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刚上初中一期的金堂少年余勋坦，坐在泥地茅盖的教室里。

成都来的国文老师刘兰坡先生手持一炷香，快步走进来，登上讲台，向同学们一鞠躬，轻声说：“我是燃香而来，望诸君努力。”刘老师教同学们古文字学。考虑到初中生的接受程度，没有采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而采用清代王筠著《字学蒙求》。

在班上算是小毛头的余勋坦，坐前面第二排，不敢不老老实实听课。这一听，竟觉得太有趣。“原来一个汉字就像一台机器，能拆解成零件二三。零件组装配搭各异，造出许多不相同的汉字，正如小孩玩拼凑七巧板。这本薄薄的蒙求书，是年暑假期间自学读完。”

少年时代这段文字开蒙经历，成为余勋坦心中的一颗种子。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余勋坦成为诗人、作家，继而成为学者、文人，成为“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的流沙河。

流沙河。摄影江树

壹

任职《星星》诗刊 让余光中广为人知

1982年，台湾地区诗人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提到，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启发流沙河写出“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等诗句。这首诗就是出现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上世纪80年代初，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正好凑成“十二家”。编选《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引起轰动。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美感，给当时的大陆诗歌界带来一阵强烈的震撼。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流沙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

虽然诗人名声很大，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认为自己过于理性，感性不足，不太适合写诗，“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流沙河讲诗经》。

贰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 探究汉字前世今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流沙河不再写诗，改作训诂，专心说文解字，至今乐在其中。他以文人的角度，作家的身份，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讲庄子，说诗经，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他用尽量通俗、有趣味的方式，面对大众诠释讲经典。他在图书馆讲，也在网络上讲，出版《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流沙河讲诗经》等多部著作，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比如《字看我一生》。

虽然是从诗人转行到学者，但解读经典对于流沙河却毫不生硬，他有足够的储备。比如流沙河对《诗经》的研究，最早得益于他在家乡的一位私塾先生黄捷三。黄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流沙河十三十四岁那两年，在老家金堂读初中，每天放学以后，就去黄老师家里，听讲《诗经》。成年后的流沙河因为经历沧桑，少年时代的火种悄然苏醒，开始重读《诗经》。

半个多世纪以前，流沙河负责看管一个省文联的旧书库，在书库里他发现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研究《诗经》的线装书。求知若渴的流沙河，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开始读。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在书库那里，他还读到了《段注说文解字》、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等著作，开始进入对文字学的钻研。

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就是文本细读，追根究底。没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校园去讲传统文化，也看得清爽淡然，“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来听一听，感到收获点知识，还有点娱乐，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很好了，我也乐于做这些。”

叁

做文字学的“福尔摩斯” 便洋洋自得有成就感

流沙河小时候喜读《福尔摩斯探案》，读得入迷，就想做个侦探，专破世间疑案。上高中的流沙河，偶遇一套蓝封面的侦探小说丛书，一本接一本借来读完，更想做侦探了。他自嘲道：“这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体弱多病，嬉闹扑打不行，所以退而耽于梦想。其实自己胆小口吃，交朋友都困难，哪能是做侦探的坯子，十足妄想可笑而已。”现实中的流沙河倒成了文字侦探。每天独坐书房窗前，俯身大案桌上，感觉很不错，“一个人总要选择一件他自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才觉得没有白活。我就是文字学的福尔摩斯了。读者看我怎么破案，我便洋洋自得，有成就感。心情一舒畅，就延年益寿，比吃啥补药都强。这样说来，我倒该感谢亲爱的读者。”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流沙河吟诵过的《古诗十九首》，在他之后诠释经典的工作中，也是他重点研读的对象。在此，学者流沙河和诗人流沙河，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从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人物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成都。四岁返回故乡金堂县城。幼学古文，做文言文，习书大字。十六岁来成都读省成中。十七岁开始发表习作。1949年秋入川大农化系，后立志从文。之后曾在《川西农民报》、《四川群众》、《星星》诗刊担任编辑，在四川省文联担任创作员。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曾入选语文教材。1985年起专职写作。晚年流沙河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出版有《文字侦探》、《Y语录》、《流沙河诗话》、《画火御寒》、《正体字回家》、《白鱼解字》、《晚窗偷得读书灯》、《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字看我一生》等著作多种。

汉字如同一条线 凝聚着不同地方的中国人

流沙河在成都图书馆的讲座，讲台两侧都是席地而坐的听众。 成都图书馆供图。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偏窄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流沙河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至今已经持续了9年。

流沙河近年咽喉有恙，声音很弱，有时候说话都有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公开解经，并乐此不疲，“对这些古人的诗很有兴趣，讲起来很过瘾。在为听众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很快活。每月一次的备课和讲座，实际上给了我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调用记忆仓库，检验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对此深有感触，“沙河老师曾说，每次讲座前要备课两天。有时候他还会把一些资料复印出来，发给每一个听众，这是为了让听众听讲效果更好。沙老年龄这么大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对传授经典文学之美，全身心投入，令人感动。”

前贤卓见

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

由于讲解精彩，流沙河的讲座录音也被他的学生和出版社整理出版。比如《流沙河讲诗经》就是流沙河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成都图书馆讲解《诗经》中81首诗作的讲座整理辑录。《诗经》被前人解读者已多，但流沙河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和诗歌研究功底，对字句追根溯源，给出全新角度的解读。书中诸多解释纠正了前人对《诗经》释义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摒弃一些释经流弊，在众多《诗经》解读的作品中殊为超拔。在对诗经的讲述中，流沙河特意选择有“浓厚的诗味、浅显、短小”的篇幅，举例生动，表达上又趋于口语，言辞雅俗兼具，幽默风趣，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对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解读经典，不可能是哪一个人随意发挥。前贤的卓见，流沙河都虚心听取，再一一比较，得出自己的见解。解读《诗经》，他主要依据《十三经注疏》。同时也青睐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可靠，我喜欢。”《十三经注疏》用起来很吃力，上面那些双行夹注文字，字号太小，他要用高倍放大的凸透镜，在页面上逐句移动，才能看清楚。

“《十三经注疏》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陈风·泽陂》这首诗中反复出现的深深忧伤，过去总以为写失恋，以忧伤属男，或以属女，流沙河总嫌牵强。但从《十三经注疏》的夹注中，他发现了一条被忽略了的注释：陈国有同姓不婚的规矩，再结合诗中反复出现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实是暗示恋爱中的男女二人生活在同一姓氏里，不被双方家人容纳。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诗人在表达相思时为什么那么悲伤，‘涕泗滂沱’，从景物描写可知有整整一个夏天的荷塘约会，可知他们二人这么久的恋爱，终因不合规矩，只有分手，所以男子非常伤心。若是找不到这一条注疏，我是永远读不懂的。”

穿插解字

让听者明白汉字内涵

讲古代典籍，流沙河也穿插着解字。比如在公众场合讲“唐诗三百首”，讲到“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时，他会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用毛笔写好“鼎”字，讲“鼎”字的来源。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能从中窥见上古时期我们祖先的基本观念、思考模式、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流沙河觉得，自己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

流沙河也深知要大面积恢复正体字是很难，也不现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古史、古典文学、古代典籍有关的研究文章和刊物，恢复使用正体字，其他的地方不妨维持现状；如有可能，将正体字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政府公文和报刊、教科书，让它们和社会上的简体字同时存在，概括地说，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正体字，社会生活使用简体字”，双轨并行，各适其需。而他所做的，讲解正体字，把它存在的理由讲清楚，让听者更容易记忆，也能明白汉字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