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8年4月28日

◆ 地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 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诗歌网、《南方文坛》、湖南省诗歌学会

◆ 承办：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湖南文学研究中心

◆ 主持人：卓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 与会者：贺培育、李少君、张燕玲、梁尔源、张式德（张枣父亲）、王光明、江弱水、亚思明、敬文东、冷霜、简德彬、 王东东、周东升、李商雨、谭克修、路云、岳凯华、易彬、程一身、罗鹿鸣、佘丹清、任美衡、吴正锋、吴投文、龙永干、蔡云波、李海鹏、朱岚武、李北京、王涘海、杨厚钧、周建刚、文玲、周俊峰、刘长华、师飞、何敏、赵飞、朱思衡、李之平、何纯、刘维、陈漫涛、罗山、王瑞瑞、刘师健、李婷婷、王尚、张楚楚、胡王骏雄、张珊、杨景交、龙阿辉、康俊、廖伟杰、龙昌黄

卓今：今天的会议能够如期召开，非常感谢到会的各位学者、诗人、批评家。今天的会议开幕式由我主持，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略）。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首先请贺培育院长致辞。

贺培育（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各位专家、各位文豪、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走进我们社科院的大院一定会有一种感觉，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好地方。有道是墨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我对来到我们社科院的学者、诗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预祝会议成功，谢谢！

卓今：请李少君先生致辞。

李少君（《诗刊》副主编）：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湖南省社科院，这次会议能够在长沙顺利召开，湖南社科院做了很大的工作。其次，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评论家、诗人。我们这次会议是“首届”，我觉得以后也应该开下去，因为对于湖南来说，一个昌耀，一个张枣都是当代诗歌史上标志性的人物。1980年代兴盛的朦胧诗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当时翻译体占据了主流。张枣在那样的背景下向中国传统美学学习挖掘，可以说扭转了当时的风气。当然，张枣可能也受了世界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总之，张枣在当代诗歌史上是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作用，他是诗歌风气转向的象征。并且，大家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年轻一代对张枣这样的诗人越来越推崇，包括我们今天的会议，有很多年轻的面孔，这说明张枣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有影响。因此，举办张枣诗歌研讨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卓今：《诗刊》对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是付出了非常大的心力。接下来请张燕玲主编致辞。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尊敬的张式德先生、各位文友，早上好！2018年的暮春，谷雨之后，端午之前，我们聚集在楚地。在世界上，有很多犹如湘湖楚地这样的诗歌之都，它不仅是生活场域，不仅是经济聚落，它更是文化保存、传承和生长的地方，是生养与安葬过中国伟大诗人屈原之宝地，声贯至今，名扬中外。因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今天我们的相聚，是追忆和研讨另一湘楚诗人张枣。诚如邀请函所言“诗人张枣在现代汉诗发展中留下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开启了现代诗写作的新路，同时也留下诸多重要且有争议性的诗学话题”。《南方文坛》应邀欣然加入，就是期待这些诗学问题能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艺术借鉴，期待这次研讨会成为一次诗歌寻根，不止于诗学，不止于忧国忧民，一如当今楚雄韩少功的追问：我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溯源而上，从屈原到张枣，然后回到诗歌本身。我想张枣有灵，他也许会骑马归来，因为今天春季已老，梅花正落……

卓今：张主编刚才讲到楚地的文化，我发现我们湖南的诗人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从屈原到当代的诗人，楚地文化是他们诗歌的底色。下面请梁尔源会长致辞。

梁尔源（湖南省诗歌学会会长）：各位嘉宾、各位老师，今天在这里举行张枣诗歌研讨会，这是中国文学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别是我们湖南文学界一个重大的事件。张枣在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张枣诗歌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具有爱国精神、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张枣是在写朦胧诗期间为数不多的从国内跑到国外，长期在国外研究西方诗学、体验西方文化的诗人。因此他在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的文学传统相融合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有许多值得研究、可圈可点的闪光的地方。张枣精通几门外语特别是德语，他能够更加直接地吸纳西方诗学的一些精粹，这些优势是得天独厚的。从爱国、创新、开放的角度来研究张枣是当前时代的需要。

赵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很荣幸主持这一场的发言，首先请王光明教授发言。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中国诗歌的变革，汉语写作的传统，许多人称它为新诗。新诗按照朱自清的说法，它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新诗面对的是我们不成熟的语言和生命，要面对一种陌生的东西，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面对这个世界，寻找新的可能性，我认为张枣体现了百年中国最优秀诗人的品质。具体体现在：第一，能够自觉地面对现代语境中经验、语言的矛盾分裂，在矛盾相生与互相吸收的意义上，向人们显示现代汉语诗歌作为一种代际性的诗歌，它们独特的气味、它们的价值和比较优雅的风度。张枣把这种杰出诗人共同的追求表述为：将生活与现实的困难与危机转化为写作本身的难言和险境。第二，写作机制体现了一种开放生成的诗学立场。最优秀的现代中国诗人都不是简单用“白话”言说、阅读与写作的人，他们既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又熟悉自己的文化传统，既熟悉汉语又能用母语以外的语言感受别国经验与诗歌。世界性里有中国、中国性里有世界。第三，混杂、破碎的现代语境，遭遇尚在转换生成的语言系统，许多根基不深的新诗人在追新逐异中迷失了自己，只留下一个反叛的姿态却没有留下让人流连忘返的作品。张枣独特的意义是，不像一般诗人简单注目现代的时尚奇异，而是深刻警觉到在现代语境和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诸多危险。

