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能听到有人在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我看来，讲文艺复兴之前，首先要学习好文学，要对年轻一代进行必要的文学教育。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终极的宗教传统，于是，“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林语堂语）。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渐渐的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我以前看凤凰卫视，一个学者在“世纪大讲坛”讲复兴儒学的问题，可我听下来，觉得他说的复兴儒学，更多的是在喊一些空洞的口号。儒学要重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一定要经过话语转换；没有合适的话语作载体，儒学离现代人的生活还是太遥远、太难懂了。更何况，在中国思想的传统中，也不仅仅只有儒学。

什么样的话语载体最好？肯定是文学。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大众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

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陈独秀是通过发动“文学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胡适学的是农科和哲学，但率先尝试用白话文写新诗；鲁迅本来是学医的，看到国人的蒙昧之后，弃医从文，觉得治精神上的病远比治身体的病要重要得多。这些先贤，能以影响中国这么深远，文学这种话语形式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

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教育、民族觉醒呢？

二 

学者钱穆的书我是很爱读的。钱穆有很深的文学情怀，他对文学的看法，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有一篇文章，叫《读诗》，不长，但充满真知灼见。他说：

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这话是很厉害的。文、史、哲三家，钱穆把文学摆在第一位。很多人都知道，钱穆主要是研究哲学与历史的，但他对文学有崇高的评价，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中国的文学参与了中国生活、中国人生的建设，同时，中国文学也准确地传达和阐释了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里的儒、道、释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很多精髓，许多都是通过文学来传承和解析的。像杜甫的诗，显然偏重于儒家的思想；李白的诗，比较接近老庄的哲学；王维的诗呢，更多地和佛、禅的思想相关。通过他们的诗作，我们可以更感性、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所以，钱穆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又说：

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

确实，中国人的人生许多时候是诗化的，艺术化的。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都与文学有关。不仅给孩子取名，给楼房、街道取名，要从文学里找灵感，甚至连私人的书房、印章，它的名字或落款是否有韵味，也要看它有没有文气。你的孩子如果叫李福贵或张有财，听起来就一定不如白居易、张恨水那样令人赏心悦目。从孩子的名字里，或多或少可看出中国父母的身份和素养，这个判断的标准，还是和文学有关。西方人的孩子，很多都取摩西、彼得、约翰、保罗、玛利亚等，到处都是约翰，到处都是玛利亚，这一点都不希奇，因为他们取名时的参照，是《圣经》，是宗教背景，他们的宗教是和他们的世俗生活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字，没有宗教可以参照，即便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经常要刻意回避这个背景，比如，信仰佛教的家庭，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一灯、空相、本尘什么的，这样的名，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看破红尘、不思进取。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取那些文学意味浓厚的名字，比如李晴川、西门吹雪、唐不遇什么的。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是参与到了中国人的人生之中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缺了文学，就会少很多的风雅和味道。

我跟一些书法家、画家朋友说，艺术家的作品要有大的突破，就必须增加自己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的修养。古代的书法家、画家，都不是单纯地只会写字或画画的，他们同时一定是文人，一定会作诗或写文章的。诗、书、画以前是一家的。没有诗文，只有书法和画，要真正地传世，我怕也是难的。孔子的言论现在我们还读得到，孔子的笔墨就看不到了；屈原的诗文，至今还在传唱，屈原的书法，我们是看不到了；即便是离现在近一些的，《红楼梦》至今流传，可短短两三百年，曹雪芹的手迹，我怕是很难找了。许多的时候，文学比任何文化形式都要永久，正的一个哲人所说，诗比历史更永久。

三

中国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会出现漠视文化、轻贱文学、讽刺文人的现象，并不奇怪。但这样的状况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我对文学的未来怀有信心。当一个社会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的时候，文化的需求又会重新回来。当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又会追求起一种风雅生活的，甚至会投身于文化，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去处——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我曾经在一套丛书的序言里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文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表明人类还有做梦的权利。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比如，公元七百四十二年，诗人李白游历东晋名士谢安旧处后，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这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当年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百年之后，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于是，大诗人李白那惊天动地的“怅然”，我们这些小人物在一千多年之后，也在阅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它所创造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补充，是想象力的传奇，是许多种人生的叠加，它能为哪怕是贫乏的人生提供异常丰富的可能性。人类怎能离开文学？没有文学，真实的性情如何表达？过往的生命如何变得生动？刻骨的爱情如何才能重来？加缪在《鼠疫》一书中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而“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正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由此可见，文学远没有死亡，它还在我们的生活发挥影响力，今后甚至还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四

可是现在的知识界，大谈复兴中国文化时，他们用力的主要方面，还是放在中国的思想哲学上，至于如何才能将这些深刻、宝贵的思想和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对接，大家几乎都一筹莫展。

