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草》研究史的一个描述

《野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堪称最为幽深的存在，有着最尖端的体验和书写。问世90多年来，一直受到关注，形成颇为厚重的《野草》研究史，已然成为一门“《野草》学”。

建国至80年代前的《野草》研究，体现为篇章解析和意蕴阐释两个方向，由于《野草》的晦涩，研究者首先致力于语词和篇章的疏解，如卫俊秀的《鲁迅<野草>探索》和李何林的《鲁迅<野草>注解》，都是对《野草》的逐篇解析，偏向实证研究；同时，《野草》的暧昧性，使对其思想的把握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冯雪峰《论<野草>》和王瑶《论鲁迅的<野草>》都是这方面的努力。在当时的语境下，两类研究必然都要归属于革命意识形态的阐释。

70年代末，许杰发表《野草》研究系列论文，虽然整体研究格局未见突破，但体现了思想解放语境下新的研究意向。1982年，孙玉石《<野草>研究》出版，对《野草》展开全方位研究，将实证研究与思想研究融合起来，在严谨的资料梳理中将相关论题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起点；孙著还将《野草》视为象征主义作品，试图建立立足于审美的解诗法，体现了八十年代纯文学的诗学追求。

80年代文化热中，人文意识形态鲁迅阐释开始崛起，试图将鲁迅研究“还原”到思想文化层面，鲁迅与“五四”思想启蒙的联系得到强调，鲁迅个体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及其内在矛盾开始受到关注。在这一阐释范式下，《野草》内在精神特征及其现代思想文化特色成为阐释重点。钱理群《心灵的探寻》虽不是以《野草》为专门对象，但以《野草》为切入点和理解线索，探索鲁迅主体精神结构。90年代，《野草》精神内涵的现代性尤其是其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充分关注，这在汪晖、王乾坤、徐麟、闵抗生、解志熙等学者的研究中都得到精彩体现。

新世纪以来的《野草》研究，学院派延续80、90年代以来人文意识形态阐释范式，或通过文本解读透视鲁迅主体世界，或通过文化阐释解读其诗学内涵。在理论热的引导下，各种花样翻新的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也都被拿来阐释《野草》。随着90年代以来大众通俗文化意识形态的兴起，一种新的阐释路向开始出现，新世纪初年出版的两部解读《野草》的专著，都将《野草》解读为20年代中期鲁迅性爱潜意识的书写，这种索隐式解读，竟然在新世纪学术通俗化风气中不胫而走，形成一个所谓的“热点”。

综观《野草》研究史，可以说，80年代前篇章解析和意蕴阐释的两个基本研究意向，后来逐渐发展形成实证研究和主观阐释两个方向，当然这两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存在交叉。实证研究在孙玉石先生1982年出版的《<野草>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堪称此前《野草》实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起点。主观研究在80年代以来的《野草》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呈现两个路向，一是建国后延续到80年代前期的革命意识形态阐释，二是人文意识形态阐释，这一阐释模式兴起于80年代文化热语境中，在90年代成为主流，并延续到当下的研究。

二、实证研究与主观阐释的问题

《野草》研究成果丰厚，但又存在问题。首先在主观阐释问题上，革命意识形态的阐释范式难以面对《野草》的复杂性，人文意识形态阐释试图突破此前范式，但“还原”到思想文化层面后，仍然难以“回到”研究本体，在这一阐释模式中，《野草》往往成为鲁迅主体研究的素材，或者通过阐释与比较证明鲁迅的现代性。人文意识形态阐释在拓宽《野草》阐释视界的同时，扩散融化了研究边界，丢失了研究本体，只能诉诸精神分析、哲学阐释、诗学解读、文化比较等主观范畴，《野草》的诗意特性，更助长了“诗无达诂”意念下阐释的自由，将《野草》拆散开来，撒入漫无涯际的中、西思想、文化及鲁迅思想与文学世界，以自由联想方式展开宏阔而随意的阐释，显示的是研究者的才情与块垒，却看不到《野草》。哲学阐释也往往从先在哲学命题出发，寻找相似主题意蕴，再以此为框架建构《野草》“哲学”，《野草》成了某一哲学的证明，却丢失了自身。诸多时尚理论加文本阐释的学术操作，更易借题发挥，过度阐释。新世纪出现的形而下“索隐”，则已沦为学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风景”，渐离严肃的学术研究。

