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 译   

维尼亚明·费奥多罗维奇·卡甘①是用古星相家和敖德萨的牛顿的神计妙算来处理这件事的。他那阴谋家的活动是建筑在无穷小的基础上的。卡甘从乌龟爬行的速度看到了救治定律。他让自己从教授的小房子里走出来，随时随地走到电话机前面，一不发誓，二不推托，主要是竭力延缓病势恶化。

在通过被称为到处奔走的、易于被人理解的纯微积分的途径挽救五条人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中，教授和数学家的参与使大家感到十分满意。

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得了像猩红热这样的传染病，容易传染给别人；因此，最好把他一一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一枪打死。他到处奔波，却毫无结果，四处求医，恳求他们尽快进行消毒处理。

如果允许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有外出的自由，那么他一定会叫一辆出租汽车，盲目地、毫无计划地跑遍整个莫斯科，他想象中的葬礼就是这样的。

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总是惦记着说，他把妻子留在了彼得堡。他甚至请来了一位亲戚当他的女秘书，她生得很瘦小，表情严肃，精明能干，一直照料着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的日常生活。总之，他在不同的时间求助于不同的人，似乎在为自己接种预防吃枪子儿的疫苗。

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所有的亲戚都死在犹太人的桃木床上。有些彼得堡资产者都当过贵族血统的神职人员。通过翻译，伊赛跟阿纳托尔·法朗士②有过初步接触，他们像土耳其人朝圣黑色的克尔白石殿③一样．拜谒屠格涅夫和莱蒙托夫④去过的疗养地，以便用治疗的方式让自己渐渐地进入彼岸世界。

在彼得堡，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的生活方式完全像一个道地的法国人：吃自己做的法国菜，专挑一些不得罪人的人做朋友：就象挑吃清汤里的炸面包块一样；如果外出，也一定跟自己的职业有关，他只去两个旧货收购商那儿。

在战争动员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说在刚刚响起战斗警报的时候，伊赛．别涅季克托维奇表现得还算好，可是后来，他褪色了，变蔫了，吓得伸出了舌头，亲戚们一起把他送到了彼得堡。

我向来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资产者怎么会染上苛刻挑剔的恶习，而且美其名曰“高贵”。所谓高贵，就是使资本家和动物相接近的东西。

许多井产党员在资产者的世界里乐而忘返，其原因就是成年人迫切需要跟两颊绯红的孩子们交往。

资产者，当然比无产阶级更天真无邪，他们和母腹内的世界更加亲近，和婴儿、小猫、安琪儿和长翅膀的小天使更加亲近。在俄国，这种天真无邪的资产者是很少的，这对于真正革命者的消化会产生不良影响。应当使资产阶级保持天真的面貌，应当让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业余比赛，哄他们在普尔曼式火车车厢的弹簧床上好好睡觉，把他们裹在火车上的雪白色睡梦的襁褓里。

二

一个脚蹬山羊皮靴子，身穿波里斯绒紧腰长外衣，头上留着鬂发的小男孩站在几个大婶大娘和保育员中间，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厨师和一个赶马车的男孩。这一群嘁嘁喳喳哄着，闹着的大天使簇拥着小少爷说：

  “打他一下，瓦辛卡，打他一下！”

瓦辛卡马上打了他一下；于是，几个老处女，丑八怪你推我搡，轻轻按住身上长满疥疮的赶马车的男孩说：

 “打他一下，瓦辛卡．打他一下，我们现在把这卷毛头按住了，我们现在围个圈子跳个舞……”

 这是什么？是魏涅齐阿诺夫⑤的风俗画吗？是农奴写生画家的习作？

不，这是共青团里的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家伙，在搞宣传的大婶，大娘和保育员的指导下进行排练活动，让他，瓦辛卡跺一下脚，让他，瓦辛卡打一下，而我们把一个小黑皮轻轻按住，在周围跳起舞……

 “打他一下，瓦辛卡，打他一下……”

