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诗的版图上，朱英诞是寂寞的。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半个多世纪里留下新诗三千多首，旧体诗一千多首，数量不可谓不丰赡。但却因其活跃期笔名过多，令读者不明就里，加上艺术选择和时尚话语存在错位，后来又有意隐逸，除了在初入诗坛的20世纪30年代自费出版过一本诗集《无题之秋》外，基本上从文学史乃至诗歌史上“走失”了。好在历史是公平的，它对优秀的作家或诗人可能遮蔽一时，却不会永久埋没。朱英诞去世后，随着《冬夜冬花集》《新诗讲稿》《朱英诞现代诗选集》等如出土文物般渐次面世，特别是新近王泽龙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朱英诞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以不是全集的“全集”方式隆重推出，人们在敞开的历史中越发确认，在时尚之外别开新花的朱英诞诗歌，不但有个性、品位高，而且对当下诗坛留下许多绵长而智慧的启迪。

论及朱英诞新诗，读者会不约而同地捕捉到一个关键词——日常性。其实，如何在看似最无诗意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也是测试一个诗人能力高下的尺度标准。朱英诞虽然也关注现实风云，但更多聚焦现实风云在心灵上的投影和回声，偏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一己情绪变化和人生况味咀嚼。于是春雪、孤居、残照、散步、戏鱼、醉卧、寂寞等关涉日常生活和田园事象的语汇，便纷纷涌向他的笔端。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同样能够超离在时尚和潮流之外，从容地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打捞诗的“珠贝”，从个人内心世界和细微事物中发掘生命的思绪与感悟。这种将日常生活作为情思资源以达成诗与生命同构的诗学选择，固然是宋诗“以俗为雅”风尚和周作人、废名闲适冲淡余脉的承续，更是诗人“心灵”总原则统摄下的自觉主张。朱英诞对琐屑凡庸的“此岸”日常生活的抚摸，并未被世俗的尘埃蒙蔽，而是总能凭借出色的直觉，在俗、小的题材中发掘出雅、大的境界和思想。如《枕上》：“寒冷的风由远而近，/梦携来泥土的香味；/有风自南，来自海上，/风啊，吹来了，徐徐地消逝。//睡枕是惊梦的暗水的小池塘，/风吹落星花，徐徐地消逝；/篱园里是空的，有晓月，/像乳白的小孩。”“梦”乃朱英诞频繁咏叹的意象和主题。世上何人都做梦，诗人自不例外。风、泥土、池塘、星花、篱园、晓月等意象的流转，衬托出诗人对乡土与童年记忆的怀念，由于暗合了许多人的深层经验，有种现象学倡言的“现象即本质”的效力。这种对情感对象贴近又超越的思维方式，恐怕也是所有成功文本的必经之路。它证明日常生活对于诗歌文体而言举足轻重，打破了事物具有诗性与非诗性之分的迷信，一切皆可入诗，同时又见出了语词与生活、事物之间的亲和关系。

比起日常化，“中国的”传统色彩更是朱英诞诗歌的突出特质。如果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王佐良语），朱英诞和林庚则恰恰相反，“更是中国的”（废名语），有一种“晚唐的美丽”。如此断言并非说朱英诞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只是说他已经将西洋文学降格为知识背景，而善于从古典传统中发掘现代性。他的作品里有着强劲的中国性。

他喜欢运用柔美的传统意象，表达暗示现代的情思感悟，间接朦胧，意象选择、精神情调均充满浓郁的古典意味。如《山居》：“岩崖间的青天，/旷野里走着望见远山，/孤独者面对蜂衙作片刻的迟留，/像雪一样。//一枝桃花斜出在竹梢之外，/仙人为什么舍此而去呢？/暗香在有无之间打湿了我，/如沾衣的密雨，如李花初开。//听山果一颗颗的落满地上，/它们仍有着青色的璀璨的背景吗？/雨夜不眠的岑寂里，/我遂做种种的遐想。//你可是任意的仰望或俯视，/因为你有一双看山的眼/和那永远放在别处的不倦游的心，/像天一样。啊美丽的青色莲！”孤寂中的澄明思想，清冷里的理想守望，堪称传统文人山居意蕴的现代延伸。雪、雨夜、山果、桃花、竹梢、李花、远山、暗香、莲等古典性意象的跳接，外化出诗人之神与物游、内心与外物互动合一的情境，婉约精美，“青”色三次复现，越发增加了几许虚静恬淡、万物和谐的禅趣。

