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40°是个浸透着诗意的所在。今天《北纬40°》竟成为了诗人东来诗集的名字，这种充满人文精神关怀和地理范畴双重意义的名字，突然就擦亮了时间的温度——精神明亮。

在虚拟的世界里与诗人东来相识，并欣喜地遇见了他的诗歌。我们的相交清淡如水，却也产生了别样的美好与感动。通过诗歌的镜子我逐渐看清了他站在诗意背后的脸，一张温和寡淡、挂满风霜的脸，一张彰显出个人“气质写作”与“盛唐气象”的脸，一张对世俗诗歌抵制，与缺失普世关怀精神对抗的脸，一张根本不适应全球化快餐写作的“诗歌”的脸……

对于尚在追求阅读品质的诗人来说，从庸俗的文本中进入，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出，被强制安排的阅读旅程，充满着迁就、喧嚣、划一、单调、苍白，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无奈。而我却在诗集《北纬40°》中寻找到了一种静享轻松，聆听自在的水流的阅读感受。这是作为一个诗人和编辑的期待，甚至是苛刻的奢侈，好在诗人东来满足了我的“一己私欲”。在诗集《北纬40°》中徜徉，放慢脚步，品味其个中风景，好像是我在与诗歌的“土著人”交谈，静静领略心灵与陌生世界的交流，寻找我们共同的精神坐标。

桑塔格曾发表过“不考虑读者，只考虑文学”的意见。在我看来东来的诗歌并不是无视群里的，自我中心的，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价值观照，呈现着与众不同的诗意气质。在东来对语言的使用中，包含着对我们自身语言经验的反思，以及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理解——我们如何去面对不同“世界”之间的交流可能。东来先生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关乎诗歌的想象力的突破口，把我们从日常经验的囚牢中解放了出来，使每一次当下都获得了重新被理解的可能。他的诗歌通过简单的语言组合却使所抒之情的精神性完好无损的呈现出来，他对东西方古典文化的整体性有着相对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而现代诗歌的思维意识和诗性元素又在他的作品中无法复制，这些融合与碰撞确保了诗歌文本从语言到经验的唯一性。同样，在东来的文本中，我所期望的沉静、温暖、古典、秀润的气韵，所期望的思辨、哲学志趣、美学宗旨的体认，在现阶段由于他对诗歌的深层次理解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呈现。

纵观东来先生之文本，大概可以用“便于接近，容易获得”来概括。他的文本总是保持几种特性：可接近性，可访问性，可抵达性，由一种诗性的通道，从人性向着神性，向着自己内心的信仰过渡，一种“可诣性”。读他的诗歌，让我们更接近对世界的认知，对宇宙苍生的洞察，以及通过语言的表象，我们对于世界的选择、切分、消解、重组、包装、计量……提供给我们一种超越肉体苏醒的方式，平添了许多梦想的质地。

我一直觉得好的批评和评论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第一，大胆的判断；第二，对判断本身的反思；第三，重要的批判即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不需自觉的内省。我想，只有进入诗人的作品并有令人信服的解读，才可以进入诗人内心对话，这是愉悦的双向的交流。在我看来，诗人东来的作品大致呈现下面几条特征。

首先，诗人东来的诗歌中不自觉的挥发出一种古典情结。从东方到西方，从语言到精神内核。诗人的本事要既善于察幽探微，捕捉、发现感性对象的“趣”、“味”、“妙”、“美”，又要善于表现这超越于感性现象自身的审美妙悟。东来的诗亦是如此。如《归乡的路》中“一尘不染的青衫，因月光盈袖”，“零落成泥”等句子，《白鹭，从滕王阁孤独地飞过》中“王勃死了几个轮回”，《思念，是一剂令人窒息的毒药》中“在安魂曲中慢慢风化，喃喃之中念着你远方的名字，如《我在天空上看你》中的”那是怎样一种灾难呀——庞贝城的末日，特洛伊的大火，可是因为海伦惊天的美丽”，以及《你是谁，在我面前匆匆地走过》、《你手中的玫瑰献给谁》等，其中这样的句子不胜枚举。对于东西方古典文学的活用和引经据典，一定得益于东来先生对于古典文化的浸淫和酷爱。“旧酒新瓶”现在似乎是一个时髦的词，但却没少人能写出一份情怀来。他的这些诗歌有着对自然山水的歌颂与赞美，有着对人文景观凭吊后的感伤与思索，有着穿越古今之心，借尸还魂的魄力。他的“古典”是现代中的“古典”，给我们的诗意更多的探索性。

