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3日下午，初岸文学的开年活动：“阅读臧棣入门：2018迎春诗会——臧棣诗歌研讨+朗诵会”在小众书坊成功举行。其中的研讨环节尤为精彩，嘉宾云集，阵容豪华，珠玉纷呈。今天，初岸文学将现场访谈实录编辑成文，以为纪念。（本文字实录获初岸文学授权发布）

西渡：

非常荣幸来主持今天活动的对谈环节。我把今天的活动理解为臧棣新老粉丝的一个见面会。

对臧棣的诗，大家应该都有很多话说。为什么挑出我们哥儿几个坐在台上，无非是我们认识臧棣更早一些、读臧棣的诗更早一些。

从上大学开始算，臧棣从事诗歌创作已经35年，其实臧棣写诗可能更早。对于臧棣的诗存在不同看法，也有争议，但有几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家公认的。

作为诗人、批评家，臧棣的能力最全面，投入最专注，作品最丰富。这些基本面大概不会引起什么争议。因为时间有限，分配给每位嘉宾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我想这样，因为关于臧棣的学术讨论已经很多，我们作为一个粉丝见面会，谈得可以更随意一点，更接地气一点。

各位嘉宾可以围绕两点来谈：

一是最初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接触到臧棣的诗和人的，对臧棣及其诗的最初印象；

二是臧棣和当代诗歌的关系。大家随便谈，也可以不管我的建议。

发言的顺序，我们就按和臧棣结识、结缘的时间来安排。先请臧棣说的他的领路人，清平老师发言。

清平：

按交往时间早晚顺序，没办法，我肯定第一个，因为83年一入学，他和我就同一个宿舍，当然后来他转到别的宿舍去了，因为他受不了十多个人宿舍吵闹的环境，影响他的阅读写作。

我们班写诗的人一开始比较多，我们成立一个诗社叫江峰诗社，出墙报，最早的诗都是在那个墙报上，我最早看到的臧棣的诗就是在那个墙报上。很快就是《启明星》，再后来臧棣开始编《未名湖》。

臧棣的诗，从1983年上大学到1987年毕业，1987年毕业到90年代初，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新世纪到现在，大的变化可能只有两三或三四个，但臧棣的写作几一直在变，从始至终都在变，只不过他有些变化可能很多人察觉不到，他的联想方式、转折方式，包括更细节一些，句群、句阵的转换，两个句群的空间间隔的厚薄程度，始终在变。

他对语言有天然的亲和力、天然的融发力，就是融洽和挥发的能力，很少有人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也就有条件、有先天资本让他的写作不断变化。

早期的不说，就说“协会”丛书到“入门”丛书，可能这例子比较直观，因为名字变了，其实从“协会”到“入门”变化非常大，如果大家细看，包括细看从最开始的“入门”到这本诗集里的“入门”，或其他未收录的2017下半年到2018年的诗，变化真的很大，他的语言转换、提升或摁下去的能力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流畅、越来越随心所欲，的确到了比较让人羡慕、我比较羡慕的境界。先说这些吧。

西渡：

我比臧棣、清平晚两届，但我入学时，臧棣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大神一般的存在。

我们85级也出了一大波写诗的人，包括熊原，我们那时就受臧棣影响很大，他发表在《启明星》的作品已经成为我们模仿的对象。

就我自己而言，不管写诗还是写评论都受到臧棣的影响。我后来写文章，很多诗学观点、看法、认识都来自臧棣，或者说是臧棣的一种未必准确的重复、回声。

90年代我们和北师大桑克他们交往，我介绍臧棣时就说他是大诗人，那时我就预感到臧棣会成为一位影响深远的诗人。

90年代我写过一篇《臧棣的位置》，把他看成马拉美或瓦雷里式的诗人，就是不光以写作，而且也以批评和诗学观念，深刻影响一个时代的诗歌面貌的诗人。当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南方有个批评家说西渡对臧棣的吹捧已经达到了无耻的程度。这30多年来臧棣的创作历程、创作成果到底是证明了我的无耻，还是那位南方批评家的无识，我想已经大概有一个答案了。