赵飞：谢谢王老师。王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教导我最深的地方是：要做有活力的学问，要不失日常的温度。我想这两方面也是张枣所提出的一个诗歌课题，如何让诗歌与生活取得和解，把艺术与生活的危机转化为美丽，就像张枣在《镜中》所说的“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亚思明（山东大学副教授）：张枣的博士论文一共是八章，全文翻译成汉字大约二十万字。我个人认为总论的两章是最重要的。第一章是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发展与持续，讲的是1919至1949年中国新诗的一个发展历程，它取消了过去传统的诗歌流派的划分而是用一种代际的划分（即十年一代）来代替，凸显不同诗歌流派之间的精神统一性。在这章之后还会有五章的内容，涉及对个别诗派诗人的解读，比如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等。第六章又是一个总论，也是我翻译的第二篇，这一部分讲的是从地下文学到朦胧诗。在这章之后有一章是专门讲北岛和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再往后就讲第三代诗人。这是他整个博士论文的结构。我在翻译时的感触是，张枣的德语非常好，尤其是他对德语学术语言的把握相当专业。另外，张枣通过对西方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深入把握，反观东方博大精深的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与熔点。

江弱水（浙江大学教授）：对于张枣，我大约跟柏桦、陈东东一个感觉，新诗一百年里面，前五十年卞之琳写得最好，后五十年张枣写得最好。这两个人在世的时候都自称大诗人。诗是张枣最用心的东西，他的诗特别难懂。我认为对张枣当前要做的事情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整理他的书信，做一个张枣的书信集。第二，诗歌的版本问题。比如他的《苍蝇》就存在不同的版本，要整理好的版本。第三，他的一些译作、译文也需要像亚思明老师这样的专家把它译出来。第四，把他每首诗做出一些比较精确的解读。每一代都有读不懂的诗人，30年代的人读不懂卞之琳，当年的人读不懂北岛和舒婷，我想我们这一代人读不懂的就是张枣。但是，经过我们这些诗歌研究者的解读，我相信，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解释路径。事实上，也会使我们新诗的发展上一个很高的台阶。

赵飞：谢谢江老师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应该建立一门现代汉语诗歌的高级阐释学，包括文本细读式的注解，就像阅读古诗一样透彻地去理解每一句每一词以及语言与诗意结构的关系。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在解读张枣的时候我们要谈论他的复杂性。我认为张枣的复杂性在于他的写作都是一次性的（包括所有的主题、形式），非常难解读。我觉得张枣是一个孤绝诗人，那种到了喜马拉雅顶端的诗人，会有孤绝的想法。当没有可以被征服的东西时，他写作的虚无感来临了。他所有痛苦都来自这个地方，他挑战的是他自己。我们今天很多诗人根本就意识不到这点，往往觉得随便怎么写都可以。另外，张枣的生活并不是多么的幸福，张枣说过，谁相信幸福可言？幸福是偶然的，不幸才是必然的。张枣曾发誓终生不写感伤的东西。一个不快乐的人写出快乐的诗，需要更强大的心智。同时，张枣诗里表达了一种很潜在的颓废，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他是一个很精致的颓废主义者。我从张枣这里得到的启示是：人生真的是毫无意义，但有很多事情对毫无意义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有张枣这样的诗人在，我觉得我们的汉语诗歌放在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的诗歌里都不算丢人。

冷霜（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我的论文题目是《“迟到的现代性”问题与当代汉语新诗的回应——以张枣为例》。张枣的《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一文中“汉语性”观念的提出，实则是对当代汉语新诗的“迟到的现代性”的回应。这与张枣较早置身于跨文化的语境之中有关。他对“汉语性”的理解，并未停留在语言和美学层面，而是推进到诗学理想的层面。他对中西不同诗学理想的差异所抱持的开放性态度，打开了写作实践中的丰富可能。《祖母》一诗中“忍着嬉笑的小偷”，正是对这一开放性认识的隐喻化表达。

另外一点，他谈的“汉语性”背后涉及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与艾略特对文学经典构成的“伟大传统”的追求不同，张枣对“传统”的理解里既包含有“大传统”的成分，也开启了“小传统”的面向，这也构成他诗歌中生动活泼的一面，使他尽管服膺于现代主义的诗学，却在写作实践上突破了现代主义的窠臼。这种既从“鹤”也从“小白菜、豌豆苗和冬瓜”（《春秋来信》）里找出的传统理解，如果放在新诗史上的相关认识链条上（可与卞之琳对比）也显出强烈的新意。

