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过的有关李敬泽的评论文章中，几乎或多或少都会表达出一个意思：谈论李敬泽是艰难的。他的批评短章、随笔札记或者散文议论，遣词造句之诡谲，结构运思之机巧，议论辩诘之刁钻，叙述修辞之跌宕，直如落英缤纷，披拂而下，让人目不暇给。因而它们尽管获得交口称赞，但让人难以置喙，读者往往被他的文采修辞和奇思妙想所震慑，难以从目眩神迷中摆脱出来，而一旦清醒之后，却又陷入到无法从既定的理论武库中找到合适话语的窘境。仅仅要将他的文类说清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飞宇曾经感叹过：“当一个人把考古、历史、哲学、美文和小说虚构糅合到一起的时候，这样的文本我们该如何去称呼人家呢？”

这不免让人想起本雅明对于普鲁斯特形象的描画：“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特例。”但“伟大”显然不会是李敬泽喜欢的评价，这个被冒用多次的词语可能会让他感到不自在，但无疑在那些特例中，他的文章也属于深不可测的一类。它们超越了我们对于散体文章认识的常规。那些文学批评、散文随笔、史札议论、会议发言、记者采访……不是征圣宗经的载道之文，尽管这也不妨碍他面容肃整地言说“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在孔子困厄陈蔡之际的弦歌不绝中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芒与信心；它们同样不是抒情言志的诗学产物，但“人民大地的诗人”杜甫寄托的不正是雅正磅礴的志意情怀？如果非要给李敬泽的文章一个方便的称呼，我只好笼统地冠之以广义上的“杂文”之名。

说起杂文来，任何一个受过基本文学教育的人都会自然而然联想到鲁迅和周作人。有意味的是这两位兄弟的“杂文”可以说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和文人的两种取向，李敬泽的“杂文”则既有鲁迅的讥诮尖利又有周作人的淹博杂识，却并没有延续任何一位的脉络，无法给予一个清晰的论断和定位——显然从直观上的风格而言，他们都不是一路的。李敬泽的杂文是刘勰意义上的“杂文”：“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聪明而又博学之人，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气质充满才华，能够赋采丰茂，创作出新的风格与文体。如此，我们可以称赞一句：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语意相宜，斐然成章。

李敬泽的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无法被忽视的修辞。但是我们的古代文论中最常出现的批评恰恰是对于过度修辞（文胜于质）的不满，因为往往镂金错彩的修辞撑不起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而要达到文质兼美，“气”就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玄妙的概念，为中国传统文脉所独有，表征的不仅是某种风格，更多是风格与内容之间和谐一体，修辞与观念之间的合而不分。魏文帝曹丕是“文学自觉”时代的扛把子，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是一种天赋论，带有浪漫主义的天才的专有和神秘，后天的训练和巩固——比如“养气”——固然必不可少，但“气”却是先天禀赋所至，难以强求，这在文学中难以解释，所谓“才”，便是如此。李敬泽无疑被称为“才子”，我们尽可以踅摸他的来路，但那都是在外部的后见之明。博雅并不是不可为之事，尤其是在当下的便捷传媒环境中，知识与信息并不难得，难得的是见识和体悟。但要达到自然而然的“气盛言宜”，可能需要某种先天的智术，这种智术我认为是对于语言的敏感、对于世道的洞察以及对于人心的体贴。

在这个意义上，“气”对于“言”是具有本体意味的，形式与内容、词语和观念弥合在“气”之中。修辞于是成为意义出现和存在的根基和处所，脱离了“辞”的“意”无法浮现出来，而修辞的转换同时意味着意义的缩略、繁衍、增生、变异、变形乃至谬以千里。“意义就存在于话语之字里行间的那一片虚空之中，正是由于这片虚空的存在，词与词之间才能相互关联，才能相靡相荡而生绮丽生意趣。意义原本并非沉积聚结于词语中的文化碎片，而只是弥漫于语词之间的虚空中的浑然一体、缥缈无形、不可凑泊、含蓄蕴藉的灵韵或灵性。”现实的世界、文本的丛林、覃思和妙想与腾挪婉转、委曲从容的语句之间因缘际会，混合化一，成为一个生意盎然的活泼生命。这是中国古典艺术生命境界的本意。而生命境界，如果按照书画品评的逸神妙能四格来说，就属于“逸品”，不循常法，溢出规矩之外，“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虽然动笔之时未必不研精费脑，但那一切技术性的修为都已经具备完足，因而呈现出来的效果则仿佛信手拈来，自然而然，不含目的却又合乎所能想象的目的。