孔子说，诗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社会，还可以让我们“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人东来将情感和人格转化到自然之中，写出的不仅是客观的美景，而且是丰富的心灵与自然的人性。　古人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极具哲理内涵。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就已经思考“道法自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自然”不仅指非人为的天然的宇宙万物及其运动过程，也指思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和事物的本质与本性。在东来的诗歌里，《我有花一朵，献给有生命的人》中是诗人对自性的顿悟，浸透着一种不彻底的禅意；《其实，我不能想你》，是诗人壮怀激烈的投射；《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是诗人与自然事物的默契；《把诗歌切成碎片，也许能滴出血来》、《灵魂与脸皮》、《诗人之死》中一句“我死后还有诗人吗？”是诗人清高人格的反衬；《灰色的沉，如才子怀抱将殁的美人》、《细雨古隆中》道出的是诗人无尽的寂寞与怅惘。

东来的诗中深涵中国古典诗的蕴藉，是一种淡淡的情思与哲理，其诗如茶，饱含闲适之意趣，深得古诗之精神。最近读诗人、翻译家远洋先生的译作《亚当的苹果树》，美国诗人哈斯的诗歌中贯穿着一种中国古诗的情结。回望现当代欧美诗坛，美国的庞德和雷克斯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大诗人帕斯，加拿大超现实主义诗人布洛克，美国诗人勃莱、赖特和斯奈德，挪威诗人豪格等，无一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中汲取可营养，提升了自我的写作能力，我想睿智的东来早已洞察在心。

其次，东来的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宗教意识、轮回精神，以及英雄主义情结。中国的道教、佛教、儒教，以及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在其诗中觉有体现和涉猎。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在宗教观念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所创作的哲理诗都毫无例外地在各自信仰的引导下，借助哲理性的言辞传达某种教义。诗人东来采取寓情于景、托物喻理的手法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这些诗句都是诗人在时代语境、特定环境下基于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人生的真实感悟和理性思考。在这里，诗歌暂时成了展现诗人心境的一种手段，或是一种途径。在这些诗歌里，我们似乎能更多的找到自己与诗人在思想观念深处的契合点。《风中的眼睛》中“一个隐者，生活没有感觉我的存在”，这似乎是道教的“无为而治”，用另一种方式介入并影响生活，也暗含着诗意的“在场”与精神的“磁性”；而《让光停留60秒》、《墙》、《火炬树》、《尘与土》、《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则彰显出西方宗教的救赎。“还是应该有所敬畏的，毕竟我只是神在大地的儿子，而世界也都是神的儿子。用宗教办的信用卡，不过想在人生方便时使用，当一切只在尘土飞扬时，神接纳我说：你去吧。尘归尘，土归土。”这些诗句都集中体现了诗人的宗教意识。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在各种神学经典的影响和启示下，东来以神性的眼光来看待个体生命在社会历史境域中遭遇到的痛苦与混乱，使之变成了信仰领域中的真理，从而超越了现代流俗诗歌的桎梏，超越了精神的“小我”、“旧我”，为个体的诗意生命拓展出了一片全新的生存空间。奥克塔维奥·帕斯在文章《另一种声音》中说：“在革命和宗教之间，诗歌是‘另一种声音’。它的声音是‘另一种’，因为这是激情和幻觉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声音，是没有日期古代的声音。

再次，东来的写作是有所承担的，是精神的“在场”，而非简单的抒情。他的诗浸染着自我的真情实感，忧患意识，悲剧哲学等，而非在契诃夫式的伪造的情绪中度过。他的诗歌深入生活的写作现场，从生活中来，到诗歌中去。他的诗深深的打上了他私有化的烙印，是个体独立意识的鲜明表达，秉承个人化的诗学理念，通过静默、内敛、沉潜、自由的“个人气质”的多向度诗写，从而形成诗人保持自己鲜明写作个性的“写作异类”。他的诗中强调个人性的现实关怀、生命体悟、历史承担及诗歌语言技巧、修辞、意象的打磨玩味，自觉地将个体的诗歌经验有机地嵌入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与嬗变之中，逐渐完成诗歌对现实的个人承担和历史承担。比如《天鹅之死》中“世界需要羽毛落水的声音”，《折戟沉沙》、《中国病人》、《白狼》、《牙病诊所》、《与羊对视》、《火炬树》、《什么味道，潘家园》、《圆明园，一个熟透了的季节》、《五味杂陈的鱼》等，集中折射出诗人与时代、世界的关系，即诗人的内心活动和精神，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抗争，对光明、善良本真的靠拢。

第四，东来的写作是对人性疼痛的抵达，对宇宙秘密的泄露。东来是一个内敛而谨慎的人，一个内心诗意蓬勃，却青春无限反复的诗人。他对生活倾注了无限的留恋与爱，在自然与世界的节点上保持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他的诗时而疾走，时而缓慢，时而沉默，时而尖锐，时而气急败坏，时而气定神闲。他的作品总是在火山爆发见细微，细眉细眼中见海啸。翻阅他的诗集，仿佛我在和自己讲故事，像是旧友新知谈天论地，点灯熬油的吹牛，甚至是开一场“革命会议”。他的诗是在逐渐商业化的喧嚣中开辟幽径，给文学和诗歌留住一点声音。

