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装修工。许多年以前他背井离乡，和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父亲和母亲也紧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的浪潮，我不知道太多父亲初到工作地方时的生活，只听得母亲说起他们好不容易才被一家音响工厂聘用，赚到夫妻二人人生的第一桶金——300块钱。拿着最低的薪水，父亲和母亲却还是那么卖力，一个月有一天的公假，但他们都用来加班。后来，音响工厂倒闭，父亲联系到熟人，才和母亲给一家木材厂的老板做工，生活算是安稳了一些，但是工资待遇却还是一如既往。
        那时候我才刚刚记事，为了养家，我不得不留在两个老人身边，和村里许多小孩儿一样，我们无一例外地成为留守儿童，但那时候留守儿童还不受社会的太大关注，我们的生活还算过得安稳。在农村，我陪着爷爷奶奶，还有一大帮同龄孩子度过了我最纯真的童年。对父亲的印象，是从我八岁被接到他们身边，在外地念书的那些日子开始的。我眼里的父亲，是个酷爱电子产品的人，那时候我的第二个新家家里，摆着父亲花了不少心思组装的一对音响，着实精美，父亲闲暇的时候，那对音响就成了他业余生活的消遣品。我和父亲一样，每当他音乐响起，我就陪他坐在那张不宽不长的席梦思床上，静静地享受，有时候一听就是一个下午的光阴。母亲忙里忙外，工作后回到家里，还要忙着做饭做家务。我家离学校不远，校车能直接送到家门口，这也免得了他们的担忧，少却了一份顾虑。那时候，我能够在每天一块的零用钱里节省出五毛，压在我的枕头下。我不吃零食，只喜欢买些文具和作业本，对于我来说，那已经很幸福了，在农村读书的日子里，我们的作业本都是用铅笔来写，这次作业批改完以后，就擦掉写下一次作业，一个本子，就够我们用好久，一支铅笔，削得只有一个指节那么长都舍不得扔。但是外地的生活太不同了，这里的孩子，口袋里每天总能摸出个三两块买零食吃，买玩具玩。但也有像我一样口袋里摸不出钱的，当然，我们也就成了放学校路上的知己。
        那时候我常常舍不得花钱，父亲也不愿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落下什么不同，偶尔下班回来，他都带着我到楼下的小卖部，让我挑些零食，然后他用右手解开裤子后面的双开线袋的纽扣，从里边儿掏出一个钱包来，那钱包瘦巴巴的，棕色的表皮上印着些纹路，但是有的地方的皮已经破损了，看得出破损处还飞着那未断的旧皮，露出花花斑斑的白色出来，那白色浸染着父亲历经沧桑的双手的汗渍，变得黝黑，同那棕色格格不入。父亲用左手打开它，左手的大拇指掰开袋口，随之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在里边搓捻着，那时候我还没到父亲的胳肢窝，也就看不见钱包里的“秘密”，我只看到父亲掏出张软榻而无质感的失去光泽的十块，微笑着递给卖零食的阿婆，阿婆补给他一张旧损的五元和两张红色的一元，父亲接过理理弯折的钱角，整齐地放进那满载历史似的钱包里。我激动地抱着一大堆零食，昂着头问父亲：“爸爸，你说钱包是不是个很神奇的东西？”父亲笑着问我：“为什么问这个？”，“因为钱包里边儿能生钱啊！我看到你都能从里边儿拿出新的钱来，然后把旧的钱装进去，下次又生出新的钱来，等我长大了我也要一个。”父亲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牵着我的手上了楼。
        日子过得很快，不久我就小学五年级了，那个时候的班主任一直带一个班，直带到小学毕业，我的班主任姓和，名副其实，是个和和气气，和蔼的中年妇女，很少发火，只是严厉的时候谁也不敢出声儿，坐得端端正正。我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当然，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落下，到了五年级，拿回家里的奖状也足够贴满一堵墙了。五年级下半期的开学，父亲一如既往地带着我一起去报名缴学费，那时候一半期的学费就是一千多，面对一个月领着三四百工资的父亲来说，这是巨大的压力。但是父亲从未因此不愉，缴费处缴费时，我看到父亲依旧掏出他那破旧的钱包，只是从里边儿掏出来的钱并不新了，父亲先是掏出七八张红色的毛爷爷，数了三遍，才递给那收费的老师，紧接着又掏出两张破损了被用白纸粘粘在一起的没有硬感的五十和几张蘸着几点黑斑的十块，数了数，一并递了出去。父亲递钱的动作，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那灰黑而粗糙的手，像是微微颤抖着又似乎用力控制着，缓慢着把钱递出去，接过收据，父亲看了看，对折着塞进钱包里， 麻利地往后裤袋里按，他似乎清楚地记着那裤袋的位置，那个时候父亲在想什么，像是一声叹息，但更像是一份释怀。
