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在如此盛大的一个场面，让我一直恍若在梦中，觉得自个儿变成了金庸笔下小说当中的人物，不过像是一个尴尬的小人物。今天的主题叫“华山论剑”，如果真的论剑，我想我们这些人都应该穿着长袍，衣袂飘飘，背着宝剑在这比试一下。有的人是有真本事，但只是作壁上观，并没有出手；而我属于背着一把虚拟的剑，也只想作壁上观，没有想到会出手，因为确实觉得自己没什么像样的武艺。但昨天晚上肖云儒先生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必须出手，我就非常地惶恐。

如果说肖先生刚才出了“重剑”，另外的几位学者分别出了“花剑”，久负盛名的王立群先生是来了一个精彩的亮相，或“亮剑”，而我就不知道该出一把什么剑了，但既然答应了，只好装模作样地虚晃一下。

我要谈的话题叫做“中国诗歌的精神”。虽然做了三十几年的教师，一直做关于诗歌的研究，也有少量的心得，但是大言不惭地谈中国诗歌的精神，还是让我有些心虚。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位救星，一位前辈的学者，辜鸿铭。各位知道，辜鸿铭先生是一位奇葩，他是印尼华人子弟，非常年轻时就去欧洲游学了很多国家，据说懂得十几门语言，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精研中国古代的典籍，用德语和英语写作，他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精神》，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辜鸿铭有很多的奇葩观点，有一些是很荒谬的，比如他说男人纳妾是应该的，有道理的，就好像“一把茶壶可以配多个茶碗”。这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想一下，假定你家的茶壶多配了几个茶碗，别人家的茶壶可能就没有茶碗可配了。五四运动发生了，他在北大当教授，还留着长辫子，而且他还写文章赞美最后一个皇太后——隆裕太后。关键让人忍不住笑喷的是，他还一本正经地引用了歌德的诗句，“你是一颗星，往昔的乌云和风暴都已经过去……”，来赞美隆裕太后的感召力，认为她可以辅佐年幼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率领四万万人民，奋起反抗这场疯狂的革命……”云云，认为她可以用其隐忍而坚强的性格，以及悲剧性的人格力量来号召人民，挽回即将倾覆的帝国。

这些我们当然都要予以批判，但是他有一个观点却是很有意思的，他举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这几个大国为例，认为他们的民族精神都很优秀，他说了三个关键词，一个是质朴（simple），一个是博大（broad），还有一个是深沉（deep）。他认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在这三个关键词里面都缺一个项，法国人不深沉，英国人不质朴，德国人不博大，虽然他们都有另外的两个优点。但是相应地，他认为古代的希腊人特别了不起，这三者都有，既深沉、又博大、又质朴，所以他认为希腊文明是最完美和高级的。同时，辜鸿铭又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是跟希腊文化一样伟大的，都有深沉、质朴和博大，而且除了这三点以外，还多了一个，就是灵敏（delicacy）。这个观点当然不见得完全正确，不一定符合国际通常的看法，因为说到底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可能存在的结构性的缺点，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恰恰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于中国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辜鸿铭的说法就没有道理，它从一个非常熟悉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赞美中国文化，反而显得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当我们把辜鸿铭这个说法放到中国诗歌里面看时，就显得得更有道理。我们中国的诗歌，从古至今，有太多的遗产，太多伟大诗人和不朽作品，也有太多的特点，怎么来谈？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词，就是灵敏。

什么是灵敏？灵敏包含哪些东西？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经常有一些感慨。比如说，当我们读初唐大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会有一种叹息不尽的，百感交集的感受，似乎也说不出来，归根到底，他展现的是一种才情，诗人的才情。他想表达的意境应当可以用灵敏来概括，那是一种极微妙的，极纤细的，又极精确和到位的状态，“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他说的是月光，但更是在说“存在”这个形而上学的东西，存在是什么？以哲学的方式来说清楚的话，可能要用几本书的篇幅，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那么厚的书，也还是说不清楚的。但张若虚用了这样一些句子，就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体味：“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大约有类似的意思在其中，但远不及张若虚所揭示和追问的更为复杂，其中江与月都是恒常而又变化着的事物，而作为感知主体的人，既是渺小和悲剧的，又是超越于这一切物之上的。

