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流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

致敬词

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

雷平阳《送流水》

僻处云南的雷平阳，数十年来以“将现实变为‘诗歌中的现实’”为己任，一意孤行，潜心在场，近取于物。虽往往被简单地打上地域性写作的标签，但现代性的观照和意识使他实际上超越了地域性，赋予他的“纸上荒野”以更高迈的价值。

雷平阳被誉为这个时代最擅长写作笔记和寓言的诗人，固执地与语言、生存和时代相爱相杀，记录下面对形形色色事件时内心的悸动，曾得出“艺术性即为永恒的新闻性”的惊人之论。然而这一切，到了《送流水》却有了变化，紧张、痛感和高密度的意象让位于“随意”，雷平阳的表述转型为一种强烈的“还原诗、离开诗、这就是诗”的愿望，从沉重走向开阔，从复杂进入简洁。

一声“流水遮住我的姓名，任诗章自行漂流”，代表了新的开始，也是诗人为自己设立的又一道诗意的难关。

年度诗歌得主 雷平阳 许钦松（左）为雷平阳颁发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摄

壹 我投身进了那一场文学浪潮，迄今没有上岸

羊城晚报：很想听您讲讲自己走上诗歌之路的故事。在那样贫瘠的土壤上生长的童年，是如何与诗歌、与文学建立了长久的关系？

雷平阳：任何阴冷、灰暗的生活中，照例会有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光亮和温暖，而阴冷的灰暗的童年时光也未必只有一座通往更阴冷更灰暗的独木桥。我现在忆及自己的童年，尽管会引出太多的饥饿、寒冷和无助，但我回想最多的还是河流、田野和星光，以及与我命运相同的人们身上所发生的美妙故事，和他们乐天安命的生活态度。

某些时候，我也会沉浸在那鬼神和众多死亡事件组合而成的幻象之中，在喜悦的婚礼和哭泣的葬礼之间的那一条小路上徘徊。可以肯定的是，我之后的文学创作活动并非全盘起源于童年和少年生活，它更应该归功于1980年代蔓延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文学浪潮。

1983年我从昭通县一中考入昭通师专中文科（现昭通学院人文学院），迎面碰上的就是野草文学社（云南高校成立最早的学生文学社团）张贴在学校橱窗里的征稿启事。我尝试性地写了一首关于母亲的现代诗，投稿后得了二等奖。从此，我投身进了那一场文学浪潮，迄今没有上岸。

羊城晚报：对岭南地方，对广州这片水土，您有什么经历或感受吗？

雷平阳：每一次想起广东，为之心热的当然是那儿住着我众多的朋友。可以说，广东是我的朋友最多的一个省份，他们对我的包容、提携和友善，一直是我重要的精神财富。当然，我每每会忆及从广州坐大巴去珠海的经历，黄昏、湿地、江湖，没有边际的植物，越过它们而前往大海，陆地的尽头，我感觉自己走在了一条通向世界之外的路上。另外，我还喜欢那我听不懂的方言、捏得出水的空气、海风吹拂的宵夜排档和湿漉漉的创新意识；喜欢那儿一切以大海为背景的物质或精神景象。

羊城晚报：《羊城晚报》曾经催生了对您那首著名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的论争，自此您进入了更公共的视野当中。从那时到现在，您对这首诗的认知有什么变化吗？您和大众媒体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雷平阳：那一场论争的确让我见识了《羊城晚报》的威力与气度。用那么多版面去问读者，《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它是诗吗？是与不是，对这首诗和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由此引出的诗学之争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客观存在的丰饶的诗意”遭到“类型化”的质疑；“零度写作”对应的则是“资料平移”……严格说来，那场十多年前的争论，至今尚未彻底平息，仍有人不时又把这首诗歌找出来，用不乏暴力倾向的语言消遣一下，把否定此诗的言辞视为圭臬，同时又排斥肯定此诗的言辞。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它说明十多年时间过去，人们之于现代汉语诗歌的认识，仍然处在“论争状态”，很多写作者还是没能进入“创作状态”，对汉语诗歌理应出现的常识性的探求，尚存异议和排斥。

之前也有人问过我：现在你如何看待这首诗，让你重写你会怎么写？我回答，如果让我重写，我只会把这诗重抄一遍，不改一字。对它，我并无任何诗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认识改变。不过，我认为，今天之所以荣获花地文学榜的年度诗歌，冥冥之中肯定与这首广受争议的诗歌有关，是它把我引入了《羊城晚报》的视野，又是《羊城晚报》把我推向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在此，我得向你们深深地表达谢意，也向这首有了它个体命运的诗歌表达谢意。

至于在此期间，我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没什么变化。一个冷僻行当中的写作者，偶尔会被媒体关注一下。