与《野草》研究中大量主观阐释性研究相比，基于材料的实证研究还是显得较为切实可靠的，然而，实证研究还是存在问题。仅仅作为方法的实证研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如前所述，《野草》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和主观阐释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阐释的局限往往也决定了方法的局限。在革命意识形态阐释范式下，可贵的实证研究最后都指向给定的结论。实证研究采取背景考察与文本互证法，结合时代背景与作者思想展开分析，将《野草》与作者其它文本进行比照互证，但在扎实的资料铺陈后，最后却无法顺利抵达对内涵的有效阐释。其原因是，一、如前所述，资料梳理最后还是落实在给定阐释体系中，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二、互证式研究往往从鲁迅思想出发来观照《野草》，《野草》成为思想研究的实证材源，难以呈现研究对象本身。90年代以来，权威性的意识形态规范在《野草》研究中已经失去效应，与人文意识形态主观阐释性研究的随意性相伴随，《野草》的实证研究出现零碎化、碎片化和为考证而考证的倾向，很多研究津津有味于某个琐碎细节的考释，而不顾这一细节考释指向的可能性，而且往往向自己希望的阐释路向靠近，这样的“考证”，其实已经是主题先行的索隐。君不见那些形而下的《野草》索隐，正是经常诉诸看似严肃的考释甚至是说文解字。

因而可以看到，实证研究和主观阐释研究在展现各自的研究风采后，却没有有效面对一个基本问题：《野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主观阐释性研究往往以研究者主体为中心，忽视了《野草》的客观对象性；而注重客观性的实证研究，对于《野草》的内涵，长期停留在简单的内容分类上，将《野草》理解为单篇文章的结集，进行分类化处理，自冯雪峰的《论<野草>》始，就将内容分为“战斗”、“讽刺”和“失望、矛盾”三类，后来的研究大多延续了类似的分类法，在冯雪峰的基础上或分为三类，或分为四类。诗学的象征阐释，也是将零件式象征意象与既定阐释模式直接对应，《野草》艺术世界的整体没有得到呵护。

主观阐释的随意性向我们提出《野草》研究有无一个研究对象本体的问题，实证研究的无的放矢则进一步提出这一本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本体的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中，一说“本体”，即成笑柄，但我们慎言“本体”，并非在研究中主动放弃对研究对象的本体性关注。有无“真理”是一回事，心中有无“真理”是另一回事，如果研究者首先就不相信客观对象的存在，则其研究与魔方游戏何异？鲁迅作品的解读，因其后有鲁迅研究，客观性是不能忽视的。持有本体性关注，就会尊重研究对象的最起码的客观性，否则，《野草》就会成为研究者随手拈来的言说材料。

三、“诗心”、客观性和整体性

将“诗心”确立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对《野草》研究的主观性的充分认识，《野草》的内涵、文体等等的诗性特征，皆显示其主观性的存在，必须承认，《野草》研究首先是具有主观性的。同时，鉴于对《野草》研究中主观阐释的随意性的警惕，在“诗心”之外，我又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强调实证研究的可贵。但实证研究也存在问题，如前所述，一是80年代的实证研究往往将可贵的实证指向某种给定的结论；二是在丧失统一性的意识形态规范后，9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又安于琐碎化甚至索隐化的倾向。因而，在我的研究中，又提出“整体性”的研究目标。

如今的鲁迅研究，普遍缺少整体意识。在90年代之前，鲁迅研究是有整体意识的，如所谓政治革命的研究范式与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以及将“中间物”作为研究的支点等。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与政治革命的研究范式虽然具有对抗关系，但其实二者都以某种外在的视角和背景来建立整体性，“中间物”意识试图回到鲁迅精神世界本身，但在鲁迅思想中发现某一支点来带动全体，在举重若轻的同时难免挂一漏万。由于之前整体意识阐释的有效性逐渐降低，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与解构主义在中国人文学界盛行，学界乐于放弃本质性的思维方式，在鲁迅研究领域，以前那种可贵的整体意识也被放弃，人们满足于在庞大的鲁迅世界中孜孜以求一己之所取，研究趋向于随意化和碎片化，如对鲁迅文本的解读，盛行时尚理论加文本的方式，对鲁迅思想的解读，或满足于在文本阐释中印证流行的既有结论，或满足于在文本中发现提取一个文眼加以阐释发挥,或满足于在史料的零碎考释中质疑权威结论，由于这样的零碎质疑缺少整体意识，无助于更为客观有效的整体意识的建构。

