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戏剧的写作需要思考世事人情的云遮雾罩，这混乱本身就是文学的绝佳题材。但诗歌可以完全凭着纯粹的感知、眼见的现象，动用直觉和天才直接揭开世界的奥秘。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还有哪个星座，能比双子座更能说，更有语言的活力和编织语言的热情呢？当你苦吟到呕心沥血郊寒岛瘦的地步还凑不出一副对子的时候，人家早已一言均赋四韵俱成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我们说过，双子座和射手座都是以出诗人而闻名的。射手座诗人更多地依赖跳大神式的天启，结个手印跺跺脚祈祷缪斯的加持，双子完全是自出机杼，收集世界的经验让生命的奇迹直接通过他们的心智运作，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射手写诗沐浴斋戒精诚单一，双子写诗倚马可待千变万化。既然射手座请了外援胜之不武，那么诗人王国自然非双子座莫属。

但丁、普希金、惠特曼、托马斯·哈代、叶芝、佩索阿、洛尔迦……还有哪个星座凑得出如此豪华的明星阵容？他们都是一脉诗歌传统的开创人、集大成者、臻于完美的语言艺术家。天秤的小说才华，双子的诗歌技艺，都是天纵之将圣。文学的世界果然不是“民主”的共和国，近水楼台先得月，否则天上的缪斯为什么如此偏心风象星座的文学家呢？

但丁（1265年6月5日）

《神曲》

这是一位让所有后来者敬畏和仰慕的诗人。作为西方文学的两位中心人物，但丁和莎士比亚究竟谁排第一，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茶余闲话。但我们会发现，常常有小说家或剧作家——如老托尔斯泰，如萧伯纳——向“粗鄙”的莎翁吐口水，却很少有诗人敢拿但丁说不是。且不说体大思精的地狱、炼狱、天堂三维结构，光是一万四千多行的三韵体诗艺，就能断了所有诗人在史诗上超越他的念头。在艺术的天才这一点上，从来就没有进化论的立足之地。我想，能在艺术技巧和象征性上和诗人但丁媲美的作家，只有曹雪芹（据说也似乎是双子座）。但丁排列的是人在上帝之下永恒的位置和救赎灵魂之路，曹雪芹思考的是人在皇帝之下必然的命运和悬崖撒手之道。第一可惜的是，《红楼梦》留给我们的是残稿，但丁因此再无敌手；第二可惜的是，《神曲》的最佳汉译者吴兴华未能译成，我们永远失去了在译本中最大可能领略但丁风采的机会。

普希金（1799年6月6日）

《欧根·奥涅金》

都说普希金的作品对俄语的贡献，不亚于但丁之于意大利语，歌德之于德语。虽然当年普希金宛若拜伦的“小弟”，但如今拜伦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亮度渐渐黯淡了下去，普希金却历久弥新，愈发显出俄语世界第一人的光彩来。这恐怕跟双子座的诗人刻意打磨诗艺有关。许多诗人，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好比斯蒂文斯笔下的阿拉伯月亮，“把他的星星遍撒于地”，似乎这些人才情无比充沛，于字斟句酌不必太过计较。然而才情只能眩惑一时，百年之后，还是得靠作品留不留得住读者来说话。《欧根·奥涅金》的译者查良铮就曾说过：“凡是读过《欧根·奥涅金》的人，就像孩子尝过味道极浓的蜜糖一样，有谁不想再读两遍三遍呢？”

惠特曼（1819年5月31日）

《草叶集》

尽管我们有极好的《草叶集》译本，但惠特曼的成就仍然被我们低估了。在许多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惠特曼仿佛成了一个“美国郭沫若”，一会儿自夸自恋（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一会儿向领导致敬（哦，船长，我的船长！）。带着这样的误读进入文本，其诗句背后蕴涵的思想和力量，照例被忽略了。惠特曼是一位“巧妙而细微”的诗人，面对我们的粗糙误解，他“斜歪着头看，好奇地想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在游戏中又在游戏外，对着它观望和讶异”。诗人的成就自有其大小高低不同，但双子座的诗人值得读者再花点心思深读，一个“精分”啊，怎么可能是你以为的样子？如果浮光掠影地打量字面的色彩，那我们只能在他们诗歌王国的边境线外徘徊，连门都找不着。

托马斯·哈代（1840年6月2日）

《统治者》

哈代在小说领域的成就，不用我来恭维，《苔丝》《裘德》，其文缓，其旨远，真真正正大手笔。因为这两部小说发表后被宵小激烈抨击，哈代遂发誓再不写小说，此后全力写诗。他的诗歌如其诗意浓郁的小说一样，才华、头脑、心肠都好，对世事人情的洞明深邃，诗艺技巧复归于朴的自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正因如此，哈代的诗歌经过翻译而损失的东西，恐怕相对较少一些。《统治者》是哈代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史诗。在二十世纪花费如此心力写一部长篇史诗，真可谓费力不讨好，这部史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已有汉译本，至今未见重版，其不被读者待见可见一斑。这正应了哈代的名言：“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相互应答。”

