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新诗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特征进行了如此具体而深刻的阐明。事实上，“新时代”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从此迈入了新的阶段，它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理解与把握时代脉搏、洞悉人文风貌的重要历史语境。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新诗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新诗，会有怎样的作为呢？我认为，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回答，无疑是有助于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稳步向前的。

百年回眸与新诗再出发

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创作的9首白话诗，有人认为，这9首诗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新颖的现代文学文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1918年至今，中国新诗正好走过了一百年的成长历程。近几年来，国内围绕“百年新诗”话题所举行的庆典活动和学术研讨异常繁多，人们从各个维度上来对百年新诗进行纪念、反思、回眸与追问，这是值得关注的人文现象。那么，百年中国新诗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学遗产？又有哪些诗学问题亟待我们去加以解决呢？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新诗的成绩是异常突出的，优秀诗人和诗作层出不穷，灿若星河，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新诗也在诸多环节上还需不断完善和深化，有不少诗学问题期待我们在新时代努力去解决。概括起来，百年新诗大体存有下述主要的矛盾和问题：

（一）新诗的传统与现代。

中国新诗如何处理好继承古典传统与借鉴西方资源的关系问题，在一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早期中国新诗的发生，更多受到了西方诗学观念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博大精深，又是现代诗人无法避视的客观存在。于是，一百年来，许多诗人在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这二者之间多方觅求，尝试种种嫁接的方案和拼合的可能，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看重的“化古”与“化欧”，虽然在化合二者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少篇章也不慎落入“欧化”或“古化”的泥淖。面对中国新诗一直在继承传统上有所偏失的痼疾，五十年代提出的“古典+民歌”的新诗建设方案，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诗与古典的深切交往，但由于“古典+民歌”这一口号并没有催生出堪称经典的诗歌作品，因此它的可行性是值得商榷的。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在借鉴西方为我所用上可谓成果颇丰，同时也尝试着从不同向度上去接通伟大的古典诗歌传统，不过在处理继承古典与借鉴西方的矛盾关系上，当代诗人还未能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有效方略。应该说，追求现代化是中国新诗主要的精神诉求，借鉴西方为新诗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便捷的路径，但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也不能舍弃，需要加以合理而有效继承。由此看来，更合理地处理好借鉴西方与继承传统的关系问题，将构成新时代诗歌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二）新诗的自由与格律。

新诗历经百年发展，文体形式的不定成为一种显在的审美痼疾而长期被人诟病。由于现代生活的变动不居和现代人心灵世界的起伏不定，因此作为观照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文学文体，新诗主要是“自由诗”的观点是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但是，过度宽泛的自由，又有可能导致诗歌与其他文体的界限模糊，从而造成自身独立性的缺失。近百年来，新诗的散文化倾向就是一个异常突出的问题，而“诗家语”与日常话语的无甚区划导致一切语言（包括脏语、性语、不规范的网络语等）似乎都可纳入诗歌表达，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新诗的散文化痼疾。简而言之，由于对自由的不加限制，百年新诗的“非诗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当然，一百年来，也有一些诗家在新诗的形式建设上作过不懈的探求，如闻一多、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等，都先后提出过新诗格律建设的相关理论。不过，格律体新诗除了个别作品（如闻一多《死水》）较为成功外，多数都尚存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的确，新诗应该倡导自由表达与表达自由，但自由泛滥，以致无章可循，既不利于诗歌自身的美学积淀，也不利用人们对它的学习、借鉴和有效传播，对新诗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隐患。可以说，探讨在自由诗发展过程中，适当地建构一些相对定型的新诗文体形式，是中国新诗在新时代大有作为的一项工作。

（三）新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新诗创作异常尊重诗人个体的自我禀赋和个人才情，大凡出现于诗人作品中的意象、事象、语象等等艺术元素，往往都是诗人对世界独特理解与精彩发现的符号化呈现，打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化烙印。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很多诗人一致尊奉的“个人化写作”，更是将当代新诗带入到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充分彰显个人性抒情气质的历史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称百年新诗群星璀璨、光辉熠耀，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不过，长期以来中国新诗在注重彰显诗人个人性的同时，却淡化乃至遗忘了公共性的美学吁求。换句话说，诗人的个体感知如何与社会历史感知拍合在一起，诗人的个体情绪如何与集体情绪达成共振等，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妥善解决的诗学命题。社会上屡屡出现的新诗“读不懂”“无病呻吟”“语言游戏”等责难与批评之声，或许都是针对新诗在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上处理不当这一问题的。新时代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的大国方略、强国梦的世纪感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诉求等等，都将对诗人的写作形成较大诱惑，也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需要诗人们在处理好诗歌表达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上做出更为合理和有效的选择。

