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那种总是洋洋得意、揽镜自照的人。镜子是自我的一种呈现，但它以一种转变为公共物品的形式呈现……即他人也可从中寻找他自身的模样。倘若他在其中找到与之相似或相关的表述和描绘，便会说：这就是我；而他一旦没有在文本或意象中找到什么共通之处，就会把头一扭，说：这与我何干！

我对这样的做法十分担忧，但它确实反映了许多现代诗作与绝大多数读者之间关系的普遍现象。如今，有许多诗人热衷于扩大诗篇与其第二作者——受众——之间的鸿沟，但如果没有受众、没有他们面向文本的活动，诗歌进程便无法完成。双方之间还相互指责。但诗歌危机，假如真的存在危机，应当是诗人的危机。每位诗人都应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去努力解决危机。

我知道，我将又一次被人指责为反对阿拉伯现代诗。所谓阿拉伯现代诗，一些人神经质地为其划定两个标准：一、诗歌内容自我封闭，不容许其内在向外部开放；二、将韵律诗逐出现代性的天堂……所以，散文诗之外便无现代性可言。这种说法已成为一种教条，谁靠近其边界发出疑问，就被视为大逆不道。每位敢于质疑诗歌现代性现状的人，都会被不容争辩地指责为与散文诗作对！

我一向认为：许多才华横溢者创作的散文诗，的确是阿拉伯现代诗歌最重要的成就，通过向世界开放、向不同文体开放，散文诗获得了其美学的合法性。但散文诗不是诗歌的唯一选择，不是解决无解的诗歌问题的“终极方案”。诗歌的空间是广阔的，是向所有我们已知和未知的选择开放的。我们读者在各种各样的诗歌实验里，寻求的无非是诗歌所能实现的诗性，无论是韵律诗还是散文诗。

我也知道，我的这部新诗集，如同以往的诗作一样，将再度为我众多的反对者提供精神谋杀的武器，这种武器在方兴未艾的仇恨文化里十分常见。有人会说——过去和现在也都有这样的论调：我放弃了“抵抗诗歌”。对此，我要向那些板着面孔的判官们承认：我放弃的是创作直接的、意义有限的政治诗，而未曾放弃广义的、美学意义上的抵抗……这并非迫于局势的变化，并非如一些热情的诠释者们所言——我们“已从抵抗过渡到谈判”，而是因为诗歌风格必须不断变化，诗人必须不断改进其诗歌方式，拓宽其人文视野，而不是上百次地重复老调子……这样，诗歌语言才不至于沦为倦怠、衰朽和程式化，落入一个为其所设的圈套：僵滞于重复不变的话语。难道，这就意味着放弃了诗歌的抵抗精神？

难道除了“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2之类的话语，或重复“我要抵抗，我在抵抗”之类的口号，就再没有别的可以证明抵抗？无论是在诗歌中还是现实中，抵抗者没有必要宣称他在抵抗，正如恋人没有必要老说自己在恋爱一样。格桑·卡纳法尼3将我们命名为“抵抗诗人”，可我们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抵抗诗人。我们书写自己所经历的、目睹的生活，记下我们对自由的梦想、对保留本真的坚持。我们创作向祖国、向某些女性表达爱恋的诗。不是每一事物都有象征，不是所有椰枣树的树干都喻指女人的腰肢，反之亦然！

诗人无法摆脱他的历史环境，但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自由的土地；我们对于改变现实无能为力，但诗歌提供了某种隐喻的补偿，它把我们提升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语言，超越那些局限我们、阻碍我们融入作为人的存在的环境。当自我因受阻而无法自由翱翔于无垠的高空时，诗歌或许能够通过解放自我，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我。在群体中认识自我，并表达属于自我的这一权利，是个体寻求自由的一种形式，而群体也正是由这些个体组成。由此，在长期冲突的语境中，那些表达我们人文特征、个体关怀的——这种关怀又不完全是个体的——诗歌，代表了诗歌抵抗的行为中人性的、自我的层面，即便诗歌描写的是爱情，是自然，是对一朵玫瑰的凝视，或是对于平庸而死的恐惧。

