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的时间去读诗，或研究它，有时也会自我质疑，也就是诗歌社会功能的降低和传播的边缘化。在纪念新诗百年的时候，似乎依旧需要再次为诗一辩。”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南京”研讨会上，大理学院教授耿占春指出，网络已经替代诗歌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兴观群怨的载体。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每天早上会把电脑打开看看各个网站有什么新闻消息，其实网络变成了我们观察社会、反思现象、感受群体情绪、了解各种思潮涌动的窗口。

然而，耿占春说，最近一两年，电脑也不愿意打开了，因为偶尔看看手机就行了。诗歌无法像网络新闻一样介入和表达时代，即使一百年来新诗基本完成了胡适的期待，即从山林文学变成社会文学，与之同时，在新诗一百年里，诗意已经在白话中扎下根，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穿透力和感受力。“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体察到现代汉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能量。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背后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新型的媒体，但我并不觉得一定要把诗歌和网络媒体巨大的社会功能相提并论，二者应该是互相呼应。当新闻事件从网络媒体消失的时候，无论这个问题是否解决，思考才应该真正开始。从这一点看，与网络相比，诗歌不应被妄自菲薄，它所特有的感受力和启蒙作用也不应该被这一点所遮蔽。”

诗人、学者们对新媒体时代诗歌的焦虑与思考，在“中国新诗百年论坛”上再次集中呈现。

21世纪后，诗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振亚认为，民工潮，SARS、海啸、地震、雪灾、奥运、深度反腐，一系列事件敦促着诗人们根本无法将自己从置身的周边现实中抽离，而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甚至有时使诗歌以行动化的方式介入时代现实。

如白连春的《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仿佛带着农人的体温和呼吸，鲜活具体的农事细节及过程呼之欲出，更见出了农民命运和土地关系思考的深度，虽落笔于一个农民，却隐约闪回着诗人对人类遭遇的怜恤之光，底层的拙朴、酸楚和艰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诗”，一个工地“事故”的记录和曝光，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的精神拷问，“惊叫”与“平静”、死亡与冷酷等悖裂矛盾视象所包含的张力，赋予了诗歌一种强劲的批判力和情感冲击力。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诗歌向日常化世界的广泛敞开，诗人们自然不再满足于相对内敛的意象和象征手段的打磨，而尝试借鉴叙事性文学的长处，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罗振亚说，由于和生存气息密切关联的对话、细节、过程因子的大量引入，使九十年代就已成熟的“叙事”晋升为一个显辞。

江非的《时间简史》短短的倒叙却有着类乎小说、戏剧的综合品质，浓缩着农民工特殊的生命长度，日常化的画面、细节刻写，清晰而沉静的情绪叙述，切入了乡土与人的命运的悲凉实质，也显示出诗人介入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之强，使诗歌在抒情之外又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生长点。因此，21世纪诗歌和现实关系状态的重建，将诗从“云端”请回了“大地”，生发于个体却通往人类深层情感和经验的意蕴发掘，一方面提升了现代诗的诗意品位，一方面强化了诗歌本体观念的骨质密度。

“有一句名言，蝴蝶扇动翅膀，在远方引起一场风暴。胡适的两只黄蝴蝶，掀起的不仅是诗的风暴，不单是横的移植，而是现代汉语的风暴，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杨克认为，古典诗歌的东方哲学是中庸之道，是温仁敦厚、格物致知的写作。是文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生存方式，唱和，应制。是曲水流觞的文字游戏。是在同一模式里比试高低。新文化运动带入源自西方的批判否定情神。而当下，面对的是又一场风暴——互联网风暴。不仅有线下的世界，同时有线上的世界。

杨克表示，自己是个有未来主义倾向的写作者，一直写介入式现代主义诗歌。“我不反对诗歌在线上线下同时呈现。比如微信，外国有人称之为中国新的四大发明之一。它改变了人类的支付方式，改变了人的交际方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即意识形态。假若没有纸的发明，没有印刷术的诞生，在竹简上写，不可能有长篇小说。同样，诗如果在线上传播成为常态，诗歌的声音要素会再度受到重视。诗人会一定程度回望口口相传的源头。也许下一代诗人会如此。所以我对新技术传播持开放拥抱的姿态。期待恢复兴观群怨的诗的景象。所以《杨克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印后，授权当当、京东、亚马逊出电子书，我非常乐意。”

据悉，微信上杨克的诗歌朗诵最高一首收听为54万人，之前高的有几首十几万人，也有20多万、30万人的，原因是发在广州地铁的手机阅视平台上，上下班有几百万人乘地铁，他们看手机打发时间。

作为《作品》杂志的主编，杨克主动投入线上阅读的互动，“90后推90后”是少见的非编辑选稿的栏目，当期发稿的男女作者各推荐三篇90后小说，由500人的90后作者群投票各选一篇小说给编辑部采用，精选十多个投票者的点评同期刊发。杂志社另外留出一定数额的稿酬，每季度和年终由读者投票决定打赏稿费具体给哪些作品，大大提升了读者的参与度。去年第四季度的打赏投票公众号点击数近二十七万，不仅扩大了刊物的影响，也提升了所有作者的被关注度。

