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an Xie （谢炯） and Sam Perkins

内容： 13位中国诗人的英文翻译短诗98首 

出版社：Three Owls Press,New York,NY

版本：英文纸版，Kindle 英文电子版

定价：$25 纸版，$2.99 Kindle 电子版，购买纸版可免费下载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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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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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读者: 购买方式下期平台公布。

【出版后记】

十三片不同的叶子为什么会长到一棵树上？ 

他们分别叫做陈先发，胡弦，毛子，雷平阳，蓝蓝，汤养宗，王家新，李少君，阿信，古马，潘维，池凌云，于坚。 除了都是根植于汉语土壤的中文诗，这些诗人的语言修辞各有千秋，性格南辕北辙。什么样的命运契机将他们安排在同一本翻译集里面的？什么样的巧合？我刚开始将翻译诗歌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平台上时，有人曾经问我，陈先发请你翻译吗？我当时一愣，没有。不仅没有，而且陈先发再三推说不用翻译他的诗，因为有人在翻译。 那人追问道，那么你为什么去翻译？ 浪费这种时间。我又一愣，在我，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从来不需要理由，而且人类的绝大部分活动就是在浪费，甚至就是为了浪费时间。仔细想来，大凡进入翻译这行的人，多数得到了某种事先的委托，多少是出版社见某书在某国畅销，愿意花钱请翻译界权威人士翻译成本国语言。没人请我，也没人付我钱，事实上我并不是翻译领域里的人。我连走进这扇门都纯属偶然，不过看到门没关紧，自说自话推开了，但是，翻译这本诗集恰恰与我自己的创作过程休戚相关。

2016年10月21日，上海

2016年春天，我第一次翻译中文诗歌，翻译的是陈先发的成名诗 “前世“。 陈先发见我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又写了几首中文诗，以为我懂诗歌翻译，非常信任我。他并不知道，我处在创作初期的混乱状态。我于2014年12月重新动笔写下第一首中文诗后，欲罢不能。 毕竟我有长长的人生，从来没有写过，想写的，能写的非常多。但是，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濒临消失贻尽的边缘。写中文诗初始， 靠的是所谓的“原始记忆”。写到夏天，我放弃诗歌，写了一堆微小说和散文。 夏季阳光凶猛，花果成熟之时，我又开始写诗，但改用英文写。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我不断在两种语言之间摇晃，仿佛喝醉了酒的人。不过当时，我对现代汉语诗的认识停留在大学里读的朦胧诗阶段。 

2015年秋天，复旦大学的老朋友倪剑来纽约出差，她建议我不要闷头一个人写，应该多和其他国内成名诗人交流。她说，复旦的陈先发现在是中文诗坛的佼佼者，你当年在复旦时是否应该见过他？ 我对陈先发印象模糊。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圈非常大，凡是懂点文学的都曾写过几首诗，几乎所有人都称自己是诗人，几乎所有写诗的都在某个场合见过另一些写诗的， 当时我没有接茬，我平素不爱社交。2016年春天，我对自己的写作不甚满意，想起倪剑的建议，就找到她。她把她认识的几个中国诗人的微信和诗转发给我。我读了一些，发现三十年来现代汉语诗在修辞上，意像的缔造上，结构的运用上已经走到了我完全陌生的高度。陈先发的诗意象奇特，别出心裁。联系上陈先发后，见他对翻译有兴趣，我开始翻译他的“前世”。回想起来，一个略有经验的诗歌翻译家是不会去碰 ”前世”的。 这首没有注解的诗套用了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化蝶”的故事，而“化蝶“沉浸在中国文化中良久，早已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独有的生命轮回的文化象征。形式上，此诗多为排比句，又从古诗词中嫁接来不少形容词，人物多重，跳跃幅度过大。翻译的解说成分过多，诗意顿失，而解说不够，则一团雾水。相比陈先发后期的诗，这首呈现出无比的翻译难度。单是一句“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就足以让人无从入手，百感交集。好在当时，我茫然不知其难。反反复复翻了“前世”，然后翻了“丹青见“，但无从知晓翻译结果的好坏。