贰 偶尔也有灵光乍现的时候，但多数都是苦吟

羊城晚报：《送流水》最初创作的缘由是什么？是一次随意的结集，还是有计划的一组创作呢？

雷平阳：的确没想过以诗歌的方式将一些陈腐之物像流水一样送走，又深知这不是诗歌的使命，诗歌也难以做到。而且，送走意味着另建，送走什么？另建什么？在同一条河床之上，诗人能否找到另一条河床、另一条河岸、另一面大海？所以有关另建，意味着自己对流水的再审视和对自己精神空间的再突破。由此，写作《送流水》缘起于思考，但没有严苛的计划，一切都自然而然。写的时候，每首诗均无标题，后来是应出版社的要求而临时加上去的。

羊城晚报：这部作品一出，大家都感到了您的变化，篇幅短了，诗题也不再出现您标志性的“记”或“帖”，且从紧张、痛感和高密度的意象禅让为“随意”，从沉重向开阔，从复杂进入中和、简洁……还有人总结，“雷平阳不那么恶狠狠了”。是这样吗？

雷平阳：这种变化是我自己主导的，我自然知道2016至2017这两年间，我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自己的书桌能从祭台上搬往竹林里、流水边、庭院中。我希望自己的骨头是白云做成的，身体比羽毛还轻，思想里没有金属和石头，甚至没有负重的词语。

可是写作的过程中，这种妄想剔除旧有思想和语言谱系的活计干起来并不轻松，仿佛一个举重运动员改行去打乒乓球。诗歌体量变小了，这倒不是为了呈现“生活中的小”，两者之间出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因为我在努力尝试走一步就将身上的石头丢掉一块，而不是每走一步就捡一个石头放入身体。它的“小”，类似于孙悟空让如意金箍棒变小了藏之于耳朵里。

羊城晚报：很喜欢《伐竹》一首那种“清风吹动单衣”的感觉，“春酒上桌、伐竹而归”听上去率性而意气盎然；但诗集中也不乏“我只能在文字里扮演妖怪/又把妖怪一一缉拿归案”这样重重的句子……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变化成立，那这种转变更多的是源自您诗歌观念的嬗变，还是年龄或阅历使然呢？

雷平阳：中国古代诗歌有叹息的传统，西方诗歌则一直保持批判精神，两者都曾影响了我的诗歌写作。从它们中间抽身，尤其是从叹息与批判中抽身出来，可能是所有自觉的诗歌写作者都乐于尝试的。古代也不乏尝试者，陶渊明、王维和那么多的僧侣……但每一种尝试都不可能斩钉截铁，快刀斩乱麻。有时格局与气象上实现了上升与前移，但遇上离乱仍会叹息，遇上毁灭仍会批判。即算是我无比尊崇的脱世的苍雪老和尚，他既可安心为石头讲经、与松对吟，但回首眺望尘世时，还是会引出一腔压在心底的家国情怀。

也就是说，这次显而易见的转变，基于我对轻盈、日常、清澈的诗歌美学的向往，但又不可能、也不愿意彻底革除自己“金刚之怒”的写作小传统。是的，我以《送流水》为一次地平线后面的春游。类似这样的春游、登高、踏雪以后也还会有，但我在今后仍然会在夜晚的旷野上点一盏孤灯，仍然会在睡去的时候让心里那只眼睛睁着，让语言继续拥有唯美与批判的双重力量。

羊城晚报：您的“苦吟”众人皆知，可那句著名的“写诗就是说人话”确出自于您。《送流水》这一集的诗也是泣血而得吗？会不会也更“随意”了呢？请谈谈您对诗歌语言锤炼的态度。

雷平阳：随意、清淡、天然，类似的语言往往才是写作者的心头肉，求之不得，得之不易。虽然一个诗人偶尔也有灵光乍现的时候，但我相信多数都是苦吟。那些随意而又有来历、意蕴和光芒的语言，无一不是泣血所得。我之于语言，希望它是一根根冒出地面的竹笋尖、独角兽的角、露出大雾的教堂尖顶，表面上它们干净、安宁、独立，而它们的下面存在着根系、身体的教堂。

羊城晚报：这部诗集会被您列入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吗？它在您的创作谱系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雷平阳：写作三十年了，我出版了五本原创诗集，准确的说法，它们每本都是某一个时期的代表作。《送流水》主要创作于2016——2017两年间，也就是说它是我的近作，是我近期写作水平的真实反映。如果我的写作进步了，那它就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但也有一些喜欢我以前作品的读者认为《送流水》退步了，在他们眼中，《送流水》没有《基诺山》和《击壤歌》那样具有人文精神和批判性。但因为《送流水》的“变”，这部诗集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肯定是最为特别的一部，就像《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这首诗在我所有诗歌中的地位一样。

