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九叶诗人郑敏曾评价说：“新诗既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您认为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或者说新诗应该如何建构自己的诗学传统？

吴思敬：新诗从诞生到今天已达百年，如果以诗人的创作年龄划代，十到二十年为一代的话，至今至少也有六七代了。百年的历史，六七代的诗人，他们的诗学思想与创作成果一代代地沉积下来，不断地汇聚，不断地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怎么能说新诗至今还未形成自身的传统呢？

从精神层面上说，新诗诞生伊始，就充满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新精神。新诗的诞生，是以“诗体大解放”为突破口的。五四时期燃起的呼唤精神自由的薪火，经过一代代诗人传下去，尽管后来受到战争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一度黯淡，到了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又重新熊熊燃烧起来。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贯穿了我们的新诗发展史。而新诗在艺术上的多样化与不定型，其实也正是这种精神自由传统的派生结果。

从艺术层面上说，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根本上讲体现出一种现代性质，包括对诗歌的审美本质的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以及作为内容实现方式的一系列的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等。新诗无传统论者，并未涉及新诗的精神传统，他们的立论主要是认为新诗在艺术上还没有形成自身的传统，其主要依据是新诗没有形成与古典诗歌相类似的定型的形式规范和审美规范。不过，在我看来，“不定型”恰恰是新诗自身的传统。新诗取代旧诗，并非仅仅是一种新诗型取代了旧诗型，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自由的精神追求。新诗人也不是不要形式，只是不要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他们是要根据自己所表达的需要，为每一首诗创造一种最适宜的新的形式。

张　健：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语言、创作经验以及美学传统，这种与传统的割裂，后来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吴思敬：在我看来，新诗的出现，决不仅仅是形式的革新，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文言统治文坛几千年的背景下，新诗人主张废除旧的格律、已死的典故，用白话写诗，这不单是个媒介的选择问题，从更深层次说，体现了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因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胡适语）在新诗的倡导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人的解放的呼唤。正由于“诗体大解放”的主张与五四时代人的解放的要求相合拍，才会迅速引起新诗人的共鸣，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诗运动，这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有深远意义的。

张　健：现在一些诗人提出要复兴中国古诗的传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新诗如果向旧体诗学习，主要是汲取哪方面的资源？

吴思敬：中国古代诗歌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这既是新诗写作者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又构成创新与突破的沉重压力。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们首先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经巩固，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中国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衔接了。卞之琳说：“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卞之琳的意见，就当下而言，尤有现实意义。在百年新诗发展历程中，早先引进西方的诗歌与理论较多，现在是该扎扎实实地继承并发扬古代诗学传统的时候了。

新诗学习古代诗歌，从精神层面上说，要继承古代诗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哀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思想，以仁学为中心的人格观念，以“尽性”为核心的人生理想，以及旷达、进取的人生态度等。从艺术层面上说，不是回过头来去写格律体的旧诗，而是着重领会古代诗人所创造的意象、意境、神韵、禅悟、体物、赋形等诗学范畴，品尝雄浑、冲淡、纤秾、高古、典雅、绮丽等风格特征，把握言意、形神、虚实、藏露等辩证关系，以及起兴、比拟、反讽、象征、隐喻等各种表现手段，从而建构起融汇古今、贯通中外，充满时代感与现代气息的诗学大厦。

张　健：新诗在发展中，对格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人主张“带着镣铐的跳舞”，有人主张彻底打破旧体诗的格律。现在也有人说：“新诗之未能成熟，就是吃了打破一切诗的格律的亏。”您怎么看待格律之于新诗的作用？

吴思敬：新诗的主体是自由诗。对于新诗来说，是写成四行还是八行，是押韵还是不押韵，诗行是整齐还是参差，都不必遵循既有的规则，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如何自由地抒发他们的诗情。从新诗出现伊始，就有许多人呼唤新诗太自由了，太无规矩了，希望为新诗设计种种的新规矩、新格律。许多诗人对此做了热情的探索，闻一多的“豆腐干诗”、林庚的“九言诗”、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臧克家的“新格律诗”等。但毫无例外，这些形形色色的设计在实践中全碰了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正好印证了新诗存在一种不定型的传统。

