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国际写作计划开幕式合影

世界意识的开启是中国人现代意识确立的重要标志，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启蒙工程。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发端之初，新文化运动的先觉者借助翻译文学来书写民族国家的建构性社会诉求。一百多年之后，在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之际，文学、国族和世界之间构成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关系，由此翻译对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和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生成都产生了更多向度的可能性。近日，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十余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和中国作家、评论家及翻译家们就研讨会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本次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主持。

文学翻译与文学表达的转换生成

高 兴：在中国，尽管在物质层面上翻译家的地位不高，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受到了高度的尊重。所以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翻译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它绝对是可能的。一般来说在中国只要提到诗歌翻译，往往会想起弗罗斯特和埃兹拉·庞德，可能从两个方面印证了翻译的可能性。多少人无数次地引用弗罗斯特说过的话：诗歌是翻译中丢失的那部分。但是这句话其实有可能被误读了，因为弗罗斯特这句话一般被翻译界认为“翻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稍稍了解一下弗罗斯特的语言风格，就会知道他很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肯定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弗罗斯特是把诗歌翻译上升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和难度，并且以他的语言方式来高度认可翻译的可能性。弗罗斯特也曾说过：他特别痛恨那些读了大量诗歌的人。实际上他的言外之意是反对那些囫囵吞枣大量读书的人。他强调应该反反复复阅读几本书。但是我们怎么能最终确定哪几本值得我们一生反反复复阅读呢？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广泛的阅读，才能锁定那几本值得我们阅读一生的书。另外说到埃兹拉·庞德，我们都会想到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那是充满了谬误的中国诗歌翻译，但恰恰是这些激发了美国作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意象派的诞生跟中国诗歌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就是文学翻译产生影响最大的一种可能。

余泽民：诗歌翻译可能是翻译里最难的。意蕴的翻译很难翻或者是不能翻译，内容的翻译是可能的，但有翻译好坏的问题。还有非常讲修辞的诗歌也是非常难翻的，但是不管怎样，都可以给诗歌找到一种理解，至少可以找到修辞的难度，这对读者来说也是非常有启发的。把中国古诗第一次翻译到匈牙利的人是一个不懂中文的匈牙利诗人，且是从英文翻译的，所以跟原文差距很大。但是19世纪的李白翻译对匈牙利诗人影响非常大，之后可能有十几个匈牙利文学大师和大翻译家都曾翻译过李白，而且他们都不懂中文。他们翻译李白的诗歌，即便是没有翻译出李白的意蕴，但是他们感受到李白的诗意，他们特别喜欢李白。由此李白诗歌翻译影响到了匈牙利一个重要作家拉斯洛，他 2015年获了国际布克奖，代表作《撒旦探戈》。1998年我陪他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10个城市，他回去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在这之后他就喜欢上了中国，后来多次来过中国。因此可能诗歌翻译跟原诗韵味不一样，但是一旦抓到原诗的诗意核心，这种诗歌翻译一样可以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诗歌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再比如老子《道德经》，我在匈牙利收集了五六个译本。其中有一个就是20世纪匈牙利最著名的诗人根据汉学家的直译再修改的；还有一位匈牙利的哲学家和东方学家自学中国的古文，他对照《道德经》英语译本、法语译本、德语译本，通过他的理解，他自己翻译了一个《道德经》的译本，这是一次充满奇迹的翻译；还有一位小说家和诗人根据他读过的《道德经》，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他写了一段关于《道德经》的诗。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说诗歌翻译不在于诗歌的准确性，而是在于诗歌之内涵。所以翻译诗歌要克服诗歌的不可译性，确实是需要花非常大的功夫。一本书的翻译需要有4个人，一个汉学家翻译，一个中国人校订，还有两个匈牙利诗人，他们不懂中文，他们看这个译本，看了以后发现有哪些问题，译者再来加以修正，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尽可能让译意接近匈牙利语。

高 兴：中国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另外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屋子里面坐着中国的作家绝对都是读世界文学的。世界文学居然成了某种标准，这就说明翻译的巨大作用。在座的外国作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中国作家走过的道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有一段时间，翻译文学引领了中国作家的写作，比如莫言，如果他没有及时读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那么他现在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语种差异、语词结构

与文学翻译的难度

佩泰尔斐·盖尔盖伊：当我们把匈牙利文学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把匈牙利语翻译成拉丁语，就是拉丁语所衍生的浪漫语，比如英语、德语什么的，西方语言面临一个大问题，即匈牙利用的语言总有跟西方语言结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诗歌和小说翻译。我们对翻译小说相对来说更自信，因为在我们文学传统里，匈牙利的诗歌是不能被翻译的。比如裴多菲，因为鲁迅先生曾经翻译过一些他的爱情与自由的诗，使得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匈牙利文学传统里，我们还是觉得诗歌是占首位，而小说占的是次位，尽管它们都同等重要。匈牙利有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然而这些人在国外几乎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诗歌被翻译成外文之后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我曾参加一个关于匈牙利诗歌被翻译成德语的活动，一位19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诗歌被翻译成德文以后，意思就变得非常荒谬。但是也有可以翻译的，例如余泽民先生对匈牙利文学的精彩翻译，这代表了一种翻译的可能。

