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事实是我们罕有意识或者说羞于承认的：千百年来，人类在器物文明、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层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迎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但在情感结构和内心世界上，现代人同自己的祖先之间似乎没有太多本质性的区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我们的喜与悲、爱和怕、心中的渴望及困惑，能够在遥远的时间长河尽头捕捉到似曾相识的回响，并且随时准备着回应后来者那些如出一辙的声音。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同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紧密相关的文学艺术形式，诗歌自有其贯通历史、超越时空的一面；伟大的诗歌作品，往往会本能地涉及到人类经典性的情感活动以及终极性的生存关怀。这是诗歌古老而恒常的一面，因此，王家新在《来临》一诗中所勾勒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代表了诗人的典型职能之一：“在寂静无声的黄昏,手持剪刀∕重温古老的无用的手艺∕直到夜色降临”。

与此同时，这种内在的恒常与古老，并不构成诗歌的全部。即便是超越时间的主题，与其匹配的形式表达和经验材料，也必然是建基于时代语境和时代性的符号载体（比如更新鲜且更切近于当下生活的词语、意象、句式和节奏）；正如在日常社交语境中，我们早已习惯使用微信上的恶搞表情包和趣味gif来表达强烈或复杂的感情，而不会放声高歌或者跳一段萨满祭仪舞蹈。更何况，越是古老的、经典的命题，越需要在新的话语模式和话语方式中被不断擦洗、不断重塑、进而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孕育并降生，这正是诗歌的天职和根本价值所在。故而对诗歌而言，如何在保有初心的同时，不断发掘新的经验、如何发掘面对新经验时的新表达，不仅是“道”与“术”的分工问题，更是“道术合一”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概念，本身根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宏大视野，同时也对中国当下的诗歌发展充满启迪。诗人们是否能意识到、敏锐于、跟随上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的诗歌写作，在观念、技术甚至材料的层面，是否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进入这时代之“新”？这些，都是诗歌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新”本身固然是线性历史观时间观的产物，但对“新”的应对，却又是对诗歌超验生命力的必要考量。

经验之“新”与强大的诗歌之胃

诗歌是语言的种子，是人类话语系统不可替代的意义增长点；它是现实经验广袤地表之下的隐秘裂缝，是山脉崛起之处、也是震颤发生之所。今天，面对着新的时代及其崭新的经验，我们有机会——更有必要——为诗歌的话语增殖功能注入新的动力。

诗歌语言超越于日常经验理性，却又与日常经验理性相反相成。语言强大的理性力量，也即人类话语概括、整理、阐释甚至管理现实经验的能力，恰如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曾经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信念，支撑起了古典时代的人类文明大厦：“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意义的世界，设法在语言的支配下管理现实。文学、哲学、神学、法律、历史艺术，都是努力将人类的所有经验、人类有记录的过去、人类的现状和对未来的期许，统统包含在理性话语的疆界之内……它们神圣见证了这个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顶端那奇怪的一小点，都能够安置在语言的四壁之内。”然而，在现代文明急剧加速的时间体验中，语言那原本牢固而神圣的四壁开始松动，其安置全新而复杂的经验的能力也受到了质疑。现代文明的词语系统面临着干涸枯竭的隐秘焦虑，自19世纪晚期开始的所谓“诗学危机”，源于“精神现实的新感觉和修辞诗学表现的旧模式之间出现的鸿沟”。

乔治·斯坦纳的言说背景是西方诗歌及其背后的西方现代文明，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诗歌记忆里并不陌生。新诗百年，当我们回头反顾汉语新诗发轫的勇气之源与初始动力，并不难窥见那道所谓“新感觉与旧模式间的鸿沟”；至于改革开放时代朦胧诗的横空出世、包括其后诗歌思潮和诗歌流派的风起云涌，亦无不显示出诗歌在经验之峰谷间纵身跨越的影子。某种意义上，这些诗的尝试，不仅成功跨越了新经验与旧话语之间那道充满危机感的鸿沟，更参与塑造了我们今日的话语资源、思维方式和内在的经验构成。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更丰富、更驳杂、更阔大、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新时代，诗歌，又该如何开启更多新的表达空间？当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一种“新时代”的命名和体认，意味着我们将正面撞上众多前所未有的新经验。这些经验中有惊奇、有喜悦、有兴奋、有幸福，难免也有紧张、有焦灼、有失落、有思量。如果今天的诗歌不能以新的方式回应和表达这一切、并由此拓宽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空间，那无疑是一种失职。

如前所说，诗歌如同种子，充满了生长的力量。这种生长在最基本的元素层面上呈现为词语：并非是简单的、现实生活逻辑上的词语收纳，而是如何让现实话语中早已熟悉的词语在诗歌语境中生根发芽、焕发光彩，并有效地进入审美意义层面的流通交换。这是诗歌在人类精神领地里不可替代的话语生产功能。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这个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虚拟空间（即所谓二次元世界）分担了大量话语生产的职能，千奇百怪的网络流行语以令人晕眩的更替节奏（速生速死）制造出爆破式的话语刺激和强烈吊诡的死亡快感。但诗歌语言本身是一种漫长的燃烧，固然不易通过瞬间的爆燃牵引众人的眼球，却必须在持久的萦绕中形成光的记忆。