张枣后期的诗歌体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论使他通向一种后现代性（克服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脱节），但另一方面一种经典的现代主义认识结构仍然存在于他的写作观念中。

赵飞：现代性与汉语性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张枣诗歌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王东东（河南师范大学华语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我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张枣诗歌的亲缘关系》。张枣具有一个经常为我们忽略的品质，那就是他对情感和人伦关系的重视，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是一个地道的汉语诗人。作为他曾经的学生，我能感觉到张枣对后辈的关注和年轻人的善意。

讲到他的诗歌成就，我认为卞之琳是一个大的小诗人，穆旦是一个小的大诗人，张枣也是一个大的小诗人，他的诗甚至比卞之琳的要好。张枣之所以是大的小诗人，这取决于他诗意上的苦心孤诣。我想到了张枣翻译勒内·夏尔的一句诗：“不要去模仿那些在谜一般的疾病中打死结的人”，颇可以作为他自己的写照。张枣在每一首诗中都打了一个死结，不仅别人无法模仿，他自己也无法重复。

张枣的创造力也表现在他的诗歌翻译中。我曾分析张枣对史蒂文斯译写的重要性，张枣把史蒂文斯的文本当成了激发自己创作的材料。比如史蒂文斯的《阳光中的女人》，按照海伦·文德勒的研究，本来是写“丰收田野中的秋天女神”，和济慈的《秋颂》有关，但到了张枣这里却成了一首情诗。在张枣的翻译和他自身的诗歌写作之间也的确存在着相互流转、相互影响的情况。

卓今：从张枣的诗歌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现实性。这个现实是张枣生存的、底部的、隐形的、看不见的、精神领域的现实。这一现实性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思维方式的现实性。后现代的非线性思维，跳跃、越界，反映出社会精神文明演化的历史。第二，语言的现实性。词语的空间排列，各种“垂直的力”和“弯曲的力”，形成一种势能，反映出诗歌语言的形式演化史。第三，自然与人伦关系规则的现实性。隐秘化、心灵底部和幽暗处境，反映了诗歌伦理的演化历史。第四，认知的现实性。荒诞意象与失重体验，反映了人类精神领域的演化历史。第五，节奏的现实性。情感节奏配合音节节奏，形成内部情感流动与外部环境混响的交响乐式节奏，表现了诗歌节奏从单一到复杂的演进过程。

这些现实性表现在诗的整体和细节处，用“我是我的……”的视角探索现代人意识深处东西；通过失重与悬浮，寻找存在与非存在关系；用形式的空格和语言空壳化，证明某种普遍性；非常规思维可达到对现象的穿刺与清空，从而对意义和感觉进行双重建构。

张式德（张枣父亲）：张枣是一个深厚的爱国者，有很坚定的民族自豪感，他对中国的诗歌是非常珍爱的。张枣是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传统和诗歌精神的一个诗人。他经常对我说，我受传统的影响，但我不能受传统的束缚。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认识传统的长处和不足才能实现进步和发展。

张枣的曾曾祖父曾经跟随左宗棠在新疆收复伊犁立下战功，因此他有很强的家族荣誉感，也形成了他从小比较狂妄的性格。他的这种狂妄性格也促使了他的创新精神。他的狂妄精神实质上是时代造成的。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都不能离开时代，没有时代精神，只凭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是没有动力的。张枣还有一种刻苦精神，他今天的成功完全是艰苦奋斗出来的。

我认为张枣是个豪放派的诗人，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首诗是在半昏迷状态中写的，他说，“老虎衔起了雕像朝最后的林中逝去/雕像披着黄昏/像披着自己的肺腑/灯笼镇，灯笼镇，不想呼吸，”那时候他呼吸都没有力量了，但这个绝笔诗丝毫没有对死亡的悲痛和哀愁的感觉。他仍然是老虎，奔向最后的林中，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虎死不倒威。即使是《镜中》感情那么缠绵深厚，最后的“梅花落满了南山”也是非常壮阔的场面。

他的思想情感，他所具有的这些气质，我曾经用六个字概括：虎气梅命枣运。他具有虎的精气神，生命却如梅花般亮丽而短暂，他的诗歌就像枣子一样由青而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越传越广。张枣短暂的一生为实现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周东升（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枣提出“元诗”概念，并在他的诗学文章中多次讨论。他认为元诗是一种关于诗的诗，全面沉浸于语言本体，是作者姿态在诗歌过程中的显露，也是具有普遍的消极性的现代写作主体自我维修和康复的方式。但当代元诗写作存在的危机和它的成就一样突出，因此，张枣在朝向危机的元诗写作中，既坚持主体的现代性，又积极追寻“丰盈的汉语性”，并在诗歌过程中展开诗歌自身问题的反思。张枣的元诗概念，不仅是对新诗历程深入考察的结果，也是自身写作经验的提纯和总结，张枣的写作为元诗突破自身的危机提供了生动的典范。通过《祖母》《悠悠》《大地之歌》三部作品的分析，可以展现出张枣元诗写作在写作主体、汉语性及方法论三方面的特征。