现在我的看法是，自己当初的看法还不够准确，不够全面，因为实际上，马拉美、瓦雷里这样的诗人，虽然能力和臧棣有相似之处，如思辨的能力、创作精美的诗歌杰作的能力，但他们作为诗人的才能并未被广泛认同，比如齐奥朗就认为，瓦雷里根本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他之所以提倡非常清晰明确的意识控制下的写作，恰恰说明他缺少诗人的才能。

臧棣不一样，他创作之丰富、变化之大、能力之全面，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本色的诗人。我先说这么多，下面应该是雷格吧？

雷格：

我是中文系86级的，比臧棣低三级，像西渡介绍的那样，我们入学时，臧棣、清平、徐永、麦芒四位，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诗艺相当成熟的诗人，他们尽管只是20多岁的青年人，但对我们的诗歌写作实践有很大引领作用。

实际上，从三十几年前，我个人就一直把他当作我们这个诗歌写作群体的领袖型人物，到今天观点也没改变。我今天想谈的，其实是臧棣写作的套路。套路这个词现在比较时髦。

西渡说，臧棣是源头性的诗人，无论在诗学理念还是创作实践上，他很大程度上探索了中国现代或当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

我想说，他处理有些题材是有套路的。套路是什么，见仁见智，我只谈限于我阅读和思考水平的一点理解。

首先，他的套路是和他作为诗人的形象不分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他笑得很有特点——非常诚恳。我夜里读这本书，敲了几个字：

臧棣招牌的笑，天真诚恳得让我们怀疑，他随后的不怀好意，其实只是他没心眼和热心肠中间的一小段过门。

臧棣，我对你笑容的描述其实是对你诗歌的致敬。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有一点臧棣写作的味道，就是他的转换，模仿很拙劣，但这是我们作为读者也好、作为写作同行也好，向他学习的路径，我理解这就叫“臧棣入门”。

臧棣的第二个套路，是概念和生活细节的并置。转换的陡与缓、语势的起与伏、天衣无缝地搭配，包括他语意的持续上升和转折……每首诗都在层层推进，像在爬山一样，走了曲曲折折的弯路而达到了目标。

第三个，整体上，西渡说臧棣像马拉美、瓦雷里，我感觉他像维特根斯坦和史蒂文斯的合体。这可能还很片面，但我的意思就是，他处理概念、细节有出乎寻常的深度。

我今天早晨读臧棣一首诗特别有感触，他2014年写的《柠檬入门》，实际上是写给他病房里的父亲的，正巧我父亲也刚住院，我也经常去医院看他，我读时很有共鸣。他写出了微妙的感受，特别包括一些角度。一个病人躺在床上面对着天花板、面对死亡时青春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他处理的最好的一块，是用柠檬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活的概念，它怎样和死亡构成一种对抗关系，让我学到了很多。这是我阅读臧棣艺术时入门的一点体会。

姜涛：

我大概是90年代中期认识臧棣的，但读他的诗要更早，是在90年代初。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诗人阿吾编的一份诗报，上面有篇文章大概叫《居京诗人九图》，其中就写到了臧棣，说他的身材高大，骑自行车参加诗会，飞身下车很潇洒之类。

后来陆续读到了臧棣的一些诗作，非常震撼，特别是长诗《七日书》，当时就有一个朦胧的感觉，好像百年新诗史上一直存在的对某种综合感受力的追求，简单说，就是在语言中将生活的感受、激情、以及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洞察、思辨完美结合在一起，这种感受力在30—40年代现代诗人那里，曾被热烈期待过，在臧棣的诗中这样的期待似乎落到了实处。

刚才西渡说到臧棣有三重“最”，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最”，在当代诗人中，他是对于现代诗文化位置、可能性及与传统的关系最有系统性认识的一个，这样的认识可能很早就确立下来，后来逐渐延伸、扩张，不仅代表了当代诗自我意识的成熟，而且涉及到对新诗自身传统的理解，他的一系列诗学论文，包括刚才有提到的《霍拉旭神话》，还有90年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等，对当代诗有持续的影响。

