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介】 原名姜世伟，朦胧诗人的代表之一；生于沈阳，1956 年全家迁到北京市； 1969 年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1978 年底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并出版了处女诗集《心事》； 1987 年与唐晓渡、杨炼组织了“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并出版刊物《幸存者》。主要作品有《阳光中的向日葵》（1983）《芒克诗选》（1989）《没有时间的时间 》《今天是哪一天》、《芒克的诗》，长篇小说《野事》，随笔集《瞧，这些人》。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大利、德、西班牙、荷兰、瑞典、日等国文字。曾应邀访问过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瑞典、古巴和日本等国进行学术交流。

文 / 芒克 VS 单于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就是无忧无虑

单于：童年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没有家人和学校的管教，你是否感觉到最初的自由？

芒克：我的童年和少年如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是幸福和美好的。我出生于沈阳，5 岁多点儿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人便随同迁往北京。我们就住在国家机关的宿舍大院里，新建的蓝砖楼房，家中的暖气、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样样齐全。家具全是机关配给的，吃饭有国家计委可容纳几百人共餐的大食堂。

我是7 岁多才上的小学，因我父母认为我开智晚，一问三不知。我们的小学就在我们住的大院里，我出家门跑进校门也就两分钟。这所小学的学生几乎都是住在这个大院儿里的孩子，从小一起玩耍，又一起上学。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有离开过这所小学，在六年级的时候小学改名为“中古友谊小学”，那时是因为中国跟远在拉美的国家古巴友好，我是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

我的父母在我们小的时候没离开过我们。我的父亲整天忙于工作，有时候会去外省出差，家里教育都靠我母亲。这么说吧，什么无忧无虑，我觉得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的。至于说到没有家人和学校的管教只是短暂的，躲开了严厉的父亲，逃离了学校的管束，但当你独自步入社会独立生活的时候，你又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遇到很多现实问题。所以说自由只是相对的，自由往往是人心里面的一种感觉，你觉得你自由的时候其实只是发自心里的一种自由感。

单于：你为什么初中二年级（1966 年）就不上学，干什么去了？

芒克：这三年时间发生的事情要说起来话长了，我只能简单地回顾一下。

1966 年我上初中二年级，这一年的上半年“文革”爆发，从此学校里乱了，学生们闹着造反，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还有什么“红外围”，其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写大字报，揪斗“走资派”，搞批判会，还有便是施展各种暴力。可以说我的中学时代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

我在读的学校是北京三中，全校清一色的男生。这所学校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清朝。校址位于北京西城区的祖家街，校内是古旧的明清建筑和大大小小的院落，相传这里曾是明朝一位将军祖大寿的府邸。

这所学校的学生以老北京的子弟为多，有满八旗的后裔，有民国官僚和资本家的子孙，有城里小商小贩的孩子们，还有一部分老知识分子和新中国的干部子弟。

就这样一所学生家庭成分复杂的学校，当“文革”突如其来地爆发，学生们也造反得厉害。号称“红卫兵”的学生们除了在校内揪斗“走资派”和一些老师，还冲到校外去抄那些所谓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的家，暴力场面随处可见，我在此就不具体讲述了。

那个年代是非常注重家庭出身的，学生们被划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子女。当然这也是会有变化的，到后来就有许多当初是“红五类”的子女一下子便成黑的了。

大概是在1966 年8月初的时候，我们年级有个不知怎么就当上了“红卫兵”头头的学生，也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说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而且这位学生，我弄不明白他又是怎样得到了权力？他开始禁止我参加学生应该参加的所有活动，包括本来是自发的“红卫兵”组织也不许加入。还有更可恶的事情，那是几月份我不记得了，有同学告诉我在学校内有人写大字报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我那时刚16 岁也不太懂个啥，但心里却觉得待在这学校里真的没意思了。

说到这里有些旧事我还是顺便讲一下，刚上初一的时候，我就被班主任段老师指定为班里的干部，整个初中一年级我都是班里的军体委员，也叫体育队长。在我刚到15 周岁时，已经是初中二年级了，我莫名其妙地又被段老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青团”。那时候能够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可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我们全班在“文革”前才只有三位团员。可上了初二没多久，我便被撤掉了军体委员，被人指成“修正主义苗子”。听说段老师在“文革”中也遭到了审查，并且还受了刺激精神出了毛病。他是教我们俄语的老师，当我离开这所学校直到如今再也没有见过他。