但质疑某种整体意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放弃整体意识，尤其对于鲁迅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整体意识还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在鲁迅世界流连徜徉的时候，当我们孜孜以求鲁迅人生与文学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不惜将一点点生平资料细节加以放大的时候，需要确认这样做的前提，如果鲁迅足够伟大，这样当然是合理的，如果鲁迅不够伟大，我们何必花如此多的精力去关注？因而，鲁迅思想与文学存在价值的重新认定，是不能忽视和遗忘的，而这一点，正与鲁迅研究的整体意识相关。

对鲁迅人生与文学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生命价值与文学价值的认识，离不开对其整体人生与文学历程的整体性的把握，否则是缺少客观基础的，而这一更具客观性的整体意识，就来自对鲁迅整体人生与文学历程的更为细密与贴切的考察。这里要提到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对于“竹内鲁迅”，国内学者多强调其研究指向的价值观，即在鲁迅身上发现所谓“回心型”近代转型的可能方法，但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恰恰需要谨慎，因为竹内的阐释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我们中国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并不相同的，不能直接“拿来”并将以放大。我认为，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就是他的研究首先是从鲁迅生平与文学的重新梳理和追问开始的，四十年代初的竹内带着一种陌生感，对鲁迅生平与文学进行了极为个人性的质疑和重新梳理，发现了某种值得研究的疑点和新的追问空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竹内鲁迅”。暂不论竹内的鲁迅阐释是否合理，我想强调的是，其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可贵的整体意识基础上的，并且内在于研究对象本身。

2006年至2010年，我从事于《野草》研究，2014年出版了专著《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我的研究基于对《野草》研究史的反思，并试图建立在整体意识之上。

2001年，我在对鲁迅早期文本中“个人”观念的研究中发现了“1923年的鲁迅”。1923年，鲁迅又一次陷入沉默，停止了创作，这一年夹在《呐喊》与《彷徨》《野草》之间，不易被发现，但正是这短短一年的沉默，在鲁迅人生与文学的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走出S会馆加入《新青年》，是“金心异”劝说下的第二次出山，鲁迅已经将“希望”放在行动之后，因而《新青年》的解体，是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几年后发生的兄弟失和，对于鲁迅就不仅仅是家庭琐事，而是一个精神事件，几乎抽走人生最后的意义寄托。该年的沉默，是“第二次绝望”的标志。对这一论题的详细分析，我已写过专门文章（参见拙文《鲁迅的又一个“原点”：一九二三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后收入《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此处不赘。

问题是，如果存在“第二次绝望”，那么，竹内好基于S会馆六年隐默的对“文学家鲁迅”之产生的分析，就存在问题。竹内想追问的是，鲁迅本质上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鲁迅之何时产生，是一个关键问题。他抓住了横空出世的《狂人日记》与之前S会馆长达六年的隐默的内在关系，试图揭示，《狂人日记》标志着文学家鲁迅的诞生，而鲁迅文学产生于六年沉默所标志的“无”，这是一种“罪的自觉”，只有对文学之外的一切尤其是自我绝望之后，鲁迅才会发现文学。

竹内为了强调这一决定性和唯一性时刻对于鲁迅文学的意义，因而贬低留日时期弃医从文的价值，甚至怀疑幻灯片事件的存在。其实，竹内的论证不仅需要面对之前的弃医从文，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如果《狂人日记》标志鲁迅文学的产生，如何解释后来鲁迅逐渐放弃小说而转向杂文，将几乎所有精力投入杂文写作？鲁迅对文学的发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应该是杂文。虽然《新青年》时期鲁迅就写有杂感，但其杂文的喷发，是在二十年代中期，而这正处于《野草》写作的中途。

我曾写过《鲁迅杂文：何种“文学性”？》（《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描述了鲁迅发现杂文的过程，认为鲁迅经历了留日时期以弃医从文标志的“文学的自觉”、二十年代前期以《呐喊》为标志的“小说的自觉”和二十年代中期之后“杂文的自觉”。“文学的自觉”标志鲁迅开始形成新的文学想象，这在早期文言论文和《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可以挖掘，“小说的自觉”是第一次绝望后中年鲁迅对现代小说文体的发现，小说既可以以整合性和寓言性的方式“小说中国”，表达其十年隐默中对中国危机的洞察，同时，小说的虚构性又可以隐藏“五四”之后尚采取边缘姿态的作者。鲁迅最后发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只能是杂文，在杂文中，他可以省略虚构，无需隐藏，以真实的自我与时代直接碰撞，让文学成为更为直接的行动。但是，由小说到杂文，需要新的自我转换作为前提，这就要回到“第二次绝望”和《野草》。