欧阳江河：文学共和国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人们通过写作、翻译和阅读，在词语、思想的意义上居住在同一个国度，翻译是我们的签证。这样一个全球翻译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在语言中穿行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所以写作、翻译一方面是我们持续一生的工作，另一方面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一方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投射出去这样一种途径；另一方面我们抽身出来投射出去之后，又居住下来，把阅读、写作和思考融入一体，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通过余泽民先生的翻译去阅读匈牙利的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他的翻译，一种中文被翻译出来、被呈现出来，而这种翻译文字让一直生活在中文母语里面的人，有了一种好像母语重新被翻译成母语——这样一种双重翻译的奇妙语境。法国有一位作家说翻译就是给出你所没有的礼物。诗歌在语言上是很难被翻译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在自己的母语里面都需要翻译的。 所以诗歌会提出来：诗歌对于翻译不是一种依赖，而是一种抵制。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文学、诗歌和作家对自己的认识都会被推到一个极端的绝境，而这恰好是诗歌和翻译的一种深度的对话。 所以当我们通过翻译去阅读小说、诗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部作品被重新发现的奇妙事情，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感谢不同语种的诗人和作家，也特别感谢伟大的翻译家。

丁尼克·泰利肯：我是一个译者，来自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国家，目前我在学习中文，向大家做出一个承诺：未来我将会给中文文学世界带来更多的贡献。我希望慢慢地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克罗地亚语言，通过这个翻译的过程，既可以理解中国的语境，同时也能更深入理解我的母语。当下被翻译成克罗地亚语的中文小说和诗歌特别少，而且这些译本通常是从另外一个语种（非从克罗地亚语）翻译过来的，例如先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从英文翻译成克罗地亚文。为了译文的准确性，我觉得应该尽量减少这种间接的翻译。

纽都然·杜门：诗歌的结构与翻译是非常重要的。诗歌是语词建立起的一个结构，是充满原创性的一个结构。我们翻译诗歌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结构和重构，重新构建出来的建筑也应该是一首诗，翻译的诗必须自己具有独立性，翻译文本可以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古泽尔·雅辛娜：我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七种语言，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被翻译作者的感受。你的作品被翻译成外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奈，你所有的可能性和权利都消失了，然后译者在这个过程中却有很大的权利。尤其你的小说被翻译成你不会讲的语言——中文的时候，你发现要非常依赖于译者，译者对你来说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能感到译者对翻译你的书充满热爱，你就会对他有更大的信任。译者是这世界上最认真的读者。我的译者发现了我小说当中特别小的一些错误和错别字，我觉得这些错误怕是以俄语为母语的读者不会发现的。我用俄语写小说，但是书中会夹杂一些更小的方言语种，有的译者就没有翻译，他们觉得会给读者带来不应有的阅读困难。我不知道我的中文译者做出了哪一种选择，但我却希望不要去掉这些陌生感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更能体现出这个世界的不同。

宁 肯：作为读者的阶段，我觉得翻译的问题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因为我不懂任何汉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所以我在读翻译作品时，没有发现翻译作品中有我读不懂的问题或者是翻译好坏的问题。大学时代由于大量的翻译作品涌现出来，所以当时我看的全部是翻译作品，以至于我在读翻译作品的时候，甚至不觉得是翻译作品，而是汉语作品，比如说我读《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卡特巴城堡》等等，觉得世界是一个文学共和国。所以在大学期间，甚至有更长一段时间，我主要读的是外国作品，在这个阅读语境之下我没有感觉到这是世界文学，我觉得翻译过来的文学也是我们的母语作品。所以我的感觉，凡是我读过翻译过来的汉语作品我觉得都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个阅读的阶段。

翻译作品的文学性

与文化的异质与交融

穆润陶：我之所以很关注翻译，因为我总是在找好的、已经被翻译过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给我的学生看。其实有一些年轻的西方翻译家在这上面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不是专业翻译家，我翻译过的韩晓东和吴子光的一些作品。我的翻译、阅读是欣赏中国文学的延伸，读中国作品里描写的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和心理。现在美国大学生读到被翻译过来的中国文学，很多以大题材为主，都是讲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希望通过更多独具特色的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例如宁肯的作品），让美国读者读到文学性很强的作品，读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心理、意识和文化等等，而不是读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经济。所以我试图把《天藏》翻译成英文，又很担心误译，听到你们说好作品不怕被翻译坏，心里就感到安慰了。

高 兴：上个世纪80年代，韩少功先生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尽管他的翻译有很多误评，但是韩少功那本著作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持久的米兰·昆德拉风。所以诗人树才说：好的作品是不怕被翻坏的，这里指的是翻译的可能性。