李商雨（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张枣的诗歌在处理现实的“经验材料”时，采用了一种类似纳博科夫所谓的“小魔法师的棱镜”的方法。在具有开放性特点的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启发下，诗人可以以“现代心智”创造一个“现实”，在此意义上，诗人是纳博科夫所说的“魔法师”。张枣将“经验材料”以比喻的方式进入诗歌，进行变形、虚构，并以己之“现代心智”或“消极主体”，完成其诗歌的文学现代性。按照皮尔斯对理论科学的划分推知，作为符号的诗歌应该建立在美学基础之上，以美学优先，而非伦理学优先的原则。通过对张枣《灯芯绒幸福的舞蹈》一诗中享乐因素分析可知，中国诗歌如果不能在虚构的向度上自我完成，就很难获取真正的汉语诗歌的文学现代性。这与时下的“非虚构写作”，诗歌批评中存在的呼吁关注当下现实，以及社会伦理化的风气形成了冲突。

谭克修（诗人）：张枣究竟是一个多大的诗人？我谈几点看法。首先，关于张枣的代表作《镜中》，是一首唯美的诗。在第三代诗人里，很多人已不太愿意把诗写得这么唯美了。其次，张枣的天才诗人属性。与海子这类外向型肆意表演青春洋溢的天才诗人相比，张枣和柏桦类似，一直在尽量收敛外溢的才华，让诗向内生长，他们的天才性表现在诗歌技艺的早熟上。他们早期诗歌就拥有的思想理性，到了足以让同行惊骇的地步。再次，张枣的先锋意识。张枣最大的诗歌理想是重新发明一种母语。为进行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他选择了换一个语言环境来开始工作——用一种离开母语的方式去抵达母语。最后，未完成的大诗人。张枣从《镜中》《何人斯》一出场，就有了一个大诗人的起飞姿势。可惜的是，他的英年早逝，也提前带走了汉语诗歌更多可能的奇迹。所以，我把张枣归为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大诗人。

路云（诗人）：对于张枣的《镜中》，吸引我的，不是“皇帝”而是“松木梯子”。原因很简单，松木梯子一下就把镜头切换到日常性之中，作为居家必备的普通生活用品，带给我的感觉格外亲切。用梅花、骑马、皇帝、南山四个古代生活用词，如何去完成一首现代诗？把这四个词从文本中勾勒出来，就可以大致看出，一个文人气息很浓、很古典、很中国，甚至是很宫廷的生活场景，因此皇帝出现在这个场景中，读者不会感到意外。根据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和认知，初稿写下皇帝这两个字，是基于无意识，因为诗人沉浸在梅花、骑马、南山所呈现的情景之中，随着诗行推进，自然而然带出皇帝这个词，是完全可能的。而最终保留，是有意识地运用，是再次确认这个词，不会有被拉向启禀皇上之类的风险，而是创造性运用，固定在一个框架之中化为镜像，指向包含在规则和经典作品中的威权。

赵飞：张枣在《一首雪的挽歌》中写过这样一句诗：上帝/你在干些什么？1989年，张枣在给钟鸣的信中写道：“荷氏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他是一个先知。是最后一个神。”我认为这首诗是张枣写给荷尔德林的挽歌。张枣曾任教于图宾根大学，而荷尔德林神志不清后就住在图宾根大学旁边一位木匠的塔楼上。张枣对荷尔德林，可谓心有戚戚。张枣说一个人应该“敏窥神意”。他的神是一种诗意和诗性的认知途径，也可以说是他的对话诗学的终极指向。他的对话诗学依托于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其中隐含着神的维度。但张枣转化了荷尔德林和海子的悲剧，回到“汉语性”。他醒悟到与世界和解的启示其实就蕴含在汉语思想中。所以他后来发明汉语之“甜”，把天人之际的和谐、圆融落实为具体的、世界的、人的亲密与会心，落实为语言的精妙与美，正如他的对话性最终也落实为情境的、亲密的、人的。张枣已用他的诗歌告诉我们，神性不是别的，神性就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中，就在诗歌这一绝对性的语言中，写下来，就是接收宇宙脆响的口令，就是落实神性。

