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东侧有一条小路,路面上刻满了诗词,路边的灯箱架上也是各种诗句。每首诗词的间隔只有两三米,上至唐诗宋词,下至近现代诗。视觉中国供图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东侧有一条小路,路面上刻满了诗词,路边的灯箱架上也是各种诗句。每首诗词的间隔只有两三米,上至唐诗宋词,下至近现代诗。视觉中国供图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东侧有一条小路,路面上刻满了诗词,路边的灯箱架上也是各种诗句。每首诗词的间隔只有两三米,上至唐诗宋词,下至近现代诗。视觉中国供图
年初,《中国诗词大会》火遍全国;岁末,诗人余光中去世,刷屏的除了蜡烛的表情符号,还有他的诗,“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诗人多了,诗刊多了,诗歌节多了,诗歌的新媒体也正燎原,在新诗迎来百年生日之际,诗歌热似乎又回来了。
曾推出过余秀华组诗的《诗刊》杂志副主编李少君说,从2013年开始,《诗刊》的发行量和阅读量都在持续增长,2016年增长了30%,其中个人订阅占百分之六七十。
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说,网站自2015年正式上线,日均访问量20万左右,日均页面访问量50万,最高时达500万;注册会员近11万人,注册诗社近2000家,平均每天收到投稿2000件,累计150万。
在搜索引擎的新闻频道输入“诗歌节”,近一个月见诸媒体的诗歌节有20多个。以地域命名的有“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武汉诗歌节”“上海市民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节”“白帝城诗歌节”……而打名人牌的则有“仓央嘉措诗歌节”“徐志摩诗歌节”“李白诗歌节”等。
有一次,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外出采访,问起偶然相识的一个90后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一个诗人。”
我不说“我是诗人” 但我们会不自觉地谈起诗歌
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一个诗歌社团,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有“五四文学社”,武汉大学的浪淘石文学社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很多年轻诗人的创作起点都是大学。
出生于1993年的马青虹,爱上诗歌是因为海子——上学时,语文课本里有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堂课我正在走神,只听到老师说,这是一个‘卧鬼’自杀的诗人。我就想,‘卧鬼’是个什么鬼?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卧轨’。”这种尴尬和好奇心,让马青虹后来特地求在城里读书的同学,从100多公里外买回人生的第一本诗集《海子的诗》。
中学时代的马青虹痴迷于游戏,也痴迷于诗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小县城的网吧里,一个正专注打游戏的孩子的桌前,永远放着一本诗集。
后来,马青虹考上西华师范大学(原南充师范学院),这所大学出过李亚伟、万夏、胡松等人创立的“莽汉主义”。马青虹和一群热爱诗歌的年轻人,一起创立了“在流浪”诗社,还办了同名诗刊。
在多种刊物发表过诗歌,如今从事编辑工作,但直到现在,马青虹都认为自己够不上“诗人”的名号。他甚至强调,“90后无诗人(作家)”“我至今尚未读到过能够完全站立起来的诗人诗作”。
李浩出生于1984年,家乡是大别山脚下的河南农村,小时候除了放牛耕地,也没有什么游戏,“只能看着天空、大地、池塘、柳树……面对生命有很多想象但无法表达”“但乡村里没有诗人,我就只能把我的感受写出来,当然那不是诗,却是我爱上诗歌的缘起”。
2005年,李浩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参加了浪淘石文学社,开始发表诗歌。毕业后,他成了《十月》杂志社的编辑,也出版过两本诗集,但从来不跟人提“我是诗人”。他觉得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遇到写诗的人,我们会不自觉地谈起关于诗歌的话题”。
写诗曾是“精英行为” 现在是年轻人的自我表达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出生于1956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诗人,也是成功的企业家。黄怒波说:“当我们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一定会回到文化需求,诗歌就是很好的文化载体,解决的是心灵认同感的问题。读诗不会让人漂亮,写诗也不会让人富裕,但就是有人喜欢。”