有人或以为：巴勒斯坦诗人没有权利坐在山丘眺望日落，没有权利聆听身体的呼唤或是远方的笛音，除非他的灵魂已经死去，除非土地的灵魂已在他的灵魂里死去，除非连接他与人类本性的脐带已被切断——这种想法并不正确。

巴勒斯坦人并非一份职业或一句口号。他首先是一个存在的人。他热爱生活，为杏花而欣喜，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战，他响应身体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别的号召做爱……他繁衍子嗣，为的是保存种姓、延续生命，而不是求死，除非到后来他变得生不如死！这意味着，长期的占领未能抹杀我们的人类本性，未能如愿以偿地征服我们的语言和情感，令其在封锁之中枯竭。

诗歌将我们身上自然的生命力纳入诗中，这正是一种抵抗行为。为什么当诗歌洞察到我们的感官之美、想象之自由，并用美丽对抗丑陋时，它要背负反叛的罪名？美即自由，自由即美。因此，捍卫生命的诗歌，便成为一种本质上的抵抗形式。

我不禁要再问一次：祖国是否仍旧需要用诗歌去证明，诗歌是否仍旧需要用爱国去证明？诗歌与祖国的关系，并不需要把诗歌淹没于口号、路线图和旗帜之中去确定。这种关系是有机的，无须每天去证明。它是一种本能、一种意识、一种意志，是传承和抉择，是被赋予的，是历久弥新的。拙劣的爱国诗会破坏祖国的形象，而祖国引起的冲突和其内部的冲突，还包含着诸多尚未引起我们重视的有待创作的层面。因此，我们需要拓展诗歌之美与文学的文学性，深谙这一高难度的职业之道，奉行公认的艺术标准，而不仅仅以巴勒斯坦境遇的特殊性为标准，以此改进我们表达公共与个人生活中人性诸领域的方式，这是祖国、也是诗歌赋予我们的要务。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才能登临与世界进行创造性对话的平台，我们的创造力才能获得承认，进而引发他人关注产生这些作品的国度。对于许多国家我们知之甚少，但因为我们爱上了它的文学，进而爱上了这些国家。

只有这样，诗歌的国家属性与诗歌冲破文化与身份障碍的永恒追求之间的界限，方得以消除，不同的诗歌才能共同翱翔于广袤的人性天际。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诗歌对于一个为身份而战的民族，能发挥凝练其文化属性的独特作用。

是的，诗人必须铭记所有磨难，聆听不在场的声音，命名世间万物，投身所有的斗争；但他们也不应忘却他们的职业之道，不应忘却：诗歌的界定，本质上不在于所道出的话语，而在于这话语具有异乎寻常的品质。他们还不应忘却：诗歌是乐趣，是创造，是美，是一种战胜了困难与亏损的朦胧的喜悦，是一段在未知中找寻自我的永恒旅程。在此，我无意为这本已不再属于我个人的新书辩护。自从它离我而去，我已记不得其中的任何内容，但它会让我面临那个沉重问题带来的困境：然后怎样？我要捍卫的，是诗人探索新诗、让诗歌滤去杂质的权利，因为创新而屡受挫折者的不幸，总要好过僵化因袭者的幸福。

【注释】

1. 本文是达尔维什在其诗集《宛若杏花或更远》签售会上的发言，选自其散文集《归者的困惑》。

2. 《记下，我是阿拉伯人》是达尔维什早年创作的一首诗，在巴勒斯坦广为传诵，但诗人后来视之为“直接的政治抵抗”的浅显之作。

3. 巴勒斯坦著名作家、评论家，最早提出巴勒斯坦“抵抗文学”“抵抗诗歌”的概念。

作者：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ud Darwish，1941-2008），生于巴勒斯坦西北部比尔瓦村，当代阿拉伯诗坛享誉世界的巴勒斯坦诗人，曾主笔起草《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自1964年第一部诗集《橄榄叶》问世以来，达尔维什共出版了三十余部诗集及散文集，其作品被译为35种语言并获多种国际奖项。

编者：薛庆国、唐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