可以说，鲁迅“第二次绝望”的状态，就是矛盾缠身积重难返的状态，围绕希望与绝望，诸多矛盾缠绕纠结，使其艰于行动，必须停下来加以清理。我认为，《彷徨》，尤其是《野草》的写作，就是为了处理这一问题。《彷徨》已不同于勉为其难的《呐喊》，是为自己写的，在《彷徨》有如梦魇，鲁迅将未来人生最悲剧的可能性写来了下来，同时也开始试图向悲剧的自我告别；几个月后，鲁迅又开始写《野草》，以更为内在的方式切入自身难题。在《野草》中，鲁迅打开缠绕自身的所有矛盾，将其推向终级悖论，置之死地而后快，通过出生入死的追问，终于发现，试图寻找的没有矛盾的自我，并不存在，所谓真正的自我，就在矛盾之中，在遍布矛盾的大时代中。通过《野草》，鲁迅终于完成了时代与自我的双重发现，重新确立存在的基础。

以1923年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成为我研究《野草》的起点。我认为，鲁迅走出第二次绝望的秘密，就在后来写的《野草》中：

《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鲁迅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是穿越致命绝望的一次生命行动，它伴随着思想、心理、情感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和转换的过程。……作为一次穿越绝望的生命行动，《野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单篇合集，而是一个整体，《野草》中，存在一个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参见拙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通过解读可以发现，《野草》确乎展现了向死（《影的告别》到《过客》）——生死纠缠（《死活》到《死后》）——新生（《这样的战士》到《一觉》）的生命追问的不可逆的时间性过程，其整体性顿然显现。大致说来，当《野草》进行到以《死火》开始的中间七个梦的时刻，向死的追问开始遭遇新的生存的召唤与阻击，陷入生与死的对决，新的生机在潜滋暗长，最后终于过渡到第三部分新生的主题。因而可以发现，在1925年左右，同时有几个鲁迅的身影，一是在《彷徨》中哀悼自我、在《野草》中苦苦求索和在《两地书》中深情自剖的鲁迅，一是在《华盖集》、《坟》中开始独自出击、愈战愈勇的鲁迅。这是死而复生的过程，在鲁迅人生与文学的转换中，是决定性的一段时期，不可忽视。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野草》，就没有鲁迅对杂文的发现，《野草》“题辞”，宣告《野草》的结束，同时也是宣告杂文时代的来临。

以这样的整体意识作为框架和坐标，鲁迅的诸多作品可以得到定位，如《呐喊》与《彷徨》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要写《野草》？怎样理解《野草》？杂文为什么取代小说？贯穿写作生涯的《故事新编》是什么样的作品，其间有何差异？对于鲁迅人生选择和历程的理解，自然也会形成新的整体观，此处不赘。

这一整体性最终落实在文本中，形成了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研究对象。因而，《野草》研究所指向的“本体”，既不是某种既定的阐释体系，也不是具体的背景、本事和章句，而是作为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野草》整体——一个自足的“宇宙”，其中有哲学，有诗，有美术和音乐，无论多么“高妙”，但这些都属于《野草》，是《野草》自身生长出来的，切不可离开《野草》本身随意比附。同时，《野草》是“诗”，它就不可能是一般实证研究所指向的具体目标，而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客观存在。

因而我将“诗心”设立为探询的对象。《野草》首先是“诗”，是主观性的存在，《野草》复杂的情思世界，思、情、言、形等等都是“诗”之所在。然“诗”既有“心”，必有深度指向，《野草》绝不是漫无边际的诗性言说，而是一个有机体，具有自己的生成系统和内在结构，有生发和凝聚的某个原点，也形成自己的思与言的自我系统。

于是，看似主观的“诗心”,就成为客观追问的对象，然其客观性，不仅在于文本背景的历史考察，也不仅在于《野草》语言和思想材料的跨文本搜集和互证，而应建立在更高的实证基础上——对走进《野草》前的鲁迅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深刻把握，对《野草》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与文本世界的整体理解。起于实证，但最后必须进入精神与艺术世界的《野草》整体，把握“诗”与“思”的内核。只有这样，具体的阐释才具备客观的背景和坐标。

源于两次绝望，《野草》是最后冲决绝望的产物，并在此中形成堪称最尖端的“哲学”思悟与语言体验，形成中国文学史甚至艺术史上最为幽深的精神与艺术世界。超出象外，得其环中，所谓“诗心”，即在其中。