包括我自己也一直受到这些文章的启发，即使后来有些看法与臧棣不完全一致，但也是在建立在与他的观点的对话基础上的。

说到这一点，再补充一句，大家往往关注他的诗以及诗歌批评，其实他的新诗史研究也很重要，像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40年代新诗的现代性》，我觉得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他的写作强度，对新诗独特文化使命的坚持，都与他对新诗现代性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包括这十多年来写下的“协会”“丛书”“入门”系列，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新诗现代性的理解的进一步具体化、肉身化。

为什么说是肉身化？

我个人感觉，对臧棣而言，诗歌写作不完全是一种文学行为，而同时也一种特定的生活实践，与日常生活中个人不断澄清自身存在的奥秘、不断敞开与世界的关联的努力相关。

如果写诗只是一种文学的话，其实没必要天天写，没必要这么高强度的写。让诗歌写作落实在某种个人生活实践的层面，这是臧棣近年为诗歌创造的一种位置。怎么理解这个位置的特殊性，我还没想好，只是暂时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感受。

敬文东：

我最早读臧棣是硕士期间，大概是1993年。一个叫胥弋的山东人带来臧棣的诗。那哥们儿挺好玩，挺传奇一个人，代理我们四川一种妇女用品，叫洁尔阴，现在大家知道广告词很有名“难言之隐，一洗了之”。我读了后，成了臧棣诗歌的粉丝。

现在臧棣的诗学文章少，但90年代中期前后，臧棣发文章很多，我读了他的很多评论，那是读研期间，我又成了他诗学的粉丝。1998年我从上海来北京找工作，我们一起吃饭喝酒，我还成了他这个人的粉丝。

依我看，把诗写好的人不多，诗好同时理论也好的更少，再加上刚才姜涛说的人又高大英俊，三者得兼者，差堪和臧棣媲美的，只有另一个北大哥们儿。

我今天想说的是对臧棣的一点认识。最近搞一点点诗歌的学习运动，重新做诗歌相关的工作，我认真读了《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前半段，它给我冲击很大。

这半年我阅读了很多所谓著名诗人的作品，给我的印象是，新诗的可能性、表现力极其有限，许多诗人声嘶力竭要表达的东西在我看来不重要或越来越不重要。我们以前表达的是很重要的东西。臧棣的诗，让我看到了现代汉诗有无穷可能性、无限表达力，一下子对我悲观的想法构成了强心针、打了鸡血，让我相信现代汉诗可以无所不能。稍后有时间我还会继续申说这一点。

张桃洲：

说起对臧棣的认识，我最早是读他的诗学文章知道他的，那是90年代中期我还在读研，有一天读到一本新刊物《中国诗选》，上面有篇臧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就是姜涛刚才提到的）。

我读后很受震撼，可以说是振聋发聩，文章视野之开阔、阐述之细密，令人敬服。那本刊物只出了一期，我至今还保留着，里面选发的诗人诗作、诗学文章都很有分量。臧棣的文章在其中格外突出，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后来我才逐渐读到他的诗歌。

今天我们向臧棣致敬、谈论臧棣，与其说谈的是一个个体，不如说在谈论一种文化现象。在我看来，臧棣在当代诗歌领域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现象，也就是“臧棣文化”或“臧棣现象”。

他的影响力、辐射力已经足够，他的高产、雄辩甚至“偏执”，令人不能不把他视为一种文化或现象。怎么看待臧棣这样一种文化或现象呢？毫无疑问，臧棣文化是当代诗歌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极为独特的一部分。

对臧棣的理解即是对一种诗歌文化的理解。理解臧棣这样一个诗歌文化，至少可以从两个向度展开：

一个是从百年新诗的角度，刚才姜涛也提到，臧棣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里，有一种强烈的动力，那就是百年新诗追求的“现代性”，可以说“现代性”的很多方面，在臧棣这里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他的探索有力地体现了：新诗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文化贯注在我们的百年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之中。他的强力推进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文化，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另一个向度是，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诗歌文化来看，臧棣的大量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言论（包括他的访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以一种雄辩的姿态在“为诗一辩”，这种不屈不挠的为诗辩护的姿态带有很强的抗诉色彩，汇入到西德尼、雪莱所开启的“为诗一辩”的传统里去了。我们知道，这样的辩护实际上是针对柏拉图那个哲学源头进行的反驳，由此发展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和诗歌自身的文化传统。臧棣的这个姿态格外引人注目。