三

一个跛脚姑娘从没有一辆电车的街上向我们走来，那条街很长很长，仿佛漫漫长夜。她把拐杖放到一边，急急忙忙坐下来，想跟大家一样。这个单身女是谁？一一轻骑兵。

我们一面彼此向对方要香烟，纠正自己学到的中国人的习俗，一面将伟大的、被禁止的阶级意识译成肉体胆怯的公式。肉体的恐惧敲击着打字机，肉体的恐惧在一张张手纸上像写中国字那样涂涂改改，接连地写着告密信，揍打倒下的人，要求处决俘虏。找们的成年伙伴像孩子们当众把一只小猫淹死在莫斯科河里一样，在大转折时期拼命地挤压黄油。“嘿，用力压呀，挤呀别让人见到在挤谁”——这就是施私刑者的明火执杖的准则。

        掌柜把女工高高吊起一一打死他！

        女会计算错五个戈比一一打死他！

        经理一时糊涂说漏了嘴——打死他！

        农民将黑麦藏进谷仓一一打死他！

姑娘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向我们走来。她的一条腿被截去了一段：笨重的假鞋像一只木制的马蹄。

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是些不要读书的中学生。我们是任性放肆的共青团员。我们是无法无天的捣蛋鬼。

菲利普·菲利佩奇牙齿疼，巳经有好几天不来上课了，今后几天也不会来上课。我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就像马蹄装在腿上一样，觉得是多余的，可是这一点没有使我们感到羞愧。

我来找你们，我的偶蹄类的朋友们，是为了用木蹄敲打黄颜色的社会主义商业长廊，它是逞强好胜的负责人基别尔凭着狂妄的想象创办的，它包括开设在特维尔街的豪华旅馆、夜间电报亭或是电话服务站，出自缔造全人类幸福的理想而建造的带小吃部的剧场休息厅，有着向你频频致敬的办事员的事务所和空气干燥得使你嗓子发痒的邮电所。

这儿，在二等车站的黄澄澄的灯光下，会计室度过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这儿，就像普希金的童话故事一样，大家在给犹太人和青蛙举行婚礼，也就是说，不停地进行着一个用舞台动作扔着鱼子酱的，长着细腿的花花公子和从同一个澡堂里出来的，浑身冒着热气的，手脚不干净的人的婚礼。后者是莫斯科的编辑、棺材匠，专门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报纸棺材。他把白纸尸衣揉得沙沙作响，他为基督年的月份：一月，二月，三月……打开血管．这些月份至今仍保留着古希腊的名称。当时代之马的黑血喷涌而出的时候，他非但是一个可怕的、不能挽救事故和生命的庸医，反而为此感到兴高釆烈。

四

我是在离开科学家生沽改善中央委员会的一排板棚以后，直接到《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社去工作的。那里只有十二副耳机，几乎都是损坏的，还有一个由教堂改建而成的阅览室，但是没有图书，大家像蜗牛一样睡在一只只圆圆的小沙发椅上。

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女工作人员非常恨我，因为我天天带着小草篮去，还因为我不是教授。

白天，我常常去看河水上涨的情况，坚信莫斯科河的汹涌的洪水一定会淹没科学家们聚居的克拉彼特金斯卡亚沿岸街，于是用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的电话叫了一只小船。

每天早晨，我在街上直接对着长颈瓶喝几口消毒酸奶。

我常常从供教授们使用的木架上拿走别人的肥皂，每天乘夜深人静洗个澡，从来没有被人抓住过。

这里的人有的来自哈尔科夫，有的来自沃罗涅日，都想到阿拉木图去。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替我出主意，到哪一个共和国去更合算。

晚上，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的大门紧闭，像一座要塞一样，我用棍子敲着窗户。

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打电话给每一个有地位的人，到了晚上，工作人员就发给他们一张便条．就像给神父的荐亡表一样。作家格林也住在那里，一个女工作人员常常替他刷衣服。我和大家一样，也住在那里．从来没有人来干涉我，一直到仲夏，我自己离开了科学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员会。

在我搬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皮大衣横着放在四轮轻便马车上，一个长期住在医院里的出院病人或是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都有这种习惯。

五

说到文学创作，我只知道生肉，只知道疯长的赘疣。

        天空中翱翔着一只苍鷹，

        它的哀鸣刺痛了狭谷的心。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我把世界文学作品分成两类：获准文学和非获准文学。第一类是废物，第二类是偷来的空气。我鄙视那些写事先获准的作品的作家，真想用棍子揍他们的脑袋，让他们坐到赫尔岑之家的桌面上，除了给他们每人端上一杯警察局的茶水以外，还给他们每人一份高伦费尔德的能力分析。

