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通常理解中，语言与生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而当今国内的文艺学、美学研究界，也尚未把生态语言观作为生态诗学、美学研究的必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而赵奎英教授的新著《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构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可谓填补这方面空白的一部力作，刷新了我们的诸多认识。该书以“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作为研究论域，在中西汇通的视野中，采用历时梳理与共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探讨了西方自然语言观、诗性语言观和道家语言观的生态诗学、美学意义及其代表模式，力图寻求一种生态语言观作为当代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它不仅开启了生态诗学、美学语言哲学基础的奠基之路，还在生态语言观、生态审美等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创获，从而将我国生态诗学、美学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和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该书创新性地提出和探究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源始关联及其审美意义，阐明了生态诗学、美学研究建构中语言哲学基础的重要性。人是语言的存在物，其思维、观念乃至行为都与语言交织在一起并受语言的塑模和影响。因此，我们的世界观、存在观、审美观与语言观，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审美方式与言语方式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正如赵奎英教授所说的那样，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不仅是生态诗学、美学文化研究中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当前国内外生态文化研究中最具挑战性和前沿性的问题之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更使我们看到了生态与语言的内在联结性和审美关系。该书从生态诗学、美学建构的“诗意栖居”目标，其产生的高度语言化的生存现实和后现代话语优先的时代语境，以及人类作为“语言存在物”的本性三个方面，揭示了生态诗学、美学建构中语言与生态关系的原始关联和基础地位。这不仅填补了当前生态诗学、美学研究在语言基础方面的理论空缺，还从语言哲学基础这个深层次的论域促动了当代生态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其次，该书首次界定了生态语言观的概念及其标志性特征，为生态诗学、美学语言哲学基础的创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要想在前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最根本问题就在于坚实、合宜和恰当的理论基础的建构。在广泛考察国内外生态诗学、生态美学概念提出和学科界定的基础上，该书明确认为，生态诗学、生态美学所共同关心的诗意栖居问题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它们进一步建构的首要问题就是寻找一种新的、能够使之得以支撑的语言观。而与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目标相一致，这种生态语言观也必然是一种有助于重建人与自然之间交流与联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语言观。该书在系统梳理、考察辨析西方从古至今的自然语言观、诗性语言观和身体现象学语言观的基础上，界定和阐释了生态语言观的概念特征，提出生态的语言观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反理性中心主义、反分离主义的诗性的、自然语言观。它强调语言与自然之间的自然联系，把语言看作是所有生命存在本身的表现或显现。自然性、诗意性、显现性和聚集性是它的根本特点。这一前瞻性的界定与创构性的阐释必将给当前生态诗学、生态美学的开拓性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最后，该书对“什么是生态审美及如何确立生态审美观念”作了探本溯源式的揭示和富有创建性的概括。怎样界定生态审美，生态审美与其他审美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促成自然鉴赏中生态审美的实现，它需要什么条件？这两大问题的合理阐释对于生态美学的建构发展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因此，该书挖掘了“生态”一词的原义及海格尔对生态学的界定，创新性地论证了海德格尔生态伦理学、基本存在论、诗性道说语言观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批判反思了当代西方环境美学自然环境审美的“参与模式”和“自然环境模式”的基础上，不仅揭示了生态概念原义与经典审美概念之间的张力关系，还对生态审美概念及自然审美中生态审美经验生成的条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概括。该书谈到，“家园”、“生命”和“无中心的相互关系”是生态概念的三个关键义项。“生命”是“生态”的灵魂，“家园”是“生态”的基底，“相互关系”是“生态”概念中使生命与家园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血脉。三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生态”的意义整体。由于康德以来的审美概念设置了主客体关系框架，强调了审美主体的中心地位，主要关注审美对象的形式而非对象的生命存在，因此，要使我们的自然鉴赏既是生态的又是审美的，只有对传统的审美概念进行生态化重塑，使之发生三种根本转变，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审美。第一是从关注自然的“形式”到关心自然的“存在”，第二是从把自然当作“对象”到把自然当作“家园”，第三是从把自我当作“观光者”到把自我当作“栖居者”。

此书是赵奎英教授继《混沌的秩序——审美语言基本问题研究》和《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之后的又一部语言哲学美学力作，可视为她语言哲学美学研究的生态拓展，因而对于我国当代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的推动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