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传播手段的新媒体空前发达，以及包括博客、微信、微博、论坛/BBS等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的自媒体平台迅猛增加，使得诗歌的生产机制、传播渠道、诗人的写作姿态和相应的诗人身份、诗歌风格，以及诗歌的认定与评价体系都发生了改变，诗坛繁荣与乱象并存，亟需诗人和学者针对这些现象提出问题，及时地予以分析，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2017年6月17日至18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主办了“新媒体视野下诗歌生态研讨会”。吉狄马加、谢冕、吴思敬、李朝全、李少君、刘福春、罗振亚、张桃洲、臧棣、张洁宇、孙晓娅、霍俊明、孙基林等学者、诗人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

新媒体对诗歌造成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就新媒体视野下的诗歌生态，从社会、经济、诗歌活动、大众与传媒等多个角度提出了看法。他说：怎么站在更学术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更好地营造一个健康的诗歌环境，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回答一些问题。据相关统计，微信的使用量已经达到了7亿之多，诗歌其实正在进入一种微民写作和二维码的时代。微信自媒体不断刷屏众多诗歌活动、事件、奖项、诗歌节和诗歌出版物。整体的诗歌回暖是一个客观情况，诗歌与读者的距离有很大的拉近，我们要承认诗歌的量，但真正有质量的诗还是比较少。同时，诗歌在群众里缺乏一些应有的公信力。不管诗歌的发展是繁荣还是低潮，诗歌事件和活动如何多，最终留下的还是诗歌文本和它在精神层面达到的程度。其他学者也从互联网全球化进程、新兴媒介微信等角度，对新媒体下的诗歌活动、诗歌团体、诗歌选本、诗人创作等诗歌生态进行了讨论。李少君（诗刊社副主编）指出：诗歌活动如果反复做，就会成为一个文化资源和产品。那么多百年新诗的选本，以及诗歌研究中心大量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大量诗歌、诗歌文论被翻译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通过余秀华事件，大家可以发现微信所产生的影响，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诗歌已经扫平了诗歌全球化的道路。此外，很多老诗人也还没有退出去，这是几代同堂的一个诗坛。这个时代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新诗刚刚开始，还是中间，还是高潮？这值得去思考。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说道，互联网和媒介化生存，新兴媒介对于诗歌创作和发展的空间到底带来哪些改变，是她写《新媒介与中国新诗的发展空间》这篇论文的最初的想法。互联网空间得到了拓展，诗歌与社会之间关系更加紧密了。各种诗歌网站，诗坛，给诗歌发表传播带来了新的渠道和垄断。网络的介入为二十一世纪的诗歌带来不同以往的新特质。互联网形成了诗歌文本的新意义。同时，伴随着超级文本，我们走向了微信诗歌。微信公众号作为无限度的空间，揭露了审美标准和商业化的变化。作为一个新媒介，微信成为价值取向的有效推手，改变了诗歌的传播生态。诗歌的便捷迅速超越了以往的所有媒介。孙基林（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从新媒体的发展时间点出发，将大陆与台湾的网络诗歌进行了比较。他指出，新媒体视野最重要体现了一个新字，其中，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1988年，我们开始上网。第二个阶段是96年至98年，台湾网络诗歌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大陆的网络诗歌从2000年开始系统。它没有实验的意识，网络作为一种载体和意识，最大的特点是即时性，纪实性，自由地表达。对于大陆诗歌社团群体和网络的关系，我们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台湾出现了那样一种诗歌作品，大陆没有出现？中国诗歌的口语化和叙述性的倾向，是不是影响了诗人对技术的追求？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认为，新媒体对于诗歌的生态确实很难说清到底有利还是有弊，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紧接着，他对当下诗坛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透视，并提出了若干问题：在现在的条件下，我们的诗歌怎么了，诗人怎么办？其次，新媒体下诗歌的优势更容易被彰显。第三，诗歌是否正在远离生活、远离读者？第四，诗歌的回暖是否是一个假象？第五，百年新诗的传统和共识是什么？我们是否忽略了诗歌的歌谣化和旧体诗？此外，李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在《繁荣与危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中提出对诗歌新媒体背后存在的隐忧的一些看法：谈新媒介语境下的诗歌时，我们当然会谈到活跃。活跃并不一定就是健康，但如果它死气沉沉，可能就意味着不健康。其次，关于媒介，作为一个重大的现象它作为载体或者机缘，它并不一定构成一种首要的焦虑。新媒体有自己的谱系脉络。此外，统一的美学性话语很难建立。很多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我加冕、相互分封。诗的标准是诗评家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还提出，审查制度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并且可能会越来越严格。此外，媒体的塑造功能太强大，研究者需要冷静对待。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也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冷静又比较严厉的眼光来讨论这一问题，并指出：新媒体带来一些新的品质，但问题也非常多。网络诗歌和新媒体诗歌藏龙卧虎，但也藏污纳垢。