我要是能禁止这些作家结婚，不让他们生儿育女就好了。他们怎么可以有孩子呢？要知道，孩子们应当为我们把最主要的话说下去，直到说完为止一一他们的父辈早已在三代之前被预售给花脸魔鬼了。

这就是文学的一页。

六

我没有手稿：没有笔记本，没有文献资料。我没有留下笔迹，因为我从不写字。我一个人在俄国吃开口饭，而四周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坏蛋在写。我算什么作家，见鬼去吧！滚开，蠢货们！

因此，我有许多铅笔，五颜六色，全是偷来的，可以用“热列特”牌剃须刀片把它们一支支削尖。

这个牌子的刀片边缘虽然有些毛但我总觉得它是我们钢铁工业的杰作之一。优质的剃刀很好使，像割草一样不费力，有很强的弯曲度，拿在手里不会断裂一一不知是火星人的名片，还是身体中间钻了个小洞的彬彬有礼的魔鬼送来的便条。

“热列德”牌刀片是毫无生机的托拉斯的产品，美国和瑞士的狼群是这个托拉斯的股东。

七

我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会理解我。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拉木图去，那里的人，眼睛都像葡萄干；那里的波斯人，眼睛大得像煎蛋；那里的萨尔特人，眼睛又圆又鼓。

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塞拜疆去吧！

我有过一个监护人，他就是人民委员姆拉维扬-穆拉维扬，是犹太人家园的小妹妹一一亚美尼亚土地上像蚂蚁一样终日辛劳的人民委员。他打给我一份电报。

我的监护人，姆拉维扬-穆拉维扬死了。埃里温的蚁穴里从此少了一位黑色的人民委员。他天真好学，就像一个从土耳其农村里出来的神父：再也不能坐上国际列车到莫斯科去了。

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塞拜疆去吧！

我有一封写给人民委员姆拉维扬的信。我找到座落在莫斯科最整洁的使馆街上一幢亚美尼亚別墅，把这封信交给了秘书处。我差一点被老教育人民委员派到埃里温的一所寒碜得像个修道院一样的大学里去，给在那里读书的，长得圆头圆脑的大学生上课。

如果我真的去埃里温，那么我将二天三夜接连不断地跑到车站的小卖部，去吃黑鱼子酱夹面包。

愚蠢的哈尔德人啊！

我要一路上阅读左琴科⑥最优秀的作品，会像一个偷了一百卢布的鞑靼人那样喜形于色。

愚蠢的哈尔德人！我们到阿塞拜疆丟吧！

我要在装满一大堆散发着衣服碱液味的草筐里再放进自己的勇气，而将我的皮大衣挂在金色的钉子上。我将一只手挽着皮大衣，一只手执着手杖一一我的犹太人的权杖，走出埃里温火车站。

八

有一首优秀的俄罗斯诗歌，我曾在散发着狗毛味的莫斯科的夜晚反复地吟诵过，它仿佛长角的魔鬼，充满着迷惑力。猜一猜吧，朋友们，这首诗，他用滑木写在雪地上，它像锁孔中的钥匙吱吱作响，它像冰雪敲击着房间：

        ……没有向监狱中的不幸者射击……

这就是信仰的象征，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学死敌的真正典范。

在赫尔岑之家，有一个只吃乳制品的素食者，是个语言学家，长着一颗中国人那样的小脑袋，他属于这样一类人，当一个个人头落地的时候，他会一边踮起脚尖，一边打着哈哈，若无其事地走在淌满鲜血的苏维埃大地上。还有一个叫米切卡·勃拉戈伊的人，是个贵族学校的败类，布尔什维克准许他从事科学研究。他现在在专门博物馆里看守着吊死谢尔盖·叶赛宁⑦的绳子。

我对他说：找他的中国人去，到他的上海去，找他的那些中国通去，那儿有他的容身之地！比作母亲的语文学过去是什么东西，现在又变成什么东西……它曾经是鲜血，是毫不妥协，而现在成了能忍受一切的可怜虫……