2016年秋天，我到俄国旅游，期间路过中国，拜访了陈先发。他是个表面非常沉稳安静的诗人，话很少，高傲，敏感。他选择的总是一个僻静的观察者的位置。这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却像一片刚被雨滴弹到的桑叶，在逆光中不为人知地微微颤动。他送我他的两本书《黑池坝笔记》和《写碑之心》。落笔题词前他问，你会读吗？我当时大概没及时回答，他不满地瞥了我一眼，把书悄悄放回桌边。我回过头来一看，怎么他没把书给我，便问他，他又追问了一句，你会不会读？我保证会读之后，他才把两本书递给我。这次见面后，我重新翻译了“前世”和“丹青见“。当时，我开始朦胧地意识到，技巧除外，翻译其实是一个深度解读的过程，与其说你翻译一首诗，还不如说你真正翻译的是文字后面的人，除了对文字的理性认识，更需要对人的感性直觉， 译者和作者不认识，缺乏交流的情况下是很难真正翻译好一首诗的。

从莫斯科回美后，我心想，不知道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写诗。我搜索了微信，对凤凰主持的诗艺群颇感兴趣，加入后在里面结识了一批默默耕耘的中国诗人。他们对中外诗坛的熟悉程度令我惊讶，其中不少人很能写，经常一天写四首。我读他们的诗， 也读了不少他们介绍的中外诗人的诗， 同时花了不少时间和他们在微信群里交流，同是爱诗者，年龄与经历并不构成我们之间的交流障碍。 2016年底到2017年初的期间，我写了大量的中文诗。2017年2月底，我去纽约92Y写作中心参加一个保罗·奥斯特（PaulAuster）的读书会。 作为一个藏书者，我以前也经常出席此类读书会。 这次不同的是，我自己成了写作者。在成为小说家前，保罗也写诗，他的小说里总是飘荡着诗的灵魂。保罗在台上大谈他的创作过程，我在台下心不在焉。自从开始写作后，我的外在世界变小了，内心却在无限扩大。读书会结束后，我在广告牌上看到诗歌中心春季大师班的招生海报。92Y诗歌中心是美国数一数二的诗歌中心。 我不知道大师班是什么，我一生读过23年书，各种专业，却从来没有进过文学写作班。我心想，既然自己不想坐在台下，就得往台上靠。 回家后，我递交了申请，两星期后收到了录取通知。

2017年10月大师班同学倩园聚会，Damon, 我, Catherine, Arrye, Sam

大师班共有六堂，每星期六在老师CorneliusEady家里举行。 Eady是位南方诗人， 80年代末在黑人诗人还很少的年代即已成名。 他长得有点像著名的牙买加歌手鲍勃·马利（Bob Marley）， 编成细辫的黑色长发，骨骼巨大，长手长脚。他住在曼哈顿西村一间精致窄小的公寓里，书桌摆在走廊里，客厅非常小，从地上到天花板，堆满书籍和唱片。这么大个的人在小玩偶的房子里转圈，有点像他墙上画中水池里打转的乌龟。客厅朝向爬满紫藤和悬铃木的后院，蔷薇尚未开花，小心翼翼地攀在木架上。写作班共有7位学生，年龄性别种族各异。 大家先介绍了一下自己，我发现他们都有比我长得多的诗龄，其中Sarah是成名的小说家，Sam哈佛大学时代已经是诗人。Eady要求大家谈一下为什么写诗并读一首自己的诗。轮到我，我说，诗是我和世界之间唯一有效的交流方式，好比有的人用橄榄球棒， 有的人用歌喉，我用诗。不同的是，别人花了很短时间就找到自己的方式，我却花了整整半生，这多少令我百感交集。第一次，我在陌生人面前朗读了自己的诗，诗名叫作“Nothing Made Me Happier Than Finding These Objects（幸福，是突然找回这样一些东西）”，这首诗后来成为我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的书名。写作班采取的是讨论的形式，每个人轮流读一首自己的诗，其他人发言帮助修改。六堂课上得很快，这期间我写了一大批后来陆续发表的叙事诗，像“站街女”，“洗窗者”，“法官大人”，“玻璃门”等都直接取材于我作为一个移民同时又是移民律师的亲身经历。