李敬泽的文章是逸品。试看收在《咏而归》中的一篇短文《战国策》篇。起笔先言他人，从苏洵每出必携带《战国策》开始，如同诗中六艺之“赋”；然后直接转入勾勒了战国的风貌：“那是自由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一切可能性都向人敞开，人不再受传统、圣言和内心律令的束缚，荒原上，文士鼓舌，游侠仗剑，苍蝇无头，瞎猫乱撞，一切生灵都因为没有方向而分外繁忙。”接着自然带入苏秦这样的说客，从合纵到连横，进入议论：“舌头是轻的，话是轻的，但轻风吹来的却是梦寐以求之重。言辞的滔滔洪流通向欲望的彼岸。所以，那是个话多的时代，漫天飞絮，万叶凋零，大狗小狗都叫，公鸡母鸡齐鸣，话是强者的通行证，沉默是弱者的墓志铭，在盛大的嘈杂中，话与话展开殊死的竞争：你的声音必须被人听到，你的话必须击中目标，说话就是打仗，就是兵行诡道，要拼实力比分贝，也要比技巧，分贝是自然条件，技巧却必须训练。《战国策》就是说话的技巧的教科书。”这就是有“比”，又有“兴”，李敬泽是在用诗法写散文。这个文章的美妙之处在骈俪布局、音声韵律、风格气韵的三个不同层面齐头并进地展开，抑扬顿挫的同时，携之以抒情，有感情故能动人，然后自然进入说理。智慧往往如此：气流畅灌注，势则音韵协调，气势又不压人，议论自然入心。

像这样的篇章在李敬泽的文章里俯拾皆是，他的说理，不是以论证与雄辩去征服，而是用修辞去迷惑，以情绪去触动，以机智去诱惑。在李敬泽这里，修辞无疑是重要的，但修辞并没有被窄化为某种装饰手段和言词技术，而成为与表述对象之间无法切割开来的关联和组织方式。“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内容与意义之间浑然不分，而没有成为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二元判立的所在，这使得文章本身成为一种生命形式。

李敬泽

顾随说中国古典文心，要在两点，一是言中之物，即内容的充实；一是物外之言，即文章之美；另外还要有情操，就是“热烈的情感合乎纪律”。只有言而能文，方可传之久远，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中所在多有。李敬泽文章因果相生，有内在逻辑的脉络绵延照应，而逻辑则辅之以抒情。也就是说，逻辑与情感是合一的，世道固然功利算计，世道中人却也始终不会是机械化的无人性存在。这方面的例子颇为典型的是《郑伯克段》，文章从“郑伯克段于鄢”这个被无数次重读、诠释和阐发的故事中发现了叙事的缝隙：在《左传》那周密严整的戏剧性故事里，历代的注释者、解经者、阐说者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整个故事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余年，这漫长的时间充满变数，不可能为一个阴谋而设计，李敬泽以一个文学专业读者的细腻抽丝剥茧，老吏断狱般让隐情水落石出，铺展开一个礼崩乐坏前夜的历史场景。在这个王纲解纽的历史大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痛苦、纠结、活灵活现的灵魂。这样的文章中，既有细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对于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把握，文笔老辣，心思绵密，见性情更见才识，当得起“春秋随笔”之名。冷静审思的头脑、敏锐的感觉和热烈的中肠情感在文中堪称完美地绾合在一起，即事所观，若符合契，回旋进退，莫不中节。

《易·贲卦》：“象曰：白贲无咎。”贲指文饰，但斑纹纷繁的七彩光合到了极致之后又回到了白色，意味绚烂已极转而返璞归真，这就达到了“易之道”的终极“无咎”。所谓“无咎”便是没有凶险和过错，进而言之，就算有过错，也没有关系，能够自然化解。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谓：“贲象穷白，贵乎反本”，是为文的极高境界。这种境界文不灭质、博不溺心，雕琢其章，彬彬君子，即便文辞华美也不妨碍内容的质实，知识博杂也不会淹没内心的志意。我想李敬泽的文章悖反性地达到了这个境界——它们摇曳多姿如同波光粼粼的河流，但在浮光跃金之下仍然是清澈明净的春水——他几乎没有使用过生僻怪诞的词语和意象，并且有着一以贯之的关注。这个关注就在于他始终对于刍荛狂夫之议和放诞无稽的“小说”情有独钟，并且将之视为某种与端肃庄严的其他言说形式具有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就像他能从《左传》“经”与“史”的暧昧之处掘地及泉，功养交济，重整叙事，扭转陈见。