单于：离开学校，又去了哪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芒克：1966 年的9 月份以后，全国的学生和“红卫兵”们开始了“大串联”，据说这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批准的，就是让学生们免费乘火车到全国各地去交流什么革命经验，并且还让地方负责接待。我知道这消息后觉得反正去学校也没啥意思，还不如趁此机会到外面去看看去走走。

我找到一个同行的伙伴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俩一拍即合，跟家里说了声就直奔北京火车站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差不多两天一夜到了广州，我们被接待人员安排住在了广雅中学。头一回到南边的这座城市，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我们也没有什么革命经验与当地的学生交流，只被他们带着逛大街看珠江。大家伙儿全都光着脚丫子，早上出去还好，到了中午马路被太阳晒得滚烫，人家本地的学生照样走着回到学校，可我们光着脚根本走不了，只好在街边打听哪里有卖拖鞋的。

离开广州我们两人又乘火车到了上海。那时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高得令人赞叹。我们游逛在外滩观看黄浦江上的轮船，早就忘了我们来此是革命“大串联”。忽一天我发了高烧，在我们所住的学校旁边，里弄里住着的阿姨为我做了一碗鸡蛋汤面。

告别上海我们又登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经过杭州钱塘江大桥时，车厢里的人互相传说着有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前不久推开跑到铁轨上的军马，救了一列火车。终于熬到了昆明我们被接待住进了昆明工学院，已经没有了玩儿的兴趣，住了两天就又跑到火车站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

重庆这座山城令我印象深刻，那年月还没有什么高楼，去哪儿都要步行爬高高的台阶。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那里是朝天门码头，总有成群的拿着棒棒的挑夫在等着干活。令我难忘的还有那里的饭菜，可我记得住的只有麻婆豆腐。出来已有半个多月了，我们突然有点儿想家，哪里也不想去了，我们便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想不到整列火车的车厢里挤满了要去北京的学生们，连过道和行李架上都是人，那叫一个受罪啊，我记得一个在行李架上躺着的男孩子突然大喊大叫发疯了……

这列火车在一大早驶进了北京站。我们挤上公共汽车赶紧往家去。到了家我推门进屋以为这不是我家了，屋里住着一群女学生，吓得我转身想出门。幸好我妈看见了我把我叫住，原来家里也在接待外地来的“红卫兵”。

单于：后来又是怎样下乡去白洋淀的？

芒克：1967 年我记忆比较清楚的是我离开了北京三中，是几月份不辞而别的我记不准确了，而且从此就没再踏进过这个校门一步。具体原因是学校组织下乡劳动，竟然不允许我去，我感觉我完全被抛弃了。既然如此我还待在这里干吗？我听说我走后学校来了什么“军代表”，搞军训什么的，反正我没参加便一概不知了。

不去学校我也没去别的地方，我在我们家所居住的国家计委大院里每日同院里的伙伴们一起混着玩儿。这个大院里与我年龄上下差不了几岁的孩子有上百人之多，许多都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文革”中这伙人的父母许多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在一起也比较抱团。我们不怕跟外面的人和什么“造反派”打架，打群架的事不少，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我们抱团也是为了保护每个人不受欺负。

这种游手好闲的日子一直到 1968 年的年底。那年我的父亲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在北京复兴医院工作的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岁数小的孩子在家度日。我母亲从小就是个孤儿，她是在“仁慈堂”长大的，也就是孤儿院。她在那里被培养成一个助产士，我在多年以后听说，在沈阳那个地方经我母亲亲手接生的婴儿就有上千个。正因为我母亲如此出身和一生清白，所以在“文革”中挑不出毛病，这才保住了我们的家。

1968 年的年底，有一天我在北京三中的同班同学栗世征突然来我家里找我，他就是后来的诗人多多。他让我随他们一同去河北省的白洋淀带队去。那年毛主席已经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说一起去的还有同班的岳重（根子）和卢中南，而这两位同学已经到了白洋淀。我没有犹豫，跟我母亲说了我想出去，我母亲也无奈便给我准备下乡的东西。在1969 年1 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和多多等人就动身朝着水乡的白洋淀去了……