何敏（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从我与多人的阅读情况来看，《鹤》虽然仅仅三行，越读越为之着迷，为之拜服。这种美学体验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出庞大的逆差，冲破了诗歌批评中张力、陌生化、抒情性等理论上的成见。我以为这其中尤为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张枣的《鹤》在对峙中完成了交融艺术，并且在这种艺术氛围中触及了读者心底的神思之弦：逍遥的风格、人的存在的限度。诗中“我”的身份边界模糊会给读者仙人形象般联想：由鹤带入云顶的缥缈，再由否认鹤的身份达到一种与万物灵犀的境界，一股畅游超脱之感悠然而出。这便是为何读此诗有逍遥之气的缘由之一。逍遥气质的另一原因则是“在你杯口喝一小口水”，显示出一种超然的洒脱，不拘于他物的繁芜，自在由心地取舍。加上“弱水”为仙家之水的原型，这“喝一小口水”就有了仙风道骨的气质。身份与他物畅然置换，取舍之间毫不耽溺，共同构成了诗歌驾鹤西游、不恋凡物的逍遥之风。

杨景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诗人张枣以对中国新诗积极探索与试验的姿态，构筑了自己的诗歌大厦，其作品和理论对当下诗歌创作具有启发性。首先，《镜中》和《何人斯》作为张枣早期的发轫之作，对中国新诗的形式与内容给予了巨大的冲击。张枣很好地实现了古汉语诗与现代汉语诗两者的融合。由于古汉语诗语素的移植，使诗歌在外形上表现为一种美的形态，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其次，现代性体现。张枣在诗中设置了不同的主客体，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身份切换。这种诗歌创作思维的展现，消解了诗歌的中心叙事主体，这使得诗歌的抒情主体有了多重含义，赋予诗歌文本内部更大的文学张力，从而完成诗歌对现代性的完美表达。最后，古典与现代的交织。他借中国古典文学中意象的外形，将时代的现代性考量融入古典意象中，实现了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与现代诗歌的遥相呼应，诗中的古典意象也随之变得富含现代性的韵味。

周建刚（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教授）：张枣的诗有“轻”“甜”的气质，若放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便是李商隐、韦庄、冯延巳一流，不脱晚唐五代之风。张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有隐秘的精神联系，但他做得更好的地方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体现古典“诗意”，重要的不是形式的复古或摹古，反而应该是融会外语诗歌的精华，即所谓“与外语和洋气勾连”。张枣的“洋气”也和黄遵宪等人不一样，他的“洋气”，是中国古典诗歌精神与西方诗歌精神在“路途中的相遇”。在张枣后来的诗歌中，渐渐出现了一些与“轻甜”风格不尽一致的忧思深重的东西，对“死亡”的主题有特殊的眷爱之情。在这类诗中，我们领略了张枣的诗艺，不仅有古典式的“轻甜”，而且还有对于人生重大时刻、危机时刻的深切领悟。这种领悟建立在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现代性基础之上，是一种现代化的“死亡观”。

文玲（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作为一个旅居海外的诗人，异乡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让张枣学会“在孤独的黄昏，寒冷的秋季，坐在一棵樱桃树下，观看天鹅”。这种观看成了一种对生命的消遣，也是一种面对绝望的办法。学习“观看”，因地制宜内化世界的物象是张枣诗歌创作的切入点。观看对于张枣来说，一方面具有解放功能，还原物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具有建构功能，通过调动诗人内在的经验、记忆、想象建构一个空间的视觉对象。张枣极力打破单一的视点，不断调整观看对象的角度和方式，通过呈现“物”本身反省自我，以实现对“道”的回归。张枣的诗歌充满了事物与语词的张力，在否认语词能力的同时又借助于语词让这个令人着迷的事物真正在眼前成形，由此，张枣找到了来世的幸福语言。

周俊锋（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张枣的诗歌写作长于古典意趣的转化与顿歇节奏的变换，以结构助词“之”为中心的定中短语在张枣诗歌中有着多样化的表达。张枣诗歌音节节奏的轻重与意象节奏的转换，以及在诗歌句法节奏层面的停暂勾连呈现出别有意味的韵律与重复。张枣诗歌的分裂意识、隐喻转换、元诗写作等一系列的语言试验通过诗意经验的紧缩与释放，从消极主体的审美经验中进行主体精神的思想辨识，以一定的眼力检视与发现传统并生成新的诗意，对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智性抒情与生长方向具有积极的启示。

朱思衡（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我今天想解读一下张枣的《夜色温柔》。这首诗表达的是“to be or not to be”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张枣在“阴沉”的“夜”里暗自心伤。对于“夜”，人们通常的习惯是通过表象思维对它做一种观念性的把握，这样就会与夜的阴森森的境界相隔离。读者如果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怀，就能抓紧诗人用语言编织起来的线索。诗人内心蕴藏的巨大的悲怆就能被发现。张枣不是一个写作上的神秘主义者，在这里也不是要表达的一种情调或者气氛，而是一种明白无误的期待，只不过他想表达的和他说的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他的语言指向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物象，但他想表达的诗意却在语言之外的地方，阅读他的诗歌本身就是对读者的考验，需要的不仅是读者的耐心，更需要有感应的会心，否则就会与诗人文字之外的诗意擦肩而过。

