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人之中，陈东东通常不是活跃显眼的那一位。这几年，除了出生地上海，深圳也成了陈东东的另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生活坐标。平时他会低调参加一些诗歌活动，然所见其人，便是安静的存在，正如有评价称他“其为人一如其所为文，独立不惧，不将不迎，机敏而多智，谐趣而清朗”。但是，当对话的场景移到创作世界，陈东东就是一位“善于从词语中激发出无穷的诗意幻觉”的魔术师——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位代表性诗人。

1997至1998年，陈东东完成了一部名为《流水》的长篇作品。它以中国名曲《流水》作为创作原点，围绕人们所熟知的伯牙与子期间的故事，展开了关于知音主题的种种想象与抒写。2000年，《流水》曾收入一本诗文集面世，但早已绝版而难于读到。现在，其单行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并收入“六点诗丛”。作家金宇澄赞叹道：“陈东东的这部《流水》，融汇传说、故事、寓言、科幻、文论、笔记、絮语等诸多笔调，既创建了一种新诗歌类型，也在发现一种新型小说。”无疑，今天我们再读《流水》，仍能炙热感受到陈东东探索汉语现代诗歌本质的执迷之心。近日，陈东东接受了读创/深圳商报记者专访。

▲诗人陈东东

《流水》深深画出我的某条写作路径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今年距离您写完《流水》正好是二十年，流水隐结构中那一个又一个文字谱留下的精神密码，它们反过来也塑造了您——当时对新诗、对理想、对时代有新的理解的您。二十年过去，今天您怎样看待《流水》之于自己的超越性？

陈东东：我没有这么去看待过这本《流水》。二十年以后，它以一个单行本重新面世，我会觉得它已经不是我写下的作品了——也许我还能这么写，然而我早已写出了别样的诗。前几天在本来书店的一个图书分享会上，我说《流水》是一件被尽力推往极致的书，不仅将它的几种前文本——很久以来，每位写作者都已经无可避免于一大堆写作类型的前文本——推向那种写作类型的形式极致，使之获得“一种因为话语跟语法的一致般配而生的意义即形式的无可替代的说服力”；也同时将它变成了我不可能（其实是不再打算）朝这个写作方向再迈进一步的一次写作。《流水》深深地画出了我的某条写作路径，也使得我的另一些写作路径因跟它的比照区别而更显清晰。那是齐头并进却方向有所不同的写作，那是相互掩映、砥砺、推动的写作。所以，又不妨说，虽然我不打算再像《流水》这么写了，虽然我感觉《流水》已经像是别人——另一个我的作品，但我还是在继续着它。没有去写这本尽力推往极致的书和写了这么一本《流水》，于我之后（乃至之前）的写作，意义肯定是很不一样的——许多时候，我想我是作为《流水》的作者或忘了自己是《流水》的作者而在那里写作；许多时候，我希望或想象自己还不是《流水》的作者，然后开始我的写作……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以音乐入诗，以意象入诗，以小说入诗，让《流水》是诗歌，是音乐，是小说，是绘画，那藏匿的强大隐喻与外延空间给人带来极大的挑战，那么您如何让自己进入这些杂糅的文体，直抵诗的本质？

陈东东：这是个我回答不了或不想回答的问题。就像我难以说出我如何成为了眼下的我（怎样才能说得清啊），也难以说出我如何让一棵楼下的树长成了它现在那个样子——并不是它自己必须长成那个样子吗？

作者过多讲解意图是在帮阅读倒忙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在“这个有关知音的诗文本”，虽然您是在思索伯牙与子期的对应关系，但您似乎更把着力点放在“以沉默相向”的子期，让所有人的声音都随着他的琴音而表达。您这样处理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东东：是否这样，的确我已经不记得了，也很难回想起当初是怎么考虑我的那番写作的。我想这不该是由作者来回答的问题，作者把作品提供出来，所有的问题和答案就都是读者的事情了。也许评论者、导读者、阐释者、研究者会对阅读有所帮助，但很多时候是在帮倒忙，就像让作者过多地讲解其意图等等是在帮阅读的倒忙。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自古以来关于知音主题的书写或演绎绵绵不绝，那些后世有关知音题材的音乐、诗歌、戏剧、小说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为何您在《流水》中似乎带有一种后现代的揶揄、反讽？

陈东东：跟上个问题一样，我也不该答这个问题。不过我多一句嘴，我之所以以“戏访的严肃性”为题辞，之所以在《流水》的写作中如你所说“似乎带有一种后现代的揶揄、反讽”，是因为我对我处理的题材和那几个古老的主题（比如知音、音乐、倾听、演奏和时间等等）有我的看法，这些看法，我把它们写进了《流水》。

▲《流水》 陈东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出版

当一名真正的“先锋”显然不“易”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杨炼有一种说法是“当先锋易，作后锋难”，中国新诗在2017年迎来百年纪念，但今天的诗歌似乎在虚热化、娱乐化中沉浮着，您作为一位当代诗歌的重要参与者与坚守者，您如何看待您这一代人的“先锋”与“后锋”？

