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进入汉语与进入爱斯基摩人、苦聪人的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爱斯基摩人必有一位李尔王。苦聪人必有他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文学的地方性意味着盐巴产地不同，咸是一样的。我也咸，你也咸，意味着人性。文学关于人性，来自盐巴。《左传》里那个挖个隧道象征与生母在黄泉和好的故事对于英语读者我想不会是普洱砖茶之类的地方性知识，而是西西弗之类的故事。一个英国人只要知道下午茶就够了，他不必知道普洱茶产于何处，如何生产。将普洱茶运至英国是一种翻译的话，那么显然不是因为它来自普洱，而是因为它是茶。但是如果没有普洱，茶就会非常乏味，全世界的茶都是印度的大吉岭产的，恐怕要呕吐。翻译运过去的是什么，茶而不是普洱，但是没有普洱，茶也就不存在。

在翻译里面，意思、结构、形式都可以翻过去，但是语感翻不过，没有语感的语言味同嚼蜡，论文一般都很难看，没有语感。钱穆、陈寅恪、包括较为僵硬的牟宗三都是有语感的。孔子老子庄子圣经都是有语感的，老子的口气斩钉截铁，我说了算。《论语》的口气大多数是谦卑的、讨论、商量、陈诉的口气。更伟大。孔子作为文这个伟大神灵的使者，经常被文盲欺负，这一点像耶稣。庄子的语感像春天中的大气流转。《圣经》有多种口气，它不是一个人说出来的，有时候斩钉截铁，有时候谦卑，有时候是散文，有时候是论文。那个J的语感是讲故事并抒情的语感。有很多张嘴。

对于伟大的作品来说，语感甚至比意思还重要。同样的话，语感不同，甚至意思也会大相庭径。“伤人乎，不问马”译成白话，语感就没有了。这个就像毛笔写的字和印刷的字。毛笔字来自手、身体，体感被传递到字上。翻译的第一难题就是语感译不过去，只能虚拟，借尸还魂，意思的难译都还在其次。没有语感也就没有文学。都是《临江仙》，平仄字数都被限制，李清照和苏轼语感完全不同。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个翻不过去。

语感属于本雅明所谓的“灵晕”，不可复制。灵晕是多种因素构成的，不只是一道光。口气、材料、来自地方的灵感，记忆、处理语词的方式、叙述、抒发，置于时间、空间所产生的包浆的厚薄。“灵晕”是月华、山岚那样的东西。尼采、本雅明、福科、罗兰·巴特的文章与康德黑格尔的比起来，可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语言可谓命，文字之道通过身体显现，然后可教。率性而为，乱写，他们要将身体、呼吸节奏导致的语感赋予论文，语感决定思维方式。海德格尔的思空前绝后，是伟大的，但我总觉得他的文章像在解数学题，还是康德黑格尔胡塞尔那一路。

拼音译向汉字，译到能指为止最好，汉语是一种用加法的语言，加法就是化，汉字靠关系，位置一动，所指就不同了。汉字本身基本上是中性的，这个意思书法最能明白，粪这个字，颜真卿写下就是美的。译进汉语，语言像回家一样，拼音变成了汉字。汉字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意境。Month成为月，已经有了形象，可以书写了。这种升华是本体性的。何况还有月的地方性知识，“李白就是明月”这个意思只有在汉语语境里的读者可以深会，它甚至关系到饼。屈原与端午节挂在门头的菖蒲有什么联系？这个无法翻译。高明的译者译的是能指，所指活在能指的用法、位置中。所指总是指鹿为马，翻成马，它已经奔向鹿。将银河译成牛奶路，不如译成“横跨星空的一条乳白色亮带”（百度），汉语已经加了多少感觉性的、诗意的东西在里面哪：星空，恒河沙数。乳，母亲。乳白，黎明。亮，光明。带，吴带曹衣……将原始的那个所指译出即可，也最难。大海就是海，而不是人民。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占有太阳系总体质量的99.86%。”就是将太阳译成这个，也还挡不住所指的扩张。太阳系一词本身就所指丰富，葵花、人民、光辉道路……在语言中，太阳从来都不是太阳，这不仅是语言也是存在。

