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 作者：顾彬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7年9月

顾彬近几年在中文报纸、期刊上的专栏合集。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爱情、女人与记忆；受伤的语言，受伤的生命；悲哀中的快乐；莱茵絮语。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汉语的探索与感觉。

《顾彬诗选》作者：顾彬 译者：莫光华、贺骥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年8月

顾彬的诗歌合集，分为“新离骚”、“影舞者”、“愚人塔”三卷。

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人物，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汉学家，教授，翻译家，诗人，学者，作家，批评家，等等。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这是一位难得的可在一起把酒论诗的朋友。多年来的相识，我们之间的“诗谊”也在不断加深，我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了好酒我就想起他，想要与他一起分享，正如我有了好诗一样。”

近些年来，这位老朋友与我一起分享的，不仅是他的诗作，还有他用中文写就的有着独特味道的散文。一次我在微博上贴出了他的《翻译与死亡》《白酒和诗歌》《美》等散文，几天内被大量转发，竟有十多万的点击量，还有许多读者留言，盛赞其“德式中文”，说“这老头可爱”，或是说他们发现了“另一个顾彬”！

非母语写作

一场“文学冒险”

近些年来顾彬在散文和诗两方面齐头并进，他还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用汉语创作散文的“德国中文作家”，这在西方汉学家中十分罕见。在我看来，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炫目的一次创造和尝试。他不仅勇敢地迎向了这一挑战，而且胜任了这个新的身份。

说顾彬“勇敢”，因为正如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在谈“非母语写作”时所说，这种语言“转向”对一个作家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大的文学冒险”。哈金这样认为，不仅出自他自己的经验，他还引证了纳博科夫的话：“从俄罗斯散文彻底转到英语散文是件极痛苦的事，就像爆炸中失去了七八个手指之后重新学会握东西。”那么，顾彬在其晚年做出这样的尝试，其勇气和艰辛我们已可以想象了。

一个作家为什么会选择“非母语写作”？布罗茨基在《取悦于一位影子》一文中曾说：“当一个作家诉诸于母语之外的另一个语言时，要么是出于必要，如康拉德；要么是出于燃烧的雄心，如纳博科夫；要么是为了达到更大的疏离，如贝克特。”

而顾彬的动因肯定不是单一的。但我只想说这首先是出自于爱——他对汉语言文化和文学的爱。多年来，他一直视汉语为他的第二母语。现在，他还要用它来重建一个生命的家园（他多次引用过北岛的一句诗：“回来，我们重建家园。”）；或者说，他要试着用汉语来和文学“谈恋爱”。近些年来，他那些源源不绝的诗和散文，甚至令我想起了歌德的“第二度青春”。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爱，因为汉语对他的诱惑和激发，使他的生命在熊熊燃烧。

翻译

最重要的是同情心

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顾彬，可能会给人以某种过于直言、甚或“偏激”的印象，而用中文创作散文的顾彬，不仅是一个富有诗性想象力和感受力的诗人，也是一个幽默可亲、富有智慧和性情的作家。他的一类散文以一种诗的想象力取胜，还充溢着某种“酒神精神”的醉意。

如他那篇书写他在波恩郊区的家所处山脉的散文《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难所》。顾彬还有另一类漫谈式的散文，它们朴实如话，但同样幽默动人，并让我们见其智慧和性情。如《蚂蚁》一文，从他在汕头大学的早餐开始，然后向童年的记忆、向战后的西德延伸。全篇不仅写得幽默可亲，也有情有义，表达了“生命之同情”。而文中穿插的战后德国人对“杀人”罪过的反省，以及神学家施韦泽“敬畏生命”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也使这篇散文有了更耐人寻思的意义。

这类颇能见出顾彬“生命底色”的文字，可能会纠正某些人对他的偏见性印象。“傲慢”、“欧洲中心主义”，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对他的指责。顾彬是很严肃，因为他赞赏的是那种“彻底的思想家”（《汉学与意识形态》），而不是他所了解的那类“红包批评”，但他傲慢吗？就我所感到的，却是他对生命的爱，对存在的倾听，对他者的体认、宽容和同情。我想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中介者”（萨托里乌斯语）。因为正如中国古诗、尤其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英译者、美国诗人雷克斯洛斯所称“对翻译来说最重要的是同情心”，翻译“是一种饱含同情的行为——以一个人自己来体认另一个人”；而我之所以信任顾彬，是因为我一直从他身上感到了这种难得的品质和能力。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来，说起他在翻译我写童年、故乡、母亲的一首诗《柚子》，竟哽咽：“你知道吗，我哭了，哭了！”

文风

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

作为一位“德国中文作家”，顾彬绝不满足于仅用中文“正确地”或流畅地表达，他更是用汉语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富有个性和特殊味道的文体——“顾彬体”。比如在《翻译与死亡》中，他在引用苏格拉底的“搞哲学这就是学死”后，发挥说：“搞翻译是好好学埋葬自己”，“所以我每天从事翻译,我同时每天学爱,学死,学一千个爱,学一千个死。”顾彬式的中文读起来“怪怪的”，却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甚至可以说，他以他的方式重新“发明”了汉语。

顾彬这样致力于语言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和他的文学观完全是一致的。他自己对语言的高度敏感，这在对鲁迅《呐喊》自序的第一句话“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的解读中体现出来：“‘也’这个字不太引人注目，（但）它勾勒出了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老年、激情与绝望之间充满张力的一条曲线。”（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顾彬不仅视语言为一种根本的文学价值所在，而且在写作时要尽力直达语言的造化之功。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于一般“单语”作家的吸收和转化能力。这不仅在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化用，还在于他对汉语表达和资源的吸收。奇妙的是，他不是在生硬地借用，而是和汉语言文化达成了一种“亲密性”，一种从容、默契和自如。

我们知道顾彬爱喝中国白酒，甚至可以说离不开它。读他的散文，我们就可以闻到酒味。如《白酒与诗歌, 瓶子和空虚》一文：“58°以下的酒对我来说不是酒,是水,可以用来刷牙,也可以用来洗脸, 但是不能用来作为仙人。”

顾彬说过：“写诗，这就是回故乡，就是回家。”不过这里的“故乡”和“家”，显然已不仅是他的德国，或他在德国的出身地、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古老小城策勒了，而是他用“双语”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生命家园。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谈翻译时说过的一段话：

“在德语中，翻译这个动词，是uebersetzen，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摆渡’。……从此岸送达彼岸，从已知之域送达未知之域，连船夫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变化。……翻译也意味着‘自我转变’：把一种外国语因素中的未知之物，转变为一种新的语言媒介，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我的‘旧我’离世而去。”（《翻译好比摆渡》）

了解了顾彬的这种翻译观，我们就可以感到：他写诗，他翻译，他从事中国文学和思想研究，他尝试用汉语创作散文，就是为了从此岸到达彼岸，从已知到达未知，就是为了生命的更新和“自我转变”。

这是一种来自德国的伟大传统吗？是的，法国大诗人瓦雷里当年就曾这样赞叹歌德：“他做到了认识自己、失去自己、重新找回并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不同的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瓦雷里：《文艺杂谈》）。我引用这段话，因为我想顾彬会完全认同这种生命哲学。的确，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诗使他燃烧，翻译使他燃烧，而用汉语创作散文使他又找到了一种让他燃烧的新的方式。在《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等》中，他就引用了诗人特拉克尔的一句话：“往前面走，找你自己！”

□王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