张若虚这样复杂的思想，用哲学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所以，对中国的诗人来说，所有逻辑的哲学问题，都可以用诗歌的意绪与形象来予以解决。当我们说，诗歌一定有比哲学更便捷地通向真理的通道的时候，一定是在说中国诗歌。只有中国诗歌才会独具有这样的功能与奇效，原因就是因为其中有“灵敏”的东西。“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这样的表达，换一个字都不可以，甚至它的韵、它的连环似的转韵，那也是其微妙的一部分。

灵敏的极致的例子，可以数得着苏东坡。若论诗歌中灵敏的含量，非苏东坡莫属。“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你很难解释出其中所含的人生经验，生命的千般滋味，其不可言喻的美妙与虚惘，得意与惆怅，到底有多少，有多么丰富，真是无以言表。还有他的《前赤壁赋》，其中对于人生与世界、天道与人道，人之荣辱毁誉、成败得失，人之喜怒悲欢、生老病死，分别从世俗与哲学、伦理与宗教等等不同范畴，都进行了精彩的解说和阐释，其精辟透彻，可谓胜过百万字洋洋大观的篇幅，为何，盖因为其“灵敏”。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是借了“客”之口所作的一番感喟，但其实谁都知道，说话的人还是苏轼，所谓的儒释道合一，说起来很难，但读完这些句子，便都明白了。为何，同样是因为其将历史化为哲学和生命经验的“灵敏”，那种唯有诗歌才能实现的微妙的表达。

灵敏包含了很多意思，并不只是观念和思想性的问题，而有可能是与敏感的情绪、非理性的意绪有关。你看，中国人的情绪是非常容易受触动的，即便是一位帝王，他的情绪也会非常纤细，比如汉武帝。刚才几位先生提到汉唐文化，汉武帝是一位文治武功的皇帝，连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对他极加称道，“秦皇汉武”只是“略输文采”。汉武帝有一首《秋风辞》，却是这般纤细和婉约，甚至有一份文人式的颓唐在里面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我们会想，这个抒情者是汉武帝吗，如果是，他似乎也有了一颗文人般纤细敏感的心。稍晚于他的魏文帝曹丕，有一首《燕歌行》，更是假扮了女人的口气，“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他不惜用了一个女人的口吻来写作，借以表达对于季节和生命的感怀，是因为他认为可以更能够真正抵达一个更为纤细和灵敏之境。

同时，曹丕还是一位很有见识的皇帝，他有一个可以流芳百世的观点，叫做“文以气为主”。我认为这个“文以气为主”，就非常微妙地说出了中国人的思维，以及中国诗歌的特点，这个“气”是无形的东西，无处不在又化于无形，但是它又是实实在在地起作用。这个“气”在一首诗当中有多重要？它既是思想，又是情绪，既是经验，还是内容，又是形式，还是语言，还是节奏、音乐和神韵……“气”包含所有，让所有的东西都化于无形之中。你想想，中国诗歌是有这样的禀赋和特点的，一首好的诗歌一定是有“气”的。故我经常在课堂上，让我的学生们高声齐诵《春江花月夜》这样的诗，高声齐诵李白的《将进酒》，学生们都很有感觉。为什么？读唐诗可以养气，养浩然之气，天地正气；当然，读宋词也同样重要，它可以让人变得无比微妙和纤细。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读唐诗可以养气，读宋词可以聚才。无论是养气还是聚才，都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精义，中国精神的精髓所在，都事关我们所说的“灵敏”。

中国古代诗人是多愁善感的，《诗经》里面有一篇《黍离》，讲的是看到田野里的谷子和其他庄稼都长得很好，但这个人偏要叹息，“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知道的，明白我忧心忡忡，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有什么现实当中的物质所求，哎呀，苍天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此何人哉，这是谁啊。他有几分自我欣赏——最终他确实是自我欣赏的。这个人的“忧”是什么忧，这个人的“愁”是什么愁？