九

在谋杀俄国诗人的凶手或候补凶手的名单中加上了高伦费尔德这个不光彩的名字。这个患瘫痪症的丹特斯⑧，这个住在巴谢伊那亚街上的毛尼亚大叔宣传道义，宣传国家观念，完成他一无所知的政体的订货，他几乎把接受这种订货看作消化不良的表现。

因高伦费尔德而死是愚蠢的，如同因被自行车撞了一下或者因被鹦鹉啄了一下而死一样的愚蠢。然而文学凶手也可能是鹦鹉。比如说，我曾经差一点被艾伯特⑨国王陛下和符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柯罗连科⑩的鹦鹉啄死。我很高兴，我的凶手还活着。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寿命比我还长。我给它吃砂糖，兴趣盎然地听它反反复复地说乌伦什皮格尔的诗句，一会儿是“灰烬敲着我的心”，一会儿又是“世界上语言最痛苦”。一个能将自己写的书起名为《语言的痛苦》的人，他的额上生来就有文学凶手的烙印。

我和高伦费尔德只见过一面。那是在一家小杂志社的肮脏的编辑室里，编辑室就像克维西桑的小饭店．到处都是憧憧人影。当时还存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还不知向谁告状。当我回忆起孤苦伶仃的生活一一我们竟然活下来了！沉重的泪珠在我的眼眶里滚动……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个两条腿的批评家，我同他握了握手。

高伦费尔德大叔，你为什么要到《交易所新闻报》，即《晚间红色报》去告状，而且是在苏维埃的1929年？你还不如对着身穿干净的犹太文学背心的普鲁彼尔先生哭一顿，你还不如向穿着晨服，患有坐骨神经痛的银行家诉说一番自己的痛苦……

十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有位女秘书，是个一句假话也不说的诚实姑娘，完完全全像只小松鼠，是只小啮齿动物，和每一个来访者一起啃核桃。她急急忙忙赶去接电话的姿势，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母亲赶过去照看生病的嬰儿。  

有一个坏蛋对我说，诚实，希腊语就叫“姆里亚”。

这只小松鼠一一用希腊字母大写的真正的诚实。同时，这位姑娘一一残酷的党的处女，还意味着另一种诚实——党的诚实……

女秘书胆子很小，却很有怜悯心，像一个护士，与其说她在工作，不如说她生活在办公室外边的有电话的脱衣间里。备有电话和经典报纸的穿堂间的可怜的“姆里亚”姑娘啊！

这位女秘书与众不同，她像一名坐在政权门槛上的助理护士，像护理重病人一样护理着政权的代表者。

十一

不，请让我进行诉讼，请让我把诉讼载入记录！……

请把我，怎么说呢，归入案卷。我恳求你们，不要剥夺我出庭的权利……诉讼程序还没有结束，我可以大胆向您保证，它永远不会结束。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前奏。女歌手鲍齐奥将在我出庭的时候登台歌唱。一群戴着方格厚毛围巾的，长着大胡子的大学生混在穿短斗篷的宪兵中间，在一只领头羊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地走在出殡的行列里，抬着一口警察局的棺材，里面放着从烟雾腾腾的地方法院里调来的我的诉讼案件的残骸。

        爸爸，亲爱的爸爸，

        哪儿有你的妈妈？

        可怕的天花，

        已从福斯普身上赶走啦。

        你的妈妈瞎了一只眼，

        用死亡的针线缝潸案件的破褂……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请允许我介绍自己……好像在您的家里……您作为主人，请多少给我一点回答……

是否能允许我出国？……这儿正发生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老爷！怎么办呢？！我能向谁去倾诉！

十二

在我一生中的某一年．一些成年男子曾企图为我举行一个肮脏卑鄙的宗教仪式，这些人，我从心底里痛恨他们，决不想在今后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给仪式起了个名字，叫做文学割礼，或称文学强奸。据说这样做，符合作家部族的习俗和教历的需要，同时由族长挑选，谁来充当牺牲品。

我坚持认为，文学创作应当保持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形成的那种形式，它和我引以为自豪的犹太人的光荣称号是不相容的。我的身上有牧羊人、大牧首和沙皇遗留的血统。它反对作家部族的奸诈狡猾的茨岗风格。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到处流浪的，肮脏的茨岗人的大篷车队把我抢走了。多少年来，他们到处厮混，费尽心机将他们唯一的手艺，也就是唯一的艺术一一偷窃传授给我。