来之前，西渡说是每个人要朗诵臧棣的一首诗，下面我就借这个机会朗诵一首。原打算从他新出的《入门》里选一首，但我在书架上没找到这本书，记起上次北大聚会后临告别时，臧棣塞给我一本书，我以为是这本《入门》，回家一看却发现是同一套诗丛里另一位诗人的诗集。于是就从臧棣的这本《未名湖》里选了一首。这本诗集收录了100首他写未名湖的诗作，这也是一个奇观……

西渡：

不止100首，他应该还可以出一本《未名湖》之二。

张桃洲：

哦，《未名湖》续集对吧？这个续集我还没看到。这本诗集里有一首是送给我的，那是15年前，当时我还在南京。我看了下，这100首《未名湖》，他只送了两个人，都姓张，一个是张旭东，另一个就是我。我觉得很荣幸，同时也有些感慨：这首诗已经15年了，这15年发生了多少事啊。下面，我就读臧棣送给我的这首《未名湖》，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未名湖

春天的早晨，这小湖平静得

像草原上的小火车站。

的确，它们相象于我相信

只有你能理解我们]的语言。

稀松的，几棵刺柏

暗暗使劲，将淡淡的蓝烟

排挤出青灰色的树干。

几只雀鸟试图让我相信

有些晨雾就是这么诞生的。

或许，在其他的季节，

会有完全不同的观察。

其实，大可不必用任何感受

来纠正暖昧的相似性。

也不必用印象来弥补因旅途漫长

而产生的情感的裂痕。

我猜想，在我之前

或许没有谁曾把这小湖

看成是一个小火车站。

也没有谁注意到那安静的铁轨

是如何擦着小湖的臀部

向远方延伸而去的。

甚至没有人看出来

那铁轨因安静和克制

而闪映出冷冷的清辉。

所谓波光荡漾，无非是说

陌生化又能解决多少问题。

我呢，以为此地已足够遥远，

所以，临时决定中途下车。

而一旦从车上下来

小火车站立刻就变成

小公园里的一座小人工湖。

几个老教授慢跑着。

后来加入的几个，矍铄于

练太极剑，舒展着晚年。

年轻人则借助湖畔的清新，

念各种外语，用口音

滑稽着发音。几乎每一处差错

都可幸免在骇人的天赋中。

这里，隐蔽地，不够标准

反而让诗的真理得到一点喘息。

几群雀鸟又带来新的慰问，

它们很快分散到各个角落，

像帮腔似地鸣叫着。

如此，这美丽的小湖

至少在四种不同的意义上彻底醒来：

它已从冬眠中悄然醒来，

它已被这些雀鸟吵醒，

它已从漫漫长夜中醒来，

如同一个新漆过的角色，

它已从它自身的某次醋睡中醒来。

——给张桃洲

西渡：

出于诗歌友谊，臧棣给很多朋友写了赠诗。作为受赠人，你会发现他的诗并不是简单地为受赠者描摹一幅肖像，而往往提升了受赠者或者说唤醒了受赠者身上的某种可能性。

刚才文钊提到了臧棣对现代汉语的贡献、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发现。臧棣的诗歌书写是对现代汉语用法的一种全新改造。

很多批评家提到他的诗歌的深邃，但他的词汇、句式在多数时候都是简单的，不像昌耀等诗人可能采用奇崛的句式或引入一些古奥的古汉语词汇，他用的都是日常语言中的非常普通的词汇。

我们这桌上摆了一本《诗道樽燕》，是臧棣对于新诗、对于诗的警句式的思考，往往谈言微中，发人深省。他还有很多这样的札记、警句。另一本《非常诗道》，收录比《诗道樽燕》更丰富，四五十万字，很快会在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

我找了我们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帮助校读这本书的校样，她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她说臧棣写的每个字都认识，从语法上分析也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清晰的，但就不明白诗人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确实如此，臧棣对日常语言做了非常大的改造，唤醒了语言中那些沉睡的东西，用最简单的句式、词汇表达了最复杂精微的感觉和最复杂最活跃的意识。如果你的感觉、你的意识没有跟上，就追踪不到诗人表达的意义，因为我们平常所谓的意义是一种已经固化、僵化的东西。