我想，当一个作家将个人的秘密伤口、精神疼痛作为写作的出发点时，不管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实他正深切的相信着人性。估计东来的写作信心正是来源于这种生活与信仰。巴门尼德说：“思想是多出一点的东西”，雅各布森说诗的精神性是具体行文中“变言语信息为艺术作品的特性”，这两句都可以在东来的诗人有所体现。像《灵魂不会衰老》、《直击螃蟹死亡之烹》、《呐喊紫色的诗行》、《一只蚊子死在惠特曼的（草叶集）下》、《重做母腹中游弋的胎儿》等，超越肉体的悬痛与孤陋。在他的诗术世界中漫游，体味他更多的是对语言的消化与对诗歌精神的融会，这让我产生一种身居异乡的陌生感、新鲜感、疏离感，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审美的精神领域。诗人东来的诗歌中到处充满着奇崛、丰盈，极具艺术张力的诗句，这里就不再累述了。

蒙田说：“我们必须保留一个一切属于自己、完全自由的后室……在这个退避的地方，我们应该与自己经常交谈，而且谨守秘密，不受任何相识、任何外界来往的干扰。”现在，诗人东来把这一切都留给了诗歌，在生活之外开辟了精神的后花园，并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透视深邃的历史、美学、哲学，以诗人的情怀关切世界的现实，以诗人的文笔构建悦读的文本，用哲学与思想的手术刀剖析“残缺的世界”，唤起读者对于诗歌的热忱。东来的诗中充满着天地间的阳刚之气，军人的干净利落，雷厉风行，军人的骨血与硬朗。而在《女儿的皮箱》、《为你写半首诗》中则凸显出诗人东来的柔情与细腻。他的诗歌不完全是纯粹的诗人的直觉，根植于庄子的瑰丽灿烂的想象的闪光，他的诗中还渊源于斯宾诺莎的完密和谐的系统，他诗中的宇宙意识并不完全充满喜悦，信心与乐观的亚波罗式的宁静，还有怨懑、惆怅的忧患意识，无奈的悲观主义哲学，以及摩西怒而摔杖的内心击打。《北纬40°》是诗人东来的又一次诗歌艺术的小结，我愿意把这种转变看成是他的精神突围和诗歌裂变，他的诗人拥有洞察浮沉的深层玄机，一定能从人性的“铁屋”中旖旎而来。

最后，东来的诗歌写作也恰好契合了我本人的几条诗学宗旨，这也算是我们在诗歌精神上的共振。第一，我的真实，会为我自己证明。无需争论和雄辩，文本就在那，当你从金色的海滩上捧起这本诗集，请你翻阅，这称得上可怕的、冒险的写作；第二，不跟随，表自己的白。以一种声音中辨析“另一个我”，让个人写作成为对平庸日常生活的改造和替换；第三，让诗歌记录并保存正在消失的东西。比如历史、哲学、人性、自然的消失。在诗歌中找到自己的肉身，找到灵魂的本真和自明；第四，诗人不能给自己命名；第五，诗人要靠文本说话。诗歌是灵魂的革命，是绝对的信仰，是精神的无上探险，是我们肉体的狂欢，最终也将是我们真正的生活。一切的不辨真伪，不明就里的说辞都是“纸老虎”，文本才是我们最后的名片和身份证，这将成为我们衡量诗人的一生的绝对尺度。

沃什在《诗的见证》中说，见证是一种诗歌的目睹，这意味着诗歌在本源上是对现实的隐微之物的深切洞察，用儒家诗学的表述即“诗可以观”。 再一次感谢诗人东来，让我们有了这样相聚的理由和一起探讨的机会，让诗歌的荣光在此刻彰显和呈现。我们也算是诗集《北纬40°》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它也许会成为我们破译这个诗歌时代的心灵密码。诗歌创作与阅读都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每一次的起落，每一次的坎坷，都需要我们体味、感悟、磨练、蜕变。在不断的修行中我们会学会爱，学会生活，学会接受宇宙与自然，世界的本源。

                                              2014.9.5於长春

   董喜阳，1986年生于吉林九台。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吉林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从事酒店管理、媒体、期刊编辑工作多年，兼事美术评论和策展工作。诗歌、随笔、评论散见于《作家》《大家》《延河》《芒种》《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方文学》《中国诗歌》《星星》《诗歌月刊》《散文诗》《中西诗歌》《读诗》《常青藤诗刊》（美国）《北美枫》（加拿大）《澳洲彩虹鹦》（澳大利亚）《人物》等刊物。入选多个诗歌选本、年选。获过诗歌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韩文、日文等。居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