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2018年3月19日）凌晨，被台湾诗坛称为“诗魔”“的洛夫先生去世，享年91岁。

洛生于1928年，1942年开始写诗，是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和最具震撼力的诗人，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表现手法近乎魔幻，因此被诗坛誉为“诗魔”。 洛夫和余光中一直被世界华文诗坛誉为双子星座，洛夫的《边界望乡》和余光中的《乡愁》一样脍炙人口。1954年，洛夫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与纪弦早一年创办的《现代诗》，并任总编辑二十余年，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刊物之一，对台湾和大陆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开创了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新时代。

腾讯文化此前曾于纪录片《无岸之河——洛夫》首映期间特约访问，与“诗魔”烹茶详谈，以诗拟构，“天空”之城。现刊发采访全文。

经由电影《无岸之河——洛夫》的导演王婉柔的提点，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部“岛屿写作”新系列中的纪录片，洛夫先生本人属意的题目，是“诗魔的天空”。因诗作语汇诡谲奇丽，写作手法变幻多变，故有“诗魔”美誉。又有其创作生涯的转折之作，1974年出版的《魔歌》，界分创作的不同意态，奠定其诗坛的典范地位。跟随《无岸之河》纪录电影的镜头，我们随诗人穿行温哥华、喜笑回乡路，再重回金门炮战的地下隧道，体验《石室之死亡》的战争意象。青年离家，五十年代在台湾创办华文世界长青文学杂志《创世纪》，以不辍的笔耕延展中西文学文脉的对话，年近九旬的老诗人，因电影的首映活动，再次回到当年曾写出传世佳构的港岛故地，做再一次的“边界望乡”。

一、拒绝标签

腾讯文化：洛夫老师，在《无岸之河》这部纪录片之中，您的军人身份以及您作品中的战争意象成为导演王婉柔着力捕捉的对象，由此，也就有了对您的所谓“战争诗人”的定位，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界定呢？

洛夫：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言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这涉及到诗歌的多面性以及我对自己的定位，我没有把自己定在这一点上面，这么说对我就有点是在“贴标签”，事实上我的风格多变，而且表现的手法也很多变的，所以大家给我有一个封号叫“诗魔”，那不是说我的写作是邪门歪道的，而是是我的意象、我的语言变化多端,像魔术师一样的。所以我当然不是很乐意把我定位在一个“战争诗人”的这个层面，我还有很多的题材，我也不是只有这一个“点”的，我也是有点、有线、有面的。

腾讯文化：那么说到这种“贴标签”的情况，另一个更为经常与您想联系的标签，就是“超现实”。   

洛夫：至于超现实的手法，其实也是每个诗人不同，对诗的理解不同，你想李白可以写那种诗，白居易就不写，杜甫写得也比较少，他比较关怀现实，空灵的东西比较少。所以谈到空灵这个问题，我认为诗人，诗里面最应该有灵气，必须要有灵气，否则现在很多的口水诗，甚至像五四的某些白话诗，我实在不敢恭维，那失掉了诗歌应有的位格。要有一种灵气，诗的空灵其实有时候跟超现实很有关联，因为诗人内心个人的心理活动应该是要表达出来的，但也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要按一种标准来创作，像白居易的诗就是这样，不艰涩，一直是很流畅的表达，这是大众最能接受的诗。

腾讯文化：但是同时，也不能以能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来作为判断一首诗的终极标准，不然这样就会带来另外的一种悖反？

洛夫：诗有可解释的，也有不可解释的；有写实的，也有超现实的；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我觉得最好的诗就是能够把这两个矛盾的地方得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你要能抓住那个平衡点，这首诗就成功了。你完全偏向于写得很明白大家都看得懂，每个人都读得懂，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有时候就是有很奇怪的事情，最坏的诗是想出来的，脑子想出来的诗。比如我觉得最好的诗是碰出来的，碰出来的就是偶然发现的，这个偶然性在文学艺术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腾讯文化：最好的创作恰恰不是通过打磨、调研而得来的。

洛夫：对的，偶发性，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神来之笔”，诗里面有一份灵气，这个东西很珍贵，对诗人很珍贵。所以诗歌不是表达诗人有多么的努力，也不是去说，好像我把这个灵气说出来，而是那种灵气自发地表现出来。这样由内而外地表现出来的话，每个人的体会就不一样了，每一个意象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觉得诗是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

二、长诗佳构

腾讯文化：当然，说到了对于诗的“解释”的问题，就自然会提到您著名的长诗，《石室之死亡》，这似乎是您最被公认的“晦涩”作品，像著名的文学史家陈芳明老师，甚至曾经撰文表达过他的“愤怒”。但是事实上，撇开其中意象的繁复与深邃、形而上的东西暂且不谈，这首长诗的创作背景本身其实正蕴含了它所采取的表达方式的内在要求。

洛夫：前面我也说了，对于诗，对于诗人，不能够仅仅以能否读懂，或者说能否被某些特定的修养水平的人读懂为标准，这样做，就把诗看得太简单了，用这个逻辑，诗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家去读说明书嘛，没必要去看诗了。客观地讲，我的这首长诗，现在有点被人说得太“神”了，其实它的创作本身，是非常现实的。这首诗开始写，是在1959年，当时的现实环境恶劣，精神非常苦闷。一方面是远离大陆母体脐带，一方面又像浮萍一般，被迫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因此内心不时就会产生出被遗弃的感觉、放逐的感觉。由大陆来台的诗人们，普遍呈现这种焦虑不安的精神状况。因此我必须探索内心的苦闷，追求压力的纾解，希望能够透过创作，建立生活的信心，这也是当时大多说诗人创作的动力。《石室之死亡》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时空中孕育出来的。