我认为，回望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如果不强调中国文学所承载和承传的，所谓的弘扬、复兴中国文化，都有可能会流于空谈。先秦诸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可一般的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中国人，有几个能读得懂？很多人在大学读了四年书，《道德经》对他依然是一本天书。但文学不同，它有朴白、感性、容易使人产生亲近感的一面。不仅唐诗还在传唱，古典小说至今读起来不也照样通俗易懂？像我刚才所说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千古绝唱啊！五岁、七岁小孩都可以领会。李白所表达的思乡之情，到现在也还是动人、普遍的情感。又比如《诗经》，它从诞生到现在，有好几千年了，可里面的一些诗句，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如果把后面那个“兮”字去掉，它的意思，小学生也能基本领会。这就是文学的特殊力量。

学习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领略中华文化之美最好、最有效的道路。

只是，中国文化经过二十世纪历次运动的践踏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气脉了。这是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可能没有一个民族会像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大规模地蔑视、践踏、焚毁自己的文化。连孔夫子都可以不要，连《红楼梦》都要焚毁的民族，真是着了魔了。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几十年就可以使之变成废墟。有些人，何以会对自己的先人、民族的历史如此仇恨？百思不得其解。之前读到牟宗三的《寂寞中的独体》一书，里面讲到这个问题时，有一段话很深刻：

凡极权专制，一定要毁灭历史，所以秦始皇要焚书坑儒，诗书所代表的是那个老传统中的智慧。秦始皇所以要焚书就是不让知识分子“借古讽今”，因为有个老传统摆在那儿，知识分子就可以说尧舜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可以说禹汤文武当年如何如何，和你今天不一样。这就叫“借古讽今”，所以大陆上“文化大革命”就以批斗“海瑞罢官”为序幕。

确实，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哪怕也经历过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的前苏联，也不敢说自己这个民族不要普希金、不要托尔斯泰了，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然践踏孔子、打倒曹雪芹。否认历史，损毁古物，侮辱圣贤，欺凌文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再教育他要心存怜悯、胸怀苍生？又怎么可能叫他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现代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其他专业的人普遍不重视人文素养的自我培育，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民族这几十年来抛弃自身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像董仲舒、朱熹、金圣叹这样的名字，可能比外国人的名字还陌生了。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中国，强调以文立国，像在座的各位，都属于古代的士人阶层，有些在地方上还做了小官，你们这个层面的士人，放在古代，如果不会写文章，不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官是会当得很狼狈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哪怕是正规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基本的工作总结都写不清楚的，不在少数——国人掌握汉语的能力，衰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难道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再先锋、再反叛的人，到一定时候，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

五

这个文化现实，应该成为文学写作的大背景。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作家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遂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可否认，我们来到了一片精神废墟，但我想说的是，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理应对此有所察觉。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钱穆在《读诗》一文中说：

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都有先声的意义，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影的告别》，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现在看来，鲁迅是有先见的。又比如《红楼梦》，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红楼梦》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但在大的写作意象、精神追求上，它又是务虚的。热闹、繁华的生活后面，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一种悲凉、哀伤的情怀。树倒猢孙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是它，成就了《红楼梦》的大境界。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字中的性情了；没有了性情，就不觉得做人和作文要修养了。这也是钱穆的看法。钱穆说：“摩诘诗若是写物，然正贵其有我之存在。子美诗若是写我，然亦正贵其有物之存在。”写我，要有物的存在；写物，也要有我的存在。写俗世，要有灵魂参与；写灵魂，也要有俗世作为容器。互相作为对方存在的证据，这就是把人摆到作品里面去。也有那种超脱的作品，像李白的诗，他喜欢道家，喜欢老庄那种人生，他的诗，不愿意直接写自己的生命，而是追求生命从现实人生中超越出来，但正如超世间也是一种世间一样，超人生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生。李白不过是把自己更巧妙地隐藏在神采飞扬的文字后面罢了。杜甫、苏东坡这样一些诗人，是直接写人生的，也是把自己直接摆进作品里面的，所以，有时在他们的诗中，能读到惊心动魄的东西。惟有这样的文学，能够让读者的心也贴上去，从中体会另一种人生，感受另一种性情。

很多思想家都喜欢讲文学，就因为他知道中国文学里，包含了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儒道佛诸家的思想都在文学里可以找到，而且文学里还包含作家的人格和性情。不是说思想家的文字里就没有性情，没有真实人生，而是说，就显示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而言，思想著作总没有文学作品来得真切。因此，学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化、体会中国人生的绝佳途径，也是当下国民教育中的迫切课题。

（根据一次作家班讲座录音整理、节选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