自由诗的自由，体现了开放，体现了包容，体现了对创新精神的永恒的鼓励。格律诗越是到成熟阶段，越是有一种封闭性、排他性，对原有格律略有突破便被说成是“病”。自由诗则不同，它冲破了格律诗的封闭与保守，呼唤的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出于表达内容的需要，自由诗可以任意地把格律诗中的具体手法吸收进来，为我所用。比如，格律诗有韵，自由诗也可以有韵（当然也可以无韵）。格律诗讲对偶，北岛《回答》中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舒婷《致大海》中的“从海岸到巉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全是很整齐的对偶。自由诗也并不排斥五七言，穆旦的《五月》，一段七言民歌体，一段自由诗交错展开，突出了节与节之间的对立，构成强烈的反差，造成了情绪不断切换的艺术效果。

有人说，自由诗没有固定的格律，就是不讲形式，这是最大的误解。自由诗绝不是不讲形式，只是它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如果说格律诗是把不同的内容纳入相同的格律中去，穿的是统一规范的制式服装，那末自由诗则是为每首诗的内容设计一套最合适的形式，穿的是个性化服装。实际上，自由诗的形式是一种高难度的、更富于独创性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格律诗来它对形式的要求没有降低，而是更高了。

张　健：新诗的主要学习资源是西方诗学，那么西方诗学带给新诗哪些方面的影响？其中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各是什么？

吴思敬：打开国门，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诗学革命之火，是早期新诗人的共同取向。郭沫若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郭沫若：《一个宣言》）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并激动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诗歌中所体现的人的解放的思想，以及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呼唤，起到了一种酵母和催化的作用，给中国诗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促使本民族诗学文化在内容、格局与形式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

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在艺术上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分行。我国古代诗歌的体例通常是一题之下，诗句连排下来，可点断而不分行。以分行的形式写新诗，系新诗人从西方诗歌学来的。到现在，分行已成了散文诗以外的各体新诗的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一首诗可以不押韵，可以不讲平仄，可以没有按固定顿数组合的规则音节，但却不能不分行。

二是自由诗体。接触了西方的自由诗，中国诗人才知道，诗还可以这样写。新诗的诞生是与人的解放的呼唤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诗最能体现人渴望自由、渴望解放的本性。自由诗以其内蕴的本原生命意义，确立了开放性的审美特征。到现在，自由诗在新诗创作中已居于主体位置。

三是意象派、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诗学流派的引进，以及隐喻、象征、反讽、悖论、拼接等现代手法的输入，使中国新诗人眼界更为开阔，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也更为繁多，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与现代人的群体意识与个人心态。

不过，在引进西方诗歌的过程中，有些中国诗人不加分辨，全盘照收，生吞活剥，生硬摹仿，出现了一些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伪劣之作，而诗歌翻译中一些拙劣的译文，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倾向。

张　健：虽然已走过一百年，但是关于新诗的争论一直不绝入耳，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确立。在您看来，是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还是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显著的问题？

吴思敬：我一直认为所谓“新诗合法性”问题是个伪命题。要说“合法性”，就要先问，是合谁的法？是谁制订的法？新诗从诞生以来，有那么多人在写，有那么多人在读，有那么多人在研究，出了那么多诗集，开了那么多的研讨会，新诗进入了文学史，进入了大百科全书，还在讨论新诗的存在是否“合法”，这不是很荒谬吗？实际上认为新诗缺乏“合法性”，不过是一些人继续拿着旧诗的老黄历来看新诗，拿旧诗的格律衡量新诗，总也不顺眼，总觉不对榫的缘故。当然，新诗自身也确实存在问题，但问题是问题，不能用缺少“合法性”一句话就把新诗否定了。

张　健：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大概在2006年写道：“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如果钱先生所言不虚，新诗写到让专业的文学教授读不懂，反映了什么问题？

吴思敬：关于“懂与不懂”的问题，一直是与对新诗评价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这里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新诗都是读不懂的，不要说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新诗前辈的作品大多能看懂，就是新时期以来的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等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当下刊物上、网络上大量的口语诗，有什么看不懂的？说当代诗歌看不懂，不过是不想看，不愿看的藉口罢了。