余泽民：中国古典诗歌对匈牙利文学影响非常大。例如一位匈牙利诗人曾经用匈牙利最短的词，写成了一首匈牙利文的五言绝句。所以诗歌不仅是可译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有时候，不能说翻译的好和不好，而是看是否把诗歌传递给外国读者。所以说“好作品不怕被翻译坏”，我也常说一句话：“好的文学翻译是一个作者的再生父母，一个坏的文学作者是一个文学的杀手”。同时母语在翻译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经常被忽视。对于小说翻译来说，语法非常好的人往往翻译不了小说，因为小说翻译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其实不属于翻译类，而是属于语言和文学的交叉学科，这个一直没有被重视。所以我们在说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肯定不是说翻译的好坏，而是说转达得更准确，这是翻译的难度，而不是说翻译的可译和不可译。例如有一个匈牙利非常有名的小说直译就叫《上帝的背后》，这个小说可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出的，这个翻译原文是一字不差，从语言翻译来说一点错没有，但是从文学来说是完全错了。因为在汉语里，在谁谁的背后是指被谁庇护的，或者是指搞阴谋，这是中国人习惯的含义。但是在匈牙利语，“在上帝的背后”是一个俗语，指的是上帝目光所不及的地方，实际上是指“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翻译还是一个坏的翻译？从语言学上是好的，但是从文学上是坏的。

宁 肯：作为一个作者，我更多的是从翻译作品中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文学技巧和不同的文学流派对这个世界不同表现等方面来看翻译文学。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发现翻译作品的异质性。翻译作品和中国传统作品有巨大的区别，我从这种陌生感里获得巨大的启发。比如说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我希望我写的作品像一个外国人写的作品”。我想他是受到了翻译文学的影响，通过翻译文学看到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表达。所以我由此也认识到：只有通过翻译文学，或者是不同文化的、陌生化的东西，才能够发现自己文化的陌生性。

纽都然·杜门：如果你理解一个人，你就不会跟那个人打起来。你们两个之间不管有什么样的冲突，如果你能理解对方，你就能够原谅他。因此，翻译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如果不同国家的政府想要解决他们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冲突，就应该把很多钱投入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学机构，培养出优秀的文学翻译。同时也必须重视启蒙主义的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暗和光明的一个辩证关系。如果我们想驱散蒙昧，就必须通过启蒙。翻译文学是启蒙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培养译者非常重要。

古斯塔沃·奥索瑞奥：翻译其他国家的语言到西班牙语，是对这个语言背后的文化一次很好的了解。比如16世纪西班牙语黄金时代，曾经有一个诗人到意大利，认识了一个非常美的女士，为了能够吸引这位女士的注意，他必须得把自己的语言翻译成意大利语，可以说这是西班牙语第一次翻译成外语，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同时通过对法语、英语、德语的翻译，我们理解这些不同国家的各种文化元素。中国跟墨西哥的距离太远，但在高科技、世界化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之间日渐建立起更多的桥梁——文学翻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比如墨西哥最近还要出版一个诗选，选了中国近百年来的优秀诗人的作品，书的名字叫《百年孤独》。中墨两国过去存在的文化鸿沟今天终于可以很大程度地缩小。不能说每一个墨西哥人都喜欢读诗歌，但是我希望在未来把更多的中国诗歌介绍给他们。

雅罗斯瓦夫·皮亚罗夫斯基：今天在讨论翻译，但是我们忽略的一点就是关于声音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如果我们想理解一首诗，就得把这首诗大声朗读出来。在不同的语言里，哪怕是同一个词都会有不同的意思，比如我们说Great wall，就是长城或者很大的一堵墙。在中国长城肯定有更多的内涵。但是把这个词搬到前柏林，这个很大的墙可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意思。同时对于其他的欧洲人，“墙”会让他们想起一个摇滚乐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专辑叫Great wall。所以诗歌像音乐一样，阅读诗歌会产生和听音乐同样的感受。我的诗被译成中文的时候，如果能够听到这首诗的音乐感很强，会觉得这首诗翻译很成功。大家听到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是有人在讲两种不同的语言，是德语和英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听到的语言能够打动我们，就可以说语言能变成音乐。如果能够让这种不同的语言进入到你的血液和脑海中，语言可能就变成了演唱会中不同的乐器。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在场的中国诗人的诗的某一行，然后每个人都将这首诗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首诗所产生的效果可能就像交响乐一样，这个就像现当代音乐一样。

宫碧兰：我翻译一些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比如说王维和李清照。现在我在翻译一些宋代的诗人，还有现代诗人比如说吉狄马加的作品。我简单讲一讲西班牙翻译行业的现状。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并不多，在这些翻译文本里也存在不少问题，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翻译一首诗可以保留这首诗背后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一首诗的意义是多层次的，我们不可能把一首诗的每一种意思都翻译出来。在翻译的这种丢失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种弥补，就是在翻译作品时可以自动生成另外一种意蕴，这就是一种弥补。比如说我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写出来的译文比原文长很多。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外国读者理解一首中国古典诗，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首诗。我会把更多的完整的句子分成两行，然后在这些词与词之间加一些空格。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体验到中国古典诗当中的意蕴。我觉得作为译者来说，需要非常热爱我们所翻译的语言，同时让我们翻译者非常谦虚地嵌入作品中。

（根据录音整理，感谢吴欣蔚、程远图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