程一身（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我的题目是张枣诗歌中的镜子意象及其变体。《镜中》是张枣的名作。事实上，镜子意象不只是出现在这首诗中，而是贯穿张枣诗歌的一个主要意象。此外其诗中还存在着镜子的一系列变体，如月亮、水波、慢镜头、眼镜、望远镜等。写作《镜中》之前，镜子意象在张枣诗中出现了两次。“脸颊前返照的明镜”（《白日六章》），这里的镜子显然是人——尤其是女性——美化自身的工具。“你无法达到镜面的另一边”（《苹果树林》），这是张枣借助镜子提炼出来的玄思。镜子映照出的人像貌似位于镜子的另一面，其实镜中人是虚的，并未真正抵达“镜面的另一边”。“镜面的另一边”体现了张枣对认识与实践界限的思考，因此镜子成为体现其哲学思考的意象。后来，张枣还从“镜面的另一边”推演出事物的“正面”“反面”或“背面”“里面”与“外面”等命题，并表达了由镜子的无限裂变而产生的孤独感，以及寻找镜中的理想自我等主题。总之，张枣将镜子充分玄学化了，他把镜子写成了生活的多维象征。

《镜中》这首诗体现了非凡的创造性，全诗以镜子这个奇妙之物作为基点，在镜外与镜中的虚实对称中完成了曲折往复的心灵书写，在青春与晚年、现实与想象、美丽与危险、追忆与后悔、古典与现代之间自由穿梭，将强烈的内心情感渗透于对物的客观呈现中。可以说，这是一首超越作者年龄与写作时代的作品，是一首用镜子表达对称美学的元诗。

吴正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镜中》是张枣诗歌的代表作，全诗清新优雅美丽，结构整饬，韵律优美，情感丰富立体，展现出美丽与危险，放纵与收敛，自由与束缚，抒情的情景化与对话性等特征。这个诗篇首先给我们呈现的是美的精灵，所写的对象极其动人美丽。其次，我认为这首诗的诗眼是“危险的事固然美丽”，这与其说美丽潜伏着危险，不如说美丽通过危险而展现的，在危险之中美丽更显其美丽。值得注意的是，张枣的情感表达是通过客观的情境化的书写而透露出来的，显得精粹、含蓄而简练，具有让人回味的艺术魅力。这种客观抒情方式比直接呼喊倾诉的抒情方式更深刻。张枣在客观化的抒情方式中最为精彩和最为独到的是将对话描写，甚至是将直接的对话作为抒情方式和抒情手段加以运用，从而打破了抒情与对话之间的界限与禁忌，实现了抒情与对话的对接，这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探索。

蔡云波（诗人）：我在提交的论文里面探索了《镜中》手稿的创作逻辑。《镜中》是一首单纯的诗，这里的单纯指直觉呈现。我认为实际上作者是基于一种直觉的反映来写作的。我的论文主要是解读整首诗的创作过程以及它所能达到的诗意和境界。但是有一点我没写，就是欣赏。比如说我读了这首诗后欣赏它，这种欣赏从何而来？诗的第一句“只要一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这两句我们为什么欣赏，我想第一句它是一个心境，后悔的心境，第二句“梅花便落了下来”这是眼前看到的，这是可以想象的。这两句放到一起，就像词语跟词语碰撞产生了意象一样，两个意境在一起产生了融合和碰撞，使这个意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所以首先抓住我们眼球的是前面两句，我们被吸引了，被吸引之后我们就有了读下去的欲望，并且要把它读透。而诗人继续写作下去也是源于要把诗歌的意境传递到读者的心中。

李海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诗人张枣的《祖母》是当代汉语诗歌中难得的佳作。在既有的研究中，大多数批评都是围绕着以“祖母”为代表的汉语性和以“我”为代表的现代性之间的对话展开，这无疑陷入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中。在此情形下，重新思索“小偷”有重要意义。“小偷”这个意象让两重对话的稳定性重新变得不稳定起来。在我看来“小偷”这个意象在汉语性和现代性两个维度之外产生了一种新的维度，我将其命名为“当下性维度”。

“小偷”的这一姿势深刻验证了“当下性”的双重维度：作为一个外部事件，它直指了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深刻现实（在“经济人”式的驯顺泛滥的全景敞视下，仍然在边缘处有祸事发生）；作为一个语言事件，“小偷”这个意象意味着对既定的同义反复的一种对立或解构，对古典性和现代性二元对立的对话模式的打破。它表明了从绝对意义上讲，唯有在当下之中，真正的、不被驯服的语言才能够显现。

