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希望诗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崇高的理想，本着对汉语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到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不断创作出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伟大诗篇

“菡萏呀半开，/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伴，/ 清净呀不染尘埃……”诗人朱湘的《采莲曲》写得美丽轻盈，表现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据悉，以“新思路・新诗路”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诗歌春晚即将举办，拟在北京设主会场，并在海内外设近百个分会场。中国新诗，今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因独特形式和创新精神而备受瞩目。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往往要经历一个摸索门径、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国当代诗坛看似热闹、繁盛，为何好作品却寥寥无几？汉语新诗的肌体在茁壮成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疗治的疾患，例如传统的割裂、清晰的疏离、复杂的误读、口水的泛滥、粗糙的态度、语言的渔叉、自媒体狂欢等。只有自觉反思扬弃，在批判中前行，中国新诗才能逐步向善向好。

　　传统的割裂——所有的中国现当代诗人，尤其是当代诗人，都面临两个传统：一是欧美诗学传统，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那么，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具体取决于诗人有无接受、超越这些璀璨传统的天赋和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诗人对传统产生了严重误解，习惯于将传统与现代性、先锋性割裂开来。我们应该明白，诗歌或艺术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成的概念。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何为启蒙》一文中，这样看待现代性：“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认为，在每一个古代画家身上，都能体现出一种现代性。

　　因此，广义地说，任何时代的诗歌与艺术，都有其现代性的一面。对于《诗经》传统来说，屈原的作品极具现代性；对于南朝宫体诗来说，张若虚就是现代的，甚至是个彻底的叛逆者；而陈子昂，则称得上初唐时期的现代诗人。诸如此类。

　　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要创作一首优秀的诗作，须从成吨的语言矿藏里熔炼出诗句。这成吨的语言矿藏，只可能蕴藏于悠久辽阔的传统文化之中。在经历了欧化失语的痛苦与徘徊之后，我们要想写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中国好诗，只有回过头来，以全新的洞见和伟力，不断向祖传的绵延矿山勇敢掘金。除此之外，中国诗人们已别无选择。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永远是中国诗人一条不能割弃的脐带。

　　清晰的疏离——作为对“朦胧”诗歌的一种反动，“清晰”概念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清晰的表达，里面有着难以言传的精确性。为什么古埃及人会用羽毛来象征精确？因为只有羽毛这种微妙之物，才能称出灵魂的重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对清晰或精确的写作划定了三个原则：对要从事的工作有一个明确、周详的计划；诉诸清晰、敏锐、可记忆的视觉形象；语言尽可能准确，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表达微妙的思想和想象力。然而，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很多人故弄玄虚、不知所云，似乎谁写得越混乱越杂沓越高深，谁就越先锋越实验越厉害。再加上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家，以过度或自恋式解读的方式推波助澜，致使相当一部分诗人的写作，成为一种冗赘的语言废墟。

　　清晰，绝不是浅陋或肤浅。清晰所呈现出来的清澈气质，是绚烂之极后的一种纯朴回归，它的力量和锋芒是隐藏起来的。曾有人问笔者：如果用一种东西来象征自己的诗歌，你会用什么呢？答曰：水中的刀锋。是的，水中的刀锋，一枚静静地存在于清澈之流中的淡蓝色的刀锋。它所表现出来的隐秘的力量甚至危险的光芒，正是笔者在诗歌中所要表达和闪现的。在不经意的某个时刻，它还可能划伤人们有些麻木的神经呢。

　　清晰，更不等于苍白。清晰和生动，仿佛一枝双生花。梁宗岱在一九三一年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一首好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他的艺术手腕。再上去便要令我们感到这首诗有存在的必要，是有需要而作的，无论是外界的压迫或激发，或是内心生活的成熟与充溢，就是令我们感到它的生命。再上去便是令我们感到它的生命而忘记了——我可以说埋没了——作者的匠心。如果拿花作比，第一种可以说是纸花；第二种是瓶花，是从作者心灵的树上折下来的；第三种却是一株元气浑全的生花，我们只看到它的枝叶在风中招展，它的颜色在太阳中辉耀，而看不出栽者的心机与手迹。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一切第一流的诗所必达的。它们是作者的灵指偶然从大宇宙的洪钟敲出来的一声逸响，圆融，浑含，永恒，超尘入化。”也只有这样生动的诗歌花朵，才能散发出清晰的诗意和芬芳。

