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金斯堡

【编者按】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是娜奥米与抒情诗人路易斯·金斯堡的儿子。他与尼尔·卡萨迪、杰克·凯鲁亚克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一同成为五十年代美国“垮掉派”运动的领军人物。1956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嚎叫及其他诗歌》，成为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一部诗集，开美国新一代诗人之风。

1984年11月，金斯堡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访华，在北京、上海讲学，游览南京、苏州、昆明、保定、三峡等地，并写下多首关于中国的诗篇。1997年4月5日，金斯堡在纽约逝世。

今年是金斯堡逝世二十周年。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其好友鲍勃·罗森塔尔为《金斯堡诗全集》所作后记，后附若干首金斯堡诗作。

这集子是对艾伦·金斯堡半个世纪诗坛耕耘的总结。艾伦与我们赤诚相见，最后领着读者见证了他的疾病与迟暮。但书中的诗韵仍然散发出灼灼的生命之光。在最后的五年，艾伦在一系列转变中经历着挣扎。媒体的聚光灯在这位垮掉派的开创者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话筒不断伸向这位经历了战后五十年的半偶像半预言家，人们希望他总结这个世纪并预测下一个世纪。他的电话响个不停，话筒那边络绎不绝地问着从总统的政策到给孩子取名的问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将自己一生的手稿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了归宿。为此《纽约时报》数次刊文斥责他“变卖家产”。这辈子头一次，他给自己买到了一些舒适。七十岁那年，他离开了那间需要爬四层楼的廉租房，搬进了一所有电梯的公寓，却并未离开他深爱的曼哈顿下东区。艾伦随即投入了密歇根州安阿伯市“宝石之心”佛学院的怀抱，在那里精心修养，施以福报，他的老师葛列仁波切为他答疑开悟。尽管与病魔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他在离世前的一周才知道自己致命的疾病是哪一种。一首首的诗跟随他最后的脚步一同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新民主愿望清单》是《长岛日报》约的稿子。艾伦对一系列问题在朋友的范围内做了调查。这首诗曾被送到白宫并被礼貌地签收了。艾伦所患的糖尿病导致他从腰部以下感觉迟钝。一如“我们就这么围着桑树丛转圈”，艾伦将失禁的羞愧转换成对衰老和生命的庆祝。艾伦习惯在深夜和凌晨时用日记本写诗。他常常在黎明时写作，然后一直睡到近午。起床的步骤需要进行数个小时。在“星期二早晨”中，这个过程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艾伦习惯从他的日记中将诗歌收集起来，影印并送到办公室进行第一稿录入。彼得·霍尔（Peter Hale）承担了这个任务并将稿件尽快返还。艾伦用笔在上面做出批改后再送回。这种一来一往的修改曾达到十次之多。我们将每一版都保存在一个贴着其标题的文件袋里。比较频繁的改动来自艾伦参加完诗歌朗诵会后对于韵律的调整。艾伦·金斯堡是少数几个有机会利用大量的公开朗读活动改善他诗歌节奏的诗人。

其中一首非常美的歌词是《奇异恩典的新韵脚》。艾伦从不对任何无家可归者或乞丐视而不见。他的慷慨几乎成了缺点，他无法跨过任何一只向他伸过来的手而不留下硬币同时深情望着手后面的脸。艾伦过得很舒适，得益于他出了名的谦逊。当他走在曼哈顿下城，迎面而来的人们会点头或者随意问候：“嘿！艾伦！”如果人们停下来回忆与艾伦上次的碰面或开始问问题时，他会很耐心地与他们交流。如果有人冲上来问：“你是艾伦·金斯堡吗？”他或许会说：“我不是，但他们都这么叫我。”艾伦对于他仰慕的或是亲密的作者总是十分支持。在《城市点亮城市》这首为费林格蒂小道的命名典礼写的诗中，艾伦实实在在改写着街道的名称，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周围的杰出作家致敬。

《柔和的句子》是艾伦式的美国俳句（十七音节跨行延绵彼此关联的俳句触感，每行自成诗节）。这些句子的创作是为了配合他的朋友弗兰西斯科·科莱曼特（Francesco Clemente）的水彩画。艾伦的诗歌中有一种抚慰；在因果的细节中他用佛教的静观与自我冲动调和着世界观。他在歌谣的形式里玩耍，与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和莱尼·凯伊（Lenny Kaye）共同合作完成的《骷髅们的歌谣》最后以摇滚歌曲形式面世。贾思·范·桑特（Gus Van Sant）制作了音乐录影带。《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吧？》里，艾伦探寻东部高地帕特森的回忆，点点滴滴。他曾记起儿时的歌谣(“流行曲调”)。有天阁楼里他踱着步子寻找一块不见了的围巾，边唱边找呼唤丢失的围巾，后来便有了《消逝消逝消逝》：这首关于失去的诗后来在送别艾伦的法会上朗读。