文学创作，这是皮肤的恶臭和最肮脏的烹饪方式的混种。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躺在被从城市里清扫出来的自己的呕吐物上过着游牧生活，在农村里也不受欢迎，然而无论到哪里，它和官方非常亲热，官方把它当成妓女，为它在黄色区里让出一个位子，因为文学无论在哪里，使命只有一个一一帮助法官大人镇压注定要灭亡的人。

作家，他是鹦鹉和神父的混合体。他具有神父这个字的最崇高的意义。如果他的主人是法国人，他就说法国话，如果他被卖到波斯，他就说波斯话：“神父——傻瓜”或者“神父想吃砂糖”。鹦鹉没有年龄，不知道白天和黑夜。如果主人玩腻了，就用一块黑布将它盖上，对于文学来说，这是黑夜的代用品。

十三

从前有谢尼耶两兄弟，可鄙的弟弟把一生献给了文学，后来被处决的哥哥自己也处决了文学。

狱卒们比任何人都爱读小说，他们需要文学。在我一生中的某一年，一些戴着有角皮帽，长着大胡子的成年男子抬起石头般沉重的脚，踩在我头上，以便把我阉掉。我断定，这些人都是本部族的司祭，他们身上宥一股洋葱昧，葡萄酒味和羊肉味。

一切都很可怕，就像小孩予做梦一样。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在人生旅途的中段，我被一伙自称为法官的强盗拦截在苏维埃的密林里。这些老人长着青筋暴起的脖子和经受不住岁月重负的瘦长的小脑袋。

我的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需要文学。它揉我，摸我，捏我，一切都很可怕，就像小孩子做梦一样。

十四

我对《土地与工厂》出版社未能和译者高伦费尔德和卡里亚金达成协议．承担道义上的贵任。我是熟制名贵毛皮的工匠，差一点被文学的毛皮熏得喘不过气来。我也要对下面这件事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我曾向彼得堡的无耻之徒暗示，希望像借用诽谤性的趣闻一样借用一下果戈理的温暖的外套；一天晚上，在广场上．这件外套突然从最老的共青团员一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肩膀上滑落下来。我从自己身上脱下文学的外套，并把它踩在脚下。我穿了一件上农，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来回三次跑过莫斯科林荫环行道。我不顾致命的感冒，从共青团主办的精神病医院中逃出来，只求再也看不到特维尔林荫道上的藏污纳垢的房子里十二扇灯火通明的犹太人的窗户，只求再也听不见银币的叮当声和计算印张的声音。

十五

从特维尔林荫道走出来的尊敬的小说家，我们曾在一起写过您甚至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小说。我非常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官方的公文里，出现在法院执行员的传票上和其他硬性的文件里。在这种地方，名字听起来更加公正，声音听起来更觉新鲜，应当说，十分有趣。我自己有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不这样做。我，多少年来应当做些什么的曼德尔施塔姆，一天到晚躲躲闪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他还能逃避多久？这样下去对我没有好处，别人的名声与日俱增，而我却相反一一时光在倒转。  

我做得不对。这里不可能存在两种意见。我没有从错误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无法偿清这笔帐，只能用逃避来拯救自己。我又能逃避多久呢？

当我收到无情的传票，或是某一个社会组织发来的像古罗马文字一样简单的提示式通知的时候，当他们要求我交出同伙，停止鬼鬼祟祟的活动，并且说出我从哪里弄到伪钞的时候，当他们要我写下不从预先决定的边境线出国的保证书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意了，而且立刻感到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又开始躲躲闪闪，永无止境。

首先，我从什么地方逃走，他们就一定会搜寻我，把我抓回丟，送回原处。其次，他们把我当成了别人，没有精力来证实我的身份。我的口袋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张去年用密码写的字条，几个已经去世的亲戚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些不知是谁的地址。第三，我跟韦尔泽乌尔，也可能和国家出版社，在撒过像金刚砂一样的辣椒芥宋的绘图纸上签订了一份內容广泛的，然而却无法履行的协议。上面规定必须双倍返回获得的利润，按四倍计算吐出非法所得，连续十六次完成或是不可能做到的，或是不可思议的，或是唯一能证明我是正确的事情。