新的词汇，背后是新的书写对象、新的经验基点，更重要的是，它将提供对时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对身处新时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体认途径——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们曾熟稔于歌颂麦子，但如何去写一块橱窗里的面包？我们善于慨叹滔滔江河之水，那么是否能对着喷泉的蓄水池中写出名篇？有关月亮，曾有过那么多的名篇佳作，那么有没有一首诗，能使都市的霓虹或路边的街灯直接撞击个体的心灵？与此类似，地铁屏蔽门、智能手机、外卖摩托车……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是否已真正进入了诗歌的审美记忆谱系？

当一种经验不曾以诗歌（或广义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得到提纯、并赋予全新的震惊，那么这种经验，恐怕就还难以称为充分地同我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诗歌需要克服僵硬的观念和美学的惰性，不断寻找书写表现的新的对象、观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消化当下经验的新的美学器官。在近些年来的诗歌写作图景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类似的尝试，感受到了写作者面向全新经验不断打开自我的勇气和意识。这种尝试理应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批当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铀和月亮。”对中国当下诗歌来说，这样的胃同样重要。

“个人的神圣之地”与“时代的公共广场”

奥登在评论约翰·阿什伯利的一篇文章中说，现代诗歌的语言世界之中，“每一种神话都是独特的——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种神话——它们的起源，它们被发明出来去阐释的经验，都是植根于个人的历史中独特的细节……每个想象力都有它的多处神圣之地，但都只是它私有的财产。”新诗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诗歌记忆中，已经有无数处类似的“神圣之地”在散发光辉，这是中国诗歌的光荣与财富。然而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有进一步的吁求，在这些私人财产性质的“神圣之地”以外，还期望能看到更宽阔、更具野心、具有更多公共色彩和对话趋向的优秀诗歌？

所谓“公共”，当然不是指向口号和标语，更不是鼓励“分贝至上”或“简单多数”式的浅薄写作。我的意思是，当个体本位的诗歌写作已然经过了充分发展、并且抵达了可敬的高度，那些同代人共同面对的处境和话题，那些在更广大人群间不断回荡的讨论和低语，是否也应当被更有效地纳入到诗歌写作的视域中来？

换言之，这是诗歌写作的精神格局问题。前一部分我主要在谈论“新”，在这里，我也要谈一下诗歌与“时代”。对于宏观意义上的“时代”，对于关乎他者、带有某种公共色彩的“大现实”，诗人如何去进行表现？

所谓“大现实”，自然是相对“小现实”而言。这一话题，既涉及近来被不断讨论的“现实主义”问题，同时也是“个人经验——社会时代”这枚写作伦理钟摆的力学基点所在。在我看来，有一种写作思维是值得警惕的：自己一身所历的一切，就是现实，除此之外再无他物、除此之外皆无价值。个体无疑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个体的感受、价值和尊严，甚至是现代美学乃至现代文明伦理的基石。一个人的喜与悲、爱与恨、得与失……这些，当然都是现实，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如果写作者自身的格局太小、甚至就仅仅停留在自恋自怜的境界，那么这类个人化的现实就很容易显得太小、太特殊，其价值空间也将被大大压缩。对于这样的“现实”，我觉得称之为“现况”更加适合：它的指向是如此明确，它的因由是如此具体（“具体”就诗歌文本自身而言可以是正面的品质，但在诗歌的内在伦理、在写作主体的情感发生学上，却是危险的），因此太过容易解决、太容易显得廉价甚至平庸——几乎就像被添加了主体情感的股票K线或会计账单一样。如果我们的写作，总是不经省思、理所当然地把“现实”一遍遍写成“现况”，那么当代诗歌的生命力和现实阐释力，将会不可避免地渐渐萎缩。

毫无疑问，我们身处在一个总体想象破碎、经验碎片化、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但这并不必然地构成诗人自我关闭、自我耽溺的理由，不论在何种背景下，诗歌都不应该被粗暴简化为私人情感的宣泄甚至排泄行为，诗歌写作者都不应该把人类所面对的“现实”降格替换为一己得失的“现况”。当代诗歌发展到今日，急缺或许不再是理论和技术，而是一种面向更广阔现实、面向除自己之外其他生命的情怀。这种情怀，使一个诗人能够把个体化的悲伤变成普世性的悲悯，能够从一时一刻具体的场景或感受之中，提炼出超越时间、闪烁着永恒光辉的情感琥珀。它并不拒斥个体经验，而是使个体经验不再仅仅与那最初的个体有关——它令诗歌飞升向写作主体的头顶，去拥有自己更高也更自由的生命。

