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高潮，亦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总阀门。40年改革开放奠基和锤炼推进着中国思想学术的进步，也渐次迂回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今改革开放步入“不惑”之年，是否果然不惑？诚如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所言，“40岁前我理解‘不惑’就是没有疑惑，年过40后感觉‘不惑’应该是40岁后就不再以有疑惑为疑惑了。改革开放40年正经历这个阶段， 40年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仍需要认真反思和研究值得改进的地方，由此才有可能让改革开放从1.0时代走向2.0时代。”

正是基于此，继去年先后举办“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40年”学术论坛老一代和中年一代专场后，日前，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再次开展名家圆桌之“思想与学术40年”青年专场，集结了王轶、王庆丰、陆铭、蓝江、孙亮、刘悦笛、张荣强、佟德志、倪玉平、张大伟、吴冠军、李海青、朱承、吴玉军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吉林、天津等全国多所院校的知名青年学者。这些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新生代，是改革开放受益者，也是40年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亲历者和创造者，已经迈向中国思想学术的舞台中央，代表和引领着中国思想学术的未来方向。以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新闻出版等多领域多学科不同视角，或致广大，或尽精微，碰撞思想，分享智慧，反思过往，触摸未来，正青春的他们以一代学人独特的思考，期待助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迎接和开创一个

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

改革开放40年，无疑也是思想与学术此消彼涨，砥砺前行的40年。20世纪90年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曾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道破彼时的学术“时尚” ，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精神和人文学术思想进程特质，而这种学术转向也不啻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近二三十年的时代价值特征。而今，新时代思想与学术重整行装再出发，又该有怎么样的价值取向？

“在思想与学术之间可否多做点多点思想的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执委刘悦笛开宗明义如是发问。在他看来，当下学界到底要做有思想的学术还是做有学术的思想，兹事体大，尤须慎思。刘悦笛认为，思想和学术是人类智慧的两个基本倾向。思想重创造，学术重累积，尽管二者不可分，但其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关系复杂。思想要有累积和传承，所以才会有思想的派系，如儒分为八；学术也需要创造创新，如新材料的发现，学术范式的转换等。刘悦笛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压倒学术，甚至“一个大学宿舍里一夜间就可能生灭几种思想体系” ，到新世纪在全球化脚步中，近30年来确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李泽厚老师此言其实不完全是描述性判断，其中有种价值诉求，即学术要有思想。思想和学术之争谁优谁劣？短期看可能思想胜，长期看可能学术胜，学术一定有对错，思想未必如此。但学术对思想一定有支撑作用，学术浅思想就会浅，正如牟宗三的成就是建立在他阐释康德基础上，把康德阐释得有多深，尽管有很大偏离也决定了他阐释儒家有多深。 ”

以自己近年来的学术转向出发，刘悦笛透露之所以从美学回到哲学和中国思想，并从西方回到中国，倡导与当下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美学，是因为越是深入西方越更加意识到做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的重要性。“多点思想的学术”在他这里便是返本开新，笃志以中国生活世界活生生的经验作为根基，在中国“一个世界”而非西方“两个世界”基础上，以“情理交融”为思想内核，建构出一套中国性的“情本哲学”或从儒学角度可以称为“情本儒学” 。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知识界的总体描述甚至业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正向追求。如果这种追求是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普遍宏阔、动辄启蒙的思想特点而言，无疑是有进步意义。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如今已经进入一个普遍注重学术，甚至是唯学术化的时代——尽管学术水平还经常遭人诟病，在学术与思想相对的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思想。 ”沈湘平认为，谈到思想与学术40年，更多的应该是展望未来，不仅要迎接和开创一个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进一步创造思想解放的条件，并且要学会成熟理性地进行思想表达。他还进一步分析当今时代更需要思想的三个原因。首先，当今的学术，特别是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窄域化、知识化、技术化、碎片化，日益背离了思想，尤其是哲学的本身规定性，缺乏对时代大问题真正的总体性思考。“未来数十年中国在世界中何以自处？其思想理论根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越来越没有体现在我们学术和思想中。很少有人去做彻底深层反思，尤其是号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是否还在等着做‘黄昏的猫头鹰’ ，甚至和凡俗世界一样在张着嘴等着‘科学的烤松鸡’和政治的‘原料包’ ？这是一个大问题。真正的哲学应该如马克思所身体力行的那样，‘双刃’地对待现实和理论，以思想把握时代、透视未来，做‘高卢雄鸡’ ，发时代先声，引领和塑造未来。 ”