王尚（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本科生）：我的主题是张枣跨语境写作中的内向性实验。不同于之前解读此诗的学者将此诗纳入张枣开启“寻找知音”主题或是“元诗”意识变迁的转折点，或是将其放入对话结构的构建中进行审视。在我看来，《卡夫卡致菲丽丝》更为关键的转折意义，是诗人的创作关注力由此进一步向言说主体内部转移。从“内向性”出发，我们方可将张枣后期作品中知音主题和元诗思考等元素放在同一概念框架内考虑。我对于张枣诗歌中的内向性写作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第一，诗歌面具使用所造成的间隔效应。第二，对言说者的内在心理结构和心理体验的强调。张枣内向性写作的前提是对语境的放弃：张枣远赴德国后处于中文语境外、中西语言边际。由于孤悬海外的经历，他在语言的边缘唤醒了一种极具潜能的主体构造和汉语表达方式，为其现代诗的创作增添了更为深刻和迫切的现代意义。

佘丹青（湖南文理学院科研院院长）：我主要谈三方面，第一个是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现实生活和诗意的生活，我在2005年的时候到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档案馆里把张枣的同学录、简历、学籍、学习成绩单都复印保存。后来我去四川外国语学院了解他读研期间的情况。我想通过这样一些调查来了解他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很多人把张枣的诗歌分为三个时期，我认为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生活对他现今的诗歌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他在四川的时候受到蜀文化的影响。再就是他在德国时，通过他父亲的描述，我感觉他在国外还保持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德国严谨的氛围之下，他这种自由性很强的人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来自生活的不适应性。第二个是他的朋友和书。我把他家里所有的书列了清单，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第三个是他的理想和诗歌创作，他的原创诗歌比他翻译的诗歌难懂，读起来很艰难。他的诗从汉语诗的角度看缺乏逻辑，它的跳跃性很强。这几方面内容未来会作为我的书的一部分出版，到时请大家批评。

易彬（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在我看来，如下几重视域的张枣研究工作看起来更有紧迫性：其一，文献的整理。研究对象的历史化须建立在可靠的、齐备的文献基础之上。张枣逝世之后，《张枣的诗》《张枣随笔选》《张枣译诗》等书陆续出版，但一部多卷本的张枣文集或者全集对于呈现一个更为丰富、立体化的张枣形象还是有其必要性。其二，张枣写作与当代诗歌的发展路径。张枣诗歌与当代诗歌的新古典主义倾向的话题已经引起较多关注，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亟待加强，还需要有更多角度的研究。其三，对于张枣翻译的研究。有观点认为张枣是“鲁迅的追随者”，其翻译是为了“引进新的语感”，以“达到改造母语的目的”，但这与王东东等人的研究显然又有所冲突。其四，诗歌地理。长沙—重庆—德国—开封—北京，这些地域（城市）之于张枣，还有诸多细节可待发掘。

张楚楚（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我从叙事学的视域来探讨张枣的诗歌文本。首先是叙事主体的角度。一是叙事主体的缺失，《镜中》这首诗没有指涉任何一个关于主体的语法代词，它在现代诗歌汉语中其实是创造性地沿用了古典诗歌的一种省略主语的独白的语言方式，在吸收古代汉语诗歌的抒情性的同时，使它获得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语义效果。叙述主体的缺失指向一种叙事主体的多元化，张枣致力于表达一种非个人化的属于所有人共有的生命经验的存在。二是叙事者充分地出现在了舞台之上，或者说幕布之前，多种的叙事人称代词被调用，比如《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空白练习曲》《高窗》等等很多诗歌。在叙事的时空方面，张枣的诗歌作品在同类的先锋诗歌写作中其实是一个标杆，在时空的诗意建构上，他有着非常精妙的创造，其中多件打破客观物象的自然逻辑和时空秩序而构造出一种具有主观色彩的心理时空。

胡王骏雄（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杨炼与张枣，同为中国当代诗坛最具标志性的诗人，他们在诗学诗艺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却都在诗歌创作中频繁地书写死亡。杨炼曾多次谈到自己开始诗歌创作源于母亲的突然离世。在杨炼的死亡概念中，死亡里是没有归宿的。张枣对死亡有特殊的敏感，他曾说自己有很强的感官能力，但他希望能够获取一种对感官的反思，能够写出比较深层的诗。这首诗就像“苹果的汁，带着它的死亡和想法一样，但它又永远是个苹果。”第二张枣跟杨炼都是流亡海外的诗人。他们缺少跟自己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因此他们都处于相当孤寂的状态。诗歌救活了他们。杨炼在后期的写作中将自己化身为一个鬼魂的形象，他出没于自己曾经插队过的村庄，也旁观着世界的百态，然后将自己最深的思想锤子凿进人类处境的最深处。同时张枣这时候也不再进行逃避，而是直面死亡和生存的困境，他在《给另一个海子的信》曾试图与另一个海子对话，他急切地劝诫：“你千万别像他那样轻生。”这足见张枣对生命以及对生命的理解和热爱，一种艰难经历过之后的提升和洗练。

在我看来死也是一种活法，当诗人用一行诗去推敲世界的时候，才真正获得了死去的资格。杨炼与张枣在他们的诗歌中毫不避讳地书写死亡，以对茫茫死亡的认同，来探求生的意义与价值，“善吾生”而后“善吾死”，无愧于死方能无愧于生。没有归宿的是诗人，亦是你我，慷慨面“死”，亦是向死而“生”。