《将进酒》图

李白给出了答案，他的说法是“万古愁”，《将进酒》里面讲的万古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个“万古愁”是中国诗歌的主题，亦和灵敏有关。什么是万古愁，是为什么愁，为稻子还是为谷子，为酒肉还是为衣裳，还是为现实的某个利益？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形而上学之愁。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样一种愁。说不清楚，但又确实存在，关怀着这个世界，关怀着天下苍生，关怀着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是一种无形的又无处不在的，一种至高无尚的而又废弛颓唐的，一种愁。

中国古代的诗人常常能够把一种个体的，小的愁绪升华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永恒的情怀，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读西方的诗歌，会觉得和我们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读雪莱，可以看到他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和体认，比如《西风颂》里讲的，“我要用我的嘴唇告诉全世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种对于未来的希冀，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精神，可是中国古人不这样看，那位落魄的皇帝，南唐后主李煜是怎么看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位皇帝如此没有出息，如此多愁善感，不爱江山爱美人，可以说是太颓废了。可是，古往今来诗歌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满怀激情，达于天地的豪情壮志，难道不包含这样一种小小的愁绪，甚至是一种颓废吗？或者反过来说，这种骨子里的颓唐和颓废，难道不也是中国人的所谓“万古愁”的一种表现形式吗？不是中国诗歌最核心的美学之一吗？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美学是无比丰富的，中国诗歌的精神是无比纤细、复杂和敏感的，既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的各种经验在中国诗人的笔下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所不在。

以此归根到底，是把这样一种个人的情绪，升华为一种巨大的情怀。我喜欢李白的《将进酒》。我女儿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她背诵这首诗，一个小孩子在屋里背诵“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她背到这儿突然停下来，叹息一声说：“咳，这是什么人生观啊？”一个小学生的道德感，那种特别正面的道德感，使她对于这样的一句诗表示不解、不认同。但当她慢慢长大，她就会认同，这首诗里面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精神，中国人的精神，“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它所讲的，还是一种大关怀，只是李白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一种比较率性甚至“任性”的方式去讲的。

所以，最后我还是要落脚于李白的《将进酒》。“万古愁”是中国诗歌精神的最高范型和范畴。

二〇一七年是中国新诗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新诗从简单到复杂，从单面到多样，从比较迂腐愚笨到灵敏和纤细。昨天我注意到，朗诵会上那位朗诵艺术家朗诵的食指的《相信未来》，他朗诵得很好。但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音节，如果有一点点偏差，也会使这首诗的诗意出现问题。今天早上我和食指先生交流，我说“相信未来”这个“来”怎么读？不能往上挑，而要往下压，“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里“未来”的“来”字绝不能往上挑，而必须向下压，要不就改变了这首诗的诗意。

一首诗灵敏到什么程度，也表示了它的复杂性和它艺术上所达到的境界。

新诗诞生以来出现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我喜欢戴望舒的精致的颓废，喜欢李金发的半文半白，喜欢早其艾青的晦暗和浑阔，喜欢后期顾城的疯癫和任性，喜欢欧阳江河的磅礴思辨，喜欢多多的蛮不讲理……但这里，我还是想用海子的几句诗做结。我认为海子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很多人对他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有时候我也会感到怀疑。但是，当我让我的学生们在课堂上高声齐诵《春江花月夜》和《将进酒》，共同回味《离骚》之后，让学生再一起诵读《祖国（或以梦为马）》，我问学生们，你们觉得新诗和古诗，海子的诗和李白的诗能不能接续起来？大家说“能”。我又问，从语言的气象、气息，从思想的水准和境界，从表达的敏感性上，他们能不能成为一个整体或者一个谱系？学生们齐声回答说，“能”。但是我说，我可什么也没有说。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此火为大，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以梦为土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横放在众神之山”“……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牢底坐穿……”“千年后我若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雪山，我也愿像以梦为马的诗人那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太阳的一生，它无比光明，无比辉煌……”“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原诗我背不准确了，但是我觉得，读完这样的诗，学生们自然会对中国的传统语言，古典诗歌和现代诗，以及现代语言之间建立起一种血肉的联系，建立一种内在的气息、贯通古今的理解，因为它既充满思想，血脉相连，也无限地保有了其固有的本质——灵敏。

这意味着我可以说，中国新诗已毫无愧色地汇入了中国诗歌的不朽篇章，变成了它伟大体系的一部分。

（本文发表于《十月》杂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