艾伦双脚不稳，步履维艰，他的肉身筋疲力竭。他不得不坐飞机往返于波士顿去面见心脏病医生。我第一次感觉到，他没有一个人坐飞机的力气。“艾伦，我和你一起去。”在一个二月的黄昏，我如此安慰他。他抗议，说并无此必要。我坚持，然后他便开开心心地妥协了。

我拎着我们两个人的行李。他拖着步子跟随。去拉瓜迪亚机场的出租车上，艾伦管我要他放书的包。出租车里很黑，只有飞驰而过的街灯一阵一阵的光流。出租车加速并线，我感到自己的胃提到了嗓子眼并卡在了那里。艾伦对我说：“听听这首，昨晚开始写的！”他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他翻着日记本找到了那首字迹潦草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等我死了

我不在乎你们怎么处理我的肉身

把骨灰向着空中撒了，飘散到东河里

把瓮埋在新泽西的伊丽莎白，以色列圣约墓地。

不过，请给我一个盛大的葬礼

我希望这出租车之行能早早结束。我不是很想听这首诗，但越往后听越好玩。他将他无数的男朋友在他葬礼上的发言长长罗列，几近歇斯底里。他问我还有什么可以写的，我说可以加上一句，女人们会说：“他从没记住我叫什么。”

在机场巴士上，艾伦沉沉昏睡。我盯着他脸上起伏的沟壑，他似乎离我那么遥远。我一度认为他有可能死了。但是在我们下降的时候，他猛然醒来，抓起笔记本猛写了两分多钟，给我读了这首被编入《美国句子》中的一句：“我的父亲身患癌症，他慢慢垂下头，‘唉，吾儿。’”

艾伦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诗写得极快以至于他自己都有点跟不上拍。波士顿那次旅行几个星期后，艾伦就住进了纽约的贝斯以色列医院。急诊室一个医生给他看自己写的诗，征询改进意见。艾伦欣然接受并为医生后来透露出“改后更有劲儿了”感到欣慰。在医院里，艾伦说想看《鹅妈妈》。我把我孩子那本拉克姆版本的给了他。《星光谣》将纯粹的美丽注入简单的韵律中。1997年3月末的诗反映出住院时一系列身体状况中，他那由非正常家庭蹂躏被迫急速成长的纯真童年。 

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他1997年3月24日的诗是否完成，我们仍然将它视作纯真得像个乖孩子的艾伦在晚期肝癌病情中的绝笔。《梦》解析了他和彼得·奥洛夫斯基绵延的情史，并把这种情绪保留到他在肝癌最后致命一击前写下的诗句里。艾伦得知癌细胞大面积转移后，在最后的那周，他只写了一首诗。《以后再也不会做的事（乡愁）》是艾伦一生唯一没有机会修订并校对的诗歌。这诗是一场简短的告别，饱含坦率的遗憾，作为真正的佛教徒面向空门放手而去。离开这个世界对于艾伦来说是悲伤的，但同时他也有欣喜。

除了向一些朋友托付事情代行一些诺言外，他给克林顿总统写了最后一封政治信。开场白是“附上一些最近写的政治诗”，还未来得及挑选，艾伦便陷入了最后的昏迷中。在准备《死亡与名望》的过程中，彼得·霍尔、比尔·摩根（Bill Morgan）与我一起兑现艾伦关于年表与注释的坚持。我们将每一首艾伦塑造的诗歌依次编排到位。我们猜想还会发现一些短句，或再被修订、合并，如果他还活着。这便是诗歌的气息——世间再无艾伦·金斯堡。艾伦死后，许多人感觉生活被掏了个大洞。这个洞可被艾伦留下的一首首诗歌和作品不断填补。合上《死亡与名望》，我们感到这种系统坚不可破。