回顾新诗百年，我们不难发现，当许多早年的经典诗作在修辞、技术层面对今人来说已无足观（也即是说，其意义已更多转换为文学史层面而非当下写作参照层面上的意义），能够直接触动我们的依然是文本背后那些深沉而厚重的东西，是那些充盈着个人色彩和强烈内在性、却又无法被个体或内在完全束缚的大关怀——那是诗人灵魂与外部世界、与一个特定时代、甚至与人类命运的剧烈碰撞，关乎尘世的“大现实”与诗人的“大自我”。如何让“个人的神圣之地”与“时代的公共广场”在当下诗歌中完美相谐、彼此强化，这无疑是值得思考的事。

新媒体的信息狂潮与真正的诗歌之声

谈到诗歌与新的时代，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便是诗歌与新兴传播媒介间的关系。近年来，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片繁盛热闹的局面，诗和诗人成为广大民众的关注热点，诗歌活动人气攀升、诗歌出版局面繁荣、读诗和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切，与新媒体传播平台与诗歌的结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媒体对当下诗歌写作传播的“加成作用”显而易见。新媒体平台有效地提升了诗歌信息传递的效率，新的佳作和新的诗学观点能够及时引起关注，诗人、诗作和诗歌事件“被发现”甚至“形成焦点”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容易。信息传递的效率改善，进而显著提高了诗歌活动的参与度——这里的“参与”，既关涉到传统精英话语圈内的参与（诗人间的阅读及讨论），也涉及到广大读者的参与（即诗歌公共性及古老的“普及”话题）。对诗歌自身而言，新的外在要求也会推动内部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调整，例如对“在场”的要求：“介入”“关怀”“对话”一类的关键词被反复提出，纯粹炫技式的诗歌（我称之为“无意义的好诗”）势必走向消亡或退回到其本来应在的位置（诗歌的技术练习）。

然而，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新媒体的发展，对诗歌在普及和遮蔽这两方面的效应同样明显。鱼龙混杂以及大量垃圾信息的骚扰构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出现了某种诗歌阅读及传播的“速度决定论”。“有高原无高峰”变成冰川时代，即使有高峰，也有被信息洪流淹没的风险。分众化的悖论不仅属于新兴传媒自身，也同样会作用于诗歌：从论坛、博客到微信群朋友圈，越来越强烈的主体筛选色彩，很容易导致越来越板结的审美趣味分层（雷同人群相互之间的反复自我确证）。这种趣味的板结如果沿着诗歌话语权力体系的叶脉垂直向上渗透，最终就会演变为某种权力话语甚至权力行为；当下的诗歌场域的许多乱象说到底都是一个“自我分封”与“亲疏远近”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借用费孝通形容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来加以解释。

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得很明显，或者说，一个始终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因为新的诗歌生态与媒介又被进一步放大了，那就是诗歌标准的问题。以往的重大诗歌事件，核心往往在于“抢话筒”：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的声音无法输出，因此必须抢夺话筒。现在则是另一套逻辑：你们不给我们话筒，不要紧，我们去另一块场地说话，你们自己玩好。问题在于，另辟场地，是真的创造出新天新地，还是纯粹的“自嗨”甚至“自立为王”？进而言之，当公众对诗歌的关注，被这类哗众取宠的诗歌行为吸引了眼球，也难免会造成对诗歌的某些误解。

有关诗歌的当下传播，有两件亲历的事情令我印象深刻。一次是2016年的上海书展，我随一干诗人参加有关“截句”诗歌的文学对谈及朗诵活动。主办方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微信和网络上造势充分，现场还有视频直播甚至无人机拍摄。那天活动现场的门口排起了200人的长队，因为旁边不远有爱马仕奢侈品店，许多路人甚至前来询问，是不是爱马仕在搞打折活动——我们原本便准备得认真，观众热情高昂，谈起诗歌来自然更有激情。另一次则是某次诗歌节接受采访，采访我的女孩儿形象气质都好，但问出的问题却让我哭笑不得：她对中国当下诗歌的理解，基本集中于当年被媒体炒作过的某些特殊事件、特殊写作风格和特殊作品。我有些尴尬，只好一遍遍地解释，那些只是个案、不能代表中国诗歌整体现状。然而她比我还要尴尬，因为除此之外，她好像对诗歌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难以把采访继续下去。两次经历，一反一正，或许也正是新媒体时代诗歌传播的隐喻：有价值的声音能够被响亮地放大，但反之亦然。

无论如何，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评论应当作出何种反应，或者说诗歌评论如何真正有效地做出反应，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让那些真正代表了当下诗歌水平的作品和观点，更多且更有效地在新媒体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时代经验、新的格局呼唤和新的传播环境。对诗歌写作而言，这些既是机会和资源，也是难度和挑战，此外，还意味着写作者不容推卸的责任甚至义务。古往今来，伟大的时代多有与之匹配的伟大诗篇，回顾近年来中国当代诗歌的繁盛与激情，我们有理由对此抱有信心和期待。诗人沈浩波有一首诗，名字就叫《诗人在他的时代》；那首诗里的一些段落，或许正可以用以寄托我们的这种信心和期待：

只要星星仍然在头顶闪耀

就一定有骏马沿着大河奔跑

只要人类仍然有爱和悲痛

就一定有微风扬起柔软的马鬃

总有一些人会留下来

掏出飞鸟的心脏

取出满天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