汉语用的是加法。高明的译者如傅雷、汝龙、王佐良、朱生豪则虚构、创造出语感。汉语的契诃夫多像契诃夫，而其实那是汝龙的口气。汝龙一生只译契诃夫，他是契诃夫的阴魂附体。我年轻时候，读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完全记不得朱生豪，只记住莎士比亚。伟大的译者是匿名的，他是因原作之名不朽，其实他可能都超越了原作。朱生豪之后，莎士比亚只有各种各样的译本，没有莎士比亚。李丹和方于译的《悲惨世界》也是，《悲惨世界》雨果，几乎家喻户晓，但有几个人知道译者是谁？我在大学时，与同学李洪涛说起《悲惨世界》才知道中文作者是他的祖父祖母。我从前一直以为契诃夫是汪曾祺沈从文的同行，汉语大师。作品也在选择它的译者，特别是那些体量、语感鲜明的作者。我们时代的译文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因为译者们以为他们什么都可以译，翻译只是语言的转换，人工翻译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语感。拙劣的翻译将原作知识化。好的翻译借尸还魂，创造出灵晕。那个灵晕原作者都不知道。好的翻译可以译出那个作者，比如叶廷芳译的卡夫卡，这个原作者是个好人，善良、诚实，你会爱他。这种感受来自作品的口气。契诃夫冷峭，乔伊斯幽默，普鲁斯特有点伤感、有点玩世不恭，这个都被译出来了。但是保罗·策兰是谁？一堆形容词，隐喻狂，聪明的修辞。在汉语中，很差。罗布·格里耶的机器感也译出来了。

从拼音语言翻译成汉语，多了一样东西，汉字。反之也是，少了汉字。

汉语曾经要消灭汉字，只留下声音。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很多拼音读物，看起来相当费力、丑陋。同音字很难辨别。大量的同音字是汉语的魅力之一，今天网络语言某种程度上就是同音字游戏。西方在十九世纪就开展了消灭同音字的运动，对同音字深恶痛绝，它导致混乱模糊，不精确，诗意化。合同可以听成和同，这种张冠李戴使汉语解构了多少合同哪！而且拼音排版视觉效果极差，一眼望上去，就是学生读物，就像大海上翻着些平庸的碎浪。

拼音长于抽象思维。不需要像，利于出世。汉字必须象，象就是在世。学汉字有个动作，叫做书空，拼音没有这个动作。汉字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意思在时间中，隐喻功能发达。字在空间中，固定。扩张在所指上。

《0档案》，我在写时候，就想象它排列起来要有砖墙、城堡、座位的感觉。就像罗斯科的画：“他画出了一种我后来才理解的一种感觉——让观者产生一种幻觉，他们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房间里。所有的门窗都被砖堵死了。“（约翰.赫特.费舍尔《艺术何为——马克.罗斯科的艺术随笔（1934-1969）》译成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都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也是含义的一部分，一首诗是一个场，包括笔画、句子长短、空白、断句、意义、声音、笔画、尤其是自由诗。诗行的排列组合方式，词的笔画都导致意义。我把新诗称为押内蕴的蓝调式的长短句。笔画是汉语的最根本的不可译性。就像拼音字母译成汉字，变成汉字它就不是了。就诗来说，语感翻不过去，场也翻不过去。汉语作品的场与汉字不可分割。《伊利亚特》《神曲》《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在汉语中都是巨大的场、空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汉语中简直是堆积如山。我以为汉字作品在拼音文字中被缩小了，虽然篇幅增加。

对于那些最有力量的原作的作品。灵晕会减弱，但不会消失，哪怕最拙劣的直译。量是无法改变的。

翻译最可体会到语言的魔力所在。拼音文字擅长在声音上做文章，诗的革命总是回到声音。兰波试图从声音突破逻格斯的桎梏，创造他私人的能指，这个也无法翻译。保罗.策兰的那首《死亡赋格曲》诗，音节上模仿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里面的一个乐句，这个无法翻译。

方言在声音上的不可通约，导致巴别塔永远建不起来。有人一直企图建立这个塔，比柴门霍夫博士的世界语，四十年前我同学里面还有人学，现在都不听说了，彻底失败。英语有世界语的趋势，这导致英语越来越光滑，工具化，丧失着古老的质感。我觉得英语只能简单化地翻译汉语，因为七千年前的英语已经没有人懂了，但汉语的小学就教甲骨文里面的字，还是那种教法，一笔一划要书空。普通话模仿世界语，其实只是一种大方言。汉字岿然不动，汉语就会容忍方言，容忍口音，容忍口齿不清，容忍zcs不分，容忍期期艾艾，这是汉语的伟大、包容而又精确，字不可以写错，读音随便。英语会越来越单调，它会越来越进入不了汉语。如果再出现简繁混杂的局面，我估计这个局面是要到来的，汉语还可以用七千年前出现的字写作！消灭汉字的结果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诗可群，中国文明的大道，一直是这一条。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都是要群，以诗群。汉语语言革命的结果将是方言独立，想想昆明话整上一套拼音，潮州话、湖南话……都整上一套拼音是什么局面。整拼音其实很容易，日本、越南、韩国都成功了。要再回到汉字就难了。汉字是一种存在方式，不是工具。这些语言现在很别扭，它们获得了空间，失去了时间。失去时间意味着失去神性。