　　清晰的诗歌，也是简单的诗歌。很多时候，清晰简单的诗歌，反而能深入人心。虽然人们常将“大道若简”作为口头禅，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并不简单。笔者一直认为，要把诗歌写复杂并不难；要写简单且在简单中蕴深意，写出简单中的不简单，却是难之又难。

　　复杂的误读——我们决不能因提倡清晰和简单的诗歌写作，而理所当然地抛弃复杂的诗歌。清晰简单是美，复杂壮丽也是美。如同上文提及的卡尔维诺，他既倡导清晰准确的文风，也崇尚复杂的写作：“不妨设想如果一部作品是从自我的外部构思的，从而使我们逃避个体自我的有限视角，不仅能进入像我们自己的自我那样的各种自我，而且能把语言赋予没有语言的东西，赋予栖息在槽沟边缘的鸟儿，赋予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树木，赋予石头，赋予水泥，赋予塑料……结果将会怎样。”

　　很多中国诗人，对复杂进行了误读：用食古不化的书袋，代替了生动鲜活的个体体验；或用食洋不化的技法，代替了敏锐犀利的洞察。窃以为，复杂的诗歌应该建立在宏大而清晰的知识背景之下，向心灵、想象和无尽时空纵深掘进，并从中孕育、剥离出璀璨的诗人之心与之思。正所谓，“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色彩。”

　　在这方面，百科诗派的持续深度写作，可资借鉴。百科诗派主要从事高信息密度史诗、长诗、大型系列组诗创作和从内容到体裁的实验。以学术、智性、涵容、洞察的先锋姿态，来实现“跨界——并界（兼容性）、交流——对流（互文性）、引导——引领（先知性）”。 他们在全球视野下所展开的跨语种、跨文化、跨生命形态的诗歌写作，为诗歌的复杂性提供了范本。

　　另外，还有一种复杂：简单中的复杂。诚如钱钟书所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也如黄庭坚在《次韵文潜》中所表达的：“水清石见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简单和复杂并不矛盾，它们有时甚至是事物的两面。一个诗人、民族或国度，要成为伟大的诗人、民族或国度，必须既有简单的诗歌，也有复杂的诗歌。如果李白仅有《静夜思》而没有《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又或者中国只有白居易而没有屈原、李贺、李商隐、杜甫，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还可以成立吗？同样，如果英语诗歌中，只有弗罗斯特或惠特曼，而没有艾略特、史蒂文斯、特德•休斯、狄兰•托马斯、艾米莉•狄金森，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复杂的诗并不等于晦涩的诗。

　　口水的泛滥——笔者不反对口语诗，但坚决反对口水诗。从语言史或词汇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与书面语之分。所有的书面语都来源于口语；几乎所有的口语，都有书面语的根源。在书写文字形成的早期，口语大于、多于书面语；随着文字的不断成熟和书写条件的便利，以记忆、传承与叠加见长的书面语，逐渐大于、多于口语。

　　口语诗的本质是用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包括方言）进行直面的、直接的、短刀相接的写作，剔除一切伪饰与矫情，返回诗歌和内心深处，从而达成天籁之音。口语和口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动的，极具表现力的，带着一种原生的力量；后者则是浮躁的，缺乏内核的，被庸常生活冲淡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前者像是沉香木，后者更像是随波逐流的浮材或散材。

　　严格来讲，今天中国诗坛所强调的口语书写，更多的是一种口水话写作，一种段子式、日记体式、流水账式的写作。许多所谓的口语诗人，其实是口水诗人。他们自说自话、絮絮叨叨，裹挟着牢骚、新闻和粗口，一天可以吐出十几首甚至几十首——以口水话的唾沫构成的分行文字。这样随意、没有难度的写作，虽然极大地迎合了许多人的浮华写作欲望，消解了诗人与说话者的界限，却也极大地伤害了语言和诗歌本身！如果词汇量一直局限于简单交流所需的日常口语或口水话范围之内，那么汉语新诗或将日益瘦弱枯萎！

　　一国一族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应该成为母语的发动机和心脏，肩负着不断拓展、丰富、创造语言文化空间的重任！只要想一想，但丁、歌德、维吉尔、莎士比亚、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贡献了多少鲜活、珍贵的语言财富，我们今天的诗人可还有骄傲自大的资本？