我哪儿也去不了，

哪儿也不想去

单于：在白洋淀7 年时间是怎样度过的？为什么你待的时间最久？

芒克：让我讲在白洋淀7 年时间的事情，哈哈，我真讲不过来，开玩笑说随便地写写也是一部长篇小说。

其实这7 年我在白洋淀待着的时间连一半都没有，因为那里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二百多里地，我经常是在村里待上两三个月，便又跑回北京了。我回到北京也不是每一次都住在家里，有时住在好朋友的家，当然这位朋友的家里肯定是父母不在的，不是被下放到干校去了，便是不在世了。我们在一起混着玩儿，有写诗的，有画画的，也有喜好音乐弹弹吉他和拉拉小提琴的。我住在朋友家里一般都不会告诉我妈，免得她又该为我操心着急了。

我在白洋淀村里的时候，实话实说，我出工下地干活的日子也不多。我们村三面临湖一面是条河，所以这个村多数渔民以打鱼为主。再有就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地，能种庄稼的地很少，产的粮食不够村里人吃一个月。村里主要的劳动力一部分打鱼去，一部分弄芦苇地，秋天收割，春天往上面盖泥。村里每年的壮劳力还要打堤挖河，这都是力气活儿，妇女们就是在家织渔网和编苇席。村里人所有的劳动所获就是为了跟国家换粮食吃，因为这里不产粮食。

你说这些活儿我都能干什么？从小又没受过什么苦也没有卖过大力气，你想逞能是不行的。我在白洋淀这么些年也就划船还玩儿得转，那也是经常摆弄练出来的，其他的我是真的干不了也干不好。在生产队的男劳动力里我是拿工分最低的，比小孩多一分，同妇女一个样，如果妇女下地干活的话。有不少次我都记得，生产队分配干活，比如每人挖一段沟，还是在水里，我根本就完成不了，每次都是队里的小伙子帮我挖完。我说这事就是说在水乡有许多农活我确实是干不了的，就甭说去下湖捕鱼了，那是很辛苦的技术活儿，队里也根本不会让我去。所以，队里给我比较低的工分我也认了没意见。

单于：在白洋淀和其他落户的知青有没有日常交流？

芒克：我们在白洋淀插队的村子叫大淀头村，有八个生产队。从北京来这里落户的知青共有8 个人，正好分配为每人在一个队。我在一队，岳重（根子）在二队，卢中南在三队，多多（栗世征）在六队。我们四人在中学是同班同学，其他人我就不说了。他们三个人论力气干活还都行，在各自的生产队都拿工分是满分。你拿满分就要干满分的活儿，因为你是整劳动力嘛。那时候村里每年都要派一些壮劳力去天津那边挖海河，就是治理这条大河。记得是我们来白洋淀第三个年头儿他们三人被派去了。那可是很累的活儿，这三人回来都累得变模样儿了，多多（他的小名叫毛头儿）还累出了肝炎。这以后，我记得岳重是头一个离开大淀头村的，他练了一阵子声乐，就是唱歌，男低音，当年中央乐团招人，他考上了走人了。接着过了一年村里来招兵，卢中南被招上去了部队。多多患了肝炎回北京家里养着，一年后病退回了北京。

我继续在村里待着，我哪儿也去不了，哪儿也不想去。那时我的父亲还下放在“五七干校”，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会影响到我们子女。

在村里几年与村民也混熟了，我下不下地干活生产队也不怎么管我。白天一个人待在屋里有时看看书，有时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算是诗吧。到了晚上我就跟村里一群关系比较好的小伙子们一起喝酒。那时喝不到什么好白酒，一般都是比较劣质的散装白酒，如果我从北京能带回几瓶二锅头，那就是最好的了。

单于：什么样的机会让你从白洋淀回到北京？

芒克：我的户口在白洋淀的村里待了7 年（待的时间是够久的了），最后一年村里的小学校有个初中班，没有老师就让我去教，也是为了照顾我让我多挣一些工分，还能补助些钱。哪门课都由我一个人教，甚至包括体育课。这最后一年是我挣工分最多的一年，因为每一天都给最高的工分，包括假期也给。

到了1976 年的一月份，突然有一天村里当时的书记跟我说，你可以回北京了。我挺纳闷不知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你已不是这个村里的人了，你的户口已经被人迁回北京去了。我当时听了挺吃惊，我并没有打算离开这里的准备，但我也挺高兴，想不到我还能离开这个村。我把自己的被褥等东西全都送给了村里的朋友们，在寒冷的一月份独自一人告别了我所插队的白洋淀大淀头村。