大师班结束后，我觉得应该把大师班这样的经验搬到中文诗歌实践中来。2017年4月底，我发起了诗艺X诗社， 集合了诗艺群里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诗人，在平台上自由讨论交流创作经验。微信中诗群很多，大多数有好几百人，不是成为布告栏，就是各讲各的，对诗歌创作本身毫无帮助。我成立的诗社限制在三十人以下，每个人都是创作量可观的诗人。有些在诗坛已成名，有些默默无闻；有些住在中国农村，有些和我一样长居海外。每个月我们在诗艺平台上发表一期作品，而更多时间，我们用在修改彼此的作品或讨论诗观。5月底，我从英伦三岛旅游回纽约后，Eady写作班的同学Dana来电，希望大家到她家小聚。Dana本人除了写诗，是曼哈顿一家宠物店的老板。Dana的晚宴中，聊起中国诗歌的现状。我说，中国当代诗人技法上和现代英文诗非常接近。诗人们表示惊讶，几个人中，除了Arrye听说过北岛，其他人对中国当代诗人一无所知。 相比之下，国内的诗人对海外诗歌不仅了如指掌， 而且开口闭口都是外国诗人的名字。 我说，我翻译了两首诗，发给你们看。回家后，我把翻译的“前世”和“丹青见”发给了Sam Perkins。Sam曾经是《读者文摘》欧洲部主管，有长年编辑的经验。Sam说他不会中文，让我发给Catherine。Catherine是华裔，刚从大学毕业，在一家网络公司做项目。Sam以为她会中文。 结果我发现Catherine也不会中文。但我请他们俩在我翻译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交给Catherine四首，Sam六首，他们一口答应。因为我自己掌管一家律师事务所，业务繁忙，他们俩就在我下班后到我办公室隔壁的墨西哥餐馆碰头。三个人就几首诗在餐馆里占了一排车厢座，第一次，坐了4个小时，喝掉了9杯朗姆鸡尾酒，我讲解了一通中国当代诗人的背景。好比陈先发写道，“对匮乏的渴求胜于被填饱的渴求“，Sam和Catherine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知道这和中国过去三十年轰轰烈烈的全民商业化有直接的关联。过去三十年，被填饱的又何止肚子，而需要减肥的也绝不止于身体。因此我对Sam和Catherine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之后，我们开始定期聚会讨论翻译。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翻完十首诗，但是说“翻完”，不过是暂时不去碰它，事实上，诗歌翻译上，从来不存在“彻底翻完”的时候。在这点上，翻译，写作和人生极其相似，永远处在“形成之中“。翻完陈先发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既然美国诗坛对中国诗人所知甚少，我们为什么不将更多的中文诗翻译成英文呢？我找到诗艺平台的群主凤凰，让他介绍我认识更多的中国优秀诗人。凤凰搞公共平台，和我共同扶持，组织了诗艺X诗社。 他给了我他手上所有的名诗人们的个人微信号，其中包括胡弦，雷平阳，毛子，汤养宗和蓝蓝。因为是毛遂自荐，凤凰和他们也没有私交，我把完成的翻译做成一期平台，发给每个诗人，希望得到翻译他们诗歌的许可权。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我便得到了五位诗人的肯首和支持。我至今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盲目地相信一个微信平台上萍水相逢的人。