正如吉狄马加在开幕致辞中所说，新媒体事业下的这一诗歌状况，对当下整体的诗歌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诸多学者也从理论、批评家和史料等角度，对时代变迁过程中新媒体视野下的新诗理论与批评进行了反思与讨论。谢冕（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说：我想我们的确可能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很惶惑，也很骄傲。我经历的时代是禁锢的、严格审查的时代。而今天这样的时代，大幅度的写作，不需要审查就发表了，你还能够说三道四，可以点评，可以点赞。我不能够阻拦，因为新诗和旧诗是发展而来的；我们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这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诗歌潮流。我们只能自我约束，清醒地站在队伍当中。诗歌理论批评一定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汪国真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研究，余秀华也不能轻易表扬，所以诗歌现象那么复杂。如星空一般浩渺的诗歌中一定有好作品。这个时代传媒手段那么活泼宽广，我相信一定是有助于我们诗歌发展的。本着多年诗歌研究的生态来说，我们应该举双手来欢迎这个时代。尽管泥沙俱下，但其中有真金。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论文《新世纪诗歌：活力大于危机》讲到新世纪诗歌中，谈到他一些真切的困惑。关于诗歌的评价两极分化，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应该更综合一些、全面一些来讨论。好像谈论诗歌的现象和问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这是一个问题。诗歌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差。同时，面对新媒体，我们怎样保持一种学理性的观察？和诗歌现场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是一种两难。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提交的论文《新媒体时代的常与变》中也提到：变，是新媒体时代媒体的变化。在新媒体时代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种学术性的真正的研究。平常做诗歌研究的我们，需要理论和评论和领导。

“批评家何为”及其所处的立场，其被赋予的“引导”的责任，也是会议中讨论的一个焦点。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认为，理论批评家在现在多媒体的大时代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注意批评家的立场和独立意识，批评家绝对不是诗人的附庸。对一些现象，批评家需要批评的勇气。此外，在学术层面，他认为面对信息的冲击，我们可以发动更广泛的诗歌研究者进行诗歌生态研究。他呼吁评论家多加关注社会调查、田野调查的学术方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地域和所处的不同环境（甚至还可以小到一个县），并以此多多做出扎实的贡献。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的发言，则围绕着“新媒体这样的时代，批评家何为”这样的话题展开。在文章《新媒体下诗歌批评的可能》中，他从诗歌史的角度对回暖现象和批评的立足点进行反思，并谈到当下洞见中的盲视是学术史视野的欠缺，批评家当下的立场不能被外在的假象所裹挟。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对于新媒体的影响下，我们怎样做好自己的一种批评、怎样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效的诗歌批评，以及如何提出对研究质量提供保障的真问题，形成了一种向度的思考。霍俊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则结合诗坛的现象，谈出了一些深刻的东西。他编辑的《天天诗历》指涉的是批评家对当下如何发声的一个立场，捕捉到了新媒体带来的新的变化。在论文《发达资本与媒体时代的诗歌“伪”“恶”——兼论一种不作为的诗歌批评》中，他认为，批评家无论如何还是要建立诗歌的标准。诗人对批评家存在焦虑。传媒话语膨胀对诗歌的影响也是一个焦虑，它导致了一种泛诗歌的状态。新媒体时代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变化，即诗歌的交际功能被凸显了出来。这种交际的功能到底是帮助还是别的什么，或许也值得我们去辨析。

此外，从史料的角度，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作为最重要的诗歌观察者，提出“网络废掉了他的功力”。他认为现在很多人关注诗歌和新媒体是老问题。大量的民刊带来自由，在网络发达的现在，发表也更自由。利和弊都因为自由扩大了，这也值得我们关注。同时，诗人可以有把诗写得最差的一个权利，而批评家不应该有这样的自由。此外，资料收集和文献记录都要随着新的时代来改变了。在新的探索当中，这可能也势不可挡。这是新新时代的忧虑。