回到北京家里见到我母亲才知道，原来在白洋淀另一个村子里插队的一位北京女知青，是她帮我把户口转回来的。她（之前）找到在北京复兴医院工作的我母亲，托我母亲帮忙开一份医院的证明，这样她便可从乡下病退回北京。那时候许多知青都是用这种方法回来的，主要是当地也放行北京也接收。我母亲便托她也把我的户口转回来，就这样，也没人告诉我，我就又成了北京人。

单于：插队期间都去了哪些地方？

芒克：我是1969 年1 月份跟着多多去白洋淀的，1970 年的3 月份，也就是插队的第二年，我和几个在北京同住在计委大院的朋友，都是发小，一起去了山西和内蒙古，他们都在那边插队。后来同行的几个人意见不合便分头走了，再后来就各走各的了，那时在山西和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很多，路上遇到认识了便跑到他们那里玩儿。那一路遭遇的事情太多了，在这里就不讲了。可以说经过千辛万苦，因为身无分文，到哪里都靠新结识的朋友给些饭钱，行路就靠扒火车。反正当我回到北京时已是夏季了，我妈都急坏了，写过多封信给白洋淀村里，也不见我回信。她说我：你死到哪儿去了？

我年轻时真没少让我妈操心。前面我已讲过，1972年我和彭刚搞“先锋派”时学着《在路上》南下过一次，一路扒火车到了武汉。后走投无路想进拘留所都不收，只好卖身上穿的衣服换钱和粮票，到了河南信阳又被赶下火车，实在没什么可卖的了只能讨饭，那里尽是讨饭的孩子，我们总不能去跟他们抢食吧。幸好碰到一位在当地民政局工作的大姐，她了解了我们的情况把我们带到民政局。她问了我知道我母亲在北京复兴医院工作便打通电话，当我母亲听到我远在外地的声音只说了一句：你真是太不给我省心了！就这样那位民政局的大姐给我俩买好火车票送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当然这些费用都由我母亲汇给了信阳民政局。

回想那年月我真是让我妈太操心了，那时我父亲已下放在干校，他的工资已被扣下大半不发，每月他所在的国家计委只给一百元生活费交给我妈，加上我妈那点工资，怎能够我这么折腾？想想我真是太不给我妈省心啦。

能够成为一个诗人

那可是了不得的

单于：山西、内蒙古之行后为什么更喜欢阅读了？哪些作品对你产生影响？

芒克：我是1970 年从山西和内蒙古之行后突然喜欢上看书了，什么书都看，只要能拿到手的。而且我也不知为什么更喜欢读诗，也许是觉得好的诗句更能打动我的内心，而小说中的那些故事和情节反而不那么吸引我。

从1970 年到1976 年初离开白洋淀，也就是在插队这几年使我开始喜欢阅读也是看书比较多的一段时间。那时候只要是能拿到手里的书不论哪方面的都会翻看。凯鲁亚克写的《在路上》这本书是我在70 年代初读到的，它对我的影响也仅仅是在之后不久我和画家彭刚成立“先锋派”时，我俩人也学着来一次在路上。不过我们是身无分文扒火车在路上的，最终走投无路被遣送回北京。相比较当时我更喜欢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作家塞林格写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书里主人公的说话方式和想法是挺符合当时我们的状态。

说到哪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还真是想不出来。我只能列举一部分那几年读过的文学书籍名单，你们了解一下便是了。我记得住的有当过飞行员的李桑• 巴哈罗的一本寓言式小说叫《天地一沙鸥》；有美国作家杰克• 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和《马丁•伊登》；有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有德国作家雷马克的《生死存亡的年代》和《凯旋门》；有俄国诗人爱伦堡写的《人•岁月• 生活》；一本《< 娘子谷> 及其它》的诗选，作者有三个人，他们是叶甫图申科、沃兹涅辛斯基和阿赫玛杜琳娜。俄国的作品还有普希金的诗和他的诗体小说《第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全集，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小传》记忆较深，对那时的俄国诗人有了较多的了解。西班牙洛尔迦的《洛尔迦诗抄》，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几本集子都比较容易读到。再有就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反正这些大部头的书也胡乱地读了。短篇小说如美国作家欧·亨利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也读过不少。还有，我就不再列举书名了，只是想说明一下那年月我们还是能读到不少书的。