        十二岁那年，我们搬了新家，原来的房租太贵，虽然新家的环境艰苦了些，但我们一家人都过得幸福，至少不会饿肚子。后来，我们的新家里舔了一位新成员———我的妹妹，母亲生下妹妹后的那段时间，我在放暑假，父亲和我一起承担着照顾母亲和妹妹的职责，父亲很是高兴，妹妹满月后，父亲常常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到处玩，父亲抱着妹妹照的相片，我抱着妹妹照的相片，至今都还完完整整地存放在家里一个木制的玻璃面的相框里，那是我多珍贵的一段记忆。日子还算过得安稳，除了每个月的房租水电费，生活开支，父亲还要给远在家里的奶奶寄上一笔生活费，直到现在依旧如此，也供着我的学费。妹妹还没到五岁，母亲为了不让父亲一个人扛着这份重担，毕竟一个人找，一家人用着实紧迫，母亲和父亲商量着就把妹妹送了回去给奶奶照顾。夫妻二人一起再度为这个家劳累奔波。父亲越来越消瘦，那年母亲得了一场病，半个多月没有去上班，父亲更是忙里忙外，操碎了心，我那时候已经多多少少能帮家里做些家务活儿，也就能让下班回家后的父亲少一些劳苦。后来母亲的病好转，父亲却因为太过劳累瘦了一大圈，那对眼眶也陷了不少。木材厂的工作几个月前父亲就和母亲一起辞退了，后来父亲打算干一门专业活儿———安装门锁。父亲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走上了装修这门行业，母亲则进了一家印刷厂当工人。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买了部电动车，四处奔波。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坐在父亲电动车的后座，让他带着我去看看那座城市最繁华的天地。日子渐渐好过得多，但是父亲的钱包却依旧没有换。有一天，我和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摸出他的钱包，从里边儿抽出一张二十递给我，让我跑下楼替他买包烟，剩下的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我的零花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上初三。后来我的零花钱也随着我年级的增长一年多五块。我看到父亲瘦弱的脸颊又微胖起来，只是脸上刀刻似的皱纹一条条嵌得那么深、那么明显。父亲额头上的那对浓眉，遗传给了我，母亲夸耀着。父亲还是喜欢闲暇之余玩弄些家电，有时他拆开一个影碟机，要钻研上半天。父亲做起事来那认真的模样，倍感可爱。我还记得，那年我读六年级，父亲准备买一部手机，工作方便，带着我去手机店转了好久，却始终都没肯掏出钱包。后来还是母亲用自己的钱给他买的一部翻盖式的诺基亚。那时候我第一次见过手机，爱不释手地玩，父亲也有限制，后来父亲还给我承诺，若是我拿了双百（成绩），他就把这部诺基亚送给我。后来我数学只考了九十八，但是父亲还是把它送给了我，即便打不了电话，我也能把玩上好久，那是父亲的第一部手机，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
城市里的生活节奏很快，一晃眼，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又是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父亲自是欢喜的，因为越多的楼层建起，也就意味着越多的门锁需要安装。父亲巴不得把这座城市里所有高楼的门都承包下来，大赚一笔。可是哪有那好运气，和父亲干同一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保不定哪一天饭碗被别人端了去。父亲还是用他那部最初的狠心花钱买下的电动车在这座城市里奔走，哪里坏了他也能修。就这样，父亲几乎熟透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成了这座城市的活地图了。