汉字依然是一种持存着神性的语言，无论文化革命将它革的多么贫乏。今天中国人甚至用这种至少7000年历史的字在命名现代化。语言是一种血液。汉语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印地语意味着一种信仰。英语的工具性最强。今天的汉语比较贫乏，一直维持着某种宣传式的工具性。

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时曾经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 ,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藻蔚”是什么？藻，薻，水艸也。蔚，拔火罐的光热。藻蔚，就是文产生的灵晕，意思可以翻译，灵晕译不过去。灵晕是文身的结果。灵晕不能脱离身体。水草离开水就死了。灵晕只能转世。语感、包浆、文字都是灵晕的载体。灵晕是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再造的，这个是译者的能量。比原作还好，就是灵晕已经转世的意思。

海德格尔一生都在研究语言，他最后承认，巴别塔是建不起来的，语言是存在之家，东西方是住在各自不同的家中。家就是“藻蔚”。

西方文化一直在形而上上寻找出路，怀特海有本书的书名叫做《观念的冒险》，很切合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不同，一直在文，就是语言上寻找出路。文明是中国之路。《论语》，论的是语。孔子一开始就把语言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学诗，无以言”，诗是语言上的语言，最高的语言。这种思想，海德格尔在20世纪才想到：“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人之本质的”。“诗是一个民族拥有的原初语言”。只有在语词中，“万物才首次进入存在，并成为一种是”。“诗是通过语言而确立的存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是谁，一个崇拜文的王领导的社会。

拼音文字。翻译成汉语，就成了文。这是一个本体性的转变。文是一种对万物的确认，加持、升华、超越。英语法语德语互译，没有这种升华。语言一词不如文，文是语言，但是可以加持万物的语言，文起源自远古的祭祀，文身。文是物质性的，有构件的。

先要有身，才能文。文不是空转。

我年轻时候，读过大量的翻译作品，因为是禁书，所以读得刻骨铭心。禁书只导致最好的书被藏起来，秘密流传。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那是翻译，好像它们本来就是汉语写的。汝龙、朱生豪、傅雷、王佐良这些伟大的译者，这些现代玄奘，我以为其伟大足以与他们所译的那些作者相当。“公爵”“伯爵”现在我们以为是外语，其实是古汉语，这是傅雷们的功绩。这种了不起的翻译仿佛是一种语言扩张。在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不是一次两次，汉民族总是通过汉语（广义的汉语，以诗为核心，诗书琴画、陶瓷、丝绸、美食、苏州……）收复失地。无数随着金戈铁马而来的语言在汉语面前都失败了，汉语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在现世创造出天堂。下有苏杭，上有天堂。

博尔赫斯曾经提到英文版的《圣经》。他说，他一直都以为圣经是英文原著，而不是希伯来文的译本。《圣经》首次翻译成英语是公元950年，神父阿尔德雷德（Aldred）用古英语中诺森伯兰方言翻译了一些片段，这是最早的《圣经》译本。何止博尔赫斯，全世界都忘了《圣经》来自希伯来语。犹太人马克思是一个希伯来人吗？他是英国人。他是英国人吗？不，他是德国人。他是德国人吗？不，他是俄国人。他是俄国人吗，不，他是中国人。马克思这三个字，如今难道不是一句汉语？希伯来语这种方言通过《圣经》逾越了多少边界哪。基督，难道不也是汉字吗？在这个方面，翻译企图建立的巴别塔也是存在的。翻译的悖论。

一方面是对巴别塔的恐惧，各民族害怕失去图腾，美丽的女子被异族的文身勾引，传宗接代中断的原始恐惧。另一方面，又是对共享、交流、学习、窥伺、模仿的渴望。孔子说，诗可群。他是在诗的原始意义上讲的。仓颉造字，仓颉，我认为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一个文字如雨后春笋长出来的时代的总称：仓颉时代。仓颉时代，文字诞生，“天语栗，鬼夜哭”。为什么，因为诗被文身了，被文字记录在场，文明开始了，意味着各部落的“灵晕”“道”可以通过文共享了。文将孤独的，无言、无文的人团结起来，成为群，成为“仁者”，成为更有效的力量。

在部落与部落之间，文意味着征服，文身成了一种竞争，文意味着秩序、质量更高的、审美的、超越性于物的生活世界。“郁郁乎文哉”，深邃苍茫难以揣度的文啊！

文是超越，但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的告诫永不过时。离开了大块，文就成虚文。大块意味着土地、在场、地方，记忆的载体。地方总是激发创造的灵感。地方意味着出身地，母亲，故乡，母语、原生态……地方性知识今天总是被揶揄，老旧、土鳖。但在我看来，未来主义，永不休止地“在路上”，才是本世纪最大的媚俗。只有离开，没有记忆、历史，在空间时间上都没有可以回去的点，那就是不归之路。

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