任美衡（衡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胡王骏雄讲的使我想起一句话，每个真正的诗人都是死亡的颠倒的镜像，因为真正的诗人是哲学家，他们所做的都是对一些本质问题的追问，接下来请岚武兄来谈谈知识分子写作的民间探索。

朱岚武（张家界学院副教授）：我读诗很注重第一次阅读的经验和感受。刚才我们有很多学者阐释《镜中》这首诗，阐释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我特别强调一种直觉美学，于是我就选取了张枣诗歌当中一些民间的语言而不是那种知识分子式的语言，比如他的《留言条》有这么几句，“你等吧/把我的诗读完/它们在书桌上/灯——我没有关”，这些语言很亲切，也没有选用非常晦涩的意象，它能够迅速地进入我们柔软的地方。这些语言不拒绝读者的走进，是以一种很民间的方式让人走进。我觉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是可以达成和解的。很多民间立场写作的诗，有些也表现了知识分子理性的探索。张枣诗歌里确实也有很多的诗，很多的语言，我觉得很走入人的内心深处，而恰恰是这部分语言导致我对作品保持绝对的兴奋与关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代汉语的诗歌写作确实已经走向了更多可能。

李之平（湖南高速公路）：张枣的诗歌如果从先锋性的角度来谈应该也很契合。诗歌先锋这个词迄今未能在诗歌界“立法”，当代中国诗歌因为流派问题，将先锋概念片面化，曲解化严重。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后现代就是先锋。臧棣曾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我们还是要立足从现代出发。从根本上讲，传统更近乎个人和写作之间的一种秘密。今天我们称之为先锋的东西，或者今天我们称之为现代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终将会是传统的。”臧棣理解的先锋诗歌更应该是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既是对传统的变革又是对传统的依赖，不可能割裂。此类言论，放在张枣诗歌的先锋问题上更为暗合。张枣是现代诗人的先锋者，更是古典诗人的传承者。

张珊（山东艺术学院硕士）：在此要谈的是张枣诗歌的审美距离。张枣诗歌确实给读者较远的距离，他的诗歌很难读懂。张枣诗歌审美距离的塑造是诗人张枣性格气质与创作理念对诗歌的渗透。首先，能发现美并描述美的诗人是敏感的，张枣对死亡和时间是敏感的，对生活品味入微。生活在张枣看来就是眼下，张枣超脱于功利的生活，在对生活之美进行再加工创作之前，他与现实生活之间先产生了审美距离，才能体会到生命之真，表达成诗歌的血肉，形成诗歌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其次，张枣对文字有强烈的感受。早年留学德国能熟练运用多国语言，长期与母语断裂的他也曾经历无法用言语准确表达的瓶颈。因此张枣对汉语有独特的理解，曾想要“称一称每个字的分量”，也曾写出“多少词/多少词，将与我终身绝缘”的感慨，对文字的慎重也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中。最后，他在90年代提出的“元诗”理论使诗歌脱于凡尘，使读者与诗歌之间形成明确的“距离”。

任美衡：我想谈一谈张枣诗歌的英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对自我的绝对确认。张枣骄傲于内在的文化传承与形象铸造，无视于外在的物质、精神与价值取向，坚守来自生命深处的性格、意志与自由。第二，以游戏的姿态，进入严肃的英雄范畴。第三，张枣喜欢自我镜像的英雄化，将喻体精心地雕琢；而对本体，他似乎更受制于非理性，甚至有着不太在乎“臭皮囊”的潜意识。第四，世俗生活是张枣塑造英雄的普遍途径。第五，在诗歌中，我们感受到张枣的湖湘文化之雄杰、西方文化的生机蓬勃、草根文化的坚韧与精英文化的高雅；但在这些之外，总有许多读者可以感受却难以捕捉的内容，“合力”地左右着当代诗学，却踪影难寻。这也是张枣影像英雄主义的独特性，以无向有，以虚生实，以柔胜刚，以焦虑抵制惶恐。第六、张枣的英雄主义只是多元化之一种，我们难以彻底地具体化。

赵飞：当我在会上听着各位嘉宾的发言时，我感觉张枣诗歌的光波正在经过我们，在我们身上泛起阵阵涟漪。我相信这种涟漪会在时空中越传越远。从张枣诗歌的时代现实性到超验性，从他的具体文本到诗学思想，从主题到诗歌方法论，从比较研究到意义价值，我们对他的阅读与理解越来越深入。张枣为现代汉语诗歌发明了一种圆润流转的声音，让现代汉语真正回归了汉语的纯正、大气，焕发出汉语最精奥的能量。他的语言必将融进汉语的血液，成为汉语的内在基因之一。他的诗歌也将沉淀为现代汉语文化的思想资源，现代汉语文化由此焕发生机。

卓今：张枣诗歌学术研讨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专家学者。

（整理者：王瑞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