另一方面，当代新诗中也确实有一部分作品让人看不太懂，或者完全看不懂。不过，“懂与不懂”不是衡量一首诗好坏的标准。一读就懂的不一定是好诗；读不懂的不一定是坏诗。李商隐的《无题》，艾略特的《荒原》，不是谁都能读懂，能说是坏诗吗？实际上，谈懂与不懂，既关乎作者，又关乎读者。从作者来说，诗人对未知世界的超前叩问，在艺术探索上的不断求新，都可能给普通读者带来理解的难度，这也正是一些诗人标榜自己的诗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原因；至于另有一些作者为文其浅陋，故意把诗写得神头鬼面，让人不知所云，还要自命为“先锋”，那就违背了作为一个诗人的基本道德，对这类所谓的“诗”，根本不必理它，视如敝屣，弃之可也。从读者来说，读诗，特别是现代诗，要有相应的审美经验，要有与作品相适应的审美心理结构，否则，就如马克思所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

张　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怎么处理与语言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百年新诗对汉语的发展有什么贡献？

吴思敬：海德格尔说过：“诗人是神圣的命名者。”诗人不仅记录生命，而且为世界命名。语言就起源于对世界的命名，这种对世界的原初命名本身就是美妙的，充满诗意的。诗歌的现代性相当突出地表现在诗的语言方面。诗歌形态的变革，往往反映在诗歌语言的变化之中。诗歌现代化首先便是诗歌语言的现代化。而五四时代的新诗革命，就正是以用白话写诗为突破口的。随着社会的推进，为适应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现代人思想的深刻、情绪的复杂和心灵世界的微妙，诗歌的语言系统还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并成为衡量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　健：现在有人认为新诗越来越边缘化了，也有人说诗歌在逐渐回暖，甚至到了“盛唐”的高度，对这种两极分化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吴思敬：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与大众文化洪流铺天盖地而来，诗歌受到的冲击是最为猛烈的。有些诗人一时之间乱了方寸，或下海，或改行，或以自己的写作迎合市场。但走向市场的诗歌鲜有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反思，诗人们终于明白了，诗歌不是属于市场的，诗人要想屹立在时间之流中，不能靠市场、靠媚俗。在一个物化的社会中，诗人的价值就在于坚守，坚守自己的信念，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纯文学的底线。进入新世纪，正当不少人认为诗坛“萧条冷落”，诗人已经“边缘化”，甚或发出“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谴责的时候，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却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这轮诗歌热不同于1958年民歌运动所发的政治高烧，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拨乱反正形势下的诗歌复兴，也不同于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人”激情燃烧的实验。这轮诗歌热既不是由某种政治势力发起，也不是由青春期躁动所催动，而是在世纪初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老百姓普遍解决温饱之后，在社会极需确立一种精神价值，人们又有着一种心理需要的情况下自然出现的。这轮诗歌热没有人振臂一呼特别发动，也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行为，只是在辽阔的大地上、在诗歌的作者与读者中潜滋暗长，因此它的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强。

张　健：关于新诗，有一个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歧，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分歧会给新诗带来什么影响？

吴思敬：“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先锋诗坛内部形成的两个派别。1999年4月由北京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北京文学》杂志社、《诗探索》编辑部在北京平谷盘峰宾馆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后被简称为“盘峰诗会”）。两派诗人与评论家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锋与对话，其情绪之激烈，辞锋之尖刻，为诗坛罕见。这场论争与朦胧诗以来的诗歌论争有所不同。朦胧诗以来的诗歌论争，基本上是以先锋诗歌阵营为一方，以恪守传统诗学观念的诗人和诗论家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带有很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盘峰诗会的论争则是先锋诗歌阵营内部的论争。

“知识分子写作”，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命名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而从它所涉及的内涵着眼，那么它是一种强调提升精神世界、强调超越的写作。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精神需要一个寄托，这寄托的地方便是他精神所归宿的地方。假使没有寄托，那么心灵便会限入困顿与茫然之中。正是这种提升精神世界的渴求，构成了此种写作的心理基础。

“民间写作”，强调的是写作的平民立场，热衷于日常经验的描述，从“形而下”的凡俗生活表象中，开掘隐蔽的诗意。在这些诗人看来，诗歌也不一定都蒙上神性的光环，诗人不必避讳琐屑的日常事物，只要抓住身边的事物，把它们记录下来，就有可能直逼隐匿的诗性。从文本角度说，民间写作更多体现为口语写作。

就命名而言，“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绝没有互相排斥的理由。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特点和非体制性，使之先天地具有民间性，知识分子与民间怎能成为对立的两极呢？再说民间写作的骨干成员，又哪个不具有知识分子身份？