单于：什么时候你发觉对诗歌产生亲近感，喜欢读诗，有想写诗的冲动？

芒克：我对诗最初的兴趣源自中国的唐诗和宋词，曾看过有关诗词格律方面的书，去熟悉词牌，也曾尝试写过。但我发觉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更适合表达我的想法，所以从20 世纪70 年代初开始我写诗就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而且也不约束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目前能看到我保留最早的诗作写于1971年。还记得1971 年我写完几首诗给岳重（根子）看，他说了一句令我吃惊而又使我从此便坚持把诗写下去的话，他说：“你是诗人！”我真的被他的话给惊着了，因为那时我觉得诗在语言中是至高无上的，能够成为一个诗人那可是了不得的！

单于：从和周围的人（如诗人多多）较劲到自觉写作，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芒克：我最初对写诗产生兴趣与我那段在外“流浪”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应该说还是诗本身对我的吸引，是语言的这种表达，这种艺术方式对我的吸引。

我和多多是在1973 年初开始为写诗“较劲”的，我俩当时都写诗，就是比谁写得好，写出更绝的诗句。后来就一直写下去了，没什么转变，除了每首诗的变化。

单于：回去当工人之前，为什么烧毁了6年间写的全部诗稿？

芒克：离开白洋淀时烧毁早期的诗作原因很简单，一是没把自己写的东西当回事，二是这些东西总不能老随身带着，考虑到放在我父母的家里也不合适，毕竟那时写这种东西还不能公开，算是“地下的”，怕给父母惹麻烦。还好，朋友帮着保存下来不少。我记忆清楚的有两首比较长的诗是彻底没有了，一首是《第二十三个秋》，我二十三岁写的；一首是《绿色中的绿》也是那一年前后写的。早就回忆不起来了，也不想回忆，不存在的有不存在的道理。

人的勇气来自你坚信自己

所做的事业是正确的

单于：当时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让你有一种一往无前、不计后果的勇气？

芒克：1978 年底我和诗人北岛一起创办《今天》文学杂志，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当年被称为“地下文学”的作品公开发表，官方刊物那会儿是不可能发表的，我们只能自己去办杂志。为了争取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别再“地下”了，这是宪法所允许的，我们还怕什么？人的勇气来自你坚信自己所做的事业是正确的。

单于：你说过《今天》最终失败了，上面的作品还不够成熟。你认为当代诗歌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的？

芒克：作品是否“成熟”只是个人的认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常常是你觉得自己写了一首成熟而又完美的诗，但在别人的眼里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无数个人有无数个眼光和品味，所以说没有绝对的成熟和完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如同花开花落……

单于：你对当年的《今天》从总体上作何评价？《今天》改名为《此刻》后你还有在关注吗？

芒克：我对我们当年创办的《今天》文学杂志没有想过要评价，这件事只是我个人经历过的一部分后来《今天》在海外复刊我没参与也没怎么关注，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我自己还要写作和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关注不过来。

单于：《今天》停刊后，你又和杨炼、唐晓渡组织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为何后来也散了？

芒克 ：这是在1988 年初的时候，我和唐晓渡、杨炼当时都住在朝阳区的劲松小区，我们常在一起聚会，有一天我们三人觉得应该把在北京写诗的人重新聚在一起搞个诗人俱乐部，办个诗刊，时不时地讨论一下每个人的诗作，也是进行作品交流，就这样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幸存者”是他们俩其中一人想出来的。俱乐部的成员有三十人左右，出版了三期《幸存者诗刊》。后来在1989 年后俱乐部便自动解散了，没再有任何活动。

至于在2017 年5 月《幸存者诗刊》复刊，这动机出自杨炼和唐晓渡二人。他们给我挂名是名誉主编，是因为当初我是发起人和创办者之一，我支持但不参与具体复刊的事情。

不妥协的诗人

也不只是我一个

单于：朦胧诗人里面，你是最不妥协的一个，却一直在为生活奔忙。

芒克 ：我确实是一直在为生活奔忙，可能由于我性格的原因，我从没有觉得生活有多么苦难。并且，不妥协的诗人也不只是我一个。

单于：你曾说你跟社会没多大关系，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这种生存状态对写作有何影响？

芒克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由于我一直不在体制内，也多年没在什么人扎堆的地方工作过，全是单干，所以感觉这个社会跟我关系不大。其实怎么可能呢？你若想生存还是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是有依存关系的。