由黄怒波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音频节目“为你读诗”,现在已有百万用户。大量年轻人通过新媒体读诗、写诗。
两年一届的“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黄怒波当了五届总决赛评委。“第一届才有1万人报名,今年有97万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看到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在台上朗诵得那么专业,对诗歌理解得那么深,我对中国诗歌的未来极为看好。”黄怒波说。
李少君是一名60后,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他发现,现在“大学里的诗歌氛围都快赶上80年代了”。年轻人写新诗,也写旧体诗,“以前大家提到旧体诗就是‘老干部体’,现在年轻人写得真不错”。
李少君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写诗是一种“精英行为”,是大学生、高干子弟等社会精英在创造,更多人在模仿,而现在有一点“全民创作”的意味,“比如,打工诗人,这在当时不可想象”。而且,当时写诗有一种“启蒙色彩”,诗人是“精神领袖”,而现在更多是年轻人的一种自我表达。
诗歌再次回归主流视野,李少君认为有四个原因:一是人们满足了物质需求后,精神需求变成新的方向;二是教育的普及程度提高后,带动了文化和阅读的普及;三是中国仍然有诗歌的基础,“余秀华是一个只读到高中的农村妇女,都对诗歌那么热爱”;四是微信公众号等新的传播渠道,更适合短小精悍的诗歌的传播,《诗刊》的微信公众号有订阅用户40余万,一天投稿量多时达数千份。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人很擅长用诗歌来表达。我们说盛唐是个好时代,当时的人们把自己的精神追求、生活感受用诗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时代的象征和见证。当下是100多年来中国最好的时代,和平、安康、多元,这样的时代比较容易出现好的诗歌。”李少君说。
诗歌节让诗歌回归大众 但警惕成了搭顺风车的载体
诗人多,诗歌多,诗歌节也越来越多。
黄怒波觉得这是好现象,但要小心把活动办得世俗化、泡沫化。“诗歌活动一定要回到诗歌本位,不要变成搭顺风车的载体。”黄怒波说,“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口语化诗歌、恶俗诗歌,媚俗诗歌,这个现象不好。诗歌还是要发挥本身的艺术魅力,回归到信、达、雅的本位。”
中国诗歌网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从策划之初就确定了“每日好诗”栏目,至今已陆续推出近700期。每一首好诗都是经过投稿、编辑初选、网友投票、编委会投票、专家评选、公示等流程选出。金石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几乎没有一首诗能赢得所有人的喜爱,但几乎是所有人,包括那些对诗歌欣赏没有任何训练的普通读者,也能感受到一首好诗给人的诗意冲击。”
金石开认为,诗歌节最大的特点是参与性,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群众的节日”。一个乡镇举办诗歌节,和一个直辖市举办的诗歌节,虽然规模和水平不同,却很难有高下之分。
“我们应该对不同层面、不同规模的诗歌节持包容态度,甚至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金石开说,“诗歌节一类的活动,在加强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的互动,特别是让诗歌回归大众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听听年轻诗人的意见——尽管他们并不以此自居。
马青虹说,无论是把诗歌作为精神追求、生活娱乐,还是“撩妹”手段,诗歌的延续从没有间断。而近些年,诗歌活动、诗歌奖项异常多,甚至有一些“诗人”还能做出自己设奖、专门颁给自己人的闹剧。
马青虹参加过不少诗歌活动。“有的活动能让你近距离见到书中读到过的诗人,有的见面就互相吹捧。我更向往李亚伟笔下的‘我们伶俜、清瘦,见面就喊喝酒’的状态,也喜欢大家对于彼此的作品‘不客气’的状态。只有真正客观的批评,才能出好的作品。”
李浩认为,好的诗歌活动应该是大家在一起认真讨论写作内部发生的问题,诗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不希望诗歌节成为交易”。“我们只尊重文本。”李浩强调,“是不是诗歌的伟大时代,还是要看有没有伟大文本的出现。有了大文本,才算有大诗人。当下中国的年轻人有很好的准备,无论学识还是视野,而且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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