得到许可之后，我很兴奋地马上把胡弦的翻译好了。翻译的神秘性在于，有时候译者会突然和一首诗窄道相逢，几乎本能地就知道应该翻成什么样子。胡弦的“平武读山记“就是我非常有幸翻译的一首诗。我只翻译了一遍，英文自动呈现，几近完美，连Sam和Catherine都很惊讶。“我爱绝顶，也爱那从绝顶滚落的巨石——如它爱着深渊：一颗失败的心，余生至死，爱着沉沉灾难。”什么样的诗人能够在注定的失败中看到生命过程的伟大？从灾难中提炼出人性的尊严？我在这首诗中清晰地读出胡弦思想的经脉和那种银杏叶面似的音形色的完美。他的诗令我像大热天喝了一杯冰水一样酣畅。翻完胡弦之后，我们又开始翻译毛子和雷平阳。说好由我翻译，Sam修改雷平阳，Catherine修改毛子。我非常欣赏毛子诗里的温厚和诚意，那股淡淡的对天地的慈悲感怀和忧伤，以及那阵雨过丛林时山毛榉的瑟瑟声。相对胡弦和毛子，雷平阳的现实主义叙事诗呈现奇怪的难度。他的诗如剑兰叶一般锐利，特别是他最出名的两首叙事诗“杀狗的过程”和“集体主义的虫叫”，不管怎么改，总是感到什么地方不妥。我有时彻夜不眠地琢磨，误区到底在哪里？难道是我的内心没有强大到像雷平阳一样可以把残酷的现实写进诗里？他那些执迷不悟的可悲的家狗，和恶声恶气大叫的青蛙着实我不舒服。但这就是他的风格，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率真，独特和大胆。一开始，他的“集体主义的虫叫”被我翻译成了The Calling of Insect Collectivists, 后来又改成The Calling of Collectivist Insects。我左右琢磨，觉得他诗中叫的不仅有虫，青蛙还有猿猴，哪里是英文里的“虫子（Insects）”。 我又想起武松拳打母大虫，中国人显然把在地上爬的都叫作“虫”。我得把虫去掉，于是又改成The Calling of Collectivists. 出版前最后一秒钟，终于找到灵感，改成了The Calling of Collectivist Creatures，Creature一词可大可小，涵盖一切地上爬的，天上走的，才使整首诗的寓意呈现。

2017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们三个坐在我家客厅，面对一轮满月和窗下银缎一般波动的哈德逊河，Catherine指着天空说，这个不是毛子的月亮吗？我们拿来赌吧。 我们的翻译确实类似一场豪赌，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计划。回想起来，也许就是为了凑在一起借个理由喝酒。毛子还没有彻底改完，Catherine没了工作，她在重新找工作和回学校进一步读书之间不断犹豫，而她的同学们纷纷成家立业，她感到自己在诗歌这条道路上非常孤单，便对翻译无精打采起来。走掉了Catherine，Sam和我也索然无趣，Sam勉强改完雷平阳后，开始消失无踪。他不回我的邮件，翻译全面搁浅。这使我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我已经信誓旦旦答应了几位诗人，尽管人家不催我，我觉得不完成翻译任务，言而无信。没有办法，我们的翻译没有实际收入，与生存无关，且看不出前景，我只好一个人硬着头皮干下去。汤养宗的诗接近散文体，随笔到处，处处出诗，和我自身的简约风格距离较远，我翻译了十首，却一首都不满意。后来改了又改，至今还是不满意，因此最后在这本翻译集里只收录了过得去的三首。蓝蓝的诗情感饱满，又着丰富的音质，把旋律控制好是翻译蓝蓝诗歌至关重要的一步。我往往在翻译蓝蓝时先翻出她的主旋律，然后再围绕主调翻译变奏。我意识到，如果想鼓励Sam和Catherine继续干下去，我必须担起责任，将翻译件发表到美国文学杂志上去。寻找发表渠道一点不比翻译来得简单，8月中，我从美国笔会讨来美国诗刊杂志清单，写好自我推荐信，将翻译好的陈先发挨个盲投到凡是号称接受诗歌翻译的文学杂志。 我初入文坛，平生第一次投稿，投出去后，杳无音讯。后来，我询问身为《扬子江诗刊》主编的胡弦盲目投稿被选中的概率是多少。他让我猜。我说10%， 他说最多只有2%。