周末的时间，只要我完成了作业，就可以跟他到工地上去看看，这人类在这座地球上建设出来的属于自己独有的标志建筑。有时候要到五六十层楼，电梯也要坐个七八分钟才到，我很喜欢那种从高处远眺、俯瞰的视觉冲击。透着玻璃，我看到城市的繁华，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自然，那时候不懂事的我，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那是像父亲这一群人辛苦汗水换得的成果，他们真算是人类的建筑工程师。有时候我站在那高层的玻璃窗户前，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父亲不再是这里的工人，而是这里的主人。想着想着，我的心莫名地变得酸楚起来。
        零八年奥运会，父亲给我买了一对福娃纪念品，高兴得我小心翼翼地藏在我的小书柜里(一个小抽屉)。那年也伴随着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学校组织全校同学进行募捐，不管多少，表达出心意就好。条件虽然好了些，但我知道父亲仍旧不容易，我没好意思开口。反倒是他问起我来，他毫不犹豫地摸出他那陪伴他多年的钱包，那棕色的纹路早已经磨得光滑，破损的地方仍旧翻着旧皮，那些斑斑点点比以前更多了些许，那个时候，我终于看到父亲钱包里的“秘密”，那钱包分两层，一层装着一些叠的规矩的纸，像是收据，一层用来装钱，零零散散的似乎是些一块和十块的零钱，父亲没有抽出那些零钱，而是迅速地抽出一张五十递给我说：“四川是我们的老家，现在家乡人有难，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拿去全捐了，可别乱用了。”那个时候，我似乎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点什么。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因为倏忽丢掉了电动车，为此母亲还和他吵了一架。后来父亲很久都没有再买新的。每次去上班都是骑着他原来的自行车去，远的地儿就坐着公交车去，只是比平常起得早些，下班回来得晚些罢了。初中开学报名，依旧是父亲带着我，到学校参加入学考试，父亲在旁边和校主任交谈，我就在一旁考试。那些题对我来说并不难，主任夸我字写得好看，现场就把分数打了出来，分数很好看，可以分到二班。听到这我看到父亲眼角因为笑时带来的一道道皱纹，像是两把扇子微张在两只眼角边。父亲会心地笑了。
父亲老了，我不不太记得年份，我生了一场大病，感冒引起的发高烧，浑身无力。父亲急忙骑车带着我到市医院去。那一路，我坐在父亲的车上，看到他原本满头乌黑的头发里多了些银白色的发丝，远看并不清晰，只有凑近了才看得清楚。父亲开得很快，那一刻，我贴着父亲干瘦却有力的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城市里的工作越来越难找，父亲装修工的行业越做越冷淡，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段时间我看到父亲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打着电话。那置落在门背后的工具箱也好久没陪着父亲一起出工了。还好母亲没有失业，那段时间母亲也变得沉默，每天早出晚归，家里的笑声又变得少了。后来父亲终于联系到熟人，要到深圳去承包一栋楼门锁安装的任务，父亲激动得当晚买了些酒食，一家人一起庆祝。父亲去了足足有半个多月，回来的时候人也瘦了不少。母亲责怪他一定是经常吃快餐，才瘦成这样，父亲只是笑笑不说话。初中的学业压力越来越大，每天放学回家做好了饭等父亲一起吃完，就只有埋头写作业，一直做到十一二点，有时候不懂的数学题，问问父亲，他也能多多少少耐心教我，父亲毕竟也才初中毕业。听奶奶讲起父亲的故事，奶奶心里似乎一阵阵的心酸。父亲小的时候学习成绩一向优秀，一直是县里数一数二的尖子生，却因为升学高中那年，家里穷，交不起三块钱的考试费，父亲自此远别了他的读书生涯。奶奶时常跟我说起这些，次次都心酸地留下眼泪，但是父亲并没有埋怨。初二那年，我们又搬了一次新家，这次的新家小是小了些，但是条件比原来的好了不少，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激动得赶忙装饰一些我喜欢的卡通动漫。父亲买了新的电动车，并且过年那些日子带我们去更远点的地方玩，顺带教会了我，那年我初三。我很想念远在故乡的妹妹和奶奶，我多希望她们能回到这里，我们团聚，这一个完整幸福的家。