这个东西很难和臧棣诗中那种活的、千变万化的感觉和意识对接。所以，从这样的“意义”出发，面对臧棣的诗，难免望诗兴叹。

事实上，臧棣诗的意义恰恰在于对这种“意义”的改造和纠正，教我们换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进入世界。

《人类动作入门》这本诗集里有个句子大概可以说明这一点。这首诗叫《冷食入门》，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

它的味道

想必只有麻雀梦见过的榔头

才能砸开一道缝

麻雀啊，榔头啊，梦啊，所有词汇都很简单，句式也不缠绕，也不复杂，但这个简单句子却连接了好几个世界，人的世界、麻雀的世界、味道的世界（人的和麻雀的）、麻雀的梦的世界、榔头的世界，非常简单的句子表达了非常精微的感觉、非常复杂的意识。

也可以说是，诗人的意识自由地穿行于诸世界之间，体现了人最宝贵的自由意志。臧棣多次谈到诗的高贵。什么是诗的高贵？这就是诗的高贵。用这样的句子，诗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诗歌世界，诗中事物的联系和我们日常事物的联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臧棣谈到他的入门诗写作的一个动机在于他意识到“世界是需要进入的”，像这样的诗就为我们进入世界打开了一扇可能的门。在这样的表达中，诗人用来表达的语言本身也得到了一种改造。

也可以说，诗人用麻雀梦见的榔头砸开了语言的可能性，让语言的可能性向我们敞开，也让我们的生命向语言敞开。臧棣对我来说永远是学不完、说不完的，他的创作实在太丰富了。

作为一个大多数时间都忙于生计的业余读者，实在有点跟不上。臧棣已出版诗集的有十几本之多，我也只读过其中一部分。

我曾有的一个志业就是臧棣研究。他最早的几本诗集出版后，我曾经计划写一篇长文，认真做了很多笔记，后来被一些事情耽搁，没有完成。之后，臧棣的新诗集一本接一本不断问世，让人应接不暇，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发言权了。

臧棣的世界太庞大，没五年、十年功夫认真钻研，真觉得无法开口。最后我们请臧棣对嘉宾的发言做一个回应。

臧棣：

真的非常感谢。感谢朋友们安排了这个活动。在座的朋友有多年的老朋友，有我上北大时就是同班同学的清平，也有80年代北大诗歌圈的师弟西渡，雷格，顾建平，橡子。更有当时就已写出非常精彩的批评文字的慈江师兄。

刚才几位老朋友，也是诗歌上的同道，谈了对我的诗歌的看法，听了很受启发。

我写诗已三十多年，回顾起来，真是挺幸运的。一个人坚持写诗三十多年，这没什么。但在三十多年的坚持中依然能时时感受来自朋友的诗歌友谊，这就实属于幸运。

我现在写诗，有时常常能感到来自朋友们的审视的眼光。比如写一首诗，我脑子里碰出一个念头，姜涛会怎么看？这么安排语言，能不能过姜涛这一关。这么修辞，老王会怎么看？所以，我觉得写诗常常会出现很矛盾的情形。

按道理讲，一首诗应该在绝对的个人的安静中产生的。但我现在写诗，常常像深入一个战场。一个充满硝烟的语言的场所。写诗的过程中，要应付复杂的情形。写诗时调动的心理能量，其实不亚于一个星系。

就速度而言，我写得可能比过去要快，但我从不有丝毫怠慢。我时刻要求对自己、对语言、对汉诗，要有个交代，更要有对身边的老哥们儿、老朋友有个必须的交代。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心结。

刚开始有种心结时，我还害怕自己被绑架了。后来想想，就这样吧。对诗的交代，也是对生命的交代。

刚才几位老朋友对我的诗歌的评判，都非常友善，只涉及了优点和特点，没有谈及任何局限。其实，我深知自己的局限，也深知自己的不足。对朋友们这么多年的支持和关爱，我想说的是，或许没有你们，我对诗的热爱不会有丝毫减损，我依然会坚持写诗。但有了你们给予巨大的友谊，我体会到在与你们的相识相知中写诗，是一件多么幸运的诗。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对得起这份幸运。