整个初秋，月夜流动如水银， 而一首诗一直在我脑海徘徊， 那就是王家新的“回答”。 6月，我第一次读到王家新写于1998年的长诗“回答”，立刻被此诗深深打动。 打动我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诗里描述的是我熟悉的心境。对于我，这是一首似曾相识的诗。这首诗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反思，直指八十年代大学校园中成长的一代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探索及其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同时探讨了这一代人面临的中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这一代人从天安门的影子下走入滚滚商海，诗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否还有地位呢？记得1995年夏天在王府井的咖啡馆里，我的一位穷困潦倒的文学朋友指着大街上的奔驰对我说，你下次回中国来时，我一定开奔驰来接你。二十年之后，我仍然在美国，他拥有的车远远超过一辆奔驰，当然，他再也不玩诗歌那种“雕虫小技”。我把自己的诗传给他时，他说，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写这种玩意？是啊，谁读？ 而1998年时， 王家新已经掂量过了一切，思考的结果便是这首长诗“回答“。见我赞美“回答”，凤凰问我要不要加王家新，他有王家新的微信号。我说，不用了，他太有名，我不想去烦他。我一时想不出和他攀谈的理由。王家新的作品大部分已被史春波和乔治.欧康尼尔两位杰出的翻译家翻成英文，他的英文诗集在美国也能买到，我选择翻译的诗人也局限在我的同龄诗人中间。不谈翻译的话，两个陌生人自然开始交流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过，我倒是从一开始就本能地感觉到，这首“回答”从未被翻译成完美的英文诗， 它等待一个具有强烈认同感的人来翻译。过了一个月，我和凤凰再度谈及长诗的技巧， 他又把王家新的微信号给我。我想，好吧，加就加，他也可能不理我。没想到，王家新是个极易交谈的人，我们自来熟，很快便天南海北交谈起来。他机敏健谈且直言不讳，对我文字的评价非常公正尖锐。

进入金秋，突然得到很多好消息。《美国诗天空》发表了四首胡弦的翻译诗。爱荷华大学国际翻译中心来信要求在顶尖的《交流文学杂志》发表陈先发的四首翻译诗。交流文学杂志社派了一位高级编辑给我，要求我修改其中一些翻译得不够明确的地方。我在原稿基础上修改了五六遍，才达到要求。爱荷华大学是美国少数几个以发展推广国际文学交流为宗旨的大学，它的国际写作中心素来是世界著名诗人作家的摇篮。我们的翻译能够在完全没有内部关系的情况下被选中，无疑是天大的鼓舞。10月20号，我们三个被邀请去纽约的BloomReading诗歌朗诵会，我读了中文，Sam和Catherine分别读了英文。 会后，不少纽约诗人前来和我攀谈。大家都希望以后能都读到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11月中，我们的翻译发表后，我邀请了Sam和Catherine在著名的美国“蓝烟“餐厅庆祝了一番。在给《交流文学杂志》写的翻译观点论中，我指出，如果把翻译当作一场动刀手术，那么好的诗，就像身子骨健康的人一样，是经得起折腾的。你把一首诗剖开，分解，把词语像内脏一样拎出来，然后塞回去，一首糟糕的诗会垮掉， 而真正的好诗是不会的。当时，我的目标是将毛子，雷平阳，蓝蓝和汤养宗修改完毕，发送美国杂志发表，还没有任何出版书籍的计划。写到这里，我必须提到徐俭。在南京某大学教英文的徐俭和我是微信诗友，我发现他对诗歌语言异常敏感，英文阅读量甚广，因此经常交流。《交流文学杂志》要求修改时，他给了我非常宝贵的建议。因为他本身能够阅读中文，他的建议在对原诗的理解层面弥补了我的疏忽和不足。2017年12月，我动身去中国前将翻译稿分头发给了Catherine和Sam，寄希望予交流文学杂志的出版使他们回归翻译行列。

2017年12月13日 和胡弦，孙冬南京“朵上”合影， 蕙芷摄

12月13号，我先到南京拜访胡弦。胡弦和我的想象非常一致，典雅含蓄，看似憨厚，却有深藏不露的幽默和锋芒。我问他，你最近在忙啥？他说，哎呀，这几天我忙着管那片瓜地。我说，你不是吃瓜群众吗？他在眼镜后面嘿嘿地笑。后来问起他写诗的经历，他说以前刚从徐州到南京，企图学里尔克一辈子不结婚。停顿后，他略微害羞地发出一个幸福男人的笑声。胡弦请我到女诗人蕙芷的家庭餐馆朵上小酌，在场的还有南京女诗人孙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拍照。胡弦对照片形象非常讲究，衣服太臃肿不行，笑得不自然不行，露齿也不行，正不行，侧不行。但他最好的几张照片却是我趁他不注意偷拍的。 蕙芷趁我不注意，也偷拍了我一张低眉顺目的半身照。一个月后，我发现她在同样的位子，给王家新拍了张同样角度的半身照。初冬的南京阴冷，银杏尚未完全落尽，旋在半空的叶子黄灿灿的，偶尔飘进头发。我爬上燕子矶，看了一眼滚滚东流的长江。临走时，抱走一堆为人礼数周到的胡弦送给我的礼物：《阵雨》，《沙漏》，《空楼梯》三部诗集，两罐高山茶， 一套精美的茶具。

