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张文学或者艺术的地图，这个地图和自然地理图、经济地理或者人文地理图，并不完全重合。文学创作是从自己心灵中出发，到读者的心灵里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的概念。它们可以很临近也可以很遥远。

在文化领域当中要少一点患得患失，要肯冒险，敢于探索。文学探索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探索。边疆地区这么多独特的语言基因，往往不能转化到规范的中文当中。结果就是被中文规范掉，丧失掉语言价值。将独特的语言基因转移到汉语当中来，这中间存在着边缘语言与中心语言的博弈。

张柠：

边缘与中心这种二元关系，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何为“中心”？何为“边缘”？从纯粹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世界是无所谓中心的。一切“有情众生”都是平等的，这座山，那片水，每一个地方和每一种事物都可以是中心，但也都不是中心。有了人类活动以后，中心就开始出现了,每个有人类经济活动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中心。还有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心”。比如，大学集中的地方，就是教育中心；官员集中的地方，就是政治中心；还有，房子很高、街道很多、商品集中、物品丰盛，那就是大都市，或者叫中心城市。在中国，真正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京。它是政治、文化、国际交流和科技创新的中心。

“文学中心”无疑不是自然地理概念，也不是经济地理概念，也不是人文地理概念。“文学中心”在哪儿呢？如果我说文学创作就是讲故事，那么，北京人和上海人就一定会讲故事吗？丽江人、大理人、西双版纳人、西藏人就不会讲故事吗？我还可以说，文学就是抒情，比如写诗。难道只有中心城市的人才会抒情？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区人就不会抒情吗？诗的中心在哪里呢？这也是值得讨论的。如果我说“文学中心”在北京，那么，阿来、贾平凹、陈忠实就是文学边缘吗？看来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张文学或者艺术的地图，这个地图和自然地理图，经济地理或者人文地理图，并不完全重合。那么，“文学中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它究竟在哪里？怎么样才能成为“文学中心”，都是可以重新讨论的。

阿来：

最近我去了一趟捷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民族，那个时候它属于一个更大的帝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如果要从边疆的概念看，奥匈帝国的中心在维也纳。捷克布拉格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某种边疆了。这个时候，捷克民族当中特别富有才华的一些人开始走上世界文坛，写《好兵帅克》的哈谢克就是其中之一。《好兵帅克》用一种比较荒诞的、讽刺的笔墨来写战争，这样的作品，让当时尚未成为国家的捷克，创造出一个文学的、文化的高峰，而且这个高峰不是短时期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因为这样的文学巨匠，当然后来陆续还有别的艺术家，包括卡夫卡，使布拉格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城市，直到它成为独立出来的捷克的首都。也就是说，当捷克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就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赋予了捷克一种民族精神，同时它又有非常普遍的世界意义。

当我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首先看见我周边有很多爱好文学的人，即便是身处最边缘的地区，也有歌唱的愿望，也有抒发的愿望。我们对种种人生境遇与自然之间的交替深有感触。但因为没有既定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标准，你会感觉好像是在一个荒野当中开始写作。这就是某种边疆写作的形态。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以至于通过自己的书写，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文学传统？这是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周边也有很多写作的人，他们只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但我不喜欢了解近处的人在干什么，我想看看远处的人在干什么。民国时期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叫欧文·拉铁摩尔，后来他转向学术研究。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内亚边疆”，他认为在亚洲内部、中国内部，除了国家边界以外，还有很多文化的边界，形成了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文化区域。他把这些交界区域叫做内部亚洲的文化边疆，简称文化边疆。他认为要真正观察中国，不是掉书袋、不是做典籍、不是做训诂，而是要去考察这些内亚边疆地带交织的文化生活、社会变迁。

这个理论让我深有启发，帮助我树立了信心。只是按照中心地带的文学杂志，来揣摩北京流行什么、上海的批评家喜欢什么，恐怕我们这些地理边缘的作家永远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说的是入心的话、过脑子的话、过情感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树立的文学标准。我们这些地方具备出现好文学的条件，如果还没有出现，说明我们努力不够。或者用今天的话讲，是不是文学自信不够？文化自信不够？如果有足够的自信，我觉得西藏、丽江这样的边缘地方有可能成为中心。我对中心的理解就是，什么地方发出声音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中心。