就具体诗学主张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强调高度，追求超越现实与自我，表现对世界终极价值的寻求，不能因为它不易为一般读者接受就否定其存在的价值。“民间写作”强调活力，强调日常经验的复现和对存在状态的关注，也不能因其夹杂若干草莽与粗鄙成分就视为敝屣。

盘峰诗会争论的话题，有些实际是伪命题，双方的艺术观的分歧被人为地夸大了，比如“知识分子写作”是否就是以翻译的西方诗歌为写作资源？写日常生活经验是否就是“民间写作”的专利？恐怕都不能做简单化的结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尽管有诗学观念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非誓不两立，而是有着很大的互补性。盘峰诗会的争论尽管有些情绪化的成份，但毕竟是先锋诗坛内部的一次坦诚的对话。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诗的领域从来就不应是整齐划一的，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正常的。诗人应该敢爱、敢恨、敢骂、敢哭、敢争论、敢发火。可悲的倒是扔进一块石头也溅不出半点涟漪的一潭死水。

张　健：现在有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新诗的关注，好像更多是集中在某些具有刺激性的“新闻事件”。诗人的“走红”也往往不在诗歌之中，而是在诗歌之外。您能否评论一下这种文化现象？

吴思敬：这是商业社会中媒体炒作的结果，与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人是无关的。

张　健：网络诗歌与草根诗歌的崛起，对新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思敬：底层写作渐成声势，草根诗人不断涌现，始自90年代，到新世纪则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了。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如白连春、谢湘南、郑小琼、郭金牛、曹利华……他们带着挥洒在乡间的汗水，带着流淌在工地和流水线上的血痕，带着野性的发自生命本真的呼唤，借助互联网信息传达的快捷与高效，登上了诗坛，从而构成了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我认为，草根诗人的大量涌现，不只要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思考，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整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隐藏在深处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示出来。“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劳动者共同富裕，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三农问题”等，导致越级上访、暴力维权等群体现象层出不穷。如今，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要社会重视自己的存在、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草根诗人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草根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着伟大的诗。

就草根诗人自身而言，诗歌是他们获取精神自由的一种寄托，是实现灵魂自我拯救的一种手段。对他们来说，苦难的现实生活是一个世界，但诗歌给了他们放飞理想的另一个世界。正是通过诗歌，他们找到了自我，提升了自我，也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理由与勇气。

草根诗人之所以在新世纪不断涌现，也得力于互联网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平台。在网络上，在自媒体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的发布表现自己的个性。网络造成了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与普泛化，特别是为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诗人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大舞台。按照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对于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和消解，使诗歌进一步走上平民化的道路。

最后，我要说的是，底层不是标签，草根诗人也不是什么桂冠。底层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写出的首先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苦难的遭际、悲伤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把底层的生命体验，在心中潜沉、发酵，并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去升华，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真与善、美与爱的高度谐调与统一，这才是值得草根诗人毕生去追求的。

张　健：什么样的新诗堪称一首好诗？判断一首新诗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新诗产生了哪些堪称经典的作品？

吴思敬：关于新诗标准讨论过多次，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为大家公认的评价标准。这与对“诗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自从诗歌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解释就没有统一过。别林斯基曾说过，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诗歌，可是，只要两个人碰到一起，互相解释他们每一个人对“诗歌”这个字眼的理解，那时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一个人把水叫做诗歌，另外一个人却把火叫做诗歌。如果让所有这些所谓诗歌爱好者都来谈一谈他们喜爱的对象，那将是一种什么光景呢？那真是一幅真正的巴比伦语言混乱的图画！尝试给诗下定义的人很多，但是为所有诗人所公认的诗的定义还没有出现。黑格尔说：“凡是写过论诗著作的人几乎全都避免替诗下定义。”（《美学》第三卷下册）鉴于这种情况，谈什么是好诗的标准，只能是个人的意见，不必追求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在我看来，一首好诗，一要做到真。这是诗歌最起码的品格，诗人要真诚，诗是掏自心窝的真话，而决不能与谎言并存。如拜伦所言：“假如诗的本质是谎言，那么将它扔了吧，或者像柏拉图想做的那样：将它逐出理想国。”（《给约翰·墨里的公开信》）。二要做到善。《乐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致乐以治心。”郭沫若提出：“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便是在感情的美化。”（《论诗三札》）好诗应当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灵魂，恢复人的尊严。三要做到美，能给读者以美感享受。诗，作为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必须是美的，要依照美的规律而造型。前边提到的真与善，也必须通过美的形态显示出来。只有为美渗透了的真与善的结晶，才称得上是诗。衡量诗歌的美不应有绝对的僵死不变的标准。诗歌创作是人的复杂的心灵活动，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诗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艺术素养、个性特征的不同，对美的感受也会有差异。真善美相统一的诗歌评价标准，虽然古老，但至今仍放射着熠熠夺目的光辉，相对而言，也许会得到较多的诗人与读者的认同吧。

