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种灵魂的微笑，我镇定地面对自己生活的前景。除了永远闭锁在道拉多雷斯大街办公室里并被人们包围，那里不会有更多的东西。我有足够的钱来购买食品和饮品。我有可供安身之处，并且有足够的闲暇来做梦、写作以及睡觉——我还能向神主要求什么？还能对命运抱何种期望？

我有巨大野心和过高的梦想，但小差役和女裁缝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是否有力量去实现这些梦想，或者说，命运是否会通过我们去实现这些梦想。这些梦境悄然入心时，我与小差役和女裁缝们毫无差别，唯一能把我与他们区分开来的，是我能够写作。是的，这是一种活动，一种关于我并且把我与他们区别开来的真正事实。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与他们是一回事。

我知道，南海中的一些岛屿能给人一种天下为家的巨大诱惑［……］。但我可以肯定，即便整个世界被我握在手中，我也会把它统统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

也许，永远当一个会计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和文学纯粹是在我头上停落一时的蝴蝶，仅仅是用它们的非凡美丽来衬托我的荒谬可笑。

我会想念会计Ｍ的，但想念某个人这件事，怎么能与真正提拔我的机会相比？

我知道，我晋升为V公司的主管会计的那一天，会成我生活中最伟大日子之一。我怀着预知的苦涩和嘲讽明白这一点，但又明白这将是事物必然如此的全部结果。

两种现实

我已经认识到，我总是同时思考和倾听两样东西。我期望每一个人都这样稍稍试一下。一些印象是如此模糊，只有在我对它们展开回忆以后，我才能找回对它们的充分感觉。我觉得这些印象形成了我对事物双重关注的一个部分（也许是轮换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参入的两种现实具有相等的分量。我的真实便在其中。这种真实，或许同时展现于我的悲剧和我的悲剧性喜剧。

我小心抄写，埋头于账本，在平衡表上测出一家公司昏沉沉的无效历史，与此同时，在同样的关注之下，我的思想依循想象之舟的航线，穿越从来不曾存在的异国风景。对于我来说，这两种景观同等清晰，同样的历历在目：一方面，我写下一行行V公司抒情性商业诗的表格纸，另一方面，在靠近油漆成斑马线的甲板那一边，我在甲板上凝神打量成排的甲板靠椅，还有航程中伸长双腿正在休息的人们。

（如果孩子的童车把我撞着，童车将成为我故事中的一部分。）

锅炉房挡去了甲板一部分视野，让我没法看到那些人腿以外更多的东西。

我把笔伸向墨水瓶时，锅炉房的门开了［……］我感到自己正站在那里——陌生人的形象浮现。他背对着我，朝另外的人走去。他走得很慢，我从他的背上无法推断出任何东西［……］我开始清理账本上的另一笔账目。我力图查出我在哪里弄错了。原来Ｍ先生的这一笔应该列入借方而不是贷方（我想象他：肥胖，和蔼可亲，善于开玩笑；远远地看去，航船已经消失）。

既不崇高也不低贱

像所有的悲剧一样，我人生的核心悲剧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我反感生活，因为它是一种对囚犯的判决。我反感梦想，是反感逃脱行为的一种粗俗形式。是的，我生活在无比肮脏而且平常的真实生活里，也生活在无比激烈而且持久的梦幻化生活中。我像一个放风时醉酒的奴隶——两种痛苦同居于一具躯体。

理性的闪亮划破生活的沉沉黑暗，我看得非常清楚，在闪亮中涌现出来的事物完全是由道拉多雷斯大街上卑微的、涣散的、被忽略的、人为做作的东西所组成，它们构成了我整个生活：卑贱的办公室将其卑贱渗透到它每一个上班者的骨髓。逐月租下的房间里，在租居者的生命之死以外，不会有任何其他事情发生。

那个街角的杂货店老板，以萍水相逢的方式与我相识。老旅店门前站着的那些小伙子们，在每一个相同日子里白白付出劳累。人们像演员们，持久地演出他们不变的角色，或者说，生活像一出只有布景的戏剧，而在这出戏剧里，甚至布景也颠三倒四……

但是，为了逃离这一切，我也看出来了，我必须驾驭这一切，或者必须拒绝这一切。我无法驾驭，是因为我不能超脱现实；我无法拒绝，是因为无论我可以怎样做梦，梦醒之后还是我确切无误地停留在我之所在。

我梦见了什么？刺入内心的羞耻，生活中错误的怯懦，一颗灵魂的垃圾场，而人们仅仅在睡梦里，在他们的鼾声中，才会以死者的外表来造访这种垃圾场。在那种平静的神态中，他们不是别的什么，看上去不过都是一些人模人样的死物！他们无法对自己做出一个高贵的行动，或者心如死水之时却又欲念未绝，如此而已！

恺撒曾经对雄心作过恰当的定义，他说：“作一个农夫比在罗马当副官更好。”我欣悦于自己既不是农夫，又没有在罗马的地位。无论如何，在阿萨姆普卡大道和维多利亚大道之间街区里的那个杂货商，还是应该受到某种尊敬。

他是整个街区的恺撒。我对于他来说是否更高贵一些？当虚无不能向人们授予崇高，也不能向人们授予低贱，而且不容许这种

这种比较的时候，我能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尊敬？杂货商是整个街区的恺撒，而那个女人，没错，正在崇拜他。

我就这样拖着自己走，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梦想自己无法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