        初三上半学期，父母告诉我高中让我回老家去读。我很讶异，但也猜到其中的几分原因，因为我早恋，处在青春期叛逆的我当时十分反对回去，却又不得不接受父母的决定，父亲跟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显得很是失望和严肃。那晚我哭了整整一晚。上半学期还没到期末，我就回家乡了。也就从那时起，我学会了独立，第一次远别父母，我常常夜里做梦梦到父亲和母亲。我和父亲的话也就从那时起变得少了，后来的一次暑假，我重新回到那个我呆了将近十年的城市，我一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父亲还是骑着他原来的电动车到车站来接我。人来人往的车站口处，我边打着电话边找着他。发现他的第一眼，我的心不知道怎么刺痛了一阵，父亲不再是当年那个有着精气神的，爱说爱笑的人了那双深邃而深陷的一双眼睛里，透露着岁月和生活压力饱经风霜的疲惫。我低下了头朝他走去，“来啦？”“嗯！爸”，父子俩见面的简短的话里却似乎饱含说不完道不尽的肺腑之言、千言万语。他接过我的行李，说了句“车在那边…”。那一次，我坐在父亲的车上，不经意发现他后脑勺的头发原本银白的发丝没了，我问起，他说怕老板看到他满头的白发嫌他身子骨儿不行，就染了层黑色。我听着，心里难受得不是滋味。那次回去，父亲带我到一家湖南的湘菜小饭馆点了些我爱吃的菜。付账的时候，我看着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从后裤带里掏出钱包，那个动作立马唤醒记忆中小时候他带我到阿婆小卖部买零食的回忆。却还是当年那样的动作，却还是当年那样的钱包。我的心一下子酸到了嗓子眼儿，我捂着嘴跑出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付完钱，急忙跑出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强哽着，说“呛到了，没事。”回到家里，我的房间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摆着一个二十多寸的大电视，我知道这一定是父亲又不知道在哪个回收店里淘的二手货。父亲说本来那电视放不了，他花了一天就给修好了。三百多就从。废品店老板的手里买来。我也佩服父亲这一直以来的对家电浓浓的兴趣，这或许是他不变的习性吧。
        几十年了，父亲半辈子的打拼，挣了不少，也花了不少，父亲的老钱包却还是如他瘦巴巴的身躯一样。一直以来，我们家都没有钱买一套十几平米的房子，直到现在，他们还住在那个一个月一千多月租和水电的十几平米的小出租屋里，冬不避寒，夏不妨暑。高考那年，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起我将来的志愿，父亲那头没有说话，只是过了好久，才说“你自己做主吧，你将来想做什么是你自己的意愿，只要自己觉得是对的就好…”我还等着父亲说什么，他却什么也没说了。高考结束后，等录取的是外地的一所三本学校，一家人高兴之余，却面临着高昂的学费，我看到父母欢喜外表下的无形的压力和苦楚。好在县里国家助贷中心贷了八千的助学贷款，缓了些压力。父亲东拼西凑，借了一万块，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那笔数额巨大的钱，走进了人生当中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那次，父亲没有送我，毕竟我已经二十了。自此，我便很少跟父亲联系了，最多的也是跟母亲电话里头唠唠嗑儿。父亲的事，我也只能从母亲的电话里头得知。不记得哪一次，在电话里同母亲聊到了钱包，我就问了父亲的钱包的事，母亲说：“给他买了个新的他不要，还用原来的那个呢。”我和母亲电话里头聊了许久关于父亲的事。说着说着，我们母子俩都情不自禁地哭得一塌糊涂。挂了电话，我想起筷子兄弟的那首《父亲》，我想起父亲，想起父亲的钱包，想起曾经我问父亲的那些幼稚可笑的问题。许多年了，我不知道父亲为何如此珍爱他那破旧的钱包。
        也许我不必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