单于：因为办《今天》杂志和父母断绝了关系，后来关系有所缓解吗？

芒克 ：怎么可能跟父母断绝关系呢？在办《今天》杂志期间，我父母由于受到某种压力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曾让我的兄弟找我回家，问题是我坚决不回去，我一是不愿跟我的父亲发生争吵，我想到如果他阻止我去办这个杂志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必定会激化矛盾。二也是我不想给父母带去麻烦，尽管这是不可能的，起码会眼不见心不烦嘛。我从1978 年底创办《今天》杂志开始，到1980 年底《今天》杂志和“今天文学研究会”被迫停掉和终止活动，这两年期间，我就没回过也不敢回家。直到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与父母见面，基本相安无事。办《今天》文学杂志这段经历，我已写成一部书，名为《纪事与< 今天>》，等到何时公开出版，便可了解更多详情。

单于：父母对你的写作和生活持什么态度，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怎样的场景？

芒克 ：我母亲最关心的是我的生活，只要我能生活得好让她放心她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我干什么只要不去干坏事她不会干涉。我父亲的专业是搞工程技术的，他不怎么支持我搞文学写作，看得出他担心我写这些东西会有危险，如果涉及政治和社会什么的。我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可我又不会放弃写作，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矛盾。我曾讲过，我父亲从来没有看过我写过的东西，中文出版的一本没看过。唯一一次我见他看过我的书是日本出版的《芒克诗选》，因为他懂日文。

我父亲是在1991 年去世的。他从1976 年回到北京恢复在国家计委工作，后改为国家发改委，一直工作到住进医院，我们几个兄弟轮流陪护他，到我父亲病情恶化过世。

单于：你毫不避讳地说画画是为了谋生，其实国外很多艺术家也有相同的处境，这是否会被动形成你绘画的风格？希望自己在绘画上有哪些突破和成就？

芒克：我是在2004 年初经朋友的建议才开始画油画的，我已多次说过，画画最初的动力就是为了谋生，我需要养家养孩子。众所周知靠写诗是不行的，写小说我写过，出版之后便被禁了，成了禁书，还是不行。那就画油画试试吧，没想到还成，起码还能过得去，从此便成职业了。

我不知我的绘画风格是什么，我只画我能画好的景物，用我喜欢的色彩。我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喜好，谁如果喜欢谁就收藏，买去挂在家里。我不知道自己在绘画上会有什么突破，就如同我不知道下一幅画我会画出什么，我从不奢望自己在绘画方面会有什么成就。

单于：现在画画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画家和诗人，你更喜欢和哪个群体交往、交流？

芒克：我结交的画家和诗人朋友都很多，许多都是非常杰出和优秀的。我们之间的交往是时常在一起欢聚，交流是相互对其作品的欣赏，不仅仅在言谈上。我更注重人的品格，做事要靠谱，彼此要相互信任，其他倒是次要的。

大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呗，

只要让写就好

单于：你的诗特别崇尚和自然、大地的关系，你怎么看诗人和传统、诗人和时代的关系？

芒克：其实万变还是离不开人，人的本性和本质决定了你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对天、地、万物和社会的认识，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生存环境中，肯定会有不同的认知。诗人无非是在用语言表达自己所能看到的现象，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想法。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诗人不可能横空出世，只要你使用语言，就会是沿着传统走来，也脱离不开时代。

单于：有评论家认为朦胧诗还是一种反抗式的、抒情式的诗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你怎么看？

芒克：回答这种问题不太有兴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此用不着当回事。所谓“朦诗”也不过是一种称呼，其诗人的作品也都不同。诗是完全个人的产物。尽管如此一个人的作品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变化和不同。什么是现代性？个人认为的现代性就真的是现代性吗？诗是不在乎前人和后人的，如果没有影响和给人们留下记忆，自认为现代又有什么意义？

单于：当下诗歌活动、刊物众多，每年产生大量诗歌，很多人都说诗歌复苏了，还能回到20 世纪80年代对诗歌的纯粹热爱的氛围吗？

芒克：诗歌活动多，刊物多，产生的作品多，我觉得是好事情，诗歌如果兴旺当然是一种好的景象。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单于：你觉得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就和问题在哪？

芒克：这我说不好，成就应该是有的，因为已产生了影响。至于问题，有问题吗？大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呗，只要让写就好。

单于：对年轻一代的诗人有没有关注？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芒克：其实关注诗歌跟其作者是不是年轻没关系。 比如我喜欢的诗可以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也不分作者是否老少。不同的人写不同的诗会有不同的人喜欢和欣赏，不是吗？实话说，我对现在年轻人写的诗看得不是很多，而且我也从来不去评论别人的诗作。

（本文刊于《草堂》2018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