　　粗糙的态度——很多诗人，习惯将粗粝与粗糙混为一谈。事实上，粗粝是一种内在十分考究，表象显得朴素甚至荒芜，触之疼痛抚之刺痛的品质；粗糙是从内到外的粗俗、粗野、粗鄙。粗粝是经过艺术家精心选择和预设的，粗糙则是艺术家所不能容忍的。无论是由于疏怱还是才华不逮，粗糙永远是艺术的敌人。这种感觉，如同你看见一个美人，身着棉质或麻地的衣裳，她可能不施粉黛，却自有一番沉静的天生丽质令人感动。在她身上，有一分粗粝存在，却也是迷人的。但如果美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还有多少美感可言？

　　对于一位雕刻大师来说，光滑与粗粝都是十分珍贵的语言，也是构成其作品的重要品质和手段。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还是米开朗基罗或罗丹，我们都能在他们的鬼斧神工中看见这两种相辅相成的东西存在。巨匠在作品中留下斧凿的痕迹，留下木头或石头的纹理，留下诗歌蛮荒的、野性的痕迹，那是粗粝。而资质与学识均难副其实的匠人或诗人，在作品中处处露拙、露丑、露怯、露肘，留下零乱和破坏的痕迹，那就是粗糙。

　　平时，笔者经常听到一些口语（水）诗人得意地宣称，自己从不修改诗稿，更不会锤炼字句。这种粗糙的态度，让“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圣杜甫，情何以堪！

　　语言的渔叉——笔者再次想起卡尔维诺，他曾敏锐地指出：语言的瘟疫侵袭着人类使用语言的机能，表现为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丧失，表现为随意下笔、把全部表达方式推进为一种最平庸、最没有个性、最抽象的公式中去，去冲淡意义，挫钝表现力的锋芒，消灭词汇碰撞和新事物迸发出来的火花。卡尔维诺认为，这种瘟疫的根源首先来自于官僚机构的统一用词、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

　　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瘟疫对于语言的强力入侵，极端的例子是纳粹德国时代。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纳粹对德语的伤害。作为杰出德语诗人的保罗•策兰，一生都在承受母语之痛。英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在《12年帝国》中打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比方：纳粹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而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语言学者徐贲说得好：那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

　　反观今天的汉语，包括诗歌语言，难道没有这样的渔叉吗？希望勇敢的中国诗人，早日拔除那些看不见的致命渔叉，让汉语的肌体焕发生机，让每一个汉字绽放光彩。关于这点，笔者曾写过组诗来表达理想，例如《活的字》：那些汉字，本来就是活的，活在泥土活在灰烬，活在树木活在金属，活在电子活在死亡——“我们要做的/只是不断唤醒而已/还有很多的字/没有醒来”。

　　自媒体狂欢——随着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自媒体平台的流行和普及，诗歌写作、发表、传播和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自媒体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诗歌生态的固有格局，甚至具有重新洗牌的能量。

　　在万众为新诗狂欢之际，在诗人们的热血沸腾、举手投足之间，一首诗或一篇评论就诞生了，就发布了，就传开了，甚至就流行了。无数的诗人以速成的方式，以压缩的方式，以火箭助推的方式，闪电般告别了，不，是跳过了、舍弃了文艺创作本应经历的失语期或黑暗期。一个个看似才华横溢却腹无诗书的诗人，无须粉墨，即刻闪亮登场，即刻成为大师。在这种喧嚣、浮躁的氛围中，“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精神弥足珍贵。什么时候真正安静了，才有可能出现德艺双馨的大师。

　　繁荣之下，潜藏瓦砾和灰烬。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忽然想起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被梁宗岱誉为“德国抒情诗中最深沉最伟大之作”。“一切的峰顶/无声，/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小鸟们在林间梦深。/少待呵，俄顷/你快也安静”，读来意味深长、发人深思。从更深层次看，自媒体究竟为诗歌生态带来了哪些利弊，尚需时间检验，我们拭目以待。

　　爱之愈深，苛之益严。自古以来，美刺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今天，反观诗歌写作现象本身时，我们也应秉持这一传统。“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希望诗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崇高的理想，本着对汉语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到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不断创作出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伟大诗篇！

（作者：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向以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