你们是不是巨人，我说了不算。但我有时会感到，我是站在你们的肩膀上写诗的。我也真的时常会感到，面对语言和语言环境的复杂，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种感受好像很私人，也很奇妙。但确实与我对诗歌的功用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诗歌的首要的公义，是提供生命的友谊。来自诗歌的友谊，就是生命的友谊。来自诗歌的友谊，既是莫大的鞭策，也是刻骨的安慰。

在这个诗歌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一个人能在诗歌内部坚持下来，至少我的感受，是与朋友们给予的友谊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我也想说，我也很关注朋友们的存在。我经常追踪朋友们的诗歌动向。比如，1987年看过雷格的诗，写得英俊少年。后来很久没再读过。以为雷格不写了。但前两年，又突然发现了雷格的新作，依然写得很出色，真的感到一种欣慰。

怎么认识诗本身，可能涉及太多的辨析，说来话长。但我一直特别在乎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定义诗，诗首先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事情，一件“特别的东西”。人世间，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其实没法分享，但诗歌中有些珍贵的情感、很奇妙的感受，都是可以被分享的。这是诗歌最神秘的地方。

附录：其他嘉宾谈臧棣诗歌

顾建平：

诸位下午好。我和臧棣是前后同学，他83级，我84级，但本科期间交集不太多。我84年读大学时，臧棣已经开始他的诗歌旅程，在五四文学社的油印社刊《启明星》上发表作品。

大家知道写诗需要天分，需要感觉、灵性，也需要风气，诗人是像菌子一样成群生长的。后来有人总结说，北大中文系83级、85级、86级同学写诗成风，唯独84级没人写诗，同学们都沉浸在学术梦想里，当然也有人像我这样，既不写诗也不研究学问，只是诗歌和学问的爱好者。

跟臧棣交集比较多是研究生阶段，我是88级研究生，他是87级研究生。我们那一级还是有一个诗人的，83级的诗人恒平因为身体原因留级成了84级，成为我们班唯一的诗歌种子。

研究生期间同学人数少，相互之间的兴趣、爱好互相影响、感染，也有理念的渗透。恒平兄带领我们了解、欣赏现代诗，他对臧棣非常非常欣赏。我们那时研究生生活比较单调，白天大家忙于功课，傍晚踢球、喝啤酒，晚上在宿舍里除了打牌就是读诗。现在想起来恍如隔世。

那时候大家对国家的前景和自身的前途都比较悲观，恒平兄念了臧棣一句诗“需要多远，需要多久”，平白如话的八个字，我们反复吟诵，发现其中有无限的深意。隔了十多年，有次我写小说评论，就化用了这句诗做标题：《还有多远，需要多久？》。因为对未来有所期待，所以黎明前的黑暗会让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漫长的苦难或者枯燥的生活，也会让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臧棣的部分诗作比较晦涩难解，一开始读不太懂，但其实更难懂的是他的诗论。一天晚上我们聚在恒平宿舍，一起读《启明星》上臧棣关于霍拉旭神话的文章，感觉句句可解，但连贯起来又很费解。臧棣的诗和诗论，有它的内在逻辑，我们不能用通常的思维去理解。

臧棣兄写诗35年，从诗歌艺术研究角度讲，他就是密室中的谋士，或深山中的炼金术士，要从语言的矿石中提炼出黄金；在诗歌的写作实践上，他如同宗教圣徒，全身心奉献给这门艺术。臧棣这个名字，跟诗歌几乎是同义词。

