出这样漂亮的牡丹花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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