金斯堡诗作选登

有天清晨我在中国散步

学生们手持银色的木剑起舞，在坚实而泥泞的土地上旋转

我走出河北大学混凝土铸成的北门，

马路对面一个蓝帽子的男人在卖油炸的长条甜面团，那种棕色和新炸出来的甜甜圈一模一样

天光有一些阴霾，经过白杨树，这些刷着白漆的树干顶端

系着一个和小男孩一样高的红绸缎——孩子们背着书包唱着歌从我身旁走过

路上有几驾驴车，一头大的一头矮小的在它们的兄弟前面拉车，整整一车的白石料

另一头驴拉着砖头，还有一头拉着几筐土——

路口的大树下，小贩的手推车和桌子上摆着香烟，

蜜橘，通体嫩黄的梨香脆可口一阵奇异的柠檬香，

苹果有黄色也有粉红，短小的绿香蕉一半已经发黑，

几串红葡萄——几盘花生，拇指大小光溜溜的山楂六个一串，

路边湿润的泥土上铺着一件衣服，上面散落着一打一打的软软的皱巴巴的黄柿子——

角落桌边的木炭上支着煮饭的锅，肉汤面上洒着少许的蔬菜

一位满头白发的理发师抖开他破旧的毛巾，镜子靠着砖墙挂在一根红绳子上

那儿坐着一个学生，黑色的齐耳短发剪得笔直延伸到脖子后面

掺了沙子的柔软的煤球晾在路边，工厂那边的路上，码放着更多的黑色袋子，

楼房边积蓄的大白菜在等待着被丢进别人家的锅里，还有一些堆在几码外

市场过道手扶拖拉机的车斗中——

成堆的葱，鲜亮的橘黄色的胡萝卜丰满又漂亮，还未熟透的青番茄，香菜，细细的芹菜便宜得要命，土豆和鱼——

大的小的头被切掉的或者还活着的都挤在一个大盆里，鲤鱼的小鱼苗和上了年纪的大鱼放在篮子里——

后板子上放着半扇猪，两只蹄子伸着，一条白布麻袋盖着它一分为二的身体——

牛肉被放进绞肉机里，白色脂肪红色瘦肉绞在一起被制成人造的意大利面——

成排的自行车放在水泥的人行道边，卡车进进出出拉着一车又一车屠宰好的牛和绿杆的莴苣——

沿街而行，走进一家干货店——肥皂，铅笔，笔记本，茶叶，还有放在柜台上的皮衣——

盖子已经生锈的罐子里装着草莓酱，奶粉，裹着糖衣的饼干

会在舌头上融化，配着芳香的红茶一起咽下——

啊，那是车间的大门，停车场里面有一座砖砌的公共厕所——走进去，蹲在一块砖上便可以

卸下你的负担

或者站在那儿对着堆满了一个小时前留下的黏糊糊的淡棕色粪便的大洞里撒尿——

走出门，顺着小巷走过街边工厂巨大的烟囱，黑色的烟云沸腾着飘向天空

在灰白色的雾中我无法看清远处的烟囱，往回家的方向走

一群女人骑着自行车和我擦肩而过向市中心驶去，她们的鼻子和嘴上都戴着白色的口罩。

1984年11月23日，晚9点30分，保定

读白居易·第一节

我是中国这陌生国度的旅客

我拜访过许多城市

现在我回到了上海，这几天

都在房间里呆着盖着一条通电后就能发热的毯子——

这个国家里的稀有商品——

数亿人还在北方瑟瑟发抖

学生们在拂晓起床，围着足球场跑步

为了取暖，工人在黑暗中唱着歌

而我正在熬夜，咳嗽因为烟抽得太多，

我翻身躺在床的右边

把那沉重的棉被拉到鼻子上，回到梦中

去拜访我亡故的双亲和不朽的友人。晚饭送上来了，

我不能出门去参加宴会，这周

我想呆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我的咳嗽康复。

我不需要像那个戴着白头巾的女士一样

在保定的路边卖柿子

我不需要在三峡凶险的河道里摇着我的船桨，不需要撑着竹竿

从宜昌穿过江面工厂排放的黄色浮沫驶向下游，不需要把挂着水桶的扁担

挑在我的肩膀上去浇无锡的白菜地——我有名望，

我的诗歌令一些男人变好

让某些女人生病，或许那好的

比坏的要多一些吧，我永远无从知晓。

因为没能写下更多，我仍然感到内疚；

没错，我云游各国宣扬佛法

但我自己的修炼是业余的，低级的

——我甚至都梦到过我是个多么糟糕的学生——

我的导师一直在帮助我，但我

是个懒家伙，只是纵情于我的工作

带给我的金钱与华服，今天

我还要赖在床上，读中国的古诗——

我不相信什么来世，上帝，甚至

从这个肉身分离出去的另一种生活

但我担心我死后会因为我的粗心大意

而被惩罚——我的诗歌魂飞魄散，我的名字

被人遗忘，转世生为一个木讷的工人

在河北的某条路边不停地把石头砸碎，冻得要命。

1984年12月5日，上午10点，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