“诗心”的解读，既获得一个整体观，更重要的是，《野草》被放在鲁迅心路历程的整体之中，又刷新了对其人生与写作历程的整体认识：作为冲决最后绝望的生命行动，《野草》处在鲁迅人生与文学的最后转折点上，经此，鲁迅终于完成对自我、时代与文学的多重发现，重新确认存在的基础，此后，不仅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立场上做出了最后的抉择，而且发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杂文，将后期人生投入与现实直接搏击的杂文式生存中。

总结说来，我所强调的《野草》研究的整体性，一是指研究背后的整体意识，换言之，鲁迅作品研究背后有鲁迅研究，我们需要有对鲁迅人生与文学的整体性理解，这样，作品研究就有了一个框架和坐标，具有精确性和系统性。我将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作为鲁迅人生与文学的重要关节点，将其一生的文学历程划分为弃医从文标志的“文学的自觉”、以《呐喊》为标志的“小说的自觉”和二十年中期开始的“杂文的自觉”，而《野草》，作为最后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与鲁迅人生与文学的最后抉择密切相关。第二个整体性，直接针对《野草》，如前所述，作为最后冲决绝望的生命行动，《野草》是一个不可逆的时间性过程，所以是一个整体，具有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语言世界和艺术世界。

整体性诉求无疑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努力，但在如今解构主义盛行的年代，可能遭遇基于解构立场的质疑，如强调《野草》的“杂”。在杂文家鲁迅的作品中寻找“杂”并不难，但如同鲁迅的否定后有肯定，批判后有建立，我们不能因为“杂”而忽视了鲁迅思想与文学中存在整体性的可能，何况《野草》的整体性是相对突出的。质疑整体性的案例可能有二，一是拿出《野草》中少数的“异类”作品来否认整体性，二是以《野草》中写于不同时期的文本的差异性来否认整体性。第一种情况多举《我的失恋》为例，因其很难被纳入《野草》整体之中。我认为，整体的建构是基于主要文本（绝大多数），不能以个别的另类存在轻易解构艰辛的建构努力，更不能因此而轻易回到以前对《野草》内涵的分类化处理。如果《野草》中确乎有某种整体性的存在，让我们设想有两种情况，一是《野草》因具有某种整体性而完全封闭，绝不允许另类的存在，二是《野草》在具有一个整体性同时保留了一些弹性，也可以让“异类”闯进来。这两种情况，哪一个更符合鲁迅的性格呢？无疑是第二种，鲁迅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在构造某物时，也时常随手撕破，况且，《我的失恋》本来就是鲁迅在写作《野草》过程中因事有感而作，具有杂感的性质，因为是诗体，也不好作为杂感单独发表，顺手牵羊地放进正在《语丝》发表的以“野草”为题的系列短文中，聊博一笑，在认真严肃的《野草》中留下这样一个“异类”，正是鲁迅式的幽默与复杂性所在，如果过于较真，反倒无趣了。第二种质疑拿出《野草》中前后期的不同文本，比如《影的告别》与《淡淡的血痕中》来对比，意味这两种内涵意蕴不一样的作品不属于一个整体。其实，整体性不是同一性，我所强调的是，《野草》作为冲决第二次绝望的行动，是一个不可逆的时间性过程，其整体性体现在过程性。我将第一篇《秋夜》视为鲁迅无意中为《野草》作的近似于“序”的纲领性文本，从《影的告别》到《过客》是《野草》的第一部分：走向死亡，从《死活》到《死后》的中间七个梦，则是第二部分：生与死的搏斗，而第三部分《这样的战士》到《一觉》，则是穿透死亡后的新生，可以看到，处在不同部分的《野草》文本，肯定具有不同内质，其间的差异正是合理的，也正因此才成之为一个整体。

我曾在研究中提出：该有怎样的“诗心”，才能与《野草》对话？想说的是，《野草》对于我们研究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对象，扪心自问，我们准备好了吗？文学对于鲁迅，始终是一种行动，与其人生与精神历程息息相关，《野草》处在重要的关节点上，如果我们对鲁迅人生历程、心路历程和文学历程没有形成整体性关注，如何进入《野草》？常感一些文本解读，由于缺少整体视野，在文本肌理中孜孜发掘微言大义，然而无论诉诸考证还是联想，难免见木忘林，盲人摸象。《野草》是一次绝地反击，是一次生命能量的总爆发，是情与思、言与艺、感性与理性的大释放，是目前为止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尖端体验和书写，面对《野草》，我们不也需要足够的洞察力、思辨力、体验、情怀、语言与艺术的感受性即一颗大的“诗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