陈东东：我没有专门去了解杨炼说那句话的背景、场合、语境和上下文。我想他那么说一定有其原因和道理。在我看来，当一名真正的“先锋”显然不“易”，当“先锋”而能“不易”就更加高难度。八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先锋”是极为激发诗人及其创造力的词语，据说奥登（一位让我至今心仪的诗人）认为那是“种族的触角”，我当时理解，这“种族”指的是诗人一族、艺术家一族、创造人类思想和精神生活的一族。至于“触角”，我引用我当年读到的康定斯基在其小册子《艺术中的精神》里的一段话吧：“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分割成彼此不等的几部分，其顶点和最小的部分朝上——这就是对精神生活的总括和准确的描画。”所谓“先锋”，正该指人类精神生活“顶点和最小的部分朝上”，对此，康定斯基还有其描述：“从我们——人们当中，必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在所有的方面与我们酷肖，不过，却带着神秘莫测的、天赋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他以远见卓识昭示未来。有的时候，他可能希望放弃这种往往成为他沉重十字架的非凡天才，但是他没能这样去做。嘲笑和嫉恨伴随着他，而他永远拖着卡在石头中的人类之车，迤逦向上向前。”这样的“先锋”怎么可能轻易就能“当”成呢？在我的心目中，简直还并没有谁“当”得起这样的“先锋”，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也是根本没有。

不过，“先锋”作为一个“顶点和最小的部分朝上”的理想，确曾鼓舞过我们这一代里面最好的诗人、写作者和艺术家，成为一枚指针，一种引领……至于“后锋”，我不知道这个词的确指，也许它只是为对应“先锋”生造出来的一个词，以对仗的方式，大概“后盾”会更“工整”。能成为“后盾”——能处身于那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之中，哪怕在它不太靠前的部分，当然也一定是不易的，可以说，也是非常“难”的。然而不会比做“先锋”更“难”。不过，还是说“后锋”，或许它示意的是“先锋”人物“没能这样去做”的“放弃这种往往成为他沉重十字架的非凡天才”？那真是还要“难”，尤其前提是你得成为那么个“先锋”人物。这个对应于“先锋”的词又让我想起高速火车的另外一个按在车尾的火车头，它跟前面那个火车头的指向刚好相反——当它反过来拉着高速火车往它所指的那个方向跑的时候，它也就成了“先锋”。那得要之前的那个“先锋”火车头先把它拉出“后锋”足够有理由往回跑的路程，或当“先锋”火车头跑得过了头，这才需要“后锋”充当“先锋”火车头再往回跑。这还真的“难”，前提则是“先锋”跑到位了，甚至比到位了还要更超前。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做“后锋”要比做“先锋”“更难”——因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跑到位甚至更超前的“先锋”，还没有可以做“后锋”的可能性。

正在写一些“地方诗”的作品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您是何时移居深圳的？这座城市为您带来哪些“写作跟倾听和阅读的对话”？

陈东东：我在深圳已经好几年了，同时我又仍然在上海，可以说是双城居住，所以在我这里，很大程度上深圳和上海是同一座城市，相应的，深圳带来的“写作跟倾听和阅读的对话”与上海带给我的并无质的区别。当然，深圳给予我新鲜的体验——在上海，当我过黄浦江到浦东新区，也会有一样的新鲜体验。我现在能说出我对深圳的感受是这座城市更年轻、更具活力、更浅显、缺乏历史感、更有着巨型港口般的吞吐能力、开放和包容的能力……在深圳我遇到那么多我未曾遭遇到的……不一而足。另外，可以一提，深圳所处的湾区和珠江三角洲（接近香港、澳门、广州）的地理位置、生活型态、文化影响，必然会给予我许多特别的感触；即使我仍然听不懂的，往往把我置于五里雾里的粤语，也已经令我着迷——那种发音，那种语调，那种念出诗歌时的古奥之媚惑，我想，对我所谓“写作跟倾听和阅读的对话”，必会有所激发。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诗人钟鸣认为您的作品的分析性“是围绕都市主义展开的”。假如请您描绘深圳，用一个意象、一种音乐，或者一首诗，您会怎样形容深圳，以及它所提供的诗歌空间？

陈东东：我刚才似乎已经对深圳有所形容……我最近在写一些我称之为“地方诗”的作品，写法有点地方志的意思，将游历行止，印象见闻，风俗掌故、野史传说、书中和网上所得、“浮世绘”、“清明上河图”等等剪辑编织。我打算把它们写成一本诗集，于是就稍稍列了个以各处地名为题目的提纲，然而没敢把“上海”和“深圳”列进去。对我来说这两个城市更重要，几乎应该为之各写一本诗集、一本书，而不仅仅是一首诗。很可能我无法用一首诗说出我的“上海”，我的“深圳”，那么，用一个意象、一种音乐来形容深圳，对我来说肯定也有困难。深圳是它的全部，是它本身。我想我没法用一首诗或更多的诗写出深圳，但我能够用这个深圳、用更多的深圳写我的诗。这么说来，我在深圳的所写，我不在深圳的所写，都跟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