（四）新诗的大众化与小众化。

新诗究竟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艺术，这是一个在诗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新诗缔造者胡适曾将新诗的创作规则草拟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规则将“说话”与“写诗”并提，无疑是将新诗放在大众化的层面上来定位的。不过百年新诗史上，强调新诗是一种小众化的文学品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不少先锋诗人甚至秉承“诗歌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这一美学理念，极力反对新诗大众化的提法。客观情形也正如此，虽然国人的文化素质在不断提升，但新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见高，读者对新诗的接受程度还相当有限，这从某种侧面说明了新诗至今处于小众化的境地。古人有云：“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惠洪《冷斋夜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白居易诗歌的老妪能解和柳永词的为平常百姓喜爱，说明了古典诗歌在大众化方面的成功。新诗固然是立于个人的生命感知而进行的艺术阐发，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性，但一首诗若能做到雅俗共赏、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当然就更可贵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新时代里，诗人们自觉地把小众化中更好地兼容大众化，作为新诗创作的一种美学理想去追求和迫近，我觉得是有突出诗学意义的。

（五）新诗内在的人文境界与精神格局的重建。

在新诗的价值承担中，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层面。也就是说，现代诗人进行艺术创作，既可以鲜明地彰显个体独特的生命意识，也应将人类命运、家国情怀、社会历史影踪等自觉纳入到观照视野和审美表现中。在百年新诗史上，的确诞生过如艾青、穆旦等将二者处理得相对成功的大家，他们的诗歌从而体现出了震撼心灵的大情怀和大格局。不过，大多数诗人尽管在艺术技巧和语言能力上都达到了很高造诣，但由于将艺术视野局限于有限的空间，他们的诗往往只停留于对小情绪、小场景、小事件的准确把握和细腻描摹，因此所凸显出的格局与境界是相对狭小的。可想而知，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理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美好诗意生活的执着追求定当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人文景观，此种情形下，着眼于细小生活片段和具体生存场景的捕捉与描画的诗作可能会有增无减，也就是说，作为当代新诗的主要形态，书写“小情绪”“小感念”的诗作今后还会大量涌现。不可否认，表达“小情绪”“小感念”的诗作可以将个体的生命意识加以具体化和场景化，给人带来真切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触，也是不乏价值和意义的。不过，如果偌大的诗坛，人人都满足于书写这种小情怀、小格局的诗，而没有一些诗人能立于更为高远的视野和更为伟大的志向上书写出具有很高的人文境界和深厚的历史底蕴的诗章，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都是令人遗憾的事。由此可见，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新诗，必然面临着新诗内在的人文境界与精神格局的重建问题。

此外，新诗的教育与传播、新诗的经典化、新诗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新诗自身传统的建构等等，也是回眸百年新诗时值得关注的重要诗学命题，都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认真研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诗诞辰百年之后在新时代的再出发，必定是建立在对上述问题的深度反思与不断追问基础上，重新迈开的新的历史步伐，因此也将会比以往更有压力，也必将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

从“新时期诗歌”到“新时代诗歌”

有教材指出：“历史将以‘改革开放’来命名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见《新时期文学》，王万森主编）那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自然就是“新时期文学”，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新诗，顺理成章可称之为“新时期诗歌”。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历史目标的伟大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新诗，也从文革的文学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经过众多诗人的多方探求、多元尝试，逐渐走向了百花竞艳的繁荣而丰富的时代。逐渐“富起来”的“新时期诗歌”，其丰富与发达程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诗歌群体此起彼伏，阵容庞大；优秀诗人层出不穷，各显风骚。新时期涌现的诗歌群落非常多。较有影响的诸如“归来诗人群”“朦胧诗派”“新现实主义诗群”（一说“新来者”诗群）、“第三代诗人群”“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群、“民间立场”诗人群，以及数量惊人的“60后诗人群”“70后诗人群”“80后诗人群”乃至“90后诗人群”等等。而在以代际命名的60后到90后诗人阵营中，又可分别划分出若干个诗歌群落来。新时期先后涌现和活跃的优秀诗人数不胜数，用“星河灿烂”来形容之是毫不为过的，除大家熟悉的归来诗人如艾青、臧克家、卞之琳、蔡其矫，朦胧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新现实主义诗人如雷抒雁、韩瀚、骆耕野、叶延滨，第三代诗人如海子、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韩东、于坚、李亚伟、翟永明、杨黎、伊沙等外，还有当下如日中天的60后诗人如吉狄马加、臧棣、雷平阳、李少君、胡弦、陈先发、沈苇、古马，70后诗人如朵渔、沈浩波、胡续东、尹丽川、江非、黄礼孩等等，朝气蓬勃的80后和90后诗人在数量上更为巨大，在质量上大有迅速赶超前辈诗人的趋势。实际上，新时期优秀诗人的名录似乎可以无止尽地铺排下去，省去谁也许都将带来小小的遗憾，这足见其美学上的“富余”程度。