《郑伯克段》不过是小试牛刀，在此前一系列“小春秋”的随笔中也可以看到李敬泽对中国传统文思与文法的汲取，“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但作为一个在先锋文学时代成长起来的作者，语言与叙事本身的透明性已经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在早期的一些文学批评中，李敬泽就一再表现出对于工具理性的不信任，而将文学的书写视为对于世界无数种认知方式中的一种。在他那里，书写就是一种翻译和解释世界的行为，《青鸟故事集》中的篇章基本上就是围绕文化间的交流活动展开，异质文化、不同种族肤貌、差异性的语言和信仰，与其说它们彼此通过译介交流而相互影响，不如说是在并置和误解中共存。名文《飞鸟的谱系》的叙事具有学术论文般的严谨，那些散落在不同语言中的人物和行迹已经如同历史本身一样漫漶模糊，李敬泽将它们从时间的长河中打捞起来，连缀成晚清中西交通中妙趣横生而又乖谬百出的故事。但他却无法给这个故事以一个完型式的结局，因为意义始终在误读中彼此衍生出自己的脉络。他打捞起来的东西注定如同挂在网上的水滴，而网里实际上空无所有。但打捞本身构成了一种意义的生成，因而最终文章指向的是关于人心的同理与悖反。

观照不同人心对于世界的观照，是李敬泽念兹在兹的东西，这让他某种程度上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他认识到这种有限性，因而只能进行重构和描述。在一篇叫做《精致的肺》的文章中，他生动地显示了“气”是如何贯注流淌在他的文字中，气定神闲又气势逼人，进而在强大的气场中溢出了一股玄远悠长的意气。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字的重构与叙述中形成自己世界观的可能。文章从咸阳机场的一碗面开始，写翻朋友圈看到记者的会议报道，然后引入到会议的速记员——那个隐匿在喧嚣热闹的场面中唯一的沉默者，思绪从西安到广州再到苏州，各种会议和交谈的场合，从先锋小说的虚构再到非虚构……真称得上“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些并非虚构的场景在意识流动中带有了虚构色彩，只有那个最没有存在感的虚构的速记仿佛最终才是真正非虚构的存在——她使得那些可能是虚构而随时会随着声音消逝的言词呈现出来，并且最终让它们出现在报道之中。这简直是最“先锋”的先锋小说，既有叙述上的层层圈套和诡计，而又留下了叙述流动的轨迹，在这个轨迹上我们看到了虚构和现实之间彼此侵入和彼此融合。李敬泽想说的是：“小说作为一种虚构形式，需要有文本之外的条件，或者说，小说必定安放在恰当的支架上，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到支架的存在，那只是因为它是如此基本，如同空气，是透明的，如同呼吸，是当然如此而不必被肺所感知的。但如果你把这个支架抽掉，那么，一切都会坍塌下来。虚构是一个精致的肺。”这个肺清虚而娇嫩，“有惊世骇俗之美”，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为脏腑之华盖，百脉之所朝会；但它同时又藏污纳垢，在宣发肃降、贯通天人之中必然要滤出气息中携带的杂质，现实中的重重雾霾会在无数的肺泡粘连上看不到的烟尘微粒。如果要想虚构出一个世界，那么“这个精致的肺需要吞吐全世界的空气”。写，还是不写？

这里抵达了李敬泽书写的本体。《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肺是“气之本”，李敬泽的文章就是一枚枚精致的肺，而这个肺所吞吐的气息则充塞天地，不可捉摸。在这绞绕在一起的世界的混沌之中，萦绕不去或者说一以贯之的核心是文学与生活之间的缠绕、虚构与现实的相互侵蚀、知识与认知的彼此错位、情感与理性的交融与涵化，而能够把握混沌的只有混沌本身——文章调和鼎鼐，包含众色，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最终要复归的是虚实相依的含混存在。

在一次闲聊中，李蔚超曾经说到李敬泽文章所显示出来的美学倾向和精神资源至少可以辨析出三条不同的脉络，我深以为然。这三条脉络一是古典文人式的雅趣乃至邪僻，耻一事不知的儒者式骄傲和语怪力乱神的促狭；一是在他观念与文章成型期的90年代日常审美化与人文缅怀观念，那种生活和观念形塑出一种具有市民粗俗趣味和公共性关怀的微妙纠结；一是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通透感，这将他同那些自以为是幼稚“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后者入戏太深，又在受宠的撒娇中搞不清虚实真假，在他们那稀薄而可笑的幻觉中，仿佛存在着政治与文学泾渭分明、互不干涉的“清明”时代，而在这一点上李敬泽可能要和光同尘得多，当然这是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他无疑也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在《<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中，李敬泽提到“不相配的事物”，我想，他所写的许多对象就他的才情而言也是“不相配”的，但相配或不相配本身也是相对的，并且会在世界的混沌中流动转化，这也构成了文学与生活的隐喻，一种关于生命形象的本质直观。

文学与生活、思想与践行的分裂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作为编辑、批评家、文章作者、政府官员的李敬泽身处其中，如何在堪称割裂的身份角色中保持自身内在的完整性，即俗谓返观与外照，认识自己，了解人生，实在并非容易之事。我想他正是通过文章的书写将现实社会、文化行动与个人的生命感受融于一体，不是浮泛的抒情（事实上他有意地避免了散文中这种常见俗套）或抽象的义理玄言，而呈现出一个活泼泼的烟火中人。他书写了那些文章，而那些文章也书写了他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