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要说的是新诗线装本的话题。从通常的意义上看，新诗和线装本似乎并不搭界。新诗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事物，而线装书代表的是“旧”文化。新诗是靠诗体革命起家的，而当年“革命”的对象，是包括旧体诗、当然也包括线装书在内的“旧文化”。那时的新诗，横排，分行，一般还有标点，与线装书的规矩截然不同。从这点看，新诗和线装书之间应该是不会产生什么关联的。记得当年与王瑶先生闲话，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是耻谈旧体诗的，一般文人虽然旧习难改，有此嗜好，也不敢稍露神色。当年做旧诗，几乎就是“遗老遗少”，就是“谬种流传”。新派的人往往为之退避三舍，更不用说出版或印行新诗线装本了。

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对线装书总是心怀“敌意”的。记得当年，《新世纪》杂志在巴黎创刊，吴稚晖扬言“线装书可以扔进茅厕三十年”。此语既出，一时哗然。然而，百年过去，线装书不仅依然让人怀想，而且伴随着新文学的推进，近百年来，线装书不仅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且更是悄悄地在现实中“复活”。有趣的是，在这种“悄悄地复活”中，虽有其它文体的加入，偏偏却是“最革命”的新诗“打先锋”。出人意想的是，即使是新诗革命初期，也不乏这种“不合时宜”的出版新诗线装书的记载。

时值新诗百年，有感于百年间的此种特异现象，颇想为此一叙。我写此文，得到刘福春的有力协助，他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刘福春是专门研究新诗版本的，据他统计，在1949年前印行的线装新诗集为数不多，约有如下数种：

《志摩的诗》，徐志摩著，中华书局1925年8月印行；

《忆》，俞平伯著，朴社1925年12月印行；

《扬鞭集》，刘半农著，北新书局1926年6月印行；

《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编，星云堂1933年春手迹影印本；

《音尘集》，卞之琳著，北平琉璃厂文楷斋1936年9月作者自印本；

《冬眠曲及其他》，林庚著，北平琉璃厂文楷斋1936年11月作者自印本。

关于卞之琳《音尘集》的印行，还有一段文坛佳话在坊间流传。按，《音尘集》为“木刻雕版，丝线装订，宣纸朱墨刷印，外有金黄色的锦套，手工精致，古雅非凡，纯是一件新古董”（姜德明先生语，引自《新文学珍本丛刊序》）。这部精美的自印本，总共才印十余册，故知者甚少。姜德明介绍，他于坊肆获得此书后曾致书作者，卞先生答称：“出书后，常有不满意处，以致意兴萧然。《音尘集》试印后，以为过足了书瘾，‘这是我不再正式印行它的主要原因’。”（转引自徐雁《旧书陈香》《借卞之琳“音尘集”说话》）这是作者最初的答复，后来彼此熟了，卞先生才真情告知：“也是为了送给一位异性友人的。”诗歌界都知道这个故事，这才是作者“意兴萧然”决心不再印行的真实原因。此乃闲话。

自那以后，新文学包括新诗的线装本话题，有了长时间的停歇。直至2004年3月，西泠印社发起，由姜德明审定并参与主编的影印线装《新文学珍本丛书》才有新的动作。丛书计十种，其中除《爱眉小扎》外，大都是诗集，除前举六部诗集重复，还有《燕知草》（俞平伯）、《题石集》（王统照译）、《水仙辞》（梁宗岱译）等三部。这可以看出是五四运动后线装新诗集出版的延续和展开。据统计，近年出版的线装新诗集还有《拾落红集——李瑛抒情短诗选》（线装书局2012年12月）、《白桦诗选》（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5月）和《邵燕祥自选新诗稿》（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2015年8月）等。

线装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宣纸、木刻雕版、手工印制、丝线订装、锦缎封面，题跋，收藏印章，透过淡淡的墨香，生发出悠远的情趣。每一部线装书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不仅可供阅读，并且可供欣赏。古朴的楠木书架，室有兰香暗吐，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是中国传统文人为之迷思的精神世界。所谓“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设想爱书者面对线装书籍的那种喜悦大概也是这般的心情吧！

唐弢为此曾著文谈及往事：“当时许多青年看到线装书就头痛，1926年刘半农出版了他的《扬鞭集》，用连史纸中式排印，纸拈装订，上海的进步青年曾为文抨击，斥为陈尸人的装束，可以看出彼时的风气。”（唐弢：《线装诗集》）作为藏书家，他自己则对此另有一番心情：“我很喜欢这种线装本，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复古或者提倡‘国粹’，我以为用中国纸印书有许多好处，第一是纸质耐久，容易保存；第二是分量较轻，携带方便；第三是看起来便于把握，不像硬面洋装的一定要正襟危坐。”

时代不同了，人们变得从容而宽容。姜德明对此则有与唐弢不同的另一番感慨。他认为西泠印社线装珍本丛刊的刊行，“从保存古籍印刷技术、弘扬民族文化的意义上讲，一次能影印十种新文学的珍本书，这也是我以前不敢奢想的事。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到当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令人十分令人喜悦和欣慰的。”（姜德明先生语，引自《新文学珍本丛刊序》）笔者本人不是藏书家，也不是书籍装帧的研究者，但我对新诗出版的这一番“复古”的举措同样地感到欣慰。中国新诗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雨磨砺，已经非常成熟了，不仅先前的那种对立的鸿沟得到消弭，而且在新旧之间的隔阂也得到平复。新诗和旧体诗互敬互赢，这就是我说的“百年和解”。

这种和解不仅体现在创作上，也体现在出版上。最近刘福春的朋友姜寻在北京寸土寸金之地的杨梅竹斜街办起了模范书局，立起了古香古色的民国门脸。书店除了收售旧书，还专门延请熟谙雕版工艺的技师，做雕版线装书印制出版。姜寻是一位有抱负的年轻人，他自己写新诗，却是痴心于雕版印刷。为了实现他的夙愿，他办起了充满远古情调的煮雨山房。他聘请刘福春做主编，要做“煮雨山房新诗雕版丛刊”。丛刊规模宏远，且不设下限。眼下已经雕刻印制余光中的《江山无恙》等。

煮雨山房拟议中的新诗雕版印刷丛刊，尚有痖弦的《蓝色的井》和郑愁予的《山外书》以及大陆诗人的诗集，他们雄心勃勃，意兴悠然，正在稳步健行中。余光中的《江山无恙》刊行后，刘福春和姜寻携带样书，亲自送往高雄余公馆，为病中的余先生夫妇带去良好的祝愿。他们索要了余先生的签名题赠。这可能也是余光中生前的最后一次接待大陆朋友。窄窄浅浅的台湾海峡，隔不住两岸诗人酒一般浓的深深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