张　健：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在这一百年里，有哪些诗人、作品、诗论，您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吴思敬：百年来，新诗的开创者及其后继者们在新旧文化的剧烈冲撞中，艰难跋涉，除旧布新，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辉煌的路。百年新诗最大的成就，就是把诗歌从旧体诗的格局中解放出来，以自由的胸怀，以开放的眼光，融合中西，打通古今，为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注入了新鲜的血脉，让诗歌应和着时代进步的鼓点，发出现代人的心灵和鸣。

百年来涌现的杰出的新诗人、优秀的新诗作品与诗论作品，即使列举若干，也是挂一漏万，就不列了吧。

张　健：请问在您心中，百年中国新诗，您最欣赏的是哪几位诗人？说三位即可，并简要说明原因，可否？

吴思敬：我所欣赏的现当代诗人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如果只举三位，那么从精神上、人格上我最敬佩的诗人是艾青、牛汉、北岛。

艾青的诗充满自由的精神，洋溢着对土地的热爱，对光明的向往。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他没有失去对光明的信念，而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礼赞光明，礼赞太阳，礼赞吹号者，礼赞普通民众，表达了对自由、对民主的热切呼唤。在蒙受屈辱与苦难的日子里，他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而是坚信“即使是磷火，还是在燃烧”。在新时期到来之际，他又焕发了诗的青春，以诗人的良知，把亲身经历的国家不幸和人民苦难，以及自己的反思，凝结为诗的意象，告诉读者，告诉人民。

牛汉是中国诗歌的良心。诗人的一生是与苦难相伴的一生。苦难摧残了他的身体，却没能瓦解他的斗志，扭曲他的灵魂。这是因为在苦难的日子里，有诗相伴。牛汉作为诗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一般人只是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而牛汉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的同时，却能把苦难升华为诗的美。牛汉受难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最屈辱、处境最卑微的时代。在一个舆论一律、缺乏思想自由、消解个人意志的时代，能够坚持自己高洁的人生理想，葆有一种刚正不阿的品格，历尽磨难，“虽九死其犹未悔”，那该是多么的难得！

北岛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有独立审美品格的诗人。北岛的冷峻来自他的个性，同时也来自他成长中遇到的那个非正常的时代。北岛直面现实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觉醒者的先驱意识，他诗中凝结的一代人的痛苦经历与思考，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同时北岛作为新时期现代主义诗风的开启者，对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　健：一直以来人们对诗歌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诗歌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有的重视诗歌与内在情感的联接，在您看来，诗歌的作用是什么？诗人与时代应保持怎样一种关系？

吴思敬：在我看来，诗是不能直接变革世界的，但是它却能对参与变革世界的人造成影响。它使人们在凝神观照审美客体的同时，也把探测的光柱投向自己的灵魂深处而扪心自问：我的良知在哪里？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何？从而激发自己摆脱动物本能和种种异化状态，充分释放自己的潜能，在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伟业中实现自我，做一个大写的人。

张　健：您觉得新诗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您对新诗的寄望是什么？

吴思敬：未来的新诗在继续保持对外国诗歌发展的关注，坚持“拿来主义”的同时，更要侧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及古代诗学传统的对接与继承。未来的新诗来自于传统的母体又不同于传统，受外来诗学文化的触发又并非外来文化的翻版；它植根于过去的回忆，更立足于现代的追求；作为一种全新的创造，体现了文化建设主体对传统诗学文化和外来诗学文化的双重超越。

当然，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诗歌相比，百年新诗成就还不够辉煌，影响还不够深远，内涵还有待于丰富。如今，又一个百年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新诗还在行进中。如何在融会贯通前代诗学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自己的艰苦卓绝的探寻与创作实绩汇入新诗自身的传统中，丰富它，发扬它，光大它，这是今天和未来诗人们的光荣使命。

（原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吴思敬（1942—）：男，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张健（1982—）：男，北京人，《人民日报》文艺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