托马斯·曼（1875年6月6日）

《魔山》

托马斯·曼是以小说——而非诗歌——名闻于世的，如脍炙人口的《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以及向歌德致敬（较劲）的《绿蒂在魏玛》和《浮士德博士》。尤其是《魔山》，堪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鼎足而三。哈罗德·布鲁姆说过，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的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在文学批评集《史诗》中，仍把《魔山》纳入了“散文史诗”的范畴。何况十四岁时托马斯·曼自我认定的身份就是“抒情戏剧诗人”。作为一名德国人，曼的史诗干净得如同德国交响乐。他之于德国文学的位置，与哈代之于英国文学的位置颇为相近——古典与现代的临界点。他们都有着从容不迫的优雅风度，行文稳稳当当得近乎啰嗦，但并非拼凑累赘，而是考验读者面对高等艺术的耐心。

叶芝（1865年6月13日）

《叶芝诗选》

叶芝是个神神叨叨的“神秘主义”诗人，其神神叨叨的程度远远超过在这里谈论星座文学家的我们。我们不过是借助星座这一工具来梳理模糊的内心认识，从而“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叶芝是恐怕真的相信自己天赋异禀，骨骼清奇，不惜煞有介事地在诗歌中论证诸如“鬼魂存在的真实性”这类命题。其实不过是他多次求爱失败而变得疯疯癫癫从而仇恨人类的恶作剧。叶芝的大名被许多读者知道，恐怕仅仅因为一首情诗界的“洗稿”神作《当你老了》（可参《致埃莱娜十四行诗——当你到了老年》）。作者相当于花了两元钱中了头奖的彩票。不信你问问身边的那些文艺青年们，还能记得叶芝的第二首诗否？

佩索阿（1888年6月13日）

《阿尔伯特·卡埃罗》

这位与叶芝同生日的诗人，有着更为善意的恶作剧和更为自觉的才华。他创造了七十二个“异名”作者，为他们提供了生平和相貌特征，仿佛他们独立地存在着，甚至互相交游唱和。把文学生涯玩成了多人角色扮演游戏，佩索阿的心智简直是上帝的级别。所以佩索阿给我们的感觉，一会儿是尼采，一会儿又仿佛卡夫卡，一会儿又像惠特曼，简直你觉得他是谁都行，因为他像孙悟空一样谁都能扮演，谁都能创造，互不串戏，真真如诗中所言——“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洛尔迦（1898年6月5日）

《小小的死亡之歌》

戴望舒在他的《诗论零札》中曾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但他喜爱并翻译过的诗人洛尔迦，又似乎以铁的事实反驳着他关于诗歌的意见。洛尔迦所写的这些谣曲、深歌是怎样在西班牙为人们所传唱啊：“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迦的作品。”洛尔迦的诗歌富于音乐性，大多数谣曲用韵，可念可诵，这是译文无法移植的美，你可以想象李义山、李后主的诗词翻译成英文会成个什么样子。

布罗茨基（1940年5月24日）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中文读者更多地认识到了布罗茨基散文方面的才华，例如《小于一》《悲伤与理智》。大多是诗歌评论，但与学者和专业批评家绵密的论理性的文字不同，诗人的评论是神启式的，许多见地发人所未发，喻人所未喻，关键是他的思维过程并未像木心一样藏着谜底，而是铺展开来，这可能就是生命直面苦难而积聚的沛然之气，他曾做过锅炉工、太平间运尸工，也曾随一支地质勘察队出没于荒滩沙漠，被判刑，被流放，他的阅读是文明世界的，但生命的野性宛在。而木心则因自制自葆、瞻前顾后，只露鳞爪。布罗茨基写了二百多行的《挽约翰·邓恩》，木心恐怕一念及此已累得茫无头绪。

鲍勃·迪伦（1941年5月24日）

《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2016年美国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广泛争议。不过，在瑞典文学院看来，一位歌手或作曲家成为诺奖得主并不应该成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事件，他们举出了古代行吟诗人的例子，并将他提升到布莱克、兰波、惠特曼、莎士比亚的高度。虽然我喜爱鲍勃·迪伦的音乐，但他是否已经取得与惠特曼或莎士比亚相当的文学成就，就不好说了，也许粉丝的绝对人口数量是能够相当的吧。不管怎么说，既然吉普赛的谣曲和深歌都能算作诗，凭什么美国民谣就不行？在双子座的诗人王国中，鲍勃绝对有叨陪末座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