腾讯文化：而且事实上，《石室之死亡》这首诗，也确实是在非常艰苦、甚至危险的战争环境下来完成的，可以说您真的是非常的临近“死亡”。

洛夫：《石室之死亡》的第一行诗是我在石洞的隧道里写的，正在修改的时候，室外突然响起炮弹爆炸的声音。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其他人都怕的不行，但是我就还是在写诗，写《石室之死亡》，那个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可怕，当然实际上炮弹打下来，你想躲也来不及了。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如果以诗的形式来表现“死亡”，会不会让它变得更亲切，甚至让它成为一件庄严而美丽的事物？这是我在战争中，最初对死亡的体验，我把它写下来。当然面对死亡，谁都有道理恐惧、害怕，但当时我沉浸在诗的氛围中，所以感觉不到恐惧。

腾讯文化：在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当中，所可能面临的“恐惧”，在当下也很可能不是那种死亡的威胁，或有形的伤害，而是阅读的隔绝、普遍的不理解，以及这种外在的迫力所给诗人本身带来的失落感。这恐怕是这个时代更让人悲观的地方了。  

洛夫：那是当然的，不过也没什么好怕。诗歌永远处在文学的金字塔尖端。诗就是诗，诗歌的价值不会因为欣赏的人数减少而黯然失色。诗歌曾经走过浮躁、喧嚣的时代，我就是这样的时代的见证人，但是现在趋向沉潜、宁静，更纯粹，也更可能回归到诗歌的原点。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诗人忍受寂寞是一种生命形态，甚至说，也是一种享受与养分。尤其是我到了温哥华以后，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时候一个电话也没有，深居简出的，外在看来也许寂寞，但内心却感觉丰富而充实。

腾讯文化：从早期的代表作《石室之死亡》，到旅居加拿大温哥华之后创作的三千行长诗《漂木》，您的长诗创作可以说奠定了华语世界的“长诗”创作的典范，那么，您认为怎样的长诗写作，才可能创造出美好的佳构？

洛夫：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简单地，提纲挈领谈一谈。首先要具备宏观的视野，世界性的认知、宇宙性的胸怀。你不能短视，胸襟不能狭窄，这是写长诗的基本条件。其次，要能够经营一个强有力的结构。第三，语言要冷静、理性，有批判的能力，你不能像短诗那样写得非常感性，要带一种审视人性批判现实的智慧语言。第四，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好的长诗必须有想象力的支撑，具有诗意与诗性，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诗的素质”。

三、书法精神

腾讯文化：您前面提到，在旅居加拿大之后，您也非常习惯于自己的“寂寞”状态，那么，这样的寂寞状态，让您的创作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发展出什么新的创作方向？

洛夫：可以说，我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就是在1996年移居海外之后。人生暮年，感性日减，灵性仍然在偶然中启动，所以日常功夫仍旧不能松懈，甚至更要加倍努力。我通常每天七点起床，七点半进到书房，但是现在更多的时间，不是像在台北的时候是在写稿，写文章、写诗，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书法上面去。你这么一问，书法的创作倒应该是我在温哥华开始的新的方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写，但是到达现在的规模，形成现在的这种热情，那是在到了温哥华之后的事情了。

腾讯文化：您对于书法艺术的追求，是否也来源于您的新诗创作的心得？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讲，您近年做《隐题诗》、《唐诗解构》等会通古今中西的作品，是否也跟您越来越专注书法这门古老、传统的艺术，是相关联的？

洛夫：我认为每一个诗人都应该开辟第二个宣泄创作欲的场域，我选择了书法。当然搞书法只是我写诗之余的副业，有的人就说我不务正业了，这话是不对的，因为我对中国的这种书法艺术的探索，几近专业，极为认真。每天固定花一些时间琢磨、研究、聚精会神做一件事，一则可以纾解外在的压力，同时也可以暂时地跳出现实世界的喧嚣，而在宁静中求得心灵的净化，这后面一点，应该是有助于诗境的提升的。

腾讯文化：那么，综观而论，您认为在诗与书法，特别是现代诗与书法艺术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特别是当您通过书法来求得“心灵的净化”的时候，您认为您的写作本身，达至了怎样的新的况味？就好像您在最新的诗集《唐诗解构》之中，每一首诗的旁边，都收录了您的书法手迹，这其实已经构成了两种艺术形式非常深入的对话。   

洛夫：书法和诗，在表现形式上是两回事，但二者的内在关联却非常的深切。书法里的字的笔画单纯而抽象，不受形式的限制，最讲究的是气韵与节奏，以及黑白两色所构成的特殊造型之美，使人强烈感受到一种生趣，一种灵气。我认为它的艺术性超过绘画，而更接近于诗。唐代的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把学习书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求取“平正”，然后再追求“险绝”，最后一阶段是“复归平正”。这跟禅宗修持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的三重境界相同，重要的在第二阶段，就是“险绝”，但关键又在最终的“复归平正”。所谓的“险绝”，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作意识的突破，摆脱习常的规范，自成风格，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就和诗的创作过程非常相似了。因此，我对书法的追求是二元一体的，以书法艺术来表达我的诗情，复以诗性来提升我的书法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