同时沈湘平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猛进，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面对的诸多问题归结起来是“存在还是灭亡”的问题。如果说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解放，我们因为“救亡图存”的任务凸显了思想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救亡图存”就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事情。在这样的时代，紧迫急需的是思想的敏锐与深刻，厚重的学术依然重要，但却应该是为思想服务的。“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学术体制自身的不足，以及自媒体的高度发达，我国客观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阶段。与40年前相比，这次思想解放是自下而上的、以智能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真正广泛的思想解放与争鸣。正如许多思想洞见不是在论文、著作等科研成果中规范性地呈现，而是离开和冲破固有学术体制框架的思想表达，超越了学科领域的局限与锁闭，能够真正面对事情本身来进行比较平等的公共性讨论。我深信，这是一个思想重于学术时代的开始，也是智慧重返人间的征兆。”　　

不论古今 无问中西

以穿越“思想三峡”

“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条基本线索，改革开放40年来思想与学术的探索与发展，更是同样必须面对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吸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等问题。而今，转型时期的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发思想之先声，对于新起点新征程至关重要，亦是新时代学人的使命担当。

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指出，思想史的转型和社会政治制度百折千回的变迁一样，同样存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三峡” 。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伴随现代化、全球化迅速发展，学术思想领域依然存在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我们依然还在“古今中西”的“思想三峡”中穿行。只有以像王国维提倡的“学无新旧、学无中西” ，陈寅恪做学问的“不古不今”等这样的更加宏观的视野和宽广的格局来认识“古今中西”问题，以一种“道通为一”的公共性情怀来面对不同的思想资源，把古今中西之异看成是思想文化多样性，最终才能在历史理性的指引下穿越这个“三峡” 。

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以历史为经、民法为纬、思想与学术为内核，通过《民法通则》 《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几部中国民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典型法律的生成，以及“民法典”的编撰，讲述了中国几代民法学人遵循冯友兰提出的要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理念筚路蓝缕的奋斗史，及其所体现的民法人的文化自觉、自信和勇气。“民法典”的编撰表达了站立在民法典背后的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体现了一个民族能够达到的文化高度。“中国民法学人也尝试在思想资源方面能够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无论是回答价值判断、解释选择、立法技术还是司法技术问题，都离不开对讨论者的价值取向、解释前见以及在立法技术上的偏好。而取向、前见和偏好是通过思想资源塑造的。当我们的‘接着讲’从制度层面开始走向分析框架和思想资源时，这真的就是中国民法学人开始站起来的时候！ ”王轶的阐述让人看到中国民法的进步及其背后思想与学术的进步，对其他领域颇具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居于指导地位，亦是谈论中国思想学术绕不开的主题，而谈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的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孙亮通过对外国马克思主义40年的回顾，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批判到讲道理，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接受到有所反思，指出我们当今可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回到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持续发展。“中国建设哲学话语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不忘本来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或整个思想的生成要抓住一些本的东西，还要努力吸收外来的思想。吸收外来思想根本目的还是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更属于面向未来时代的思想。 ”

“当下很多时候学者都在关注自己学科非常小的话题点，其实尤其是哲学界，哲学是什么？如果哲学不是将现实世界面对的问题哲学化，而只是谈论和经营自己非常狭窄的一亩三分地，不愿意走出去实现视域交融，未来思想与学术就难以向纵深推广。 ”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着眼改革开放40年来欧陆思想对当代中国思想的深刻介入，强调问题视阈的交叉，各学科领域形成思想同盟的重要性。他指出，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最近五至十年，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连在一起了，当代思想关注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我们要借鉴欧陆思想的精神并与之真正形成话语对接，通过当代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视域的交叉，在交融的场域中直面当代世界。

无论面对古今中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和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荣强都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意义上，将推进思想与学术发展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回到常识” 。陆铭从经济学常识解析社会反智现象，强调尊重规律、尊重人性、尊重选择。张荣强则从历史学角度强调常识重要性，“长期以来，史籍给学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世界，但同时也无形中限制了我们的视线和想象力。我们依靠史籍尤其是传统的正史获知的面相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另外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简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新材料的大量公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但也感受到了出土文献给传统观点带来的冲击。比如，史籍告诉我们，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门阀时期，士族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但我们在出土文献尤其是造像记中，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因此如何看待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不同认识，这其实和史料提供者的眼光、角度以及我们的判断有很大关系。循此而论，很多历史的常识也会随着学术的进展得到更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常识的无穷追问，藉此走出历史给我们布下的迷宫，一步步逼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