15号一早，我坐高铁赶赴北京，下榻在南鼓锣巷里的涵珍院。因为在北京要办的事很多，我希望一次见到所有人，事先找王家新约时间。他说，你先来，你来后找我，只有你们美国人才预约。我离开中国几个世纪，早已不习惯这么随性的社交方式，心里总觉得很不踏实。好在，有一个方面我占绝对优势，那就是酒量。事先毛子向我透露，我将见面的朵渔和李少君都不会喝酒，王家新只喝德国啤酒，不用担心他们。我到的那天，北京天气晴朗，蓝天高远，枝桠上白云朵朵，我的心情也晴朗起来。黄昏时，王家新来到南北锣巷，他腰板笔挺，精神矍铄，两道浓眉，握手坚定有力。 他对这一带和我一样不熟，转了两圈，在张大千故居附近找了家云南火锅店扎进去。我们交换了许多海外打工和到处闲逛的经历。王家新出身成长在南方，却落户在北方，他的诗风和人格上都明显体现出北方的冷峻和强硬，而在这冰雪下面，却无时无刻不流淌着南方的潺潺小溪。王家新说第二天他在中关村请洪子诚，让我一同去赴宴。第二天，我跑去，他请了一座人，洪子诚，胡桑等，连我本来就希望约见的蓝蓝也在。蓝蓝长着好看的瓜子脸，个性温和，舒坦，很像她自己笔下北京白杨树毛茸茸的叶子。她说平时需要照顾母亲，鲜少离开北京，她很幸运有两个女儿。洪子诚上了年纪，有点怕冷，裹在棉袄里，气色红润。王家新送他刚出版的散文集《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他亲昵地和王家新开玩笑说，你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整天跑来跑去，奇怪哦，怎么有时间写书？王家新笔头迅捷大概是赫赫有名的。饭局散后，我独自穿过人迹稀少圆明园，夕阳徐徐沉落湖心，寒风刺骨。

17号早晨，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到了李少君。李少君人如其名，谦谦君子，胸有成竹，是个既有抱负又有条理的人。他是个大忙人，当时在开一个书籍发布会，我因此借光听了听。近十年我在美国很少亲临会议了，有事情也是视频会议。北京会议室的暖气开的实在太足，我感到闷热无比。会议结束后，我和李少君聊了几句，他问我在翻译哪些人的作品，我说有雷平阳，毛子，胡弦，汤养宗，陈先发，蓝蓝等，他认为翻译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应该继续。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突然聊起星座。好像有种说法，现在写诗的都是处女座的。李少君不是，他是射手座的，但他沉稳无比，更像是海南岛上巨大的芭蕉叶，没有飓风时岿然不动。

午后，我在鼓楼上读节气表，刚读到“大雪“篇，王家新打电话来，让我赶紧从鼓楼下来，在公交汽车站等他一同去吃饭。没有想到他会在百忙之中如此热情相陪，我匆匆忙忙从鼓楼陡峭狭窄的木楼梯爬下来，跑到鼓楼前的公交汽车站。我在那里等了很久，仍不见王家新人影。王家新又打来了，他说他已经在立交桥上，我只要往立交桥方向走两步就能看。我举目四望不见立交桥，问路上行人。路人说，往东走，那里好像有座立交桥。我没办法了，沿着东边的大街往前走。越走越不对，一条大街直直的，前方在修路，却没有任何桥。我想，瞎走，还不如折回鼓楼。到了鼓楼一看，王家新的车停在下面。我说，王老师，我找不到你说的立交桥。他嘿嘿笑着说，看错一栋楼，还以为那个是鼓楼。我们在使馆区，走进一家酒吧，午后非常安静，酒吧里洋溢着温馨的钢琴曲，他点了一碗法国浓汤，我要了一杯茴香热红酒，他让我一定要尝尝这里的猪油黑面包。我问了他很多有关“回答”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他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经历和当时的心情。谈到当年他独自住在北京郊区昌平的土屋里，妻离子散，不免伤感。王家新借口要抽烟，走到酒吧后的小院去了。他是那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富有原则和理想，像北方高大的白桦树，枝叶挺拔，质地尖硬，独自挺立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但当你剥下白桦树皮，你会发现柔软的一面居然可以写字。