他通过诸种艺术技巧达成传统诗语的凝练隽永。《人与人之间》将人互相对立又彼此包容的情感、意象融合，造成相生相克的复调效果；《对月》凭借月亮和“尘封之镜”“水中之镜”典故关系的建立，抒发清醒自鉴、坚守正直的旷远思绪，以借用化用的旧诗词语句和现代白话语比照，形成一种新鲜的张力；《塞上》在比喻、象征和动词、形容词妙用上下文章，删繁就简，炼字炼意，求表现的简洁。

他还尝试“现代绝句”的写作。朱英诞一度以为散文化有损于诗，而有韵诗才有文质一统后的成熟之气。在这种观念的导引下，为寻找新的节奏，他创作了带节奏的自由体诗。像每行九字的四句诗《破晓》、每行十六字的四句诗《长夏小品》等绝句，自由而有规律，音乐感较强，便于诵读。

朱英诞诗歌对中国性的坚守，打破了先锋新诗的发生发展完全源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的错觉，彰显了新诗的独立品格和东方艺术的魅力，也容易唤醒蛰伏在读者心底熟稔的审美经验。

王泽龙认为朱英诞诗歌饱含“知性的诗思”，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善感多思的心智结构，超然物外、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与艾略特等后期象征主义理论的短暂遇合，特别是对宋诗“理趣”传统的尊崇等合力作用，铸就了朱英诞特殊的诗歌观念。他不再仅仅迷信抒情，认为“情感过于冲动会损于诗思的酝酿与完整的表达”，认识到“也许诗本质上是智慧的”。因此他的诗中常以“沉默的冥想者”姿态，致力于知性化情思的发现和传达，使诗在无形中成为体验、智慧和感性形象的结合体，看似恬淡自然，实则清幽深邃。如《自题思牖——“闲居有真趣”》：“我曾经迷惘过吗？/不；那是痴想的岁月的事了。/自从我爱听草虫的微吟以来，/我就安静得像大海一样，/任凭白云如白鸥飞复，/伸展她的长长的翅膀；/而且，再也不怕这些：/夜梦，旷野，灯和镜。……/三个安静的孩子在窗前游戏，/忽近忽远，我看见或看不见；/她们还没有茂草和花丛那般高啊。/我想，会有人说我很寂寞吧，/似乎住在天一涯或海一角，/我不回答，只微微一笑。/太阳和月亮每来造访，我们闲谈。”抒情主体体现出成熟的智慧气象，一种历尽沧桑的恬淡从容，使宽容的心臻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洒脱境界，云淡风轻，宁静超然，一任时空流转，与自然天籁妙合无间，对闲居真趣的神秘抱着领悟和享受的心境，“似寂寞而非寂寞”，自有一番思想的风度与风骨，不言即是言，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情绪的强烈感动，而是澄澈的理趣启迪。朱英诞对人生、命运、时间等抽象命题凝眸的“知性的诗思”，强化了诗歌中的灵魂重量和情感硬度，使诗歌有了骨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诗歌仅仅是情感抒发或生活表现的固化观念。

诗歌史上曾经被遮掩的“珍珠”众多，重放光彩者则属于少数。为什么朱英诞的诗歌能够穿越时空的重重阻隔，给读者带来一股鲜活的审美“惊颤”？这个“案例”背后有些问题值得诗人们深长回味和省思。

朱英诞的“复活”是因为他几十年来专心于对作品质量和艺术品位的打磨，抱有无论什么时候在艺术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的永远都是作品的信念。他从不像当下一些诗人那样热衷于靠不住的“诗外功夫”经营，其心性和行为本身对每位诗人构成一种艺术良知的拷问。只要耐得住寂寞，只要足够优秀，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认定。

一个诗人不能只是盲目写作，而应该具有一种自觉的艺术主见，保持主体精神的独立。面对古今中外丰厚的思想与艺术资源，朱英诞并没有被动地全盘吸纳，而是努力寻找那些和自己心智结构、情感个性和诗歌观念契合的部分，融化创新，并且不加入任何组织和流派，不为时尚、流行的旨趣左右，使之成为规约自己写作的绳索，而是超然独立地在诗与现实、时代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这种坚守诗歌寂寞本质的诗性写作方式，不会产生“速荣”的轰动效应，但也不会“速朽”为明日黄花。

纵观朱英诞的创作道路，有必要重申一个话题。就像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最好应该“下水”搞点文学创作一样，所有写诗的人最好也能懂点起码的文学理论ABC，获得一种理论的自觉支持。这样不但有助于创作品位的提升，写起来底气充沛，也能构成创作界和研究界的真正“对话”，最终促进诗歌的繁荣。朱英诞讲授新诗课程数年，并有《新诗讲稿》行世，其诗学修养自然非同一般。这恐怕也垫高了他诗歌的底座，留下的远远超出其启迪。

（作者：罗振亚，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