张柠：  

阿来的意思是说，他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向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看齐，而是从自己心灵中出发，到读者的心灵里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的概念。它们可以很临近也可以很遥远。

文化持续生长和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秩序和等级。当这种秩序和等级趋向于稳定的时候，这种文化本身才开始变得稳定和强大起来。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文化的同质性，使得它活力不够，排斥异己而趋于僵化。当一个空间之内，有不同的文化秩序同时并存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比较自由而活跃。比如布拉格，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混杂在一起。这种混杂，催生了文学艺术的繁荣。

我同时想到了敖德萨，前苏联南部黑海边上的一个边缘城市，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多信仰混杂在一起。那里有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叫巴别尔。作为犹太教徒的他，邻居有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伊斯兰教徒等。他从小就会说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也就是说，他大脑里有多个语言系统，一件事情可以用多种语言来表达。蜂拥而至的多语言系统，丰富多样的表达的可能性，不同的价值系统的相遇，使得他一生都在表达上做减法，追求表达的有效和力度，使他成了一位简洁的大师。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因为文化上的多样性、想象空间的自由度，很容易成为文学艺术创造的中心。

文学艺术的发达，跟其他领域的发达所要求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有了基本条件，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就一定出大作家，一定有可能成为文学中心。还要作家个人的才能支撑。文化背景、文化条件具备了，还需要个人才能的加持。

阿来：

在边疆地区从事文化工作或者文学书写的人，有些时候对自身文化的价值没有信心。我们很少见到本土的一些文学书写，对本土的地理、历史、文化方面做过系统性的研究。大家老觉得文学就是一个字句的文本，在字句之外不用花那么多功夫。文学就是把话说清楚，把话说准确，把话说生动，说得有点风格，就成了。但作为一个边疆地区的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还有，对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的熟悉程度，都很成问题。我们本地的河怎么流的？湖怎么摆的？山怎么走的？这样基本的地方性知识，都未必能说得清楚。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这是第一。

第二，如今已经是全球化时代。我认为，文化全球化更早，至少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人主动通过翻译进入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带来了西方美学，一个新的美学规范，这对中国的叙事文学是有帮助的。中国的诗歌散文确实有非常优秀的、源远流长的传统，但我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是不成熟的。现在，我们要进入世界文学，接纳西方的文学经验，跟世界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还在揣摩别人的想法，卖一点我们的风情和奇风异俗，把我们的名字后面加一个括号，标注上某一个民族来发表，恐怕是不行的。在文化领域当中要少一点患得患失，要肯冒险，敢于探索。循规蹈矩是不行的。文学探索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探索。我们这么多独特的语言基因，往往不能转化到规范的中文当中。结果就是被中文规范掉，丧失掉语言价值。将独特的语言基因转移到汉语当中来，这中间存在着边缘语言与中心语言的博弈。

前几年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很流行。仓央嘉措的讨论，好的观点不多。而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专门谈过纳兰性德。从宋到清几乎没有很好的词人，怎么突然出来一个纳兰性德？王国维先生说，因为他跟汉人不一样，他是满人，是自然之人。那时候刚入关不久，甚至还有野气。所以他是以自然之眼观物，跳出了汉族的诗词传统。所以他的词变成了一种具备新鲜感的东西。

我到一个地方，经常会发现那个地方的语言经验已经不在了。有的作家就敢于把方言的表达，经过翻译，挪入到汉语中。当然，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原来的表达规范我们一概不理，那也不行。今天有很多实验性的作家，故意把语言弄得很别扭。我们要善于把边缘语言当中的生活经验、美学感受，带到汉语写作当中来。然而我们总认为表达异域经验，就是表达异质性的生活景观。最后就变成对于风土人情的无节制的描写，甚至编造已经消失的异域风景。