2017年12月18日，北京，和王家新合影

见过王家新之后，我对翻译“回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想把这首句子特别长而拗口的诗翻译得气韵生动非常不容易。诗歌翻译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明明每个翻出来的字都准确，语法无误，连意思也翻得清清楚楚，却无法在另一种语言里生龙活虎起来成为诗。这令我想起童话“木偶奇遇记“。你造好了木偶，上了最美丽的漆，鼻子眼睛都刻的一板一眼的，到最后，需要一口气将木偶吹活。 而活的东西，之所以活，有时恰恰活在引人注目的不完美之中。“回答”是很长的一首诗，共有二十段。我翻了前四段给王家新看。他鼓励我继续。我告诉胡弦我在翻王家新，他说，你翻雪山啊。“回答“证明是座极具挑战性的大雪山。翻到第五段，我开始高山缺氧。Sam和徐俭帮我改了一遍后，我觉得离开原本的诗更加远。王家新自己是个翻译家，他知道翻译的难处，他鼓励我，让我慢慢翻。期间，我仔细阅读了王家新的诗集，以及散文集《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在散文集中找到了不少他的诗歌风格和思想的痕迹。王家新非常认同艾略特的”引文写作“，认同诗歌必须让所有的时代”并存“于现在，突破一己抒情，在更开阔成熟的层面上”以文学历史之舌说话“。同时，我又阅读了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致俄尔浦斯的十四行诗”。在这之前，我只读过里尔克的短诗，他的”秋日“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诗之一。里尔克的长诗有其独特的震撼力。我读了两种英译版本，在其中选择了“回答”开头引用的里尔克诗句“Nor are sorrows understood…（苦难尚未认识）”。 这句话怎么翻，其实定义了整首诗翻译的基调。”Nor are”暗示在“苦难“之外还有其它没被认识的东西，好比“天命”, 好比”爱“。 而“understood”的准确定义是对命运应有的”深度认识“。得到了这句英文后，我觉得自己突然深入进了“回答”的核心，余下的一切开始焕然开朗。 可见每一首诗都有一个内核，翻译一首诗，就是要拨开枝叶，深入到这个核心。在很多诗歌中，内核往往包裹在盘根错节的语言中深藏不露，只有认识诗人，了解诗人，才能真正走入诗人灵魂的迷宫。

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 我在二月底终于完成了“回答“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徐俭和Sam都分别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我把翻译稿发给程一身看，他说，你翻译了这么多诗，何不出本翻译集？我心想，这也是一个办法。杂志的发行量有限，但出版一本书，只有51首翻译诗是不够的。于是，在原有的翻译上，我又增加了五个人的诗：古马，阿信，潘维，李少君和池凌云。他们全部出生在六十年代，是我的同龄人，只有他们的诗，在没见面的情况之下，我凭自己的生平经历，还有了解的可能性。因为有出版的目标在前，加上翻完”回答“后我对翻译有了崭新的认识和自信，我日以继夜地翻译第二批诗人。但是我的热情仍然无法激励Sam和Catherine，Sam无精打采，Catherine推三阻四，不愿再参与翻译，同时，徐俭也宣告不再介入我的翻译项目，期间，我又请黑子提供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但他的翻译观与我不同，也无法真正参与翻译。我硬着头皮日以继夜翻译完所有人的诗。 一直到三月初，Sam终于休息完毕又开始工作，于是，我和Sam两人缓慢地逐批进行翻译修改工作。我们在纽约世贸中心的商场里找到可以坐到晚上10点不被人驱赶走的座位，每星期二晚上工作五小时，突击了将近四个月，才将所有翻译重新翻译了一遍。对照我们的终稿和最初以及中间的翻译稿，简直面目全非。几乎每翻一遍，就清晰一点。我想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和翻译者，对不成熟的不完美的部分有类似身体的不舒服感，我经常半夜醒来恍然大悟一句诗应该翻成什么样。最终，长诗“回答”没有收在这本翻译集中，而是发给了英国一家文学杂志。 我又另外翻译了王家新的六首短诗，替代了“回答”的位置。所以这本翻译集里都是短诗， 以便使整体格式统一。   