年复一年，我变得越来越坏了。我全身好像被一把电车售票员手中的钢钳打满了窟窿，盖满了自己名字的印章漓有人叫我父名的时候：我每次都禁不住打哆嗦一一怎么也听不顺耳一一多么荣幸啊！哪怕一生中有人叫我一次伊凡·莫伊谢奇也好！……哎，伊凡，替狗去挠痒吧！曼德尔施塔姆，替狗去挠痒吧！对法国人，称呼亲爱的老师，可是对我，却直呼曼德尔施塔姆，替狗去挠痒吧！人人各得其所。

我，一个日渐衰老的人，用一颗残缺的心替主人的殉挠痒——他们还嫌不够，他们还嫌不够……俄罗斯作家用温柔的狗眼看着我，恳求我：去死吧！他们怎么会产生这种奴才的狠毒，这种对我的名字的刻意的蔑视？茨冈人还有马与之相伴，而我一个人，又有马，又有茨冈人……

铁皮传票压在我的枕头底下……没有花环，只有四十六份协议；没有蜡烛．只有十万支点燃的香烟……

十六

无论我干得多么卖力，即使把马背在身上，使我把磨盘转个不停，我也始终成不了劳动者。我的劳动，无论拿什么来表示，都被当成顽皮淘气，胡作非为和偶然的行动。然而，这就是我的意愿，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举双手赞成。

方法有各种各样，对我来说，面包圈中间的窟窿更为重要。那么做面包圈的面团怎么办呢？面包圈可以吃掉，中间的窟窿留着。

真正的劳动是布鲁塞尔的花边织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上面的花纹：镂空，刺绣，抽丝。

可是，老弟，劳动对我没有好处，它不会将我列入工龄计算的。

我们有一本劳动圣经，可是大家并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是左琴科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把他为我们塑造的唯一的劳动者的形象踩在脚下．我要求在所有的城市里，在苏联的全部国土上，为左琴科建立纪念碑，至少也要在夏花园里建一座像克雷洛夫爷爷那样的纪念碑。看，谁的手里有旷工单，看，谁的手里有布鲁塞尔的花边织物！

伊林卡的晚上．当国营百货公司和托拉斯都已人睡，说管家乡的中国话的时候，一件件趣闻也在伊林卡悄悄流传着。列宁和托洛茨基互相拥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只小水桶和一根君士坦丁堡的钓鱼竿。两个犹太人走在一起，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一个人提问：一个人回答，一个人不停地问啊问啊，一个人不停地转啊，转啊，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一个背着手摇风琴的德国流浪乐师，是个失败者，是个寄生者……Ich bin arm，我很穷。

睡吧，亲爱的……爱姆-爱斯-佩-奥……

“维’在在红场上读电话号码簿，请朝我睁开你的眼睛……替我接中央委员会……

一群从埃里温来的，带着染过色的新鲜鲱鱼的亚美尼亚人在路上走着。Ich bin arm，我很穷。

在阿尔马维尔的城徽上写著：狗在吠，风在吼。 

译注：

① 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869一1953），微分几何学学派创始人。

② 法国作家（1841—1924）。

③ 麦加圣寺内的石殿。

④ 均为19世纪俄国作家。

⑤ 画家（1780一1847），俄国风俗画奠基人之一。

⑥ 俄罗斯作家（1895一1958）：著有《蓝书》、《返回的青春》、《日出之

前》等小说。

⑦ 俄罗斯诗人(1895一1925），作品有诗集《母亲的来信》等。

⑧ 杀害普希金的凶手，法国保皇分子。

⑨ 比利时国王（1875—1934）。

⑩ 俄国作家(1853一1901）：作品有《马卡尔的梦》《盲音乐家》等。

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和阿克梅派的代表性诗人。1934年因作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而被捕，在流放地沃罗涅日写了满满三个笔记本的诗。1937年返回莫斯科，旋即于1938年洗清运动高潮时再次被捕，同年在流放途中神秘死亡。生前出版诗集《石头》、《哀歌》、《诗》，散文集《时代的喧嚣》和评论集《论诗》。逝世后诗集包括《莫斯科笔记》和《沃罗涅日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