本次会议也邀请到许多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经验，就新媒体对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一方面，新媒体与以往不同的传播方式，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多崭新的变化。臧棣（著名诗人、北京大学教授）认为，传播的过程就可能有一个翻转。很多人诗歌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传播，其实是把传统打破了，提供了规训。顺其自然是更好的方式。新媒体不只是一个现象，更是一种处境，一种对诗歌创作的复杂现实。数字化的媒介作为社会化的传播的方式，对文学的参与诗歌的参与，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文学的发展和文学传播其实联系非常密切。严彬（诗人、凤凰网主编）作为诗人和媒体从业者，他认为，任何媒介都有一种传播方式，它们从来都影响着诗和人类语言这些层面的东西。任何一种环境，其实都影响着我们的诗歌写作。通过自己的新媒体，他发现对于读者来说，诗歌更多是一种审美的东西，他们更喜欢倾向于人类普遍情感的诗。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在论文《论新媒体视野下诗歌思想性写作的突围》中从诗人的诗和大众之间关系的问题切入，认为自媒体还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自媒体时代到底对文学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这种方式的变化其实是外在于我们的写作的。不管是以什么载体来写，诗歌的情怀和美学是不会变化的。互联网是隐秘而微妙的影响。此外，自媒体引起的多元化是否就代表了一种标准的丧失？这可能还不是外部能够改变的，这个标准在于诗人自我的修养和内在的素质。怎样去改变和审美，在一个梳理利弊的时代，一个繁荣和困惑的时代，引导的确很重要。李海英（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面对“到底新媒介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找到谱系。正如她在论文《机遇或牢笼：新媒介话语下的诗歌写作》中所写，她找到更多的是对新媒介的影响：早就有人研究了很多关于新媒体、新媒介的状态的问题，思考新媒介的艺术最终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媒介进行考古研究，进行社会技艺文化需求这方面的挑战，这令人感到惊讶。他们将人类认知和记忆模式与社会结合起来。他们必然有新经验，也必然有分支。人类认知的新维度和新的可能性，是一个方向。而张洁宇在谈到新媒体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当下是如何变化，和诗歌发展提供了什么向度时，认为这个时代的写作可能还是从内在与时代和生活发生深切关系的。

同时，诗歌“碎片化”的倾向，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臧棣认为，从宏观上来看，那种碎片化的、叠加的东西，对于诗歌的发展，对于它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可能更有益。我们不需要先看它的复杂性，而要通过比较权威的位置去巧妙地引导它。张光昕（首都师范大学讲师）的论文《新媒三叠》也指出，媒介工具为人的器官的延伸，每次延伸好像都会带来新的东西。现在，大街小巷的每个人都用灵活的拇指滑动手机点赞，引领我们精神的一个在场。其次，古老的诗歌拥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即“诗可以群”。断片是微博古老的形式，断片写作给文学带来了一种革命。

另一方面，由“小冰写诗”所引起的热议话题：机器人写诗，也在讨论中被反复提及，并引向了更深层次的一些思考。罗振亚在《新媒体诗歌：“硬币”的两面》中提出，写作自动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小冰写诗”把诗歌本身原本具备的传统相关的代表作都形式化了。八十年代至少还有这么一批中坚力量出现，网络发达后，诗人的水准普遍提高，但大诗人的拳头作品却没有出现，这是值得深思的。这个诗坛是一个繁而不荣的时代，没有相对稳固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这是当下诗坛最大的悲哀所在。张桃洲提出：从新媒体所依赖的技术来说，机器在技术发展到无限接近人的境地时，人作为心智创造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李朝全也追问：将来我们的诗歌会好吗？智能写作是否会替代诗人的创作？诗歌呼唤的是一种高品质的生活。诗歌不应该迷失自我。

在此之外，民谣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被予以重视。严彬提到，将诗歌和音乐更好地结合起来，让听众能够读到更好的诗歌作品，也是一些新的可以探求的方式，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杨碧薇的《独立中的焦虑——新媒体民谣旋风下的新诗》和亚思明《综合媒体视野下也斯“发现的诗学”》则对民谣、诗歌和新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杨碧薇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媒体的受益人，一方面它是学习的一个渠道，另一方面，新诗可以作为民谣的词，民谣会主动向新诗吸取经验。诗歌的传播量和发表量特别大，其实新诗的受众特别有限。文学必定有一种东西会受到历史的检验。这是真正属于文学的部分，使诗歌属于诗而不属于新媒体。亚思明谈到发现的诗学和象征诗学的不同。什么是真正的多媒体诗歌和写作，它要综合图像和音乐之间的艺术元素。新媒体实际上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去发现世界。而诗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又有空间感又有时间感。新诗和绘画之间、视觉艺术之间的观念，强调空间感。这个空间感不断在流动，不断变化。在后面的一些层次里，包括与影像、音乐、舞蹈的一些互动，这些实验型的诗歌，都是很前卫的富有先锋意义上的探索。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