为什么在翻译这件事上我如此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呢？因为翻译与纯粹的诗歌创作不同，需要”另一只眼睛“的审视。翻译的尺度非常难掌控，一个母语是中文的翻译者，中译英，容易被中文原诗的词语，文法和句式绑架，因为语言有先入为主的功效，读完中文以后，不受其影响不可能，所以母语是中文的翻译者中译英，翻出来的英文往往太贴近中文，缺乏英文的诗意和美感。而一个母语不是中文的翻译者，非常容易走入意译的歧途，歪曲原诗意思而浑然不知，导致“过度翻译“的现象。不是说这些缺陷无法克服，但克服缺陷需要漫长的时间，才得以让一种语言在脑海消失，让另一种语言自由生长。我在完成翻译初稿后，往往将中文原诗和翻译束之高阁，过一段时间后，再翻出来修改。修改时，中文原诗的冲击力基本已经淡化，甚至忘记了。 如果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出色的翻译，合作者便是非常重要的，合作者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帮助调节，监督翻译尺度。由于尺度的恰当，合作翻译出来的诗歌质量往往比单独翻译出来的高很多。

这本翻译集里，于坚是真正的第十三片叶子，一片托得起荷花的宽大的叶子。 在翻译阿信和潘维之间，我得到于坚的微信，我加了他之后进入他的朋友圈，首先读到的是他近期的诗作“小镇“。于坚的诗我并不陌生，早期的“0档案”等都读过，令我佩服的是，于坚写了一辈子，仍然能够保持高度，越写越好，这是实在不容易做到的。他的语言丰富饱满，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我赞美于坚，他不理睬我。古马引见我说，于坚兄，谢炯是很好的翻译家和诗人，人很正派，她喜欢你的诗和散文，你可以和她说话嘛。这下，他才吭气。我心想，不得了，这于坚大概经常被“不正派”的女诗人围攻。我翻译了于坚一组抒情诗，充满浪漫激情和排比句。不管现代新诗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否更加接近散文体，时髦什么样的流派，我个人对传统诗歌形式历来情有独钟，读得最多的还是聂鲁达，泰戈尔的诗。在翻译于坚时，我千方百计想保留的就是他原诗中那股回肠荡气的情感之力。

回想起来，这本翻译集尽管源于我的近乎幼稚的冲动，却是勤奋努力的结晶。 很难说这本书就是彻底完成了的翻译，说不定，过几天翻出来一看，又开始改。 只能说这本书是当下比较完美的状态吧，而出版是因为目前实在改不动了，有点不想再被其烦恼的意思。 如果把这本书比作一棵树，那么这是一棵奇怪的树，无法清晰地描绘。就像池凌云曾经在诗中写的，你必须“到一棵树中去”才会看清。无法想象那些走进这棵树的人，看到十三片不同的叶子后会怎么想。也许，他们会突然忘记叶子，看到一棵完整的树。

2018年7月4日 纽约

作者简介

谢炯, 诗名炯，英文名Joan Xie, 60年代出生在上海， 198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1988年留学美国，取得企业管理硕士和法律博士学位。2000年在纽约创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为美国知名移民法律师。恢复写作后以双语写作诗歌，散文，微型小说，并从事诗歌翻译。2017年荣获首届德清莫干山国际诗歌节银奖，曾在美出版诗画集和散文集，2018年在中国出版第一部中文诗集【幸福是突然找回这样一些东西】，现任诗艺X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