现在随着年岁增长，我感觉越来越能理解臧棣的诗，尤其去年底的一些作品，我读出了其中的深爱与沉痛。

对臧棣这位老友，我一直很敬重，很高兴今天终于有机会在公开场合向他表示敬意，祝他诗艺越来越精湛，成果越来越丰硕。

熊原：

臧棣兄是83级，我85级，只比他小两级，但当时在校时感觉他有点遥不可及，因为他起点太高了，我还在学艺时他已经展现出成熟的诗艺。对臧棣的认识，我想说三点。

第一，毫无疑问他是优秀的诗人，他高产高品质的写作展现了当代诗歌、当代汉语诗歌的高度，堪称“诗人中的诗人”。

第二，他不光是诗人，也是卓越的评论家。2017年他出了《诗道樽燕》，当时我是他微博粉丝，每天必看他的微博，每天都费心琢磨，因为他用犀利的观点，纯正的趣味和绝对的高度，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提供了理论的总结和明确的方向。

第三，从人的角度，我们朋友评价他是个天真纯粹的人。我觉得他天真纯粹的同时，也非常丰富深邃。

对他曾经给我的启发、帮助，我非常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个活动，向臧棣致敬、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当代汉语诗歌在新的一年里良好的开端。向臧棣致敬！

苏丰雷：

我回顾我成长的历程，留意到这样一种情绪的暴露，即对我不懂得的陌生而晦涩的文本，会有抱怨乃至排斥的行为。我注意到，我们民众中的一部分对于他们不懂得的陌生而晦涩的文本，也是采取同样的行为反应。

我认为，包容是比抱怨、排斥更正确的对自由的一种践行。只要这样的晦涩文本，没有对于人类的持续有相当危害的邪恶因子，我们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和行为：包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常用电器，譬如空调、冰箱、电视，究竟有多少人是先晓知其原理再使用起它们呢。但是我们与它们相处一室，并且愉快地享用了它们。同样，在我们的精神家园中，也应取此包容的态度，与这些你并不懂得其机理的文本类型相处，尽管“享用”起来颇有难度，但并非没有可能。

包容的心态是对我们暂时不能理解的事物的第一层正确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追求对它们的理解。在非常深刻、全面的层级上，我们的理解就达到专业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能做出肯定与反对的动作。这种理解之后可能出现的对立，是学理上，而不是人际的，更明白地说，理念上的对立并不意味据此理念的人之间的对立。

只有这样的包容空气的培养，我们的文化才能生长成真正多元的丰富。我们只有使用起包容的态度，才能变得更加文明，而不至于成为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暴民。

臧棣老师的诗歌以高密度的智性面貌示人，他通过持续的勤奋写作、对日常生活的沉浸，“发明”了“内心的制式”或“心灵的结构”，用一种通过个人拼争获得的内在绵厚之力对抗外界的暴力——那过于快速的、碎片化的并不善意的生活流。通过亲近日常生活和语言，发掘其中的“甜蜜”和“温暖”，回应现实，表达自己的理解与看法，确认活着的幸福和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

自我拯救之于个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它的意义在于成就个人的高大性，也就是个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格调。如何把人从吞噬人的高贵性的不良生活中拱现出来，是每个人自身的责任。而自我拯救，具有最根本的自然正确性，比之于“拯救他人”这一狂妄意图含蕴的可能踏空的危险，自我拯救要小心翼翼得多，它是对历史经验的惨痛教训的反思结果，是对“九十年代诗歌”对日常生活的这围绕人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场域的最政治正确的确认。

借助于臧棣老师近期于“飞地”举办一次活动上的自我解剖，以及西渡老师写给第四届北京青年诗会一篇没有公开的对“荒芜之后的风景”的解读，和我自己对诗歌写作的一点体会，我意识到这样的诗学理念对于我们的生存环境的重要意义。它的启示性在于唤醒我们自身沉睡的部分，而不是强塞给我们那些意外的东西，引诱我们朝着不切实际的方向走向误区。

王家铭：

我2008年考入武汉大学以后开始写诗。学校的诗歌氛围比较好，大家一起读国外经典诗歌和国内重要诗人的作品。臧棣老师的诗就是我们的阅读对象。当时就是觉得他的诗很好，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而且诗评俱佳。没想到十年以后能作为读诗嘉宾出席这样的活动。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不只北大的学生很喜欢臧棣，我们武大的青年诗人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对照自身，我写作较多依赖的似乎是情绪的流动，未能企及臧棣诗歌那种深邃的经验与复杂的组织。他的产量很高，我读得还不够，需要继续深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