张柠：

我们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对于语言的使用已经很匮乏。看上去语言很丰富似的，实际上有效的交流很少，或者说受阻。很多基本的词汇，丧失了应有的语义，使得好的词汇本身失效，最终导致了词语的贫乏。特别是在表达真实情感方面，我们的语言真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传统意义上表达情感的词汇已经失效了，那该如何表达爱、恨、怜悯、同情、悲伤和喜悦？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发达中心城市，你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都很难有效表达。这时候我看到阿来这样边疆的作家，写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他们的语言特别直白，表达情感直截了当，而且有力、有效。

在发达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频频受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界在人心和人心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这个障碍就是金钱、商品、职务等等。这个世界发明了太多新事物服务于我们的身体，服务于灵魂的事物却越来越少。人类文明发展，一方面积累了很多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不直接了，人心与人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边疆地区的写作者，相对而言他的心要简单、直接得多。像阿来刚才提到的仓央嘉措的情歌，读过的人都感动。他的修辞其实很简单，直截了当，非常直白，但是却能够直抵你的心灵。为什么边疆地区的作家作品前几年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亮点？就是这个原因。这是边疆地区的优势。那些前卫的小说家和诗人，探索得很费劲，也确实有才华，但是很多普通读者不能够领略，不能够读懂。他以为他的所有表达都可以抵达我们的心灵。其实不然，他只是陷在语言的自我搏斗中，这种搏斗跟普通人的关系不大。

边疆同时具备文化上的优势，它的文化中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给文学创造注入了很多的活力。我们要找到自身最内核的东西，一方面别人不可替代，它是独特性的；另一方面它可以分享，不是晦涩的、自说自话的，能够进入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种。这样的艺术表达才是有效的。而分享的中介，就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懂得的语言。

在多民族的中国，大家能够共享的语言就是现代汉语，因此要求你对现代汉语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但同时，作为作家，你也要有破坏规则的能力和自信。你要把你们民族中活跃的、生长的，而汉语传统中业已枯萎的东西保留下来。 阿 来：照理说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地域当中，应该更容易了解本地、本民族文化有关的作品，但事实却不尽然。抗战时期，一个叫顾彼得的俄国人写了一部《云南史料》，对当时的纳西生活进行了方方面面的书写。“纳西学之父”约瑟夫·洛克也详细研究过古代纳西文化。他写玉龙雪山的地理，写丽江各种宗教传播的情况，都是基于具体地理的考察。今天我们进行文学书写的时候，没有具备他们那样的眼光和发现的能力。可以说他们已经创造了纳西地区的书写传统，而且是用非常现代的方式。我们要从中学到一些方法，了解他们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更要像他们那样真正了解、热爱当地文化。

这就对我们这样的写作者提出了要求。我自己刚开始写西藏那个地方，发现西藏除了喇嘛就是喇嘛，确实没有以现代方式书写西藏的传统。所以自己的写作有点开天辟地的感觉。汉族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不太关心边疆的。明代、清代来边疆做官的都是有文化的人，但是很少做实地调查。他们不观察当地地理和动植物，也不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习性。《云南史料丛刊》中有很多他们留下的史料，但很多篇幅是重复的，普遍对当地一些志怪的东西有兴趣，有点像纪晓岚写《阅微草堂笔记》的样子。实际的科学性考察几乎没有。几百年中，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一直没有好好展开。西南联大时期也是这样。抗战迫不得已把这么一大批学者逼到边疆地带，实际是与少数民族发生关系的好机会。但是没有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关心、研究少数民族，都在聚精会神地做文章。现在我们对少数民族最感兴趣的就是歌舞跟美食，这些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只是蕾丝花边。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地人对自己的文化越要展开研究，同时要借鉴外国人的经验。李霖灿写玉龙雪山，标题就是三个词：雪山、圣府、喇嘛院。跟洛克、顾彼得比较，他的写作是很空的，就是中国的那种抒情散文，写玉龙雪山怎么皎洁、雄壮，而不是爬多少里到什么地方，某地区长了什么树，几月份下雪，几月份开花。没有这类的详细考据。当然，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长处，但是在抒情的同时，付诸一点地理的、科学的知识，这些文化真实的东西，可能对书写是有帮助的。

（本文节选自阿来、张柠在“十月文学居住地·丽江古城”系列文学活动上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