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尔源的诗歌，每首都有不同的感触。经过十余年的淬炼，梁尔源的诗歌风格有了较大转变。新近推出的一组诗歌，没有了风花雪月不染俗世的遣词造句，而是去繁就简，以直呈平实拙朴向原生态语言致敬，这种转变令人措手不及。一直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写诗的梁尔源突然表现出强烈的结束旁观者身份的渴望，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反映了他对人性、本性，乃至文学初心的探寻，他竭力突破自己的惯性写作，想要翻越经验栅栏以及现实语境的限囿，从而超越以上诸多因素对自身创作的限制。他致力于在人类情感的“个体性”中寻找精神共鸣，同时寻求历史风物踪迹和精神世界深隐的“真实”。有别于之前他那些“高冷”气韵的诗歌，抛弃了含糊不清、讳莫如深，以及各种意象的依附，这种更为亲切、平和，接地气的笔触恰恰让他的诗歌充满了人情味，散发出更多个体的温度。这些诗句挟带着一种清淡甚至有些清冷的意味，但这种内敛非但没能掩盖他炽热的情感，反而将他深藏的悲悯转化成了一股自内而外的绵长持久的温暖。清浅落笔，经年的人事阅历和人生感悟沉淀着抑而不发，在勾勒出一个强大的家族谱系的同时，也让他重回故土，审视自我——他或许明白，抵达诗歌彼岸的途径就是将出走的视野拉回近处，让漂泊的灵魂回家，重新回归本我，以及以“我”为辐射关系的亲人和故土的新一轮更为深入和透彻的发掘。目光从俯瞰变成仰视，展现出对生命更深的敬畏，通过对生活日常的直接描述，在从容静观中穿透生活表层，于不动声色中阐释生活苦涩的温暖与荒诞的真实，不论是人、物、亦或是诗歌的元神，都可以尝试从原点再出发。

那么，他所认为的原点是什么呢？不难发现他此间的创作并没有离开“清晰、朴实、简明、人文”这八个字，这也正是美国人威廉在《写作法宝——非虚构写作指南》中倡导的四个写作准则。这就引发了更多的好奇，他到底是想用非虚构创作诗歌，试图还原诗歌的本来面目，还是在坚守诗歌的另一种语境？

在他自谦为“口语诗”的组诗里，《菩萨》场景鲜活，风儿推动木门三次，祖母缓慢起身然后神神叨叨一番，真实的镜头拉近，老人家在你眼前走动，喃喃自语，触手可及。《镜子》全诗满含哲思——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可这口气呵出来，模糊与清晰之间又掩盖了多少真相，或许有时候又是意气之争、假想的安慰，掩卷后心头浮现起淡淡的悲凉……“但我从母腹中钻出来时/无法假装不哭/心脏停止跳动后/无法假装死去”……《假装》，写出了世人“作”后面的真实无奈：无论是怎样的掩藏和自欺欺人，在生与死的面前永远只有真相。在一群不停地说着细碎含蓄的话语拼命进行掩饰的人群当中，他决然地举起了一把锋利的匕首，无情地穿透那些太虚幻境，刺破生活用以遮掩的层层帐幔，让所有人直面明知所以却又不愿说破的真相，猝不及防且避无可避。如此种种的直截了当，都在他的诗歌里有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当下更多追求语言精美、意境唯美、思想深邃、哲思悠远的诗歌体系中，他不加遮盖，憨憨笨笨的拙朴，印记了作者对诗歌拙朴语境的坚守，以及对当下诗歌语境进行突破的诸多试探和努力。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姆曾说：“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任何一种意识（或者是“下意识”），在其中沉浸久了，在形成鲜明特征的同时，也必然成为既定的风格，变成一种禁锢，它限制了诗人精神飞翔的空间和更多生长的可能性。现今从不乏对“诗歌意识”的坚持，这也难免令诗人们陷入“为写诗而写诗”的窠臼，过分追逐语言的雅化和意境的深远，以及牵强的哲思，或者用油腔滑调、故弄玄虚一些所谓现代派的光怪陆离的作品，用“新诗”进行标榜和粉墨。淡化了情感和感悟自然而然的滋生，却对刻意创作进行推崇，往往在不经意间对诗歌造成一种伤害——不“作”不足以成诗歌。太多的欲望表达和过分追求丰富的企图心让诗歌“禁欲”成为虚设，陷于“雄辩”的泥沼无法自拔，而令朴素变得遥远和陌生。

初读梁尔源的这些诗，往往能从简单的诗句中间采撷出一些“笨拙的稚语”，感觉有如“稚童”，又能从中引出些“稚趣”，使人会心一笑，有如黄永玉的生肖系列小品，妙趣横生，灵动俏皮。然细细品咂，其充满了稚味的表象之下，则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无奈和感伤，这种淡然的克制和随性的风趣，反而隐忍着对生命甚至死亡的深层认知。就像《扫墓》这首诗，可能更适合反过来读，诗的末尾“临终时他用乏力的手/拍了一下脑袋……我走了/一根头发都没有带走啊”，把父亲这番临终的感叹倒带过来是“那光秃的坟冢/被雨水浇得溜滑/就像父亲光秃的脑门”，再往前是“我”“拔掉了坟冢上的杂草野花”，最后回到诗的开头“父亲生前从不拈花惹草”。由此我们看见了诗人一心想塑造的这样一个父亲，乡土而本分，风趣又豁达，就像喝茶还有回甘，诗歌读完回味在心头的，是对宿命的感叹。

可见，不为赋新辞而牵强附会，是梁尔源最难能可贵的坚守。当他从对诗歌“形”的追求由繁复转向简单，把诗歌内在的“神”从单一和浅表转向多样和深刻，他是在试图寻找一种可行的路径，冲破种种对诗歌的人为设定和语言桎梏，实现某种轻松自由的表达。就如他在《假装》中所写的情景，四下都是皇帝的新衣，而他却敢于做那个讲真话的孩子。在每一首诗歌的字里行间，他谨守着朴实却难掩其对生命主题进行探索、追问和深挖，不断拓展生命主题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的努力和坚持，这种努力和坚持，注定了他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也注定了他是一个自心灵和灵魂都散发着诗性的诗人。

有位文学评论家曾说，“文学史中凡是迫切地与传统断裂的言行事实上只是一种策略，传统根本就断不掉，偏激的逆反本身就是延续的表征”。李白当年写诗为了通俗易通，还要特意读给不识字的老奶奶听，这既是他的诗歌流传甚广的原因，也该是诗歌的本来面目——它应广为众识，属于所有人。如果说现代文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背离了古典和传统转向西方和现代性，那么在最应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期待古典和传统的复苏，期待这些元素推动诗歌的复兴。从这点上说，当下诗歌所具备的“社会病”，更像是偏激的逆反，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才越是优越的，诗歌保有本真与朴实未必就是幼稚，或许更应该把它看作是民族与传统诗性的回归。“真正的诗歌并不是看起来怪诞和目迷五色，而应该是朴素的，甚至在特殊的历史和诗歌文化语境下，‘朴素’也可能成为一种先锋”（霍俊明《无论诗人是天才还是朴拙的普通人，都必须说“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回到拙朴的原点，是另一种形式的重新出发，也是深刻的另类展现，亦是文学探索必不可少的回溯阶段，诗歌复兴不可回避的准备阶段。

“拙朴”作为诗歌的另一种语境，它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涵具有令人反思的重要意义，文学的去伪求真，不应该只是一个诗人的努力，而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