新世纪诗歌对拳头诗人和经典作品的输送不多，形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原因。罗振亚认为，很多诗人纷纷关注身边的事物，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诗魂自然也就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了。

新世纪诗坛有很多网络写手，更有数不清的在书斋里进行智力“游戏”的诗人，炮制着所谓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发生不是因为生命的感动和颤栗，生活的触发与召唤，而是书本和知识，是由于刺激好玩、发表方便和各种奖项与稿费的诱惑。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他们完全是为玩而写，为写而写，其“硬写”过程即可视为十分可疑的“无中生有”。他们的作品看上去也不无细节的营造、情绪的起伏，有时技巧打磨得煞是圆熟，能够唬住一些读者；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它们无关生活、生命、灵魂与情绪，匠气世故，四平八稳，是地地道道的“网上建筑”“纸上建筑”，或者说是充满“为赋新诗”色彩的伪抒情，没有走心、走脑的集体仿写，和“假大空”同样令人生厌的“假小空”，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背反和偏离。

而海南大学教授徐敬亚更为当下某些诗歌感到痛心：“纸张上的，电流里的，一派平庸、无聊的气息。千人一面，万人雷同。到处是相似的表情，到处充斥着温吞吞的叙事、油腻腻的小聪明、打情骂俏的口水，或者像家庭妇女一样嘟嘟囔囔的、琐碎的日常絮语……诗那一根根敏感、尖利、触电般的神经正在向世俗的镜像投降，诗歌那颗忧郁、悲悯、神子一样的头颅正一天天低垂。30多年来，中国现代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聊、低俗与坠落。从诗学角度看，它积年累月形成的三大弊端，我早已忍无可忍：第一，诗人整体意识松弛导致的碎片化。第二，诗人直觉系统的缺损导致的平面化，第三，诗人伦理人文价值的枯萎导致的空心化。”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在谈到中国新诗生态问题时，强调了新时代的诗歌和诗歌的新时代的区别，认为新时代的诗歌是一个急切的命题，而诗歌的新时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他认为，在多种渠道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崭新媒介带来的诗歌“红利”利益均沾的同时，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诗人、评论家以及文学教育从业人士却在“乐观”、“进步”的表象下，恰恰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一边是王婆卖瓜，一边是牛二横行。尤其是公众、诗人和研究者对新媒体话语的认识不仅不深入、不全面、不客观，而且几乎忽视了媒体话语的多重性功能。

霍俊明引用“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认为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新的洗脑方式，这是一种柔软的近乎天鹅绒监狱一样的新一轮的规训，无论对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都是如此。

资本和媒体塑造和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已近乎明日黄花的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以及正逢其时的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都使得缺乏共识、辨识度和公信力的现代诗进一步被稀释、压抑和遮蔽，尚未达成的统一性被进一步解体。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诗歌的当下“战果”，而是要强化邀呼嬉戏的“伪”“恶”的“诗歌病”正在无孔不入。这种“伪”“恶”最刺眼的表现就是“自我加冕”。

过江之鲫一样的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转眼间就成了“网红”，各种文化资本的频繁介入和持续发力使得诗人的写作心态随之转捩。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诗歌奖及其奖金对诗歌写作者形成了极大的诱惑。面对发达资本与媒介时代的诗歌“伪”“恶”和批评的不作为，面对分化、分层的诗歌现状，写作者和批评者的尊严亟待重建。我们发出的吁求是重新做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批评者。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吉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主编宗仁发认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纸媒，重要的不是传播手段，而是内容。面对互联网的冲击，传统纸媒没必要惊慌失措。我们要有些基本判断，那就是当今优秀的诗人和经得住检验的重要作品大多仍来自于传统纸媒。纸媒在今天要做的是把门槛再提高些，选择标准再严格些。不要跟着互联网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该做的。以少胜多，以慢胜快，以原创胜复制。努力寻找超越时代诗人，努力寻找能成为经典的作品。

《花城》主编朱燕玲从主编角度，谈到了纸媒、新媒体、线下活动三者融合的重要性，并认为，当前纸媒和新媒体仍会长期处于一个并行的状态，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纸媒应梳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制定方案应对新媒体冲击。《花城》在“花城多元融合传播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扎实细致的工作，如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平台的运营，规范杂志作者的数字版授权，与豆瓣网“豆瓣阅读”等平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继续推动杂志电子版在线销售等。

《十月》主编陈东捷则围绕“互联网时代纸媒的应对策略”，历数了传播媒介变迁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影响，认为每一次媒介改变都进一步促进了文学大众化的趋势和潮流的兴起。同时，互联网本身毕竟是一个媒介，并不代表精神的一个象征，我们应有包容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