其二，优秀诗歌作品数量之多，已然超过了此前大半个世纪的总和。如前所述，新时期诗歌群落数量众多而且阵容庞大，每个群落里都集中了大量优秀诗人，而几乎每一位优秀诗人都向诗坛提交了品质极佳的诗歌文本，新时期优秀诗作的数量之巨，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为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我们可以从百年新诗选本来说明此问题。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百年诗歌的选本很多，这些选本对近百年中国新诗中的优秀诗歌进行了集中展示，如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该大典由30卷构成，其中新时期诗歌占了近20卷，可谓阵势浩大。201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等人编选），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468页，主要是新时期以前的中国新诗，下卷540页，由新时期诗歌和港台诗歌构成，其中新时期诗歌占了该卷90%以上的篇幅。2016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最美的白话诗》（李少君、张德明编选），共收录百年中国新诗192首，其中新时期诗歌占了近140首。虽然这些选本由于受编选者个人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干扰而难免存有某些偏颇，但新时期诗歌在现代经验的处理、语言把握和修辞技巧使用上，的确较此前的诗歌出色得多，它在百年新诗遴选中能占据更大篇幅应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三，诗歌刊物种类繁多，为诗歌作者发表作品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便利的条件。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诗歌刊物，既有公开发行、为诗人们广为认可的主流诗歌刊物，如《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神》）《诗歌月刊》《诗林》《诗潮》《绿风》以及其他综合性刊物如《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花城》《山花》等的诗歌栏目；也有至今方兴未艾的“以书代刊”类诗歌刊物，如《诗探索》《读诗》《中国诗歌》《诗建设》《汉诗》；还有异常活跃的民间诗歌刊物，201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诗歌地理》（张清华主编）重点提及的民间诗刊包括《非非》《他们》《北回归线》《葵》《诗参考》《女子诗报》《发现》《丑石》《坚持》《阵地》《东北亚》《自行车》《新死亡诗派》《诗歌》《存在》《独立》《扬子鳄》《诗歌与人》《第三条道路》《零度写作》《漆》《或者》《人行道》《新城市》《终点》《南京评论》《行吟诗人》《极光》《诗歌现场》《野外》《不解》《蓝风》《新汉诗》《活塞》《低诗歌》《大象》《后天》《海拔》《城市诗人》等39家，而对数量甚众的当代民间诗刊而言，这只能算冰山一角。此外，可以无限加载的网络平台，如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也为诗歌作者们发表（准发表）作品提供了及时而便捷的路径。

显而易见，在百年新诗的历史谱系中，新时期诗歌的美学成就和诗学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它所奠立的雄厚艺术基础、所拓展的宏阔美学局面，将为随之而来的新时代诗歌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和重要的保障。新时代诗歌是在新时期诗歌的基点上继续前行的诗歌样态，可以预见的是，它除了发扬新时期诗歌的特点和优势外，还将在不少方面超越新时期诗歌。在我看来，较之新时期诗歌，新时代诗歌至少将凸显出如下五大优长：

（一）视野更为开阔。在新时代里，中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将更为深入，国人对世界性问题的关注将更为用心，海洋、环境、能源、生态等全球瞩目的人类生存主题将频繁进入国民的交流与谈论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新时代诗歌中得到书写与反馈，从而赋予新时代诗歌前所未有的阔大视野与胸怀。

（二）境界更为高远。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也就是说，新时代是中国实现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必将充满民族自信，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起共担人类命运。反映新时代历史面影与精神风貌的新时代诗歌，也将由此呈现出高远的志向和境界。

（三）技巧更纯熟。有了百年探索的美学沉淀和新时期四十年的成功经验，新时代诗歌将彻底走出观念化、模式化的创作误区，充分调动当代诗人的诗性智慧，在一个更高的美学层面上拓展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极富艺术性的当代新诗。

（四）风格更为多样。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盛和开放程度的继续加深，以及更为发达的现代通讯提供的高端技术保障，中国当代诗人对外国文学的全方位了解与吸纳将变得越来越方便，而对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复兴也将越来越自觉，在融会中西、博采众长而又各取所用的艺术探索中，新时代诗歌将在艺术风格上呈现更为繁复多样的审美情态。

（五）发表阵地更多，传播更为迅捷和广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之大国，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深厚诗歌传统，中国人心灵深处都驻扎着挥之不去的诗歌情结。在全面奔向小康的新时代，随着国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厚实，必将有越来越多的拥有诗歌情怀的人愿意拿出资金来，投入到诗歌的建设和发展中，在原有的诗歌阵地不会减少的前提下，还将有更多更新的诗歌刊物，不断浮出历史地标，从而为广大诗歌作者发表作品、参与新诗建设提供更为宽阔的展示舞台。而现代媒介与通讯技术的更为发展，也将在促进新诗的推广和传播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新时代诗歌传播上的迅捷与广泛是可以预见到的。

来源：《诗刊》2018年1月号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