叁 一种大地上的书写，也是一种面向天空的书写

羊城晚报：可能是出自一种字面上的直接联想，我对您将“永恒的新闻性”视作诗歌艺术性之表征的观点很感兴趣。您能对此作进一步阐释吗？诗歌与新闻，艺术性与新闻性，永恒与速朽……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

雷平阳：所谓永恒的新闻性，引入诗歌写作，我的意识非常简单：如果一个诗人的作品，每一个读者第一次读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都具有新闻的爆炸性和震撼力，意味着它们具有了排地而起、别开生面的创造性和思想力，也必然是不朽的，决不会像世侩新闻那么转瞬就沉寂、速朽。我没有将诗歌与新闻等同，也不会以诗的方式去呈现新闻，之所以强调“新闻性”，是因为汉语诗歌写作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式微，我呼唤一切新的、未能呈现的、写给未来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认为“地方性写作”是一个伪命题，但诗人有自己所依归的一片水土却不应为耻；事实上，您也曾提到过故乡云南对自己的写作就好像“土地之于物种”。那么要如何处理“地方性写作”与“诗人执著于乡土”这二者的关系，赋予诗歌以现代性、或某种全球化视野会是其关键因素吗？

雷平阳：我强调故乡云南，就像西方作家强调他们的教义，乃是想说明一个诗人或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出处，要有建筑通天塔和金字塔的立基之地。云南有如此众多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迁徙史诗，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小乘佛教文化底蕴，我置身其间，从不觉得它们有“地方性”，反之它们具有人类性和全球性。对这片土地的执著书写，既是一种大地上的书写，也是一种面向天空的书写。当下的文化领域人云亦云地说着接“地气”，其实我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地气”，因此我自然会觉得“地方性写作”是一个伪命题，是误导。

对一片类似云南这样具有神性的土地来说，我以它为精神出处，目的还是去往天空，与“天气”相融，方可得现代性乃至全球性等一系列的文学品质。而且，现在的写作，凡优秀的诗人或作家，每一个人都是坐在全球化的书橱下面，如果我们仍有意将自己封锁起来，若非伟大的灵魂，肯定难以产生优秀的作品。天堂里众神的聚义，山谷里隐士把酒话桑麻，各有其美，但其气象迥然不同。

羊城晚报：您曾表述，自己一直致力于将“现实”变为“诗歌中的现实”，不是将 “想象”变为“诗歌中的现实”，也不是将“现实”变为“诗歌中的想象”，这体现什么样的诗歌观念？

雷平阳：我尊重“现实”，从“现实”出发，但此“现实”不是诗歌中的现实，应该说这是常识。我之所以抓住这常识来说事，因为我们总是混淆它们，总是将诗歌炼丹炉里一再冶炼过的现实对应到某些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情上去。令人抓狂的是，这对应本就没什么问题，在艺术领域它是常态，但我们喜欢据此生出许多俗世中的是是非非，乃至进行道德绑架。总之，现实中的“现实”，归于现实生活，诗歌中的“现实”归于诗歌，即便现实生活中的“现实”进入了诗歌，它也是经过了诗人的创造的。

肆 写字是为了抵抗独处时的空虚和虚弱。

羊城晚报：至今不会用电脑的诗人，您如此专注于书法、手写，这好像并不是盲目抵挡现代文明那样简单，而充满了一种仪式感。请谈谈这方面的感受，您的书法上的追求又是什么？

雷平阳：我书写，仍然用手，这只是单纯的个人癖好，几十年如此，没有仪式感，也无意追求。写字，用毛笔，大抵也是抄一些自己喜爱的文字，诗歌，经书，笔记，追求自由与散漫，抵抗独处时的空虚和虚弱。至于书法，我喜欢古人的手札，喜欢有教养的人写出的活着的字，那些每个字都是死了的书法，我敬而远之。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您的诗歌、书法、散文、小说、田野调查笔记等艺术形式一起，如互文一般拼成了一幅精神史地图。各种样式之于您是缺一不可吗？它们各有什么意义？

雷平阳：一直梦想做一个文人，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术士。我愿意什么形式都去试试，并将它们中不同的技术互相挪用，破除文体，心底只有文学二字。静下心来想想，小说、诗歌、散文乃至一切艺术形式，其外相真的不重要，它们在我这儿不是单列的，是一体的，没有谁缺席，也没有谁称王称霸。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会不会有意识地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寻求突破？目前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或文学计划有哪些？

雷平阳：像建一个土堆子，往上放一撮土，它就靠天空近了一寸，我理解的突破不在别处，就在